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威脅論”到“中國責任論”：西方冷戰思維定式下的中國發展安全

　　問題的緣起

　　2008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使全球陷入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一度使全球銀行業資本金縮水1/3，市場價值縮水2/3，一些國家從金融危機發展到整個經濟危機，甚至引發了嚴重的社會危機、國家危機。在全球化時代，國際金融危機的危害是全球性的，中國當然無法幸免，許多危害后果的暴露具有時滯性，并且救市的效果也有待觀察與評價。但由于中國金融體系的相對獨立性，所遭受的短期損失要小于西方發達國家。西方社會在遍尋危機解救良方而不遇后，幡然發現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獨具魅力，于是各種版本的贊譽紛至沓來，一時間蓋過了早些年沸沸揚揚的“中國威脅論”。冷靜分析，這其中不乏反思資本主義制度的缺陷、真心希望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的友好人士;但也有表面唱贊歌，實際上以世界經濟一體化為要挾，要求中國承擔更多的不切實際的責任，讓中國為危機買單的民族主義者;還有野蠻地將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無端地歸咎于中國，對中國橫加指責和干預的用心險惡者;更有甚者，始終不放棄霸權思維、冷戰立場與遏制戰略，熱衷于絞殺或“捧殺”中國，為中國的和平發展千方百計設置障礙。中國的發展安全涉及諸多方面與關系，本文主要探討中國和平發展面臨的國際環境。

　　西方意識形態圍堵中的“普世”價值觀滲透

　　普遍認為，20世紀是“美國的世紀”，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全球美國化”，即把美國作為現代國家的縮影，抬高到發展中國家模仿的模式。系統地表述了旨在發展中國家復制美國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的政策”。一個組織或國家的文化所表達的價值觀是衍生軟實力的資源的主要渠道，約瑟夫•奈援引基辛格的觀點說，“美國不能只是為了維持力量均勢而在世界上繼續有目的地存在下去，除此之外，還要推廣美國的觀念和價值”。今天的全球主義是以美國為中心的，信息革命的絕大多數動力來自美國，全球信息網絡的大部分內容在美國制造;美國控制著世界最大的資訊、信息和媒體網絡，通過廣播、電視、因特網等媒體長期傳播美式價值標準，最快速度地以美國人的視角編輯、發布、評論國際事件，削弱其他國家維護民族利益的社會政治意識，進而打壓不同于美國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趨向，整合西方“普世價值”。正如戴維•蘭普頓所說的，“美國人最支持這樣的外交政策:實施這一政策能令人信服地既服務于美國的利益又能服務于美國的理想”。

　　美國的價值觀全球擴張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傾向。“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是20世紀下半葉的大國中最具意識形態色彩的國家”。美國的政治精英始終將美國妝扮成“‘世界各國的民主自由楷模’，是‘世界新秩序’的領導者。不論是外交事務，還是國內政治，美國的大眾辯論從來不說是不同利益的競爭，而說成是善惡的斗爭”。1990年4月，老布什總統在一次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美國政府在全球的新作用是，繼續向全世界提出民主與人權的標準。1993年9月，克林頓在其首篇《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拋出了被稱之為“克林頓主義”的新干涉主義理論。克林頓聲稱:“世界上任何遙遠角落的任何國家所發生的內部事務，都直接關系到美國的國家安全”，美國“不僅要為維護和推進美國的利益而戰，還要為維護和推進美國的價值觀而戰”。2005年1月，小布什在美國總統就職演說中宣稱:“尋求和支持民主運動和民主制度在各個國家和各種文化下的發展成為美國的政策，其最終目的是終結世間的任何極權制度。實現這個目標最終不應由暴力達成。但在必要時，我們將以武力自衛，并保衛我們的朋友”這充分暴露了美國輸出價值觀、干預他國內政、追求單極霸權的圖謀。當世界其他國家與西方的或美國的價值觀不一致時，美國或意識形態進攻，或政治孤立，或煽動分裂，或經濟制裁，或直接出兵侵占、顛覆現政權，或上述手段兼備，這從冷戰結束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強勢國家的一系列全球干預行動中可見一斑。

　　在推行西方所謂“普世價值”過程中，由于政治孤立無法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直接的軍事干涉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制約和反對，而經濟制裁可能會導致兩敗俱傷的后果，于是美國在加緊軍備競賽的同時，大力推行文化、價值觀和意識形態輸出與攻勢。霍勒斯•卡倫曾說:“作為一種社會理想，美國生活方式等同于文化理想、多樣文化和樂觀主義。那么，作為一個美國公民在價值上就等同于一個世界公民”。阿扎雅胡對“美國化”的基本定義是，“一般而言，在文化領域，‘美國化’主要指美國大眾文化對美國之外的文化環境的沖擊。從根本上講，美國化涉及到文化輸出和文化移植。美國化意味著文化變遷。”“美國化”一方面帶來美國生活方式的廣泛傳播，另一方面造成當地文化狀況趨向美國生活方式的改變，其最終結果是“美國資本主義文化的勝利，這種文化傳播似乎創造了一種全球超文化，瓦解甚至取代了地方文化和傳統”。用美國商務部前高級官員戴維•羅特科普夫的話來說，“如果世界趨向一種共同的語言，它應該是英語;如果世界趨向共同的電信、安全和質量標準，那么它們應該是美國的標準;如果世界正在由電視、廣播和音樂聯系在一起，節目應該是美國的;如果共同的價值觀正在形成，它們應該是符合美國人意愿的價值觀”。很顯然，西方文化或美國式文化輸出和擴張的最終目的，在于以文化的方式潛移默化地改變他國的傳統文化的優勢地位，宣揚西方生活方式和價值標準，植入所謂的“普世價值”，進而改變他國主流價值觀，成為西方世界的追隨者和擁護者。

　　早在1945年9月，美國助理國務卿威廉•本頓指出，以人員、圖書、教育、藝術等手段進行文化交流是一種“慢媒介”，主要用于“影響精英人物”，著眼于“長期的文化調整”;無線電廣播和電影宣傳則是“快媒介”，可以立竿見影地“改變人們的見解和政治態度”。借助于資本的提攜，抑或依照資本的邏輯，形成了西方霸權文化“殖民”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現象與趨勢。有論者將這種單向度的全球化潮流和審美心態稱為“(資本)帝國審美”。

　　美國式消費文化的全球擴張是西方文化攻略、進行價值觀滲透的成功案例。戰后美國通過消費文化析示范作用，使后發國家的工業化進程產生了嚴重的路徑依賴，陷入了對資源能源等初級產品高度依賴的泥潭中。發展中國家的民眾在追趕國際消費潮流，不斷實現強勢國家所創造的需求背后，是本國資源的大量廉價輸出、過度消耗、大量的碳排放以及國民福利的流失，而強勢國家則揚長避短，獲取了無法估量的經濟、政治和價值觀利益。

　　互聯網日益成為宣揚西方價值觀、對非西方體系的青年人展開意識形態攻勢的重要平臺。“9•11”事件后，美國成立“全球宣傳辦公室”，其職能是利用網絡等媒體來控制信息。2009年5月，奧巴馬宣布在白宮設立網絡安全辦公室，并任命網絡安全協調主管負責制定國家網絡安全戰略，被稱為“網絡沙皇”。《紐約時報》引述國防部發言人布賴恩•惠特曼的話說:“我們不想討論攻擊性網絡行動的問題，但我們認為，網絡也是一個戰爭領域。我們應該有能力像在其他任何戰場一樣在那個領域展開行動。”

　　美國重返亞太:衰落中的全球戰略調整

　　米爾斯海默認為，國家安全依賴于國家實力，一個國家實力的增加必然帶來國家安全的相應增加，“力量確保安全，最大的力量確保最大程度的安全”。但“9•11”事件卻意味著國家實力與國家安全關系的非對稱性。多倫•查爾斯認為，在霸權相對興起和衰落的特定拐點上，戰爭要比其他時刻更容易發生;針對新的角色來調整外交政策以與新的霸權相一致，往往更有可能導致戰爭爆發。盡管對美國是否開始衰落或已經衰落存在著廣泛的論爭，但冷戰后世界更加趨于多極化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美國從海灣戰爭以來的一系列軍事行動，仿佛給查爾斯的論點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注解。

　　在對待中國的問題上，盡管經歷了“9•11”事件和國際金融危機，西方強勢國家的官方及其智庫的觀念并無本質性的變化。正如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主席馬修斯所說，恐怖主義和反恐需要并“沒有改變中美最基礎性的結構和意識形態分歧的根源，它只是暫時地擱置了其中的一些根源。在臺灣問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人權、反導、美國在亞洲及其他地區的作用等問題上兩國存在著尖銳的分歧和互不信任。即使恐怖主義的共同威脅增加，這些分歧也仍將存在”。客觀上，隨著中國對外開放進一步深化，中美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呈現日益加深的趨勢，尤其是國際金融危機使兩國面對共同的市場衰退，利益關系更是緊密交織。此外，中美之間在反恐、防核擴散、全球氣候變化等領域也存在相當密切的合作關系。與此同時，中國綜合國力的持續增長，發展中國家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投票權的提升，以“金磚四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在金融危機及此后的經濟復蘇中的突出表現、進而謀求更加廣闊的國際發展空間，G20取代G8成為全球治理的主要機制等等，對習慣于保持代際優勢的美國產生一種壓迫式的危機感，與美國奉行的單邊主義核心利益產生重大沖突。早在2002年9月20日，“9•11”事件一周年，小布什政府公布了其任上的第一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體現了以單邊主義為核心的“新帝國(霸權)”論的戰略思想，指出:“美國在世界上擁有前所未有和無與倫比的實力和影響。”《報告》強調“美國的軍事力量必須威懾對美國、美國的盟友和朋友的利益構成威脅的事物”，“我們的軍隊將強大得足以使任何潛在敵手放棄企圖通過某種加強軍事實力的措施來趕超或與我們的軍事實力抗衡的想法”。事實上，美國獨特的國家認同模式和自我價值體系的認定，使美國需要一個對立的“他者”，特別是一個競爭性的意識形態來保持團結和建構身份。盡管沒有明言，但美國實際上是把中國等新興大國視為潛在的對手并予以防范。

　　時代的發展，既有的世界體系的變革已是大勢所趨，然而西方強勢國家頑固執守冷戰思維，無視新興大國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重要位置，傲慢看待新興大國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日益重要的作用，依然將國際交往視為零和博弈。從固有的美國利益出發，一方面要求其他國家降低關稅，實行自由貿易，另一方面自己卻高舉貿易保護主義大旗，動輒采取報復手段;一方面認為中國是新興世界政治和經濟舞臺上最不可或缺的角色，另一方面又將將全球化進程中出現問題的癥結，包括全球經濟失衡、資源競爭、軍備競賽、地區對抗與沖突、國際安全等等，歸咎于新興大國、尤其是中國，橫加責難。在美國身陷阿富汗、伊拉克泥潭，日感力不從心時，中國充分利用了這一千載難逢的戰略機遇期，綜合國力迅速增長，已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通過經濟手段實現了鞏固周邊和平環境、維護周邊秩序的目的。這些都對美國造成一種緊跟式的追趕態勢。2011年初，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倫指責中國的殲-20隱形戰斗機、東風-21D反艦彈道導彈、航母建設計劃似乎都是針對美國的。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認為，中美關系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具挑戰性和最具影響力的雙邊關系，美國亞太戰略的調整包括政治、經濟、安全諸方面，外交政策轉型的重點是，把各種外交資源分派到亞太地區的各個國家。11月10日，希拉里在夏威夷檀香山發表講話時說，亞太地區將是美國今后外交戰略的重心，21世紀將是美國的“太平洋世紀”。2012年初，奧巴馬宣布了新戰略的指導方針，盡管沒有明確說中國是一個威脅，但文件提及，“長遠來看，中國崛起為一個地區強國將有可能以多種方式對美國的經濟和安全構成威脅”。顯然，以地緣政治為先導、雙邊軍事合作為支撐、多邊經貿合作為途徑，可以發現美國亞太戰略的目標在于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地區安全機制、經濟秩序等全方位的主導權，化解中國高速發展所帶來的對美國領導地位和美國模式的挑戰。

　　2010年2月初，美國兩大新聞媒體《華盛頓郵報》和美國廣播公司(ABC)共同進行了一項題為“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還是美國人的世紀”的民調，結果顯示器，41%的美國人認為左右21世紀世界經濟的是中國人，43%的美國人表示21世紀的國際事務將由中國人主導，比認為這兩個領域仍由美國人支配的比例分別高出1個和5個百分點。有論者認為，這一結果反映了美國人近年來在面對中國崛起與美國衰落的過程時日趨明顯的焦躁心理。

　　進入21世紀、尤其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伴隨著全球政治與經濟形勢的重大變化，東亞的關注點驟然升溫。全球經濟重心正在向東亞等非傳統西方核心區轉移，以東亞為代表的非傳統西方核心區對全球政治秩序變革和重構的作用日益顯著。有論者指出，地區安全局勢的結構性調整的核心，是在東亞日益成為全球經濟的“權力場”(powerhouse)之后，各主要大國如何重新規劃在東亞的戰略利益。

　　事實上，美國領導人早就加快其全球戰略部署，戰略重心東移，“重返亞太”是其中相當關鍵的一個環節，抑或美國從來就沒有放棄亞太。“重返亞太”的戰略目標并非一定針對中國，奧巴馬總統在2009年訪華期間強調:“美國不謀求遏制中國。相反，一個強大且繁榮的中國的實力上升能夠成為國際社會的一支力量。”但從其行動的導向上，中國受到的影響和沖擊是最大的。在2010年美國公布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核態勢評估報告》、《導彈防御計劃報告》、《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等防務與安全政策的重要文件，大佛上可以把握美國對威脅的評估和應對威脅的戰略轉型的脈絡。在許多西方學者看來，正是美國的軍事存在緩解了東亞的安全困境，維持了東亞的和平。由于東亞地區政治文化的異質性，國家間權力、利益、觀念分配的變動難以預料，地區內的安全機制缺乏活力，以及充滿后殖民時代民族主義情緒的領土爭端等因素的普遍存在，“許多東亞國家對美國的信任都超過彼此間的互信”。例如，許多亞太國家認為，冷戰后美國通過強化日美同盟將日本完全納入美國的戰略軌道，對日本企圖謀求政治和軍事大國地位、擔當東亞領導的起到了一定程度的規范和制約的作用。例如，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公開呼吁，“亞洲唯一能夠制衡中國的力量，是美國在亞洲堅定的戰略存在。”

　　在地緣戰略方面，2010年以來，美國高調介入東亞事務，反客為主，采取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措施加大對中國周邊地區的滲透:一是曲解中國必要的和有限的海防政策;二是穩固和提升美國與相關亞太國家的軍事同盟關系，如加強駐澳軍力，升級美菲同盟關系;三是利用南海問題挑撥、惡化中國與有關國家的關系，圖謀制造地區矛盾和糾紛，并試圖進一步將南海問題國際化;四是通過軍演炫耀美國的軍事力量和存在，傳遞支持盟友的決心;五是通過人道主義救援、出售武器等方式，加大軍事方面的投入;六是舉辦APEC，強勢推進TPP，“走進”緬甸、參加東亞峰會;等等。“美國這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咄咄逼人的亞太外交攻勢，從中不難發現美國主導亞太事務的迫切心情和政治決心”，有論者認為，“為了確保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和領導權，美國的目標就是要遏制中國的發展，擠壓中國的戰略發展空間”。更重要的是，在制衡中國的共同利益引導下，“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政治互信有所減弱”，不僅損害中國在東亞、東南亞的戰略利益，而且過早地與美國的利益接壤，有可能會縮短戰略機遇期。

　　在軍事戰略方面，美國在亞太地區軍事戰略的調整主要方向是，針對“反介入/區域拒絕”威脅，著眼未來10—20年的戰略格局演變態勢，深度整合軍力，提升美軍遠距離投送能力，確保美軍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優勢，并將未來常規沖突的目標區域鎖定在從西太平洋和東亞延伸至印度洋地區和南亞的弧形地帶。具體而言，一是擴大親美陣容，提高“集體安全”能力，把軍事同盟關系視為“力量倍增器”;二是重心后移，以關島為樞紐，完善三線部署，加強在東南亞、特別是南海周邊區域的軍事存在;三是更新前沿武器裝備，提升亞太美軍的快速反應和全維攻防能力。2010年7月河內ARF會議上，希拉里高調表示南中國海“有美國利益”。這是美國南中國海政策上出現重大戰略轉變的標志，其含義已經非常清晰:美國將全力應對中國崛起之后的東亞地緣戰略變局。

　　亞太地緣政治格局變動對中國和平發展的挑戰

　　美國全球戰略的調整，給中國和平發展設置了諸多障礙，使得中國發展的戰略環境更加復雜易變，中國此前為改善東亞、東南亞關系所付出的外交努力的成效大打折扣。一些亞洲國家對中國崛起心存疑慮和防范，部分國家則試圖通過強化與美國的政治、軍事關系來謀求地區霸權，這為美國加強在亞太地區的政治影響和軍事存在提供了借口。

　　第一，中國的合法行動受到限制。2010年7月，中國官方媒體連續發表分析文章，強調中國在南海的核心國家利益，由中國海軍主導自己在這一海域開展反海盜行動。澳大利亞《悉尼先驅晨報》2010年7月13日在網站上刊登彼得•哈爾徹的文章《中國正朝領土野心全速前進》，指出“此舉令中國與5個鄰國的領土主張直接沖突，對美國海軍在南中國海上的海上優勢形成挑戰”。南海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將南海列為核心利益，意味著南海在中國領土主權上的重要性上升，這不涉及南海的歸屬問題。維護中國海洋領土完整和海上安全，保護中國新興的、廣泛的海上經濟利益是中國海軍的“遠洋防御”戰略的題中應有之意。核心利益關涉中國的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關涉重大國家安全利益和發展利益，絕不容許外部干涉。宣示核心利益等于昭告國家利益的底線，本意是防止國際社會的誤讀和誤判。然而，西方國家卻故意曲解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基本立場，將中國軍隊的正常防衛建設當成軍事擴張的前奏而大加渲染，并鼓動、插手相關國家的外交、軍事政策走向。例如約瑟夫•奈就認為，“中國太過于高調的軍事姿態很可能在中國的鄰國中催生一個反制聯盟，從而削弱它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在亞洲，中國實力的崛起招致了印度和日本(以及其他國家)的抗爭”。甚至有人認為，“中國的影響力本身應付帶來更多的反對”。例如，2011年9月16日的《參考消息》頭版發了一組題為《美澳軍事合作針對中國邁大步》的報道，報道指出:

　　美準備讓兩國軍事關系邁進一大步，即在澳西部海岸和北部海岸部署美軍。……澳大利亞一直試圖在與中國的貿易和與美國的安全協議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隨著中國在有爭議的南中國海地區和東亞其他地區所采取的行動構成越來越大的壓力……一項民調顯示，由于擔心安全而支持美國在澳駐軍的澳大利亞民眾比例高達55%。……美國謀求獲得新基地一事反映出中國不斷上升的國力已開始削弱美國的軍事優勢，擠壓美國勢力范圍的邊界。

　　有論者從澳大利亞的立場出發認為，“澳大利亞的新貿易格局意味著主要商業伙伴——中國并非戰略盟友……澳大利亞人的對華態度依舊十分猶豫。……羅維研究所當月(2011年4月)的一次民調結果卻顯示，近半數的受訪者相信中國會在20年內成為一大軍事威脅。許多人對中國投資增幅感到擔憂”。除澳大利亞外，中國周邊的一些中小國家，憂慮中國崛起后會實行對外擴張，“開始轉而通過加強與美國的軍事與防務合作、增加自身軍費和防務開支、發展與同中國有競爭關系的大國合作來牽制和防范中國，即采取所謂的‘對中國兩面下注戰略’(hedgingagainstChina)，鞏固在中美兩大國之間謀求最大戰略空間的現實主義戰略選擇”:既想利用美國在亞太的軍事存在牽制中國，又渴望在經濟上通過分享中國的市場、投資和貿易來獲取中國高速發展帶來的“紅利”。“對中國兩面下注戰略”的核心是要在東亞較為穩定的中美“兩強結構”中最大限度地利用中美矛盾，讓中美相互制衡，為其贏得最大的戰略收益。

　　事實上，中國的國防建設還不足以支撐與新時期歷史使命。就軍費開支占GDP的比重而言，美國為3.5%俄羅斯2.41%，法國為2.35%，英國2.28%，而中國僅僅為1.36%。中國的新軍事變革方興未艾，中國的軍事戰略總體上趨于防衛型，中國的軍力發展服從于“中國永不稱霸”的戰略構想與國際承諾，因此，中國軍事實力的增強就是等同于世界上維持和平的力量增強。西方國家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在炒作“中國威脅論”市場式微的情況下，又迫不及待地拋出“中國責任論”，挖空心思阻撓中國的和平發展。

　　第二，中國易落入國際事務與大國責任的陷阱。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提出，一國在獲得霸權地位后，就有較強的意愿推行自由貿易政策，這是因為霸權國通常占有最領先的技術，最具比較利益的優勢，是最具成本效益的生產國，因而也就成為國際經濟體制中自由貿易的最大受惠國。但自由貿易難以阻礙技術知識在國家間的傳播，其他國家將有可能依托最先進的技術和裝備躋身于最有利潤的市場，以此蠶食霸權國家生產率優勢的物質基礎，進而再度引發各國間的激烈爭奪，導致霸權國家走向衰落和國家間關系的重組。而保羅•肯尼迪提出的過度擴張論認為，“國際承諾太多、軍事費用過大，因而形成了帝國戰線太長的現象，直到最后被完全拖垮”。由此，通過國際條約和國際組織來維持既有的國際秩序成為強勢國家重要的選擇。長期以來，美國的國家戰略其實都是“全球戰略”:在經濟(金融、貿易和產業)戰略方面，美國始終從制度層面把持著全球經濟規則、產業標準的制定，控制全球生產體系的運行;在科技戰略上，美國始終牢牢掌握知識創新的最前沿，并將最先進的科技運用于軍事領域;在軍事戰略上，一直謀求與其他國家保持代際優勢，同時在太空、網絡、極地、海洋等領域搶占先機，服務于其全球霸權構想;在文化戰略上，宣揚美國式的自由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模式，輸出“普世價值觀”，強調“世界警察”的“霸權責任”。國際金融危機雖然并不意味著美國的必然衰落，但其無力同時應對全球危機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隨著中國經濟規模上升至世界第二位，在國際交往中要求中國承擔更重要責任的呼聲越來越高。

　　“中國責任論”發端于金融危機前，流行于危機爆發后，是西方國家試圖讓中國為金融危機“買單”的輿論工具之一。自從2004年5月喬舒亞•庫珀•雷默發表題為《北京共識》的論文后，所謂的“中國模式”就開始為國際社會所熱議。2007年金融危機前，美國曾提出“中美國”的觀點，稱“中美兩國相互依存，形成了世界經濟的主要動力”。但危機導致美國對中國市場的依賴程度在增加，“中美國”的平衡結構似乎被打破了。中國經濟在國際金融危機中一枝獨秀，促使“中國模式”在國際上的再度熱炒。美國提出的“再平衡”就是要中國承擔更大的責任，“中國責任論”就此流行。

　　“中國責任論”的出現客觀上是由于中國的實力顯著提升，“中國模式”、“中國道路”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英國前副首相赫塞爾廷在一次演講中說，中國變化的三“大”——變化范圍之大、變化速度之快和變化觀念之深對西方世界正產生著不可磨滅的影響。同時，美國的霸權實力正在逐漸衰落，世界多極化趨勢越發明顯，加上國際金融危機對西方世界的強大沖擊，無論出于何種居心，國際社會均期待中國能發揮更多的作用，承擔更大的責任。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研究所華裔高級研究員黃靖博士認為，西方國家要求中國承擔的“國際責任”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一是經濟和物質上的責任，要求中國在國際事務上更多地出錢出力;二是開放金融市場方面的責任，要求中國政府必須放棄對金融市場的控制，讓外國企業進入中國金融市場;三是道義上的責任，要求中國逐步按照西方的價值理念和博弈規則來出牌，如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早在2005年9月就明確提出中國應做一個“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中國責任論”有諸多版本，當西方相繼陷入困境，中國付出極大代價來抗擊危機時，西方卻聲稱單單中國從金融危機中受益，謂之“中國獨秀論”、“中國救世主論”;當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薩默斯宣稱“美國已不再是世界的火車頭”時，世人驚呼“中國火車頭論”;當中國嚴正聲明自己依然是發展中國家而無法承擔西方強加的脫離實際發展水平的國際責任，西方稱為“中國傲慢論”。“中國責任論”也有諸多形式，貿易順差、美國國債、人民幣匯率、碳排放、能源消費等皆成為西方的興趣點。西方某些學者、媒體、國家政府，多次發難，認為中國“刻意保持巨額貿易順差”、“操縱人民幣匯率”、“持有大量美國國債”以及“國內消費不足造成高儲蓄”，從而最終導致全球經濟失衡。無論何種版本或形式，其包含的促使中國按照西方意圖進行政策調整，要求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從而遏制中國的發展的目的沒有改變。例如，在世界經濟交往深入發展的今天，全球經濟失衡絕非僅僅由某一國因素所造成，把問題歸咎于中國本身就是別有用心;在貿易順差問題上，有學者指出，美國一方面大量進口中國產品，另一方面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實施嚴格管制，是造成中美之間貿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在持有美國國債問題上，有學者指出，美國要求中國多買美國國債，為美國的危機分擔責任，但同時認為中國持有美國國債過多，有操縱美國經濟之嫌，使中國陷入兩難境地。與此前的“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等敵意昭然的攻擊相比，“中國責任論”更具隱蔽性和欺騙性，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更大。

　　，中國積極參與各種非物質性的國際制度建設，例如在對待作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補充條款的旨在降低全球碳排放的《京都議定書》問題上，中國早在1998年5月29日就簽署《京都議定書》，于2002年9月3日核準，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中國簽署《京都議定書》意味著中國“以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在國際制度的構建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而美國、加拿大卻先后退出《京都議定書》。

　　簡單結論

　　從“中國威脅論”到“中國責任論”的走向可知，后危機時代中國和平發展面臨的外部挑戰依然十分嚴峻。在西方強勢國家的思維定勢中，無論中國做什么，無論中國怎么做，都是錯的。

　　中國發展模式取得的巨大的成功，是人類文明與社會進步的重要成果，無論是贊譽還是抵毀，無論是效仿還是圍堵，中國的和平發展依然步履堅定。正如戴秉國所說:“那種要拉幫結派對付中國、遏制中國的圖謀，那種在地區國家間挑撥離間及在中國近海搞聯合軍演的做法，更是典型的冷戰思維，既不合時宜，又阻擋不了中國的發展，更會失去同中國發展合作關系的歷史性機遇，注定是行不通的。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12期，摘自2012年第9期《中國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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