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與臺灣經濟學家馬凱先生等學者參加了一個研討會。

　　會上，馬凱先生介紹了臺灣二十五年來經濟發展的狀況。馬凱先生提出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兩蔣專治下的臺灣，經濟發展最快(高增長)、最好(較均富);民主后的臺灣，經濟發展最慢(低增長)、最差(貧富分化)。馬先生是高度理性的，他關注民主與市場的有效性，也關注民主與市場的有限性。

　　筆者在發言中指出，馬先生的立論基礎似可討論，“民主”一詞費思量。筆者認為，民主的本質，是經濟民主。筆者認為，兩蔣時期，臺灣經濟民主大幅度改善，所以經濟發展是最快(高增長)、最好(均富)的;兩蔣之后，政治民主化，反而使臺灣的經濟民主大倒退，所以經濟發展是最慢(低增長)、最差(貧富分化)的。

　　爲了進一步說明這個判斷，筆者闡釋了華人社會政治博弈的結構性特征。一般而言，華人社會官商一體，利益集團占據了主要的立法權、司法權、執法權，他們享有的權力和利益往往缺乏邊際限制，可能會大規模侵蝕國家和公民的利益;可是，普通公民嚴重沙化，缺乏組織和斗爭的能力，無法與官商一體的利益集團進行公平的博弈，他們權利和利益可能會被殘酷地剝奪。所以，在特定的歷史時期，華人社會需要代表民眾利益的強權，代表民眾與官商利益集團博弈。兩蔣時期，特別是蔣經國時期，集權專治政府與人民利益高度吻合，很好地遏制了官商特權的掠奪和剝削，基本達成了均衡博弈的局面，使民主效能和市場效能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當然也存在一些具體的問題)。所以，兩蔣時期經濟發展最快、最好。在后二十五年中，所謂的民主化，其實是資本集權專治，民主效能和市場效能不能充分發揮，反而使得臺灣經濟發展最慢、最差了。用一句話概括，無論是民主還是市場，不能執著于名相，而要觀察結果。

　　馬先生沒有直接回復我的發言。不過，馬先生表示，改革必須實事求是，不要執著于名相，不要簡單套用西方的東西。

　　非常有趣，研討會上，臺灣歐亞研究中心主任傅仁坤先生重申了王陽明心學“致良知”的主張，提出了改革應“止于至善”的原則。

　　不太有趣的是，國內的學者更喜歡引用西方學者的概念和邏輯，強調民主和市場的有效性，而較少注意民主和市場的有限性。

　　筆者認為，事務的發展，都無法超越特定的歷史條件，我們只能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要做到目的與方法的統一，要做到內容與形式的統一。筆者認為，中國當前的首要任務，是解決經濟民主問題，也就是分配問題。經濟民主了，政治民主也就好辦了。所以，我以為，不設定道路，不強調顏色，可能會更接近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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