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級人大的會場上，假如我們留心仔細地觀察一下就會發現：人大代表里面已經沒有幾個真正意義上的工人農民了。縱然有很多人在表面上的身份是工人、農民、士兵，但是，他們幾乎都是以各種“勞模、英模、標兵、旗手、典型、代表、企業家……”之類的資格而躋身“人大代表”行列的。而普通的“工農兵”卻鮮見。

     還有這樣一個看似不起眼的、而且常常被我們所忽視的另一個現象：很多地方的各級官員、效益比較好的國企(壟斷行業)或民營企業的老總們大都具有“人大代表”身份。我們常常在媒體上見到類似的新聞：某官員或老總因為貪污受賄被開除黨籍或撤銷其行政職務，并被罷免了“人大代表”資格……這是一個佐證。在這個基礎上，是否至少可以說：“人民代表”已經有了“貴族化”或“精英化”的嫌疑？難怪有這樣的民謠流傳：“水電氣費從不少，漲價聽證壟斷多，開會來個大合唱，人大政協大款多”。
 
       既然是“人民代表大會”，普通的人民群眾就應占據主導地位。但現狀卻令人有些遺憾。

      俗話說：人窮志短，財大氣粗。為什么會這樣呢？說簡單一點：因為一個是窮人，另一個是富人。從表面上看，是財富多寡導致的現象。從本質上看，是地位身份的不同。可以設想的兩個場景是：假如下崗職工和失地農民以及其他弱勢群體占了“人大代表”的絕大多數，他們的提案會是哪些？假如“貴族和精英”成了“人大代表”的絕大多數，他們會為工人農民說話嗎？盡管要說或說了一些，這也僅僅是“居高臨下”的“仗義執言”的“代言人”而已，而“代言人”也可以說是局外人。而局外人“仗義執言”與否，一是需要道德良知，二是需要勇氣，三是需要知識水平。而那些馴服得像“老黃牛”似的、靠著苦干實干拼命干成為“勞模”和“英模”的工農代表，就很難齊備這三種要素。再加上他們樸素的“知恩圖報”意識和“保持既有榮譽和利益”的本能動機，這樣一來，他們就比較容易忘記曾經一起做工種地的工友農友；其次，縱然能為工友農友說兩句話，其底氣也可能有所不足。既然神仙皇帝都靠不住，何況是凡人，尤其是已經成為既得利益者的人。

      在這樣的背景下，“仗義執言”就有了不確定性，因而，人民利益的確認也就不可能從最大程度甚至是根本上得到保障。難怪，僅僅一個與改革開放幾乎同步發生的“壟斷行業和強勢職能部門亂收費”問題已經二十多年了，如今仍有“泛濫猖獗成災”之嫌。這就很難讓人不懷疑：這是否與“人大代表”里面晃動著太多的官員和既得利益者的身影有關？是否與“人大代表的貴族化精英化”嫌疑緊密相關？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工人階級是我國的領導階級，工農聯盟是我國的政權基礎。工人階級之所以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是由工人階級的階級性質和它肩負的歷史使命所決定的。以工農兩個階級的聯盟為我國政權的基礎，是由我國的基本國情決定的。工農聯盟代表了我國人口的絕大多數，不但構成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堅實基礎，而且表明了人民民主專政政權充分的民主性和廣泛的代表性。我國目前有十三億人口，其中有9億是農民，剩下的4億多城市居民中大部分屬于工薪階層，而當下人大代表要么就是當官的，要么就是有錢、有權人，人大代表“貴族化”“精英化”越來越嚴重，請問他們到底在代表了誰的利益？這完全是一種畸形的、變態的現象。由此可見深化改革已經箭在弦上，勢在必行。不然真的會“只有死路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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