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于20世紀90年代的前蘇聯和東歐地區的社會經濟私有化改造已經有十幾個年頭了，世人已經看到，一個在經濟、政治、軍事等領域里曾經非常強大，工農業和科技、教育、文化等體系如此完整健康的國家陣營，隨著冷戰的失敗，在“私有化”的浪潮中被肢解的面目全非。昔日的超級大國-----前蘇聯并沒有被強敵用武力入侵而瓦解，相反，卻被那些曾經是蘇共高層領導人的與廣大民眾離心離德的誤國官僚用一系列的荒唐激進“改革措施”給斷送了。　　

私有化，這是前蘇聯和東歐地區在20世紀90年代的社會變革過程中，由一批官僚和經濟學者盲目接受西方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和照搬西方模式而推動的，且帶有強烈政治色彩的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公有制經濟變為權貴私人所有制性質的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運動。　　

如果人們有興趣對前蘇聯和東歐地區實行“私有化”進程中已經能夠歸納出的形態對“私有化”進行細分，顯然，“私有化”可有狹義和廣義兩種不同的含義。狹義是指將原國有企業轉變為私人企業。廣義的私有化則把原國有企業承包給個人或“集體”經營，以及實行股份化（國家仍控制相當部分股票）等都歸之為私有化范疇。　　

而根據俄羅斯在20世紀90年代出制定的所有制法規定，“私有化”就是指“把國家所有制或市政所有制的企業、財產綜合體、房屋、設施和財政轉讓，變成公民和法人私有制”。　　

眾所周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由于在俄羅斯各階層社會中普遍存在著“政治幼稚病”的發酵，在一些誤國官僚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的誤導下，全體俄羅斯民眾不得不經歷了從擁護“私有化改革”到“質疑私有化”，最終深受“私有化改革”之害的十分痛苦的歷程，同時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正如世人已經看到的那樣，俄羅斯等國的“自由改革派”曾經把建立“私有制”視為通往西方“天堂式”生活的法寶，將“私有化”看作是拯救本國的“救世靈方”和“靈丹妙藥”。　　

但是，前蘇聯和東歐地區國家十幾年來的社會演變以及最終出現的嚴酷現實已經能夠無情地證實，蘇東地區所推行的以產權“私有化”為主要特征的所謂的激進改革，既沒有能夠實現解放生產力并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率，更沒有給廣大民眾帶來實際利益。　　

與此相反，曾一度席卷蘇東地區的“私有化”浪潮所造成的惡果，不僅肢解和摧毀著這些國家原本比較健全的經濟體系，造成了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導致社會經濟效益的嚴重惡化，而且造成了普遍的物價飛漲、生產滑坡、失業增多、以及人民實際生活水平急速下降等一系列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　　

據俄羅斯國家杜馬稽查委員會在一次對私有化的專門調查中指出，俄羅斯約有500家實際資產總計要達2000多億美元大型企業，卻被官商勾結以“私有化改革”的名義用72億美元的低價出售給了權貴階層掌控。而根據俄羅斯安全機構的報告顯示，在私有化過程中，俄羅斯2/3的具有豐富資源和經濟潛力的地區已經被各種灰色經濟勢力、黑手黨組織所控制，對俄羅斯的經濟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隨著私有化的浪潮的瘋狂掀起，俄羅斯的國民經濟和無數企業的經濟效益也出現了罕見的大滑坡。僅在俄國最初實行私有化的五年中，即：“從1992至1996年，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50%左右，使國民經濟倒退了近20年。” 如果從整個國家的經濟實力來衡量，世人可以看到，1990年俄羅斯未實行“私有化”前的國民經濟總量為中國的2倍，但是，到了2003年，俄羅斯的國民經濟總量卻比中國要少三分之一。

更為槽糕的是，俄羅斯在實行“私有化“過程中出現了經濟衰退和社會動蕩的同時，引發了劇烈的通貨膨脹，直接導致了絕大多數俄國民眾生活水平的急劇下降。

據《俄羅斯和東歐中亞國家年鑒（1996）》的記載，俄羅斯1991年—1996年的物價上漲了6188倍，其中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消費品價格上漲幅度更大。”而在1996年以后的歲月里，由于私有化引起的經濟失衡慣性難以遏制，俄羅斯的通貨膨脹率一直在兩位數以上，物價飛漲吞噬著全國民眾的勞動積累，使全國多數民眾幾十年的積蓄包括推行“私有化”改革中分得的私有化“財富”化為烏有，造成絕大多數工薪階層人員，特別是退休人員和退伍軍人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　　

對此，世人可以清醒地看到，對于私有化給國民經濟發展帶來的惡果，就連最積極推行私有化者之一的俄羅斯前總統會議成員沙塔林都不得不承認：“原以為私有化的企業在效率方面必定高于國有企業，現在看來并非如此。”，而一度曾被一些荒唐學者捧為金科玉律的“科斯產權定律”理論誘導下，所虛構出的“明晰的私有產權不論分配結構如何，都能達到帕累托的最佳效率狀態”的神話，并沒有在那些實行“私有化改革”的幾乎所有前蘇聯和東歐地區國家里成為現實。相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提供的統計資料，僅在俄羅斯，到了19９８年，全國的私有化企業有５０％ 陷入了虧損，有２５％的私有化企業實際上已經破產，而實際發生的情況是，在19９８年泡沫經濟崩潰觸發了股票市場暴跌后，俄羅斯私有化企業的實際虧損面急劇上升到８０％以上，那些沉溺于投機的“私有化銀行”也不得不紛紛破產。

此外，來自于世界銀行和許多其他學者的研究報告稱，前蘇聯和東歐地區走國有企業私有化道路而出現的“許多大型國企私有化以后，政府給的補貼不減反增”。　　

顯然，前蘇聯和東歐地區實行的激進式“私有化”的進程，是一個充滿著欺騙、掠奪、動蕩、經濟倒退和科技滑坡等重大災難的演變過程，也是一個典型的社會“政治幼稚病”發酵和重用誤國官僚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而導致一個強國迅速衰敗的可悲范例。

對于俄羅斯實行激進式“私有化改革”之后出現的種種國有資產流失的情況，正如曾經被視為“自由改革派”代表人物葉·蓋達爾所承認的那樣：“俄羅斯的私有化實際上是“權貴階層對國家財產的私有化”，私有化只不過是官員將“官員手中掌握的公有財產占為己有合法化”，私有化是為“權力轉化為資本”履行了法律手續。”的罪惡后果。　　

前蘇聯和東歐地區國家實行的以產權變更為主要內容的“私有化”運動給當事國帶來的災難是十分嚴重的，其教訓也是十分深刻的，這種災難和教訓不僅使前蘇聯和東歐地區國家的民眾為之扼腕痛心，而且足以使其他正在進行改革的國家得到警示。

然而，令中國廣大民眾長期困惑并且實在找不到一個能夠為之做出屬于“符合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合理辯解的是，從1995年起，在明知前蘇聯和東歐地區國家推行以產權變更為主要內容的“私有化”會給國家帶來災難的情況下，我國卻在全國范圍內開始了一場本質上與蘇東地區有許多類似之處的“漸進式”的私有化運動。

正像我國民眾已經看到的那樣，從1995年起，在一些政府官員和“經濟學者”的主導及推動下，圍繞著“國企改革”，中國社會開始了一場以西方產權理論為理論指導，以宣揚腐敗是次優選擇為主要手段；以推行從下到上由各地區自己探索改革途徑為主要方式，來放縱和鼓動“官造民營企業”或“民營企業家”為改革特征的所謂的國有資產“民營化”運動或稱為“國退民進”運動。其中，濫用“民營化”理論，就是這些政府官員和學者為了配合這種改革而進行的一場社會輿論宣傳攻勢。　　

所謂的“民營化”，這是被譽為“世界民營化大師”的美國紐約城市大學巴魯克學院E.S.薩瓦斯(E.S.Savas)教授結合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現實，旨在通過引進市場激勵以取代對經濟主體的隨意的政治干預，縮小政府規模，降低政府成本，達到能夠改善公共服務的競爭性和效率，從而改進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的思想基礎上提出來的。

E.S.薩瓦斯(E.S.Savas)教授提出民營化理論的核心是：更多依靠民間機構，更少依賴政府來滿足公眾的需求。……在產品／服務的生產和財產擁有方面減少政府作用，增加社會其他機構作用的行動。　　

誠然，作為一種西方學者依據西方國家的國體、政體、法律體系以及文化背景為基礎，為相關所在國或同類國量身定作的經濟理論，這一理論在其特定的社會環境中，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有著一定的積極作用。

但是，作為一種量身定作的西方經濟理論，她并非是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唯一真理，事實已經證明，這種“民營化”的理論卻對不同所有制國家，特別是象我們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國家，如果盲目照搬和濫用，實在是一種危害國家和民眾根本利益的錯誤，同時也是違反我國社會主義憲法基本精神的違法行為。

必須指出的是，近十年來，為了配合實行“漸進式”的私有化運動，我國的一些政府官員和學者竟不顧國情地將“產權理論”和“民營化”理論濫用于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并將變了味的所謂的“民營化”不恰當地說成是一種制度和公有制理論的創新。將所謂的“產權改革”和“國退民進”視為振興中國經濟的重要治國良方。　　

于是，正如國人已經看到的那樣，近十年來，在這批政府官員和“經濟學者”的誤導與推動下，圍繞我國國企改革所出臺的每一項政策，幾乎都隱含著變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為私有制性質經濟的目的。而盲目的提出與“國際接軌”和以“市場化”為名，實行國有企業“民營化”，就是這些官員和學者經常祭出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正像無數國企職工從親身的經歷中看到的那樣，為了配合這種事實上的漸進式“私有化”運動的開展。　　

起先，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這些官員和學者采用暗渡陳倉的方法，推出了一系列不利于國企健康發展與生存的不平等的財稅等經濟政策，由于對推行雙軌制后孳生各種腐敗遏制不力，致使全國一大批曾經為新中國經濟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但背負著沉重的歷史負擔的國有企業陷于困境。　　

其后，當我國國企普遍陷入困境時，也許是為了實現國企解困的目標，政府在國企改革中，又推出了“下崗分流”，“減員增效”的政策，邁出了為全面推出漸進式“私有化”預做準備的第一步。　　

顯然，對于我國的經濟學者特別是曾經飽讀西方經濟學理論專著的經濟學者來說，理應知道，在經濟領域中經常會遇到的“合成謬誤”的問題，即：“對于個人說來是對的東西，對整個社會說來并不總是對的；反之，對大家來說是對的東西，對任何個人說來可能是十分錯誤的”，猶如“每個人都用腳尖站著來看慶祝游行并不能使人得到好處一樣，雖然僅有某一個人這樣做可以看得更清楚些”。（引自薩繆爾森所著《經濟學》一書）

但是，在推出“下崗分流”，“減員增效” 政策時，這一政策的制定者卻不惜犯一種十分低級而且非常典型的“合成謬誤”的錯誤。雖然，他們理應能夠預見并且在后來造成的社會后果也完全可以證明，從我國宏觀經濟上講，“下崗分流”，“減員增效”政策造成的社會危害遠大于企業所得。那么，人們不禁要問，既然如此，那么我國的一些政府官員和經濟學者又為何硬要去犯這種經濟學上的低級錯誤呢？這僅僅是經驗不足？還是因為其他因素？　　

我國國企改革在實行“下崗分流”，“減員增效”政策后，如果人們細心觀察，這一錯誤政策的長期危害性還在于：

（1）我國窮數十年時間培養造就而成的雄厚的產業工人隊伍，被人為地大幅削減或被毀于一旦，也直接導致大量城市貧民的出現，造成了貧富嚴重失衡的局面；

（2）這一政策給了國有企業高管層一個利用手中職權踐踏企業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機制的特權，這在腐敗現象已經十分嚴重的中國社會，在我國的國有企業中，普遍誘導出了拉幫結派合法化，打擊報復合法化和損公非私合法化的惡劣風氣，使國家原本為了更好地監管國有企業健康運作而不惜化較大經濟成本設立的諸如黨委、紀委、監察、審計、宣傳部門甚至工會系統陷于虛設，淪為了國有企業中事實上的冗員；　　

（3）在腐敗日益猖獗的社會環境中，許多有技術、有經驗的技術工人甚至工程技術人員會因為國企腐敗高層制造出的千奇百怪的理由而被迫離開賴以生存的勞動崗位。許多技術工人和專業技術人員為求自保，已經普遍地拒絕將自己掌握的技術或技能真正傳授給他人，而在舊中國盛行的“帶出徒弟，餓死師傅”的陳舊觀念的死灰復燃，使得我國工業制造等生產技術的傳承出現了重大危機，也直接阻礙了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　　

（4）使新中國經過幾十年努力培養起來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愛廠敬業等精神文明成果毀耗一空，以至于在許多企業中誘發出了普遍的任人唯親、搞小圈子以及崇尚“關系上的競爭”決定一切的不良風氣，并在職工隊伍中種下了相互掣肘和不信任的惡果。 　　

事實上，推行“下崗分流”，“減員增效”政策后，在我國，幾乎無法找到一家是通過“下崗分流”，“減員增效”政策的落實，才使企業擺脫了困境的國有企業，相反，通過實施“下崗分流”，“減員增效”政策，那些不惜制造出無數下崗失業悲劇而給國有企業省下的開支，卻被那些不稱職的企業高管層揮霍一空。

更為糟糕的是，幾乎在推行“下崗分流”，“減員增效”的政策的同時，在沒有系統有效地建立起社會保障體系的前提下，我國的有關政府部門，又推出了將企業職工的醫療、養老等福利納入至今都無法確保和滿足全國職工基本需要且事實已經證明還無法正常運作的社會統籌體系之中。于是，“寅吃卯糧”的醫保體系提供的費用，在醫療腐敗十分猖獗的社會環境中，導致無數靠工資收入維持生計的職工和其他公職人員看不起病，吃不起藥，只得在病痛的折磨中痛苦地掙扎著。

誠然，如果說，政府所推行的“下崗分流”，“減員增效”政策和實行的將企業職工的醫療、養老等福利納入社會統籌體系一度可以理解為政府為了國企解困而采取的不得已行為。善良的中國民眾也一度認為，通過廣大職工做出重大利益犧牲是為了國企解困后能夠搞的更好，到社會需要的時候，社會保障統籌可以有一個雄厚的物質經濟基礎的話。但是，政府隨后推出的“抓大放小”、“國退民進”政策，就成了一種難以正面理解的，實質上是有違于我國社會主義憲法基本精神的非理性之舉。　　

眾所周知，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就在全國廣大民眾以為原本可以通過職工作出某種犧牲來成就國企（或集體企業）轉改制取得成功的時候，就在基本完成了旨在實行漸進式“私有化”的有關準備工作后，一些政府官員和經濟學者卻在以無數國企職工承受下崗、失業痛苦為代價使國企負擔有所減輕的情況下，發起推動了一場新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官造民營企業”和“官造民營企業家”運動。　　

從2000年開始，如同民眾已經看到并且已經領教了的那樣，在經過了1995年至1999年的精心策劃和完成了各種包括輿論宣傳等相關準備部署后，這些政府官員和學者在全國范圍內，策動發起了一場打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旗號，變我國國有企業為“民營企業”的事實上的漸進式“私有化”運動。　　

本來，如果人們以世界各國企業發展的客觀規律為視角來觀察，與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各類企業相同，在我國的無數個國有企業中，從規模上講，在我國的國有企業中，既有大的和比較大的企業，也有小的和比較小的經濟實體；同理，從經營狀況上講，我國的國有企業既有經營的好的和比較好的，也有經營的差的和比較差的。　　

從客觀的世界各國企業發展狀況來看，大企業有大企業的優勢，小企業也有小企業的特點，企業的大小并不與企業的經濟效益有著必然的因果關系，而是與企業能否適應國情，以及是否能夠發揮出自身優勢去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有關。　　

事實上，在當今的世界上，既有以靠發展大企業為主，使本國社會經濟成功發展的國家；但也有靠發展中小企業為主，取得令世人矚目經濟成就的國家。　　

令人不解的是，這種原本非常正常的企業經濟發展現象，在這場國有企業“民營化”運動中，卻被那些政府官員和經濟學者用一整套顯然是經過精心設計的錯誤理論給利用了。　　

在近十年的我國國有企業的“改革”過程中，國人已經看到： 　　

對于原先經營的好的或比較好的國有企業，一些學者提出了“靚女先嫁”理論，于是，在“靚女先嫁”的誤導下，我國的不少原先經營的好的或比較好的國有企業，紛紛成了既得利益階層的盤中餐。　　

對于原先經營的差的或比較差的國有企業，他們又提出了“爛蘋果理論”和“雪糕理論”的說教，于是，在這種荒謬理論的危害下，無數原先已經陷于困境的國有企業被既得利益集團打劫一空。　　

對于市級及市級以下中小型國有企業，為規避我國社會主義憲法，在明知各地方政府和企業中已經普遍存在著非常嚴重的腐敗現象，以及在法律還很不完善的前提下，他們卻還要推行所謂的“抓大放小”政策，并有意發動缺乏法律依據的“自下而上”，由地方和企業根據自身的“實踐和探索”，創造出改革的各種可行的方式的荒唐運動。直接誘發了一場全國性的將國有企業資產變為權貴階層所有的全民財產“吏有化”運動。　　

而對于我國的一大批事關國計民生重大利害關系的中央企業，這些政府官員和經濟學者先是鼓吹要“做大做強”中央企業，將中央企業實行股份制改造，用違背經濟發展自身規律的方式，用行政命令，強行將許多原本應該分別獨立經營的大企業拼湊成幾個所謂的能夠進入“世界500強”企業集團。　　

就在許多中央企業被拉郎配式地組建成企業集團并上市后，他們又提出要解決所謂的“一股獨大”和“企業壟斷”的問題，把國家為了保障全民經濟安全而將一批事關國計民生重大利害關系的中央骨干企業掌控在人民政府手里的明智之舉與資本主義壟斷混為一談，使得中國僅剩下的一點國有企業的“家當”面臨著完全地擺脫人民政府的掌控而交由國外跨國集團或我國的權貴階層控制的現實危險。　　

對此，必須特別提請我國公眾注意的是，在當今的世界上，對于任何一個具有雄心的企業、企業集團或企業家而言，通過采取巧妙的資本運作來取得“一股獨大”地位，進而達到控制全部股份制企業運作權的目的，是一種非常有效并且能夠取得更大利益的途徑。　　

因此，不難設想，如果我國人民和政府真的失去了對這些關系著國計民生重大利害關系的骨干企業掌控，那么，中國的經濟仍至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權將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龐大的軟體動物，并會因為失去堅強的骨干支撐而不堪一擊。　　

對于此類的教訓，在當今的國際社會里，我們已經能夠舉出許多值得吸取教訓的先例來作為警示：　　

譬如：當年香港船王包玉剛先生為了從英商巨頭貽和集團手中奪取被譽為“香港明珠”的九龍倉的控制權，為了達到自己“一股獨大”的目的，不惜冒著巨大的風險，發動了一場令世界震驚的驚心動魄的股權收購戰，最終迫使傲居香港經濟界龍頭地位一百多年的英國貽和集團讓出其統治地位。　　

又如：近十幾年來，世界超級強國美國，為了控制中東的石油資源，在遇到有關阿拉伯國家政府抵制而使美國的壟斷資本無法在中東地區達到“一股獨大”的目標時候，竟不惜發動多次非正義戰爭，來保障美國的石油跨國財團實現其“一股獨大”并控制中東地區石油資源的戰略目標。　　

再如：就在最近，以日本三井集團為首的日本財團，經過多年的處心積慮的戰略布局，在取得了對澳大利亞、巴西等國的鐵礦資源開發企業的“一股獨大”的控制權后，竟在一年時間里，將世界的鐵礦石價格提高了一倍以上，使我們中國的鋼鐵業嘗到了苦頭。　　

可見，對任何一個主權國家而言，對一批與國計民生重大利益密切相關的骨干企業實行絕對控制，并做到“一股獨大”，對保障國家經濟安全是何等的重要。　　

基于上述原因，當我國的一批政府官員和經濟學者提出要解決所謂的“一股獨大”和“企業壟斷”的問題時，人們不禁要問，這究竟是因為這些政府官員或決策智囊班子的智商出了問題？還是因為其他的什么理由？　　

現在，面對如此嚴峻的國家經濟形勢，面對著全國無數個國有企業被賣光、送光、敗光的嚴酷現實，我們全國民眾能否清醒地認識到，經過近十年來所謂的漸進式“私有化“的折騰，中國的全民所有制經濟體系已經奄奄一息，全國市級及市級以下的中小國有企業已經基本實現了原國有企業資產歸權貴階層所有的“變革”，中國實行的漸進式“私有化”運動已經演變成了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將全民所有的國有資產轉變為權貴階層所有的“吏有化”運動，而隨著這種產權性質的轉變，中國正在淪為了世界資本主義跨國壟斷資本和本國權貴階層攢取中國廉價勞動力的天堂。　　

基于此，現在國人似乎可以給出現于我國的漸進式的“市場化改革”所導致的國有企業資產“吏有化”給出這樣一個定義：“吏有化”是指在中國現代社會的改革過程中，由推崇“全盤西化”的政府官員和學者，根據西方私有化產權等理論設計并推動的，旨在通過縱容和鼓勵權貴階層利用手中掌控的既有公共權利，所發起的一場用非法制、非暴力、非理性的偽“市場經濟”手段，將原屬于中國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企業的財產改變成權貴階層個人或集團所有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私有化”運動。它是世界私有化運動中的一種特殊形式。　　

今天，中國經濟的發展之所以出現了這么多的隱患，不正是那些年來我國的一系列錯誤政策造成的必然結果嗎？在整個事實上的漸進式“私有化”過程中，這些政府官員和學者推出的政策又有那些符合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化”的特征？　　

（據了解，這種利用公共權力損公肥私的中國式“私有化”中出現的行為，即使是在法制健全的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里也是法律所不能容忍的）。　　

現在，如果人們希望能用一種比喻來形容中國經過漸進式“私有化”后目前所處的尷尬狀況，那么，我們似乎可以這樣形容，當今的中國，猶如一個“光著屁股坐花轎”的世界打工者，雖然，過路的世人從花轎窗洞中看到并有時很羨慕的這個看起來風光的打工者，但是，光著屁股坐轎的苦楚只有全國民眾自己知道。　　

所以，中國公眾應該看到這樣一個現實，十年來，我們透資了億萬民眾的大量養老錢，動用了全國民眾多年省吃儉用的好不容易攢下的巨額積蓄，以驚人的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為代價，并在變相剝奪無數窮苦家庭子弟接受基礎教育機會和制造了無數失業、失地、失學悲劇的情況下，盡管有著把軍費開支從毛澤東時代的一度占國民收入的40%降為近十年中的2%左右的優越條件，也有著能夠通過大力引進外資促進經濟發展的良好社會環境，但是，我們卻僅只能勉強地維持著以房地產等基礎建設迅速發展為主要經濟成長形態的年均9%左右的GDP增長。而從1949年至1995年期間，我國年均超過9%左右的GDP增長率，并不需要付出如此慘痛的代價。　　

也許有人會提出，到了2004年底，我國的進出口貿易額已經達到了一萬億美元，已經進入到了世界貿易大國的前列，并為之沾沾之喜。對此，我國的民眾必須清醒地看到，雖然，到了2004年底，我國的進出口貿易額已經達到了一萬億美元，已經進入到了世界貿易大國的前列，但是，我國絕大多數民眾的生活水平并沒有得到相應的提高。　　

相反，在教育產業化、住房消費貴族化以及在近乎坑人的虛高醫療收費和各種腐敗現象的肆孽下，多數民眾的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了。伴隨這種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使得衡量中國社會貧富差距重要指標之一的基尼系數已經達到了0.46，并且正以每年0.01個百分點的速度逼近國際公認的警戒線。現在，一系列錯誤政策的實施所導致的社會貧富差距而產生的社會矛盾激化的征兆，已經在全國各地隨處可見。　　

因此，國人必須清楚，十年來，正是在這些政府官員和經濟學者的主導下，實施的諸如：教育產業化、住房消費貴族化以及虛高的醫療收費等一系列所謂的“市場化”改革政策，才將全國多數民眾置于疲于奔命的低生活消費狀態。　　

對于這種現象的出現，我國民眾不妨玩笑地捫心自問，對于一個以出賣勞動力為主謀生的“國際打工者”而言，我國每年加工生產并出口了幾千億美圓的商品，這些商品所堆砌成的GDP數字對我們來說又有多少實際意義呢？這是否有點像一年四季出賣勞力的倉庫搬運工，每年進出搬運了一萬億美圓的商品，但卻無福享用這些勞動成果。　　

更為心寒的是，我國的億萬勞工不僅無福享用這些勞動成果，而且卻接納了全球最嚴重的污染和耗用了自己擁有的大量寶貴資源。這不禁使人想起我們在童年時經常唱的一首童謠：“篤篤篤、篤篤篤、四斤核桃三斤殼，吃你肉，還你殼”………..。聯系起我們中國的現狀，現在，我們的中國不正是那個送出核桃卻只能取回殼的“偉大的世界打工者”嗎？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我國實行漸進式“私有化”的過程中，既得利益階層根本不是通過真正意義的市場經濟的方式，而是運用行政干，以犧牲多數民眾基本生存利益為代價，以營造放任腐敗盛行的社會環境的方法，來實現縱容和鼓動權貴階層利用手中公共權利，在“官造民營企業”和“官造民營企業家”等化公為私的運動中取得不勞而獲的暴富機會的。　　

這是因為，隨著我國全體國民幾十年的艱苦創業和共同努力，到了1992年，我國經濟已經進入到了一個許多基本商品出現過剩的微利時代。　　

基于我國現行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在這種微利時代，任何企業或個人如果沒有在科技和經營管理方面有創新性的突破，靠誠實經營、依法納稅、守法運作并承擔起應盡的環保責任是不可能合法地暴富的。　　

然而，人們卻真切地看到，在這十年中，相當多的沒有在科技和經營管理方面有創新性突破的企業和那些根本就不具備經營管理基本素質的人員，卻通過了某些不合法、不正當的途徑而成為了爆發戶。如果究其原因，人們不難看到，這些并不是依靠誠實勞動致富的爆發戶，幾乎全是通過官商勾結、走私倒賣、偷逃稅款、造假售假、侵占國資、奴役員工以及逃避承擔依法應當承擔的環保等社會責任的不光彩手段，并在不公平競爭的腐敗猖獗的特定社會環境中暴富的。　　

不可思意的是，對于這批不勞而獲的暴發戶以及由國企敗家子變異而成的“官造的民營企業”的業主，那些政府官員和經濟學者卻不顧事實地利用掌控的話語權，制造輿論，將這批社會蛀蟲吹捧為“企業家”，虛構這批“企業家”對社會所做的特殊貢獻，并鼓動政府用國有企業產權來激勵褒獎這類“企業家”。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年來，隨著我國出臺的政策的連連失誤以及腐敗現象的日益膨脹，有以下幾個不祥的發展趨勢和現象值得我國政府和民眾深刻反思：　　

（1）根據聯合國有關機構評估，近年來，我國的科技競爭力在全球的排名中出現了不升反降的現象。（預示著我國自主研發能力隨著我國過去實行的尚可運行的科研體制的解體，并沒有能夠建立起更好的體制，我國科研機構所走的所謂的“市場化”道路的惡果開始顯現，急功近利、為糊口奔命和不愿承擔科研風險等因素，在還不具備市場化條件下，使得我國眾多的科研機構處于低層次的運作狀態，這將在今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里，無情地破滅了中國在科技發展方面進入世界前沿的希望）。　　

（2）根據我國有關機構的統計，我國目前在社會投資效益方面，總體上不僅大大低于我國1995年以前的投資效益水平（縱向比較），甚至還大大低于我們的鄰邦印度總體投資效益水平（橫向比較）。（今后中印經濟競爭孰能最終勝出已初露端倪）。　　

（3）根據我國的一些研究報告顯示，我國民營企業的平均壽命僅為2.7年，大大低于世界各國企業平均壽命的水平。（這意味著建立在肢解國有企業基礎上實行的“國退民進”政策的惡果已經顯現，也證明了鼓勵原“國企的敗家子”異變為“官造的民營企業家”政策的荒唐，也說明了民企職工生活的不穩定性）。　　

（4）根據我國媒體及有關專家分析，在我國目前的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著“第一年贏；第二年平；第三年虧”的現象。（這預示著我國實行的抓大企業、向大企業傾斜的政策并沒有任何成效，已經成為了令世人感嘆的一個笑柄。盡管從理論上講，那些被容許上市的企業，特別是大企業原先應該是好的或比較好的，但是，這些企業竟然在社會為這些企業提供了這么優越的幾乎不化成本的融資條件后，還是出現了大量的問題。可悲的是，我國六千萬股民為之埋單并做出重大利益犧牲的努力，在這種很具有欺騙性的抓大游戲中化為了泡影）　　

5、根據有關專家觀察分析，近些年來，我國那些既得利益階層，每年用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通過洗錢等手法轉移到境外的資金已經達到數百億美圓，而這些年我國在出口貿易中，存在無法收回貨款危險的資金已經達到一千億美圓以上。（這預示著巨額國資被侵占后出現的資金外逃現象以及銀行積聚的金融風險等因素，已經使中國處于一個隨時可能引發一場足以震動世界的經濟危機的邊緣。也說明了我國政府所推行的“走出去戰略”帶有巨大的風險，甚至已經到了為貪官和奸商轉移不法財產打開方便之門的地步。）　　

6、據有媒體報道，現在我國的一些國企單位、事業單位和基層各級政府部門的領導干部，濫用公款吃喝消費的費用，近年來已令人吃驚地達到每年2千多億人民幣的水平；而去年“兩會”全國政協一份提案披露：上世紀90年代后期起，我國約有350萬輛公車，包括司勤人員在內每年耗用約3000億元。　　

顯然，濫用公款吃喝，過于奢侈的公車消費以及其他假公濟私諸如公費旅游、“出國考察”等一系列耗用公款的費用，去掉因正常工作需要必須開銷的部分，每年浪費的費用達到了數千億人民幣之巨，這些費用足以支撐全國的九年義務教育的順利開展和保障為目前全國一千三百萬下崗失業職工的基本生活。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實行的反腐倡廉和提倡勤儉節約的措施有效，那么，我們完全能夠在全國真正地落實九年義務制教育和為目前全國一千三百萬下崗失業職工提供良好的基本生活保障。　　

對于上述六種不祥的發展趨勢和現象同時出現于目前的中國社會時，已經意味著我國所處的發展環境已經到了一個足以斷送我國改革成果的痛苦和危險境地。所以，痛定思痛，如果十年來我國沒有在推進改革中犯下一系列錯誤，這種危險本來完全能夠得以避免。　　

中國近十年來所走過的改革之路是十分悲壯的，那些政府官員和學者所以精心設計和策動漸進式的所謂的國退民進“私有化”運動是十分有害的。盡管迫于我國社會主義憲法的制約，他們從來不敢公開承認是在搞漸進式的“私有化”，但是，從他們十年來所推出的一連串政策以及實際造成的后果來看，真可以說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在過去的十年里，我國人民既聽聞了那些學者發出的“要騙出一個新體制”的謬論；見識了他們在“要犧牲三千萬老職工利益”指導思想下制造出的一幕幕逼迫職工下崗的慘劇；領教了一些學者鼓吹的“腐敗是社會發展的潤滑劑”的荒唐。同時，也親眼目睹了既得利益階層公然違背我國社會主義憲法的規定，打著改革的旗號，在全國范圍內掀起的一場瘋狂的瓜分和掠奪我國全民所有財產的國有資產的“吏有化“運動。 　　

至此，中國的廣大民眾完全有理由對近十來年的“改革”得出如下的結論：　　

   近十年來，我國實施的“改革”，已經演變成為了一場很具欺騙性，嚴重違反社會主義憲法的，旨在通過肢解和瓜分公有制經濟體系來達到將我國社會主義全民所有的財產改變成為由權貴階層所有的漸進式的“吏有化”運動。這場所謂的改革，其動機和目的在于權貴“私有化”，其中，“民營化”是幌子，是道具，而“吏有化”才是這幫家伙希望看到的真正的結果和目標。

借鑒和引進世界各國的成功經驗對發展中國的經濟是重要的，但必須與中國的實際國情相結合。缺乏科學有效的法律體系規范和支撐的“市場經濟”是一種十分有害的具有無政府主義色彩的壞的“市場經濟”。

中國的改革之路是充滿艱險的，中國十年來改革所取得的教訓是十分深刻的，付出的代價也是非常高昂的。

為此，在當代中國處于偉大的變革時期，我國政府應當向全國民眾呼吁并努力使全體民眾建立起這樣一個堅定信念：中國的振興有賴于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能夠堅持在我國社會主義憲法的框架下，理智地選擇符合中國實際國情的強國富民的發展道路；有賴于全體中國人共同發揮自己的智慧并在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下，緊緊依靠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包括知識分子和其他愛國者在內的廣大社會主義建設者的共同努力。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任重而道遠，全體熱愛祖國的中國人，讓我們從自己做起，進一步發揚中國人的勤勞、忍耐、節儉、重教、順從等傳統觀念和優秀品質，為了中華民族的振興共同努力吧！

轉貼自：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rdbbs/dispbbs.asp?boardid=9&id=50660&authorid=0&page=0&sta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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