魯迅期望他的文章“速朽”，而且要“火速到來”。他的意思是，希望他所批判的黑暗面和他的文章一起被埋葬。但是，魯迅的期待仍未實現，我們仍然可以從他的思想里源源不斷地重新發現批判的思想資源。

　　被魯迅批判得最多的是兩個群體，一個是普通人，即一般所說的“國民性批判”，另一個是知識分子，即魯迅定義的“知識階級”。在魯迅看來，知識分子的責任至少包括兩個方面，首先是同情平民，其次是批評權勢，永遠不安于現狀。

　　在當下，那些活躍在公共空間中、有能力影響主流輿論的知識分子所表現出來的思想傾向，表面上看是符合魯迅對知識分子的責任的標準的。但是，魯迅對知識分子的剖析不止于此，青年魯迅在《破惡聲論》一文中通過分析知識分子的精神結構提出了一個重要命題：“偽士當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借助魯迅對“偽士”的批判，并深入分析當下時代的具體歷史情境，不難發現存在大批這樣的人。

　　何謂“偽士”

　　《破惡聲論》作于1908年，魯迅決定“棄醫從文”后不久。在尋求強國夢的過程中，當時很多知識分子從西方學習和引進各種理論和學說，也有一些人努力從中國傳統中發掘思想資源，所以當時的中國存在各種各樣的啟蒙的聲音。但魯迅看到的，是一個“寂漠為政”的無聲的中國，是一個“萬喙同鳴，鳴又不揆諸心”的了無新意的虛假思想繁榮，他期望打破這種包裹在“惡濁擾攘”的表象下的死寂。

　　魯迅設定了一個判定聲音真偽的標準，即觀點是否來自內心的信仰，是否是“內曜”和“心聲”的表達。“心聲”能夠讓我們遠離“詐偽”，“內曜”則可以破除我們自身的黑暗，只有遵從內心的召喚，發出自己的聲音，才能實現“人各有己”，進而實現“群之大覺”，即從個體的覺醒擴展到民族的覺醒。

　　有一些知識分子，內心沒有自己的信仰，隨波逐流，扮演啟蒙者的角色，什么時髦宣揚什么，其本質是“掣維新之衣，以蔽其自私之體”，這種人便是“偽士”。他們表面上當然也裝作有信仰，但他們所秉持的，魯迅稱之為“敕定正信”，即強勢者所規定的意識形態觀念。這里的強勢者，不僅指政府，也包括強國所代表的強勢文化。

　　相對應的，魯迅將迷信視為是“古之先民”的形而上的需求的產物，是發自內在的“心聲”的表達，也是“一切睿知義理與邦國家族之制”——即理論認知和社會制度——的基礎。扮演啟蒙者的“偽士”們以進步的名義攻擊迷信，就造成了一方面沒有帶來真正的思想，另一方面使得中國的固有的傳統資源趨于“新絕”，這才造成了“寂漠為政”的局面。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魯迅提出“偽士當去，迷信可存”的命題。

　　“公知”的精神結構

　　反觀中國當下的知識分子群體，魯迅對“偽士”的批判是有相當的啟發性的。

　　在1980年代，以剛剛起步的普惠式改革為背景，知識分子再次以啟蒙者的姿態出現，當時的知識分子群體具有相當高的一致性，在傾向上大都是泛自由主義者。1990年代初重啟市場化改革之后，中國的社會結構和利益格局開始重構，知識分子群體的分化也開始了：有的退回學術機構成為學院派;有的與官方緊密合作，共同推進改革;有的順應市場經濟的趨勢，在文化市場上浮沉，將知識變現。

　　在后兩類知識分子中，有些人經常在媒體出現，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為公眾所熟知。他們與一些后來崛起的媒體界人士和以媒體為主陣地的體制外知識分子，共同構成了一個被稱為“公共知識分子”的群體。隨著利益格局的分化日趨明顯，公共知識分子的立場也呈現對立的局面，尖銳程度隨著現實的變化而加劇，所謂“新左派”與“自由派”的論戰就發生在公共知識分子之間，對改革的共識破裂也主要表現在他們的態度分歧上。

　　在分化與激辯過程中，“公共知識分子”的語義在媒體的塑造下發生了微妙的變化，越來越多地被用來指稱那些被視為“自由派”的人士。到最近幾年，在微博等新型媒體的參與下，一個新的概念被創造出來，即“公知”。

　　“公知”雖是公共知識分子的簡稱，但內涵和所指均不等同于公共知識分子，后者至今仍是一個中性的概念，“公知”則帶有明顯的貶義。“公知”是指共享一種話語體系和理論資源的一類人，不限于以知識生產為職業的知識分子，也包括官員、商人、作家，甚至是演員。他們的思維和話語方式姑且稱之為“公知范兒”，這是源自1980年代啟蒙話語，在過去的若干年里不斷被卡通化、臉譜化的一種言說方式。

　　“公知范兒”同樣是一個松散的概念，在此，姑且歸納出兩個爭議可能相對小的思維定式：

　　第一，批評體制，“一切歸到體制上”，但拒絕對體制的復雜性做出分析。這是他們很多討論的起點，也是最終的依歸，論據和邏輯的使用服從于這個目標。與此相聯系的理論話語包括改革、市場化、私有化等。

　　第二，借用學者劉擎的話說，“離開美國就無法思考”。但這個美國是一個被高度抽象化的美國，如何理解“美國”，取決于體制批評的需要。由于這個原因，美國霸權的國際后果和美國社會呈現出的1%和99%的對立不會進入“公知”們的視野。與這個取向相關的理論話語包括民主、全球化、普世價值等。

　　“公知”們之所以在近年遭遇污名化的境遇，是因為在各種各樣的社會矛盾空前復雜和尖銳的背景下，“公知”們用預先自我設定為真理的框架去套所有問題，失去了解釋世界的能力。由于“公知范兒”對那些理論概念的使用存在曲解，故而對“公知”的批評不能等同于對這些理念的批評。

　　這些知識分子在媒體空間里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但其思維方式充滿了對基本事實的漠視和邏輯上的紕漏，并非認真思考的結果，其言說中聽不到“心聲”。另外，有些知名“公知”在改革之前的年代曾是計劃經濟的堅定擁護者，但在1980年代卻搖身一變成了市場經濟的旗手。如魯迅在《關于知識階級》的演講中所說的，“真的知識階級的進步，決不能如此快的”。這些人本質上不過是拿了各派的理論來做武器的人，內心缺乏真的信念，驅動他們前進的不過是兩個字：自私。

　　體制批評的曖昧性

　　“公知”的道德形象建立在其批評姿態之上，其指向是“體制”。表面上看，這符合魯迅提出的知識分子應該“不安于現狀”的標準，也仿佛聽從了愛德華·薩義德的“對權勢說真話”的召喚。但是，他們并不同時具備薩義德所謂的“放逐者和邊緣人”的特征，而是事實上的局中人。

　　這是由“體制”的復雜性決定的。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并未與前改革時代決裂，而是在原有的基礎上進行的，這就使得“體制”具有雙重性，一方面是“前改革體制”存留在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另一方面是“改革體制”逐步擴張，市場經濟從無到有，如今已經占據了絕對主導的位置。兩種“體制”之間存在相互依存的關系，同時也存在張力和對抗，共同構成了所謂的“體制”。

　　1980年代的啟蒙話語體系留下了一個負面的遺產，即傳統/現代、中國/西方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經由傳統/現代的對立，改革前的歷史被視為“傳統”的，需要揚棄，改革才意味著現代中國的真正開端。這種思維模式被“公知”發揚光大，對他們而言，妖魔化前改革時代和推動改革構成了互為表里的關系，乃至在他們的理論和思想上表現為一個有趣的對比：政治觀念保守，貶低近代中國以來所有革命性的政治實踐，把中國邁向現代的希望回溯到清末的君主立憲嘗試;經濟觀念激進，主張全面推行市場化、私有化為取向的改革。

　　由此可以看出“公知”與體制的真實關系，他們是支持“改革體制”的，有的人就是“改革體制”的有機組成部分。他們在批評體制的時候，真實的指向是“前改革體制”，真實的目標是為“改革體制”的空間擴張服務，但他們在批評的時候，刻意忽略體制構成的復雜性，從而達到掩蓋其真正目的的效果。體制批評的具體技巧可以大體分為兩種：一、通過對“前改革體制”的抨擊，為改革的進一步推進制造輿論;二、在“改革體制”帶來的問題凸顯出來時，通過籠統的體制批評將原因歸為其他因素的掣肘，將改革引發的問題轉化為進一步改革的理由。

　　總之，“公知”式的體制批評以將問題推給“前改革體制”為出發點，落腳點最終歸結到“深化改革”上面。與此同時，他們拒絕對“改革”做出明確的定義。

　　為了更清楚地表明這些知識分子與體制的曖昧關系，可以舉兩個例子。首先，2001年《讀書》雜志刊發了高默波的《書寫歷史：〈高家村〉》一文，由于該文對“前改革體制”進行了正面的評價，引發了一批知識分子的反彈和圍剿，最終導致了“體制”的介入;其次，2006年發生的關于改革共識的大討論，同樣是這些知識分子以“否定改革”的罪名對批評者展開攻擊，呼吁“體制”介入，為爭論定調，并最終如愿。

　　“公知”式的體制批評是徒具其表的，其中立性的表現無法遮蔽與體制的一體關系，“在野”的姿態不能改變“在朝”的事實。與此同時，這些知識分子所秉持的理論話語貌似新穎、客觀，實際上不過是“改革體制”的“敕定正信”而已。

　　美國想象

　　中國/西方二元論模式是一個始于近代的主題，復蘇于1980年代，后來逐步被簡化為中國/美國的二元論模式，成為“公知”們的另一大理論武器。在這個思維定式中，美國成了西方的唯一標本，政治、經濟、文化各個領域的改革都以美國為參照系，不但第三世界的經驗被徹底排除，連歐洲也無論進入關注的視野。比如，PM2.5、校車等公共事件均因為與美國經驗之間建立了聯系而快速推進，一個值得玩味的細節是，國產校車的外觀甚至都模仿了美國的校車。

　　把美國的今天視為中國的明天，是用一種虛幻的線性進步的時間觀念來理解發展，“中國落后美國若干年”這類說法即是此時間觀念的反應。這種理解方式忽略了國與國之間共時性的空間聯系，無視中國和美國同處于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鏈條上的不同位置的事實以及兩國間存在的剩余價值輸送關系。在這個意義上，美國與“改革體制”是無法相互獨立地理解的，“公知”式的體制批評和對美國的態度其實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這種思維方式下的美國是一個被想象出來的國度，危及全球的金融危機和社會高度不平等引發的大規模社會運動可以全部被忽略不計，不僅在中國沒有引發足夠的反思，而且美國經驗——包括直接促發了金融危機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依舊被當作摹仿的模板。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對“公知”而言，美國還是判斷是非曲直的終極標尺，于是霸權、帝國主義等概念被取消了。過去若干年內發生的多場美國主導的戰爭，明顯缺乏事實和法理的依據，但主流輿論以“人權高于主權”的論調輕描淡寫地帶過，卻對戰爭造成的更大規模人道主義災難視而不見。

　　“公知”們爭相做“一夜美國人”的表現不禁讓人想起魯迅一百多年前對“舉世滔滔，頌美侵略”的情景的慨嘆。這種情形出現的原因，魯迅認為是“自屈強暴久，因漸成奴子之性，忘本來而崇侵略”。百年近代屈辱史和改革開放后對面對西方而產生的震撼的雜糅，使得很多人自覺屈服于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邏輯，將強勢霸權等同于文明。同樣地，這種文明概念不是來自“內曜”和“心聲”，同樣是強權規定的另一種“敕定正信”。

　　中國要走向大國崛起，在國際關系上做到“秉持公道，伸張正義”，需要走出中國/美國二元論的思維陷阱，破除這種對美國的美化和順從。這就要求中國的知識分子“收艷羨強暴之心”，“反諸己也，獸性者之敵也”，即真誠地面對內心的召喚，拒絕強勢者規定的不合理秩序，找回自尊自強和同情弱者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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