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前幾年您出版了《中國站起來》，部分學者和媒體說您從一個自由主義者變為一個民族主義者，說您“叛逃”到新左派，對此您怎么看，您的關注領域和主觀傾向上是否有這個轉變?

　　答：在西方殖民勢力統治的這個地球上，人類第一個分群依據就是民族國家。這個身份是命定的，不是選擇的。美國一個無業游民所領到的救濟金，相當于一個中國教授的工資。做中國人跟做美國人竟有天壤之別。面對這種有史以來最最“天下無道”的格局，有的人要做民族主義者，維護自己群體的利益，有的人要做洋奴，為西方殖民勢力服務，幫助他們掐緊中國的脖子，好讓他們的搶劫更方便。我愿意選擇前者。

　　編輯：新書中，您提到了史前部落這個圈子。依您看來，為什么在國家形成前，“人民公決”和“社會契約”能夠順利實現，而國家形成以后，卻會出現諸如暴力和專權的情況?您認為，史前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嗎?

　　答：人類社會生產力水平不高的時候，沒有足夠多的剩余產品供掠奪、供剝削的時候，每個社會組織內部，人與人之間大致平等。那時候沒有建立國家的條件，因而也沒有實行制度化剝削與掠奪的思想意識和動力。俗話說，男人有錢就變壞。人類的命運就是這樣，人類自從有能力創造剩余產品的時候，就有人千方百計掠奪并擁有這些剩余產品，于是逐步建立了國家。

　　史前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國家形態從來沒有民主可言。今天標榜的民主全他媽欺騙老百姓。西方世界所謂民主，其奧秘僅僅在于他們作為發達國家通過對發展中國家的制度性掠奪，給本國老百姓一點分贓權利(福利)，要說他們的老百姓能夠決定國家大事和自己的命運，只有傻瓜才相信。老百姓不過是資本家和政客的玩偶，劫掠豐富時給他們分分贓。

　　編輯：您的新書中提到非洲的某些部落會因為國王顯現出無力執政的跡象或執政懈怠而血腥地將他殺死。這是作為一種懲罰嗎?鸚鵡蛋又有什么象征意義呢?

　　答：原始時代的酋長是本部落利益的服務者，就像美國總統是資本家利益的服務者一樣。美國總統如果違背了資本家的利益，資本家集團就會將他殺掉。美國歷史上被謀殺的總統，沒有一個“破案”的，是美國“公安局”技術能力那么差嗎?顯然不是。關鍵在于國家命運和總統命運都掌握在大財團手里，“公安局”的命運也同樣。

　　原始時代，酋長的職責是為部落帶來力量、利益和希望。一個酋長如果體力衰竭，不能按照原始人的文化觀念所信賴的方式給大家帶來力量、利益和希望，大家就將他處死，這是原始人維護部落整體利益的方式。

　　編輯：您說“達爾文的學說里面隱藏了一個血腥屠殺的秘密”，我們都知道達爾文學說的精髓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跟您在新書中提倡的“中國必須持劍經商”有何異同?

　　答：“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西方近代最主要、最基本的知識基礎，也是他們為自己的殖民掠奪建構的哲學信條。現代國際社會的權力關系、維護這種權力關系的知識譜系，均與這種哲學信條互為因果、互為表里。

　　中國要想在這種國際格局中維護自己的利益，拓展自己的發展空間，持劍經商是別無選擇的選擇。中國如果沒有能力持劍經商，就只能永遠安守別人給定的位置和命運(低端打工崽，流血流汗養活西方種族)。中國是一個體量第一、智慧第一、文化積累第一的巨人，她不適合永遠呆在這種卑屈位置。

　　編輯：您在新書中提到，《水滸傳》中的土匪強盜并沒有遭到譴責，而是被買寫成聲名卓著的英雄，而在那個歷史時期，西方則正在宣揚“私有財產不可侵犯”論，從文化史的角度講，這里體現了我們跟西方文化內核上有什么不同嗎?

　　答：堯舜以來，中國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所建構的政治哲學，一直是天下為公、世界大同，每個人都必須有口飯吃。中國人從來不主張奴役其他民族和國家。西方自古希臘以來建構的政治哲學，一直是以征服者的身份給所有圈子之外的人群和國家戴上鐐銬，讓他們只生產不消費，將全部利益都交給征服者。中西政治哲學旨歸大異，中西兩種種族的生存目標自古不同。

　　編輯：同樣是封建制度，為何中國皇帝的權利能夠覆蓋一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西方的國王權利卻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約?

　　答：“中國皇帝的權利能夠覆蓋一切”的說法很不準確，這是近代以來中西學者共同建構的一種歷史描述，這種描述與事實相距千里。我以前被西方學說洗腦，接受過不少這種虛構的錯誤知識，在《圈子決定格局》中偶有殘留。

　　編輯：您說老子“小國寡民”的理想主義失敗之處在于“圈子的錯位”，而就圈子內而言，“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卻是一種內部和諧的狀態。這個怎么理解呢?

　　答：“小國寡民”能夠長久存在，必須有個前提，你周邊同樣的小國永遠不來侵擾你，讓你這個小國在固定的邊界內踐履相親相愛的理想。但是，這個前提永遠不可能存在，今天的螞蟻世界、獅子世界、鬣狗世界、猩猩世界、猴子世界等等，全都沒有這樣的前提。無論什么物種，其他族群每時每刻都有可能前來侵擾、掠奪，所以，每個族群都必須付出巨大能量維護生存空間的安全。獅子社會甚至將整個強悍的雄性群體用來守衛邊界，而讓相對孱弱的雌性群體實施捕獵。孰輕孰重可見一斑。

　　面對這樣真實而又嚴酷的生存邏輯閉眼不談，幻想著小國寡民的仙境，至少不切實際。事實上，國家越大，我們所用來維護安全的“雄獅”占比例越低，用來創造消費品的種族能量就越多。所以，堯舜以降，中國人逐步實現種族融合，將天天相互侵擾的他者，變成自己人，將無數小圈子融合成一個大圈子，這是一種極高的生存智慧(這跟古希臘羅馬人以及西班牙人英國人征服天下、建構殖民地智慧大不相同)。由此發展起來的政治哲學，也大異于西方的遺產。

　　編輯：您在新書中提到，我們的小學生不應該天天背誦英語，不應該去參加新東方英語課程。我們知道，英語現在成為世界通用的語言，多半是受到早期英國殖民擴張的影響，這是個語言的“大圈子”，如果我們不去學習，是否也是主動地“被排擠在圈子之外”，是否也是一種“圈子的失敗”呢?您認為學英語這件事應該更多的從自我提升、學以致用還是意識形態角度去理解?

　　答：一個民族的語言，是其文化權力最重要的體現之一。一個國家過分熱情地、全面地學習別國語言，實際上就是一種附庸國心態。古代中國周邊使用漢語的國家，都是中國的附庸國，這是一個歷史事實和歷史經驗，這個事實與經驗已經說明了一切。

　　中國近代敗落以后，所有這些附庸國都主動拋棄漢字和中文，這是他們另投新主或者建構民族尊嚴、國家主權必須采取的步驟。

　　在近代以來的民族國家文明框架中，民族語言是一個國家的主權和尊嚴的重要表現形式。你去比較一下日本人與中國人學英語的差異，就知道中國錯在哪里。日本作為英語國家的殖民地，他們說起英語來像狗叫，中國作為主權國家，其官員和學者的英語水平遠超過日本，這是可羞恥的。中國人全民學英語，在國家體制的許多晉級考試中，英語的重要性超過漢語，這種愚蠢的文化安排，已經威脅到了國家主權意識的維護。中國還有一些官員和學者，在一些體現國家身份的場合(政治儀式、外交儀式、儀式性的學術會議)，竟然放棄民族語言而不適當地使用英語，這是傷害國家尊嚴的錯誤行為。

　　編輯：您說中國現在作為經濟上的“二把手”，有一個兇險的“二把手危機”，這個應該怎么理解?

　　答：“一把手”天天盯著你，天天琢磨著怎么整死你。

　　編輯：您預言的五十年后的世界，在讀者看來可能就是一個“駭人的顛覆”，50年對國家民族來講是很短的時間，您預言的依據來自哪些研究呢?

　　答：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我把三十年延長為五十年，已經頗為保守。

　　編輯：您認為“中國必須持劍經商”，混進精英的小圈子，這是否會跟我們一直以來在國際社會維護的和諧形象相悖?

　　答：中國人講和平崛起，只是一種弱者策略，因為中國全境都在美國導彈射程之內，中國能源通道布滿了美國的航空母艦。事實上，和平崛起的口號，美國人不相信，日本人不相信，印度人不相信，越南人不相信，菲律賓人不相信，它的功用僅僅在于哄哄自己。用這么大的力氣塑造一個理念，只能哄哄自己，何苦來也。

　　編輯：很多人看到《圈子決定格局》的第一眼，會覺得這是一本講怎樣處理人際關系的書。書中您對史前社會以及奴隸制度封建制度等圈子的闡述，是否對處理人際關系也有經世致用的意義?對于國家而言呢?

　　答：圈子無所不在，不獨國際社會有，國家內部、區域內部、社會內部、家族內部、公司內部、單位內部，處處有圈子。國家、群體、個人，都處于圈子網絡和圈子模式中。

　　編輯：您接下來的研究方向是某一類群體，還是更大的群體呢?

　　答：研究中國文化戰略多一些。

　　編輯：您認為“文化生來丑陋”，目前的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增多，中國應如何應對呢?

　　答：處處維護自己的文化主體地位和文化尊嚴。

　　編輯：每個國家都重視各自的歷史教科書，而您這本“世界史”顯然與其不同，《圈子決定格局》又是持何種立場呢?

　　答：歷史著作都是有立場的，西方人建構的西方中心主義世界史，明顯是西方立場的。我這本《圈子決定格局》顯然是中國立場的。

　　編輯：您在書中批評了中國知識界，這與媒體上不斷被詬病的大學教授丑聞，有何聯系呢?

　　答：我從民族利益角度談論知識界，媒體出于搬弄是非的本能詬病大學教授。

　　編輯：您對當下的中國教育界，有無想說的話?

　　答：趕緊糾正蔡元培的錯誤，將中華民族的人文成果作為中國基礎教育的主要資源，用國家法律方式確定這些文化資源作為主要教育資源的尊貴地位，這是我們這一代人必須做的工作。當今教育界所討論的教育改革問題，都是技術問題、枝節問題，只有恢復中國文化資源和文化經典在中國教育制度和教育資源中的主體地位和尊貴地位，才是教育改革的首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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