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決廢止私有化才能實現共同富裕　　

——駁吳敬璉《政府不改革國有經濟就無法實現共同富裕》　　

黃河岸柳　　

　9月26日　，吳敬璉在《經濟參考報》發表了《政府不改革國有經濟就無法實現共同富裕》一文，攻擊近些年來中央實行宏觀調控，加強國有經濟掌控力度，推動國有經濟發展的政策，指責中央政府沒有“循著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路線，推進國有經濟的市場化改革”，“后來還發生了一些領域‘國進民退’的開倒車現象”，之后提出了中央必須“下決心”回到“國退民進”的以實行自由化市場經濟的“改革開放路線上來”的“建議”，并恐嚇道“政府不改革國有經濟就無法實現共同富裕”。 　　

吳敬璉此時大談“改革國有經濟”，一言一概之，就是想利用中央推動經濟發展實現共同富裕政略之機，繼續販賣他們的所謂市場經濟理論，誘導中央政府走國有企業民營化，國有經濟私有化的資本主義改革路線，最終是要把社會主義中國的國有經濟變為資本主義的私有經濟，徹底廢除社會主義公有經濟制度。對此，我們必須高度警惕。要充分認清吳敬璉的國有經濟改革論，決不能再上其當。同時，我們必須深刻明白：不堅決廢止私有化改革，就根本無法實現人民大眾的共同富裕。　　

吳敬璉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專家，是典型的害中國之驢。他的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自由化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南轅北轍，根本不是一回事。他實際上是在用資本主義自由化經濟的一般概念即“市場經濟”混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以期達到取蹄鏟除中國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這個基本前提的目的。因此，如果信了他們，那么，“中國就完蛋了”（大科學家錢學森曾語：“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和公有制，中國完蛋了。”）　　

一、吳敬璉“國有經濟改革論”純屬顛倒是非的扯蛋邏輯　　

對于為什么要對國有經濟進行改革，他的理由“主要緣于兩個方面”： 第一，不改革國有經濟，中國經濟的整體效率難以得到提升。第二，雙重體制并存造成了很大的尋租空間，使腐敗蔓延的趨勢難以扼制。對于怎么樣改革國有企業，他主張應當進行兩個手術：一是不僅要“放小”，還要“放大”，要大力壓縮國有經濟松邦私有經濟，讓國有經濟更多地讓空間于私有經濟。二是對國有企業進行“斷奶”“抽血”，扼制國有經濟的“迅速擴張”。他認為，“改革序幕”早已結束，實行國有企業的全面民營化是改革開放的必然。因為近十年來中央的調控現在已經延誤進程了，時下必須抓緊回到私有化改革的道路上來。　　

吳敬璉說，改革開放的最初十幾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長和效率提高基本來源于非國有部門(“民營部門”)，而占有經濟資源主要部分的國有部門不但增長緩慢，而且效率有下降的趨勢。虧損企業的數量逐年增加。以致到1990年代中期整個國有企業部門陷入了盈不抵虧的困境。這種情況必然要拖累整個國家的財政金融體系。其中，銀行系統的呆壞賬大量積累，面臨極大的系統性風險。　　

    　實行增量改革戰略，在大體維持國有經濟現有體制的條件下，容許私有經濟發展和引入部分市場機制，使中國經濟出現了命令經濟和市場經濟雙軌并存的狀態。由于命令經濟是一種由行政命令支配的經濟，而市場經濟則是由各市場利益主體利益支配的經濟，雙重體制和雙重運行規則并存就必然造成“權力攪買賣”的巨大尋租活動空間。例如，在改革開放之初，國有企業獲得了銷售產品的自主權。“雙軌制”在促進國有企業作出帕累托改進和為民營企業提供經營條件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另一個方面，雙重體制和雙重規則的交織，又使某些有權力背景的人獲得巨大的“尋租”機會。這些被稱為“官倒”的人們靠倒賣調撥指標在短時間內成為巨富。一時間，“官倒”成為腐敗的代稱和全民議論的焦點。　　

    　他還貌似“用事實說話”地架式說到：國有企業的逆勢擴張和地位加強，對于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究竟是禍還是福，并不能由它們獲得的短期盈利多少來評判，而要從它對于市場制度完善和經濟長遠發展的影響來判斷。至于國有企業的效率是否高于民營企業，則已經有中外研究機構所作的實證分析，對它作出了有翔實數據支持的否定性結論。（請特別注意，吳敬璉在這段話中用了一個“逆勢擴張”和“地位加強”，看得出，他對此很無奈。因為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趨勢。）　　

從吳敬璉的上述話中，我們不難看出，他最終要說的話就是必須堅決扼制“全民所有制企事業”國有經濟的發展，要通過各種手段使國有企業民營化，使國有經濟私有化。他的理由就是，只有對“全民所有制企事業”實行民營私有化，才能避免“中國經濟的整體效率難以得到提升”局面，才能防止“雙重體制并存造成了很大的尋租空間，使腐敗蔓延的趨勢難以扼制”現象的發生；也才能實現中國經濟整體效率的提升，才能實現共同富裕。這樣，也才是符合“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路線，推進國有經濟的市場化改革”路線的改革。這純粹是顛倒是非、招謠行騙的流氓扯蛋。　　

誰都知道，事實上正是因為在過去的改革過程中，過多地打壓了國有經濟，過分地擴大了私有經濟，才使得一方面國有經濟受到民營經濟的無良擠壓，造成了國有經濟在運行過程中被異化的現象。國有企業，其經營成本不象改制企業私營后那樣，甩掉“袍袱”輕裝前進。它們在無條件地承擔國家經濟支柱重負的情況下，又時時處處受到來自私營企業所謂的遵循市場法則的抵死式不良拼爭。在這樣一種不公平的發展環境和競爭條件下，國有企業效率又能從哪里來得了令人欣慰的明顯的“經濟增長和效率提高”？從這個角度上說，吳敬璉之流對于國在企業的責難及其“國有經濟改革論”，分明就是先置國有企業于必死之地，后再行詆毀之說，繼而再舉“去之為后快”之行的卑鄙。　　　　

誰都知道改革開放之初，投機倒把者是些什么貨色，“官倒”究竟是些什么人？后來的價格系統是怎么亂起來的？特別在進行企業改制后，國有資產是怎么流失的和流到什么人手里去了？可是，現在，吳敬璉卻把這一切罪過統統計到了國有經濟的頭上，說是因為國有企業“壟斷”“腐敗”，既“占有經濟資源主要部分”又“盈不抵虧” “逐年增加”。可見其居心叵測，多么惡毒之極。　　

我們承認國有企業需要改革，也應當進行必要的改革。但是，對國有企業的改革決不是私有化改制。我們必須把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放到進一步加強國家宏觀控制力度，更好地做強國有企業，充分地發揮國有企業具有的抵抗風險能力的獨特優勢上來，讓國有企業在世界市場競爭中穩戰穩打，穩打必贏。舍此，就只能是對國有企業的出賣和瓦解。　　

為了支持自己的以徹底瓦解國有企業為目的的“國有經濟改革論”，吳敬璉不忘記抬出小平作為他的擋箭牌。他說，“正是針對上述兩方面的情況，中共中央在1984年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決定，要從以農村承包制為主的改革轉向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鄧小平說，‘城市改革不僅包括工業、商業，還有科技、教育等各行各業都在內’。這一改革有兩個重點，一個是價格體系，另一個是“全民所有制企業”。用鄧小平的話說，就是要摸國有經濟的‘老虎屁股’”。在他看來，似乎只要搬出小平來，就能使他的私有化改革論成立，就能使他的國有經濟私有民營化改革暢通無阻。但是，他卻忘記了小平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小平同樣也說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一點動搖不得”。改革最終要消滅私有化，消滅剝削。　　

不過，吳敬璉之流倒是給我們一個極好的提醒：現在確有那么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在用鄧小平作他們招遙于市的愰子，進行著販賣他們資本主義經濟理論的狗當。所以，非常值得全黨全社會（特別是黨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高度注意。　　

二、中國的改革必須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度才有出路　　

對于改革，我們必須弄清楚為什么改革？改革什么？怎么改革？即必須明確中國改革的正確方向是什么？這個問題含糊不得。　　

關于改革方向問題，我曾在去年９月人民網上發表了《深化改革的方向應該指向哪里？——必須著力于最大限度地減少私有經濟成份》。今年胡錦濤七一講話后，又曾在另一網站發表了《什么時候都需要改革開放――學習七一講話，看社會主義中國需要什么樣的改革開放》談了自己的觀點。概括地說，概括地說，社會主義中國的改革，必須有利于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經濟制度，堅決防止搞私有化。也只有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經濟制度基礎上推進國有經濟改革，才能確保實現科學發展和達到人民大眾的共同富裕。壯大公有經濟，中國才會真正有出路。推行私有化，只能死路一條。　　

關于黨的現行基本路線問題，我認為，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行基本路線中，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堅持改革開放“兩個基本點”，不應該是也根本不是平行的，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條件，后者必須是在前者框架內的具體手段。如果無視了這個關系，而片面強調改革作用，那么，就容易被資產階級所利用，就容易使的中國的改革不可能保證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行為。中國的改革，必須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下的改革，尤其必須旗幟鮮明地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度不動搖。這是一個不需要討論也不可以爭論的重大原則問題。（注，這里的不爭論，與小平同志當年的“不爭論”內容正好相反。小平當年的“不爭論”內容本是應當必須爭論的。）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睹目成就，這無疑是不能否認的事實。但是，中國在實行發展經濟政策，促進經濟快速增長中，代價昂貴，也是一個不可否認的現實。在資源與環境的過度開發利用與破壞的代價之外，社會主義意識的被淡化，社會主義公有經濟（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的被削弱，以及由此帶來和加劇的社會矛盾是這個代價中最昂貴的方面。嚴格地說，這種淡化是無法用數學數據統計的。但是，這種無法用具體數據統計的代價所產生的負作用，遠比單純經濟增長給中國帶來的物質富足的作用，對中國前途命運的影響要大的多得多。這是一個客觀的現實，只是有些人不愿意承認罷了。　　

反觀改革開放的三十年，實際上就是一個逐步擴大了私有經濟成份占量（有人美其名曰發揮私有制度固有的一定的積極作用），私有成份得到不斷擴大的政治經濟運作過程。這個改革開放政策，口頭上也喊堅持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為主導，但實際上已經成為推進私有化的現實的“特色政策”。正是基于這個現實的分析，個人認為，提出并主張進行改革原本沒有錯，但改革方向與具體政策卻遠遠不利于社會主義公有制度的堅持和完善。這就錯了，而且錯的很。　　

所以，我們必須承認三十年改革的方向發生了問題。必須切實反思和明確中國今后的深化經濟改革的方向（包括政治體制中的一些可改革的部分）應該指向哪里？必須堅決地把改革的方向調整到正確的方向上來。　　

既然是社會主義的中國特色，就不能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只作為一個政治口號或者標簽，更不能被別有用心的人用“堅持改革開放”將其打倒在地抬不起頭來。在今后的改革實踐中，必須堅持并不斷鞏固與擴大社會主義公有經濟的主體主導地位，最大程度地擴大公有經濟成份，不能在改革中降低其占量和動搖其根本地位；必須有計劃按比例地發揮私有經濟在一定階段還具有一定積極性的作用，最大限度減少私有經濟成份，最終消滅私有經濟，不能在改革中過多地提高其占有量和讓其“反客為主”。這是一個政治經濟學問題，而且是一個必須遵循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則問題。我們說改革是沒有錯的，但是在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中，對如何掌控公有經濟與私有經濟這一點是大大含糊有失公允的，對擴大私有制是特別放了一馬的。然而，今后卻不能再含糊下去了。　　

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由于私有經濟的肆意擴張與無序發展，目前的中國，實際上已經產生了一個新的資產階級（資本家階級）及資本主義剝削，而這種情況還在發展。也就是說，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面臨著被變色的危險。這正是我們今后深化改革必須嚴肅認真對待的問題。　　　

今后的深化改革，必須也應該把著力點放到最大程度地發展和鞏固公有制經濟占量，最大限度地降低私有成份在經濟中的比例上來。再不做這方面的工作，中國將面臨更大的危險。這個問題屬于經濟基礎問題，是一個事關中國社會主義能不能繼續下去的根本問題。如果不解決這個經濟基礎的性質問題，不解決好這個事關中國社會主義繼續下去的根本問題，只試圖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解決不體面勞動問題、加強法制建設維護社會穩定等方面做文章，統統是無妨大礙的小打小敲，是無關痛癢的，無異于頭痛治頭，腳疼醫腳。根本問題不解決，其它問題也不可能真正得到解決。　　

我們必須真正領會科學發展觀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思想精神實質，掌握科學發展觀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思想精髓，真正把科學發展落到實處。現在各地存在著一種怪現象，上面要求堅持科學發展，下邊卻在大力崎型發展。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經濟私有化意識的作祟。因此，從落實科學發展的角度看，私有意識及私有化經濟同樣是不可忽視的重大障礙。　　

我們還必須明白，問題不是要不要改革開放，而是要什么樣的改革開放。我們什么時候都需要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改革開放，必須完全地以有利于不斷完善社會主義根本制度，有利于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有利于發展與壯大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發展與鞏固社會主義政治基礎、發展與繁榮社會主義思想文化、發展與實現維護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包括當家作主的政治利益、尊嚴幸福富裕的經濟利益、平等和諧友愛的道德法律利益、文明先進健康向上的思想文化利益、安家樂業的安全利益，等等），并且最終有利于為推動人類社會整體文明發展進步作出貢獻。相反，如果脫離了這一切，那么，就都不是社會主義國家應有和需要的改革開放，也是不可能在社會主義國家取得真正成功的改革開放。一句話，社會主義中國的改革開放，必須使目標朝向著共產主義的實現，政策辦法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完善發展。如果違背了這兩個基本要求，改革就是假的。那么，借名改革開放的任何行動，就只能是對人類文明進程的阻礙，是拉歷史的倒車。　　　　

歷史實事也已經證明，發生在上世紀末蘇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所謂改革開放，就是失敗了的、不符合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是社會主義制度不應有與不需要的假改革開放。中國必須牢牢地吸取這份教訓。必須把社會主義中國的改革開放方向定正，方法選準，政策定對。　　　　

尤其需要注意警惕和防止的是，狹隘地把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片面理解為單純的經濟發展和現實利益的個人私有化思想傾向。對此，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第一，經濟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同樣，單純的經濟發展也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需要大力發展經濟，但是，經濟發展不能完全代表社會主義本質，經濟建設不是社會主義本身。第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個人私有化傾向思想指導下的改革開放，其實，已經從根本上違背了社會主義本質要求，是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假改革開放，其實質就是資本主義復辟，是毀黨賣國行徑。這一點，尤其需要引起全黨全社會的高度重視，這是當前和今后中國改革開放必須注意防止的大傾向問題。　　　

總之，吳敬璉之流所言之改革，都是意在削弱和瓦解社會主義公有制度，是地地道道的資本主義私有化改革。私有化改革與社會主義中國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馳，是社會主義中國改革根本不能容而必須堅決反對的。　　

 三、依靠強大的國有經濟中國才能長期發展和持續發展　　

因為三十年來實際上實行了私有化改革政策，給中國社會的長期發展和持續發展帶來嚴重的破壞。一方面，使中國社會已經形成了嚴重的勞動者與資本者之間的嚴重對立，勞動就業和勞動成果分配的嚴重不公等違背社會主義根本要求的惡劣現象。社會穩定成為黨執政以來最為嚴重的問題。另一方面，已經使得國有經濟如囚中困獸，發展能力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與打壓，其固有的絕對優勢幾近喪失。在這個方面，又正好淪為了吳敬璉之流攻擊“國有企業效率低于民營企業效率”的現實口舌。然而，我們都知道，這個口舌，又無不是鼓吹和推行私有化改革者自己制造出來。　　

因為在改革開放政策中對私有經濟的松邦，特別使其得到了額外恩惠之后，私有經濟渙發出別樣能量和奇異光彩。于是，一方面，客觀上給信奉私有化和頑固資本主義者提供了鼓吹私人經濟的肩說詞。另一方面，也使得一些小生產思想嚴重的人及普通百姓在從中得到既得實惠的情況下，接受并喜歡起私有經濟來。似乎私有制一下子成了上帝派來的天使，成了唯一能夠給人帶來利益的“綿囊妙計”。　　

然而，私有企業（現在稱之謂民營企業）的“逆勢”擴張和地位加強，對于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究竟是禍還是福，并不能由它們獲得的短期盈利多少來評判，而要從它對于社會主義公有經濟制度完善和經濟長遠發展的影響來判斷。　　

民營企業的效率高于國有企業，雖然已經有中外研究機構作出了實證分析，對它作出了有翔實數據支持的肯定性結論。但是，其社會效益是否高于國有企業，這需要從中國社會性質的深層層面進行分析。社會效益不是GDP。　　

中國社會的發展離開公有制就完蛋。新中國的人們都知道一句話“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對此，我的理解，一是封建的私有制是中國幾千年來所以不能走向文明進步的最大桎梏，同樣，資本主義的私有化也是阻礙中國發展的圇圄，也不可能拯救中國。二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集體合作化的公有共有制度，才能夠徹底喚醒生產力積極性，團結人們形成巨大的改造自然的社會力量。　　

中國歷史和人民所以最終了選擇共產黨，最重要的就是因為共產黨人信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選擇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度。如果中國共產黨人不能選擇社會主義公有制度，那么歷史和人民還會不會選擇中國共產黨呢？其碼說，這是一個待定的事，就決不是一個肯定的事了。如果共產黨放棄了公有制度，那么歷史和人民會不會也放棄中國跟共產黨走了呢？這是一個擺在當今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重大政治現實問題。不可不考。不可不慮。　　

如果中國共產黨人在進行改革中一定要把公有制經濟變成私有經濟，那么，歷史和人民必將重新書寫自己的歷史和命運。前蘇聯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中國真正走上世界舞臺，不是蔣介石的資產階級的國民政府，而是始自社會主義新中國。自從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走上了社會主義，不僅在較短的時間內成功地解決了中國的戰爭瘡傷，而且也贏得了世界，并越來越成為世界舉足輕重的國家。有人喜歡把新中國分為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等等不同時代。但是，無論是哪個時代，都得益于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時代。換句話說，無論在這些的哪個時代里，如果放棄了社會主義，中國就只能重新被帝國主義列強所殖民。二千多年的以中心之國自大的皇權政治，最終被帝國主義列強打開了國門，中華民族從此淪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以內依靠地方資本家財團，外依賴美帝國起家的蔣家王朝期間，并沒有從根本上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與尊嚴。最終不僅被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趕到了臺灣，而且得到的也是美帝國的最終冷落與放棄。這就是中國的近代史。也是“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史。　　

完全可以說，近些年來在中國發生的違背社會主義公有制度要求的亂象，決非來自現象本身，而是來自經濟私有化。即，歸根到底，經濟私有化的擴大，是造成當前中國社會矛盾加劇的總根源。　　

四、堅決踢除私有化改革才能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　　

社會主義中國的改革，無論是經濟體制改革還是政治體制改革，決不是更弦易幟的制度替代，只能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堅定堅持與自我完善。國有經濟需要改革，也必須改革。這是一個肯定的判斷。但是，決不是吳敬璉之流的國有經濟私有化的反動改革。國有經濟改革必須徹底踢開私有化這塊“胖腳石”，才能科學發展堅定前行。　　

經歷了三十年改革的中國人民已經十分清楚地明白，中國的改革必須堅持和不斷壯大國有經濟，大力發展公有制下的全民經濟。而決不能搞成私有制下的“全民私營經濟”。如果在改革中允許私有經濟的擴張，就只能是加劇貧富分化，是少數人的富裕與多數人的貧窮。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才能發展中國，這是中國近代歷史的一條真理性結論。一句話，只有堅決地鏟除私有化改革，才能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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