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兩百多年歷史的美國，是一個年輕的國家。”這是世界對美國文化的誤讀，也是美國所蓄意制造的文化迷霧。事實上，這個“老歐洲”創造的殖民地“新生兒”，不僅承傳著西方“文藝復興”的文化基因，更是古希臘商業城邦“斯巴達軍國主義”的“轉世托體”。那個奴隸制時代商業城邦的“斯巴達軍國主義”，與今天全球“貨幣殖民”時代的“貿易戰爭”，都是以武力護航的市場擴張和對利潤與財富的貪婪攫取。所謂“文明的沖突”與文化價值觀的差異，僅僅只是“商業利益沖突”的含蓄表達與戰爭借口。利益與利潤，才是斯巴達式“美元帝國”戰爭炮口永遠所指的方向！

我們不妨先看兩條相關時訊，然后再繼續討論。

【1】美國各路總統候選人為贏得民心紛紛拿中國開涮

據環球網2011年9月11日消息，法新社9月11日報道，美國2012年總統大選活動逐漸升溫，各路政見不同的候選人近日紛紛拿中國開涮，在利用選民對中國崛起的擔心上做起了文章，并取得某種“一致”，目的是為了增強美國選民對其有關專利法改革、債務縮減和總統大位的支持。報道稱，美國總統奧巴馬在近期“扎堆”指責中國的政治活動中起著領導角色。他7日警告說，美國破碎的基礎設施威脅著其“超級經濟大國”的地位，因此他出臺數千億美元計劃來降低失業率。為了挽回選民對其持續低落的支持率，增強其連任前景，奧巴馬當天在一次形似競選活動的集會上發表演說，稱“難道我們就要退讓，看著中國建設更新的機場和更快的鐵路嗎？”

無獨有偶，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米特·羅姆尼5日也打著類似的競選口號，將所謂的“帶有挑戰性的”中國“操縱匯率”和“猖獗地竊取美國知識產權”作為他經濟計劃的“奠基石”。這位曾為馬薩諸塞州州長的候選人進一步說：“我對挑起同中國的貿易戰沒有興趣，但是我不能接受目前我們在貿易中（向中國）屈服。”

共和黨眾議員亨薩林指出，中國是美國最大的海外債主，因此他要求美國10年內減少1萬億美元的債務。他說：“僅從支付的利息來看，我們正讓中國每周能購買兩架噴氣式戰斗機。”他還反問道：“我們是否有公共責任來應對和處理這種警告，以擊潰對我國的任何威脅。”而針對美國國防預算遭縮減一事，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麥肯伊警告說，這將導致美國軍力“被挖空”。他還表示9月末將率領一些議員前往中國大陸、臺灣和韓國，討論對中國軍力增長的擔心。

報道稱，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還引發美國議員要求奧巴馬政府將專利法擴展到互聯網時代，并鼓勵高科技創新。這種措施的倡議者之一、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拉瑪爾·史密斯日前發表聲明警告說，美國需要這么做，因為“預計今年中國將首次超過美國和日本，在總量和基本數量上成為世界上第一大專利發表國”。

【2】日本自民黨干事長稱發生9·11事件是歷史必然

據環球網2011年9月11日報道，日本新聞網9月11日消息，日本最大在野黨自民黨干事長石原伸晃日前談到發生在10年前的美國“9·11”事件時表示，“發生這樣的事，是歷史的必然”。

石原是在10日的一次講演中發表這樣的言論的。他當天在青森縣弘前市的自民黨眾議院議員的一次集會上說：“（9·11事件）是伊斯蘭世界對長期以來遭受西方文明和基督教統治的反逆，發生這樣的事不正是歷史的必然嗎？”之后，石原就自己的發言作出解釋說，這是一種歷史的解釋，而不是在肯定恐怖行為。石原伸晃是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長子，擔任過日本交通國土大臣等重要職位，被認為是將來日本首相的重要候選人之一。目前他在自民黨內是第二號人物。

【3】網聞博評：“發生這樣的事，是歷史的必然”

“發生這樣的事，是歷史的必然。”僅僅作為“一種歷史的解釋”，日本最大在野黨自民黨干事長石原伸晃的這句話，還可以解釋很多“歷史的必然”。譬如當年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膨脹與對外侵略擴張，包括日本偷襲珍珠港和美國向日本投放原子彈。由此可見，假若日本軍國主義再次復活，同樣會招致毀滅性的打擊，這也是“歷史的必然”。今天，日本人能夠認識到這種歷史的必然邏輯，并給美國“現身說法”，規勸美國幡然醒悟懸崖勒馬，這或也是血的教訓換來的進步。而假若美國能夠以日本為前車之鑒，那可真是善莫大焉！

不幸的是，美國還依然在尋找對手，還依然在制造假想敵。更不幸的是，美國將假想敵目標的靶心，越來越鎖定在中國。其實，60多年來，從美國對“藏獨”勢力的支持，到對“臺獨”和“疆獨”勢力的培植，直到對中國業已形成的“滿月形”軍事包圍圈，乃至到美日韓的黃海東海軍演及美菲美越南海軍演，“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早已昭然若揭。

與此同時，在“堅船利炮”威懾護航下，用市場經濟“國際慣例”，給中國布設“資本叢林法則”的“口袋戰”。待中國接軌進入“經濟伏擊圈”后，便不斷制造“貿易戰爭”借口，得寸進尺地威逼中國妥協退讓，以獲取其最大的“壟斷暴利”。這就是“貨幣殖民”時代，“美元帝國”對中國幾十年來“毫不動搖”的長期戰略。你要和平發展，那你就得作為“世界工廠”，就得給美國“打工”，就得給“美元帝國”上交“和平紅利”，就得把你的主權貨幣作為“世界貨幣”的“子幣”。也就是，所謂在“美元帝國”市場經濟“國際慣例”下的“人民幣國際化”。否則，你就是“操縱匯率”，你就是“威脅世界和平”。不管是驢黨還是象黨，在私人資本壟斷寡頭集團“一元化”領導下的美國政客，始終演唱的就是這同一個劇本。

因此，“美國2012年總統大選活動逐漸升溫，各路政見不同的候選人近日紛紛拿中國開涮，在利用選民對中國崛起的擔心上做起了文章”，這一點都不奇怪，而且也同樣是“歷史的必然”。

在私人資本壟斷寡頭集團的操縱下，西方世界的軍國主義，最后都會燃燒成一種極端民族主義的“集體瘋狂”。包括歷史上的德國納粹法西斯和日本軍國主義，也包括美國“民意”曾對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及利比亞戰爭的支持。“民意”屢屢這樣被操弄，這就是西方所謂的自由民主“普世價值”。

可事實上，對利潤與財富的貪婪攫取，才是西方所謂的自由民主“普世價值”的真諦。從美國次貸危機到引發希臘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新生的“美元帝國”玩火燃及西方文明的“精神故鄉”，這莫非也是“歷史的必然”？

【4】“美國精神”：刨根問底到希臘

“資本來到人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流著鮮血和骯臟的東西。”這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精辟剖析。列寧也多次指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帝國主義是現代戰爭的策源地，而壟斷則是帝國主義戰爭最深刻的經濟根源。可見，資本主義與軍國主義戰爭，從來就是一對孿生體。作為歐洲人的馬克思和列寧，對資本主義的深刻體察和預見，早已給全世界人民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警示。出于對利潤與財富的貪婪攫取，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必然走向市場壟斷和世界壟斷。而壟斷專制則必然導致社會體系失衡和經濟危機，進而引發從貿易沖突到兵戎相見的世界戰爭。從“一戰”到“二戰”，從“科索沃戰爭”一直到現在的“利比亞戰爭”，這些都是歷史與現實的明證。

那么，這“每個毛孔都流著鮮血和骯臟的東西”的資本主義，又是從哪里來的呢？表面上看，這是一個政治經濟學問題。而深層次來看，則應是一個社會文化學問題。再更深層來看，就是一個陰陽相形有無相生的辯證哲學問題了。

對此，傳統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式的老生常談，以及現代市場經濟學的傳銷式瞎忽悠，其實都給人們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誤導。因為，人不是經濟動物，也不是政治動物，更不是市場供求與現代工業生產流水線上一個冰冷的機器零件。所以，脫離人的社會文化傳統和精神心理條件去談經濟論政治，難免還是會停留在浮光掠影的表象。當今世界對“美元帝國”的誤讀，以及對資本主義本質的失察，最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對西方文化根源的剖析。

如果以新的文化視角來觀察，從兩三千年前斯巴達軍國主義，到今天的全球“貨幣殖民”時代的“美元帝國”，古老的希臘式奴隸制文明依然在延續。所謂的時代進步，也只是體現在物質技術層面的變化。具體來講，就是隨著生產科技手段的改進，社會經濟活動的產業形態與人們的生活方式發生著相應的變化。而奴隸被奴役的方式，也同樣在不斷創新。于是，奴隸的身份與稱呼，逐漸從“農奴”和“工奴”，演變為現在的“錢奴”。而所謂“錢奴”的主人，就是掌握金錢偶線的資本家。最高等級的奴隸主，就是當今世界最大的金融資本壟斷寡頭。而古希臘商業城邦奴隸主貴族的殘暴和貪婪，以及斯巴達式軍國主義的文化基因，也依然始終在西方文明的血液中流淌。

正是因為這種“錢奴”意識的根深蒂固，使得我們過于拜金拜物，也過于看重和夸大了社會物質技術層面的進步，從而形成了所謂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解構式慣性思維。甚至，還進一步走入“科技迷信”的歷史編程，即所謂冷兵器時代、工業時代和后工業時代及網絡信息時代。

奴隸就是奴隸，不要以為換了個信息時代的“錢奴”新“馬甲”，就連自己都不認識自己了！

以文化視角來看，古老的奴隸社會并未終結，世界至今還依然處在斯巴達式“美元帝國”的奴役之下，這種對歷史教科書的顛覆式觀點與發現，才是奴隸們真正精神覺醒的新開端。“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開首句。這句歌詞，絕不是文學性的比喻，而是寫實性的呼喚民族覺醒的警鐘長鳴！

【5】歐洲的“文藝復興”與斯巴達軍國主義的復活

按照世界歷史教科書的流行說法，現代西方文明的直接源頭，是起于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由此，歐洲人才打破了基督教神權專制的精神枷鎖，開始走出了“中世紀的黑暗”。那么，這個“文藝復興”的精神源頭又在哪里呢？就在古希臘文明的廢墟里。具體來講，就是古希臘奴隸制時代的商業城邦文明，包括最具代表性的斯巴達軍國主義。正是這種商業性物欲貪婪的軍國主義精神，啟迪和鼓舞著“老歐洲”最后走上了“堅船利炮”征服世界的航程。這個自15世紀開始的“世界地理大發現”壯舉，便催生了現代資本主義及其世界殖民體系，直到當今全球“貨幣殖民”時代的“美元帝國”。

那么，這個斯巴達軍國主義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據史料記載，古代希臘200多個城邦中最強大的兩個城邦，就要數雅典和斯巴達。斯巴達城，位於中拉哥尼亞平原的南部歐羅塔斯河的西岸，地處戰略要塞，三面環山，扼守著泰格特斯山脈。約在公元前11世紀，一批叫做多利亞人的希臘部落，南下侵入拉哥尼亞，他們毀掉原有的城邦，在這里居住下來，這就是多利亞人的斯巴達城。斯巴達人，就是指來到這里的多利亞人。斯巴達以其嚴酷紀律、獨裁統治和軍國主義而聞名。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斯巴達及其同盟者曾戰勝雅典軍隊并霸權整個希臘。

斯巴達的政體，是寡頭政治，是奴隸主貴族階級專政的國家。它的國家機構，由國王、公民大會、長老會議和監察官組成。斯巴達人實行“二王制”，兩個國王只有在打仗時才擁有無限的權力，一個國王充任統帥，一個國王留守國內。平時，一切重大問題都由30個人組成的“長老會議”決定。有5個執政官協助國王處理政務。一切有關城邦的重大事務，均由長老會議作出決定。然而，名義上還要由公民大會通過，方可有效。
斯巴達社會分為3個等級，最高等為斯巴達人：城邦中的全權公民，完全靠剝削奴隸勞動生活，為斯巴達國家的統治階層；其次是“邊民”：指被征服的邊區城市居民，為自由民，在本地有自治權，但是沒有斯巴達城邦的公民權。主要務農，也有的從事工商業；最下層為“黑勞士”：指斯巴達城邦所有的農業奴隸。

為了鎮壓人數眾多而又反抗性很強的黑勞士奴隸，斯巴達城邦規定了嚴格的公民軍事訓練制度。斯巴達人在對外征的過程中，把原有的居民變成奴隸，稱作希洛人。公元前8世紀中葉，由于斯巴達社會貧富分化加劇和人口增加，為了解決土地不足，斯巴達人一方面向外殖民，另一方面向鄰邦美塞尼亞發動了長達10年的戰爭，最后將多數美塞尼亞原有居民變成奴隸，并為希洛人。希洛人被固定在土地上，從事艱苦的農業勞動，每年將一半以上的收獲繳給奴隸主，自己過著半饑半飽、牛馬不如的生活。希洛人作為所有斯巴達人的公共財產，個別斯巴達人無權買賣希洛人，但可以任意傷害希洛人。在節日里，斯巴達人常用烈酒灌醉希洛人，把他們拖到公共場所肆意侮辱。希洛人即使沒有過錯，每年也要被鞭笞一次，目的是要希洛人記住自己的奴隸身份。

對希洛人的殘酷鎮壓是國家首要和經常的任務。每年監察官上任，首先舉行對希洛人的“宣戰”儀式，然后派遣斯巴達青年到希洛人住地，對希洛人進行集體的搜捕和屠殺。這種屠殺制度，名叫“克里普特”，意為秘密勤務。為了維持一支強大的鎮壓希洛人的軍事力量，斯巴達國家在斯巴達人中實行嚴格的軍事訓練制度。在斯巴達，嬰兒剛出生，就需長老檢查，健壯者撫養，體弱而畸形者丟棄。男童自7歲起即集中起來受嚴酷鍛煉，18歲至20歲須受軍事教育并參加屠殺希洛人的活動。他們從20歲起正式成為軍人，30歲結婚。絕大多數時間住在軍營里，出操、參加公餐，直至60歲退伍，但仍是預備軍人。婦女也從事體育鍛煉，目的在于生育出健壯的后代。

在軍事訓練同時，斯巴達人還向兒童灌輸斯巴達人高貴、希洛人低賤的觀點。教官常在兒童面前任意侮辱和鞭打希洛人，甚至帶他們參加“克里普提”活動，直接屠殺希洛人。斯巴達婦女很勇敢和堅強，她們不怕看到兒子在戰場上負傷或死亡。一個斯巴達母親送兒子上戰場時，不是祝他平安歸來，而是給他一個盾牌，說：“要么拿著，要么躺在上面。”意思是說，要么拿著盾牌光榮勝利歸來，要么光榮戰死被別人用盾牌抬回來。

斯巴達憑借強大的軍事力量，不斷實行對外擴張。公元前546年斯巴達進攻亞哥斯，奪取了塞里亞提斯平原。從此，除亞哥斯、阿卡地亞北部和阿卡亞以外，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各邦都接受了斯巴達的領導，組成了伯羅奔尼撒同盟。這個同盟，被希臘人稱為“斯巴達人及其同盟者”，充分表明了斯巴達在這個組織中的霸主地位。同盟規定斯巴達有權召集會議，其決議雖須經大多數入盟國同意后始能生效，但實際上由斯巴達操縱一切。同盟還規定對外作戰時，各邦必須提供一定兵力和軍費，由斯巴達指揮。伯羅奔尼撒同盟是斯巴達控制加盟城邦的一種形式，憑借這個同盟，斯巴達常常干預希臘各邦的內政，充當了維護希臘貴族政治的堡壘。

西方人所稱的“文明沖突”，最早便是發生于亞歐文明板塊交界地區的“希波戰爭”。公元前549年，波斯一代英雄居魯士統一伊朗高原，并滅亡了剛剛興起不久的新巴比倫王國。到了大流士一世統治時期，波斯帝國疆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東到印度河流域、西到埃及、西北到達歐洲巴爾干，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疆域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這時，波斯帝國將目光投向了當時歐洲最強大的對手，也是西方文明的象征希臘。于是，就有了漫長的希波戰爭。斯巴達人在波希戰爭中曾任希臘諸邦盟軍統帥，與雅典等邦聯合反對波斯的侵略。

公元前480年爆發與波斯和希臘之間的薩拉米斯海戰，是整個希波戰爭的轉折點。在此以前，希臘方面始終處于防守地位。此戰后希臘轉入全面反擊，而這一切都是因為薩拉米斯海戰的勝利。公元前478年，波希戰爭以雙方簽訂卡里阿斯和約而告結束，波斯帝國從此承認小亞細亞之希臘城邦的獨立地位，并且將其軍隊撤出愛琴海與黑海地區。

公元前464年大地震后，黑勞士乘機起義，為了挽救危局，斯巴達一度求助于雅典。公元前404年，在波斯的幫助下，斯巴達打敗雅典，成為延續27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勝利者和全希臘的霸主。但由于斯巴達公民內部貧富分化加速，失去土地和公民權者日增，社會體制趨于瓦解，公民兵日益削弱。在稱霸希臘不久，斯巴達便被新興的底比斯打敗，其后再被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征服，從此走向衰亡。公元前192年，斯巴達淪為羅馬共和國的領土。公元396年，斯巴達城被哥特人毀滅。

羅馬帝國作為歐洲文明的繼承者，更大程度上是繼承了古希臘文明野蠻專制的軍國主義傳統，而逐漸遺失了古希臘文明中的商業精神。千年以后，經過“文藝復興”，當古希臘文明中的商業精神與軍國主義精神再次“雙劍合璧”時，歐洲人才終于開創出了一個新的斯巴達式全球殖民時代。

此后，從歐洲殖民者對美洲印第安人的滅絕性屠殺，到對非洲的征服及販賣“黑奴”，直到今天“美元帝國”以“貨幣殖民”方式對世界人民的奴役與剝削，難道這里面都沒有古希臘斯巴達軍國主義的影子嗎？從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到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盟軍”，這難道僅僅是西方文明的歷史巧合嗎？從斯巴達奴隸制貴族專政的古代“公民民主”，到資本寡頭集團專政的現代“公民民主”，這難道沒有異曲同工之妙嗎？再從古代商業城邦的殖民貿易到現代市場經濟的世界貿易，從斯巴達的“崇尚武力”到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難道這不都是千年歷史的穿越劇嗎？

歷史的不幸在于，今天斯巴達式軍國主義的“美元帝國”，已經將靶心死死鎖定在了中國。而歷史更大的不幸在于，中國人還竟然以西方的“貨幣殖民”體系為世界市場經濟的先進，并還夢想著與“美元帝國”和平雙贏！

【6】鑒古往而知興替，讓歷史告訴未來

亦如網聞博報小社員在此前的《文化反思：誰的發展才是硬道理？》、《報告主席：我們現在終于有錢啦！》及《貿易戰爭：從販賣奴隸到“貨幣殖民”》等《日出西邊/風動中國》系列文章所述，回望來路，從“向錢看”爭先富，到接軌市場化私有化“國際慣例”，到形成出口導向型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再到貧富兩極分化和“黃賭毒黑腐假”沉滓泛起的“道德滑坡”，直到現在的美債危機和“輸入性通脹”危機，我們辛辛苦苦做出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GDP大蛋糕”，卻原來并不定吃也不定用。頂多，只算是給救美國救歐洲救世界作出了“負責任大國”的貢獻。

為何會這樣呢？難道我們不正是從“向錢看”開始，便把“GDP大蛋糕”和美元貨幣真當成了自己的財富嗎？可到頭來，自己真金白銀的物質財富，卻被“虛擬”給了西方富國，而自己僅僅只是落了一堆“看起來很美”的數字和不斷貶值縮水的紙鈔！現在，中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和“輸入性通脹”危機，還看不到盡頭。與其說這是以“東莞模式”為代表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已走到了盡頭，倒不如說是“向錢看”的思維模式已經陷入絕境。拜物拜金，反而失財。自私自利，反倒自損自殘。

拜金拜富，就得學習世界上最富裕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接著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西學東漸”，西方資本買辦精英通過世界輿論大合唱，順著中國人“向錢看”爭先富的“求學”愿望，又循循善誘地給我們送來了“科技崇拜”、“市場崇拜”、“GDP崇拜”、“法治崇拜”及“普世價值崇拜”等一整套“西洋套餐”。這里面最核心的教義，還是市場化私有化“國際慣例”，簡稱“市場經濟”。

于是，在這個市場經濟的全球財富盛宴狂歡中，世界經濟繁榮景氣時，貧窮的中國人以血汗勞動供養美國和西方富國消費。而當經濟景氣低迷危機海嘯來臨時，遭受“血汗錢”縮水蒸發和“輸入性通脹”打擊最慘重的，還是貧窮的中國人。窮國供養富國，窮人供養富人，這究竟是哪門子的“國際慣例”和“普世價值”？

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對敵人的視而不見與寬容，就是對國家和人民的犯罪。我們今天實現危機突圍的出路，同樣需要回歸到歷史的起點上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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