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鐔祚 (文章系作者投稿，少年中國原創首發，轉載請注明出處)

　　2012年，吳英案件攪動了整個中國，眾多學者名流紛紛表態。在這些表態中，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甚至是一些知名學者把吳英直接塑造成了與“黑暗勢力”斗爭，為“市場”奮斗的英雄。“民”在這里成了“合法性”的直接來源，似乎只要是非官員，就基本上個個是自我奮斗的圣人和英雄。這種觀點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現在才出現的。只要打開中國的一些網站或者微博，類似的觀點簡直是數不勝數，基本上所有的資本主義和前資本主義的“精英”都被吹上了天——通常以“文化”為理由，各種或真或假的翻案文章將這些人們一個個地都塑造成了圣賢。更有甚者，只要是為這些“精英”們翻案的文章——這類文章通常打著“顛覆”或“真相”的旗號，甚至是明顯、有意造假的所謂“釣魚”文章，就必然引來一群人叫好——尤其好玩的是，這類叫好聲通常是以“獨立”、“自由”自我標榜的，似乎只要把文革中盛行的“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對象轉換一下而保持整個思維方式不變，就馬上白日飛升，從被“洗腦”(這是這類人對待與他們持不同觀點的人的特有方式)者一下子進入了“獨立思考”、并因此高人一等，在道德上優越無比的“公民”境界，從此可以對他人指手畫腳頤指氣使。這種情況甚至讓一些海峽對岸人士感到大惑不解。

　　有趣的是，這種思潮也在學界找到了知音，這就是一些學者提倡的“國家——社會”二元絕對對立范式。正如馬克思早已指出的，國家并不是一個超然于社會關系、尤其是社會中的階級對立之上的“普遍性”化身，而是深刻地植根于現實社會關系之中的機構。因此，國家和社會之間并不處于互相隔離的狀態。即使是所謂“威權主義”政權，比如印尼蘇哈托、韓國軍政府，與這些國家的大資本家，比如著名的林紹良、韓國的各個財閥之間的密切結合關系早已不是秘密。民主化了的俄羅斯，羅曼·阿布拉莫維奇還要用(實際上也只有他這樣的新貴有能力)支付葉利欽女兒所有費用的方式躋身于“家族”集團，諸如此類等等。即使在目前的大陸，這種說法也是經不起事實檢驗的。比如大陸各級“人大”、“政協”中資本家占據的比例我想早已不是秘密，著名的“民營企業家”梁穩根甚至將要成為中共中委。他們也許相對于官僚來說仍然“弱勢”，但是決不是某些人塑造出來的竇娥。

　　同時，“社會”不是一個沒有分化不存在統治、宰制和剝削的整體。作為一個常識性問題，即使是在公民名義下擁有自由平等權利的資本主義社會里，仍然存在著階級，更不要說公開奉行等級制原則規范的前資本主義各社會了(這決不是說君主和一般地主之間不存在沖突)。特別有趣的是，這些學者在描述當前乃至前資本主義時期的“社會”時，經常大量使用“精英”這類具有模糊性的語言掩蓋社會中存在的宰制和剝削，回避這些“精英”們的正當性問題。他們在這么做的時候尤其喜歡本末倒置。前資本主義條件下，“精英”們對“桑梓”、“鄉里”的宰制和剝削和控制是以被宰制者的人身依附為前提的，在這種前提下，這些“精英”們對“桑梓”和“鄉里”的“慈善”就是他們宰制和剝削的題中應有之義——正如封建家庭的男性家長為其家庭內的所有成員，包括家內奴隸半奴隸提供必要的生活資料那樣。的確，這也的確是一種“福利”，即俾斯麥式的以維護、乃至加強社會等級制為目的的福利。這樣的“福利”，不僅對底層群眾擺脫加諸他們身上的宰制和剝削毫無幫助，恰恰維護并強化了這些宰制和剝削。何況，這種路數的另一個問題在于，傳統王朝國家和基層宗族在結構上是同質的，即二者都是建立在前資本主義時期的人身依附關系基礎之上的。用李安宅先生的話說，就是“所謂政治也者，就是禮教之大規模的實現;國家也者，就是家族之大規模的實現”。事實上，實證研究已經了科舉業興盛對于中國古代宗族長盛不衰極端重要的作用(見周大鳴等學者的研究，此處不贅)。 這說明，中國古代所謂的“獨立”、“自治”，實際上是對傳統王朝君主制這個秩序的依附，與真正意義上的“獨立”、“自治”—特別是如果這種“自治”指的是“現代”(或者“西方”)意義上的那種類型—相去甚遠。“平時”如此，“亂時”也不例外，每當王朝國家遇到危機或崩潰的時候，正是這些“獨立”的“士紳”們“挺身而出”要么組織“團練”以捍衛這種秩序，要么直接找一個有能力的軍閥(比如曹操、劉備等等)重建這樣的秩序。毫不奇怪，這類人特別喜歡“批判”土改，對前資本主義的封建宗族甚至是宗教封建主大唱挽歌和贊歌。

　　這些學者們堅持的“國家——社會”二分法不僅作為一個事實不能成立，而且在規范上也不值得追求。首先，正是因為在事實上國家和社會不可能截然分開——因為這種分開恰好意味著底層群眾或一般民眾不可能通過政治手段至少減輕痛苦(一般來說，社會上層尤其占有生產資料的那些部分都是有政治以外的“社會”性統治手段的，他們并不是時時刻刻都需要公共性政治手段)，所以為了維持這樣的“分離”，就必須使用強制手段。其次，只有進入了現代，也就是資本主義以來，“社會問題”才第一次成為了“社會”的問題，而不只是某個個人的，或者由某個前資本主義精英控制的“桑梓”、“鄉里”的問題。這些“社會”問題也才需要、才能通過政治手段至少緩解。這就意味著群眾大規模進入政治空間，而不是如某些學者認為的，可以在經濟領域獲得所謂“尊嚴”。如果想要阻止這些問題被提出，從而維持“國家與社會”的分離狀態，其結論是什么不言而喻。這并不是偶然的失誤，而是這種范式本身的問題。1978年以后特別是1990年代以來在中國大陸流行的各路“反極權”英雄和英雌們的路數無一例外地主張某種形式的排斥底層群眾。新自由主義的哈耶克柏林諸位斗士固然是赤裸裸地如此主張，主張“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分離”的阿倫特女士在這個方面也至少極為可疑(她在《論革命》里就論述過窮人如何不應該進入公共領域)。這種“分離”的實踐，恰好不是國內這些學者所鼓吹的自由主義民主，而首先是皮諾切特式的政治——這種政治也延續到了皮諾切特之后的“民主”智利。這種分離的實踐，除了比較明顯的皮諾切特式政治之外，還有一種方式，那就是由紐約市前市長朱利安尼(Giuliani)率先垂范，然后擴散到第三世界尤其是拉丁美洲各國的“對窮人的專政”(Dictatorship over the Poor)，或“懲罰窮人”(Punishing the Poor)。這種實踐的特色在于首先將底層群眾“去政治化”，接著將底層群眾去政治化了的反抗作為“刑事犯罪”這樣的“技術性”問題處理。不難看出，這樣一種狀況，與這些學者們宣稱要達到的目的南轅北轍——與其說這是故意，毋寧說是這些學者奉行的這些理論的客觀、不以這些學者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結果。

　　(圖為皮諾切特檢閱軍隊，編者注)

　　(皮諾切特死后，警察在首都圣地亞哥逮捕一名示威者。——諷刺的是，皮死的那天剛好是世界人權日。編者注)

　　如此這般以后，結果就變得無比滑稽，當這一路的人們義正詞嚴地批判中國大陸目前各路權貴的時候，在他們的“批判”力圖與無政府主義靠近的時候，他們又在對歷史上的一切權貴大唱贊歌大表忠心。正如前面說過的，在他們的筆下，不僅資本家和“民營企業家”們是毫無疑問的英雄，歷史上的一切權貴也成了他們的，或者“公共”的偶像和英雄。他們是以“民”的名義完成這一切的，但是，他們鼓吹的“民”并不真的是所有的普通民眾，而是特指吳英這樣的已經獲得了極大利益，并且想用“法理”手段將自己的利益固定化、永久化的人們——實際上還是在這種貴族無政府主義極力主張的私有化中獲益最大的人們。這些人成了“民”的“代表”，真正的普通民眾就變成了等待這些“民”們賜予陽光雨露——無論是職業還是“慈善”的“草民”。不過很諷刺的是，盡管這些自由主義者們對古代君主大張撻伐，他們建構出來的這種形象，實際上已經把資本家和“民營企業家”們塑造成了整個社會的“主權者”，或者說君主(而且是中國古代皇帝式的君主)——他們這樣做的時候已經懶得揮舞抽象平等“公民”的旗幟了，雖然他們特別喜歡使用“公民”這個詞。與之相應的是，他們在以“民”為口號、以“民”的代表面目出現的時候恰恰對一般民眾的福利一言不發，而是主張讓民眾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獲得尊嚴”。另外一個比較滑稽的事情是，這種主義的信徒們有時候會不顧他們的“個人主義”面紗而主張民族主義。順理成章的，由于他們對一切資本主義前資本主義精英們的頂禮膜拜，這種民族主義也就是右翼民族主義——尤其以美化粉飾國民黨居多(只不過國民黨實在太孱弱了因而使得這種美化粉飾本身變成了笑柄)。

　　顯而易見的是，這種思潮并非中國目前特有或者“原創”，而是源遠流長，并且是舶來品。這種思潮最集中最強烈的表達，我以為是阿克頓的《自由史論》。在《自由史論》里，阿克頓先生不僅堅決捍衛了貴族們不受國王干預地統治領地內農奴等人口的神圣權利，并且為美國南方“自然”的奴隸制不受可惡的廢奴主義者們和北方的“國家”干預而英勇戰斗。由于這種思潮是從貴族立場出發反對君主，反干預的目的是為了捍衛貴族的特權——就像新自由主義反干預是為了捍衛資產階級的權力權威之外，我把這種思潮稱為“貴族無政府主義”。這種“無政府主義”反對的與其說是國家的壓迫，不如說恰好是國家緩解壓迫以保證壓迫性社會關系能夠被廣大群眾接受，并能夠源源不斷地再生產出來的舉措。他們的口號是：“貧民窟里瀕臨死亡的貧民是自由的，而且沒有受到任何不公正的待遇，相反，繳納累進稅的百萬富翁才是不公正行為的受害者”。除了阿克頓先生的著作之外，這種思潮在國外主要體現在阿克頓先生所屬的英國保守主義理論，以及所謂“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理論中——實際上，正是這一種理論被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大肆向人們鼓吹，并作為“啟蒙”正宗的。1978年以后，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就開始懺悔以往的“激進”，這方面一位已故的王老先生尤其典型。這些人的懺悔和“反思”從文革時期開始(無疑需要指出的是，這不是說文革不需要反思)，中間經過1949年革命、辛亥革命，直接“懺悔”到了戊戌變法。有的中國自由主義者甚至敢于振振有詞地公然“質問”：“‘保守’和‘反動’有什么錯?”。這些中國自由主義者們的懺悔不僅針對本國歷史，而且也針對世界史。在他們的眼里，十月革命固然可惡，一切“暴力”的革命比如法國革命也在否定之列，而所謂的“和平”革命比如英國“光榮革命”和美國革命則被大肆宣揚，就像奧威爾《動物莊園》里的“四條腿好，兩條腿壞”那樣——不可避免地，在這樣做的時候，他們是對持續了半個世紀的英國內戰(克倫威爾、平等派、掘地派、清教徒……)，以及美國革命中不僅針對英國方面而且針對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暴力”視而不見保持沉默的。一時間，他們的話會讓你產生他們是托爾斯泰、甘地追隨者的感覺。不過，仔細考察他們的言論后，你就會發現，這只是一種錯覺。因為他們，就和他們的西方同儕一樣(見Ivan Szelenyi, L. P. King: Theories of New Class)，反對的是底層群眾、工人階級對于統治者的暴力反抗，而當資產階級或者其它統治者對這種反抗進行暴力鎮壓的時候，這些人們就變成了“文明”、“市場”、“秩序”、“自由”之類詞匯的捍衛者，并裝出一副悲天憫人狀。他們的屁股坐在誰那邊，不是昭然若揭了嗎?他們要求的“和平”，實際上是保守主義式的底層群眾和一般民眾“和平”接受自身的地位(當然可能通過“福利”，或“文化”之類的輔助手段)。這樣的“貴族無政府主義”者培訓出來的走卒們，也就變成了“右翼民粹主義”(Right Wing Populism)的信徒和打手們。

　　這種“貴族無政府主義”將把中國帶向何方?肯定不會是這種思潮的信徒們自我標榜的自由主義民主。這種自由主義民主恰好不是如自由主義信徒們自我標榜的自由主義(同樣，中國自由主義者們對英國式議會寡頭通常也一言不發或者極力美化)或者所謂“改良”的產物，恰好是19世紀歐洲大規模社會運動尤其工人運動的一個不徹底成果(見Geoff Eley: Forging Democracy)。只是到了戰后，這種制度才由于眾所周知的目的被熊彼特等人作為一種“獨立”的制度加以論證并捍衛。而且，即使是這種制度，對于資產階級及“市場秩序”的衛士們來說還是太“民主”了，因為“過度”反映群眾的需求而太“不穩定”了，對自身權力權威特權的威脅也太大了，因此必須加以限制——這個思路也被中國自由主義者們原封不動地繼承了下來，自由主義者限制民主的手段除了資產階級的傳統手段即“憲政”以外，從皮諾切特到后皮諾切特政治再到“全球化”條件下的資本“自由流動”，不一而足。總的一個目標就是讓“國家”和“社會”處于盡可能的分離狀態。可以想見，中國的“貴族無政府主義”者將會繼續追隨他們的精神導師們，搞一種限制極大的“民主”——這種“民主”以后皮諾切特時期的智利為典型，也正是通過中國自由主義者們最為心儀的“漸進”道路建立的。同時，一部分群眾期望的福利國家和減少社會分化是不會在這種貴族無政府主義的議事日程上的。這也醞釀了未來的沖突。不言而喻的是，批判這種“貴族無政府主義”恰好意味著我們要擺脫其基本邏輯，尤其是“凡是敵人擁護的就要反對”這種庸俗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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