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先生給我們提了個醒
一篇讀罷頭飛雪，但記得斑斑點點，幾行陳跡。
正當全國人民拭目以待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如何伸張正義之時，西北政法大學校長賈宇迫不及待的站出來，大談禮儀文明，大談寬厚與仁愛，大談盛世與親民。這是繼五教授聯名為藥家鑫哭喪之后又一篇富有同情和仁慈之心的衛道宣言！我在網上一搜，僅兩篇文章就可以剝開這個假共產黨員的畫皮來，兩篇文章附在后面，一篇是賈教授自己的，另一篇是一位記者對賈教授的采訪錄，期望讀者閱讀時參考。這家伙，置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法律于不顧，把《尚書》《孟子》《資治通鑒》，把漢景帝、唐太宗和康熙，把文景之治 貞觀之治 和康乾盛世搬出來。搬的好啊，那意思是明君治國，是不會亂用死刑的，如果把藥家鑫和李昌奎們殺了，那就不是明君了，那就有損中華大地的禮儀之邦的聲譽。難道我們依法處死犯人就不講文明了？不是的，恰恰相反，一個文明禮儀之邦，必須是奉公守法的必須是賞罰嚴明的。倘若公民知法犯法亂殺無辜那是文明禮儀之邦嗎？倘若官吏貪贓枉法縱容犯罪那叫文明禮儀之邦？那就是寬容仁愛嗎？請賈教授明察之，慎思之。
賈先生對““死緩翻案風”風生水起，莫衷一是。”對“在一個和平年代的文明國家里，出現一浪高過一浪的喊殺聲，”表示“深感憂慮”。賈先生認為“死刑翻案風”，這是群眾不夠理智的表現。這種看法是偏頗的。在這里，人民群眾的呼吁，我看倒不是死刑翻案風的問題，更多的是強烈要求云南高院伸張正義和糾正錯誤的問題。李昌奎和賽銳們按律應當斬立決，云南高院枉法錯判，正義力量搖旗吶喊，這是利國利民的大好事。如果說是風的話，那應該是廣大人民群眾自覺運用法律武器維護法律尊嚴的的學法用法之風。我希望這同時又是反對法學精英們的歪理邪說、反對司法腐敗的大旋風。翻案，不平則鳴，為含冤者叫屈，要求伸張正義，這有什么大驚小怪的呢？賈先生大可不必憂慮。
賈先生在這里大談文明禮儀，讀者可以看一看附錄的第二篇文章，在第二篇文章的采訪錄中，賈宇，就不是文質彬彬了，由于對學術委員會的決定不服，他
先是要求開通網站，“如果這件事情不能合法處理的話，我們打算自己公示材料，把各大學的材料貼到網上，讓大家來評哪個學校強大一些。只要稍微有點良心的人都應該評得出來。”希望稍微有點良心的人都能出來為他評理。
然后，進行人身攻擊“當時我對他們說，如果不懂怎么依法行政，這是水平問題，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出爾反爾、言而無信就是品德問題，是完全不能理解的。”
再以后是強烈要求，簡直是命令：“現在我在進行行政復議，他必須回答我，要么維持，要么糾正”
再后來，“我可以起訴。學委會是政府機關，我可以告省政府。”
大有窮追猛打，咄咄逼人，鍥而不舍，不達目的不罷休的英雄氣概。
你看到了吧，人民群眾有冤屈要求改正錯誤，那就是不理智，那就是翻案風，那就令人憂慮。他大學校長鍥而不舍，企圖逼迫上級領導滿足他的要求，那就不是不理智，簡直是太理智太強勢了。如今，我們這些善良的小老百姓，膽戰心驚的在呼吁，我們期望一個更晴朗的天空，我們希望出門時不被活活壓死，我們期望在家不被活活捅死，我們期望有正常的生活、正常的愛情而不被欺男霸女的地痞流氓所捅死，就這樣的要求卻引起了大教授的驚恐和憂慮，引起這位教授的驚詫莫名，難道這就是賈教授的仁慈寬容？
賈宇認為：“死刑改死緩的爭議，實質是觸動了國人中“殺人必須償命”的傳統死刑觀念。”這個看法是錯誤的，死刑改死緩的爭議，實質是真理和謬誤的爭議，是真理和邪惡的較量，在這個較量中，人民群眾是守法的，理智的，充滿憤慨的，富有正義感的。而且，我并不認為殺人必須償命，我認為，依照現行法律該殺的就得殺，否則就是對法律的不尊重就是對神圣法律的褻瀆。我覺得，像夏俊峰、任雪、陸曉鳳等這些事出有因被逼無奈而被迫殺人的案子，要多多探究一下社會的和機制的問題。在中華人民法律框架下，即使是嚴打的情況下，這一類人也是罪不至死的。我認為被迫殺人的，防衛過當殺人的人，該寬容的就應該寬容，該法外施恩的也應該照顧禮儀之邦的文明和仁愛。而像藥家鑫、李昌奎和賽銳們，即使在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盛世情況下也應當斬立決，因為他們是反社會的，預示著社會風氣的敗壞和墮落的，預示著道德淪喪的。如果這樣的人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那么，暴戾之氣將成為社會的主流，和平年代將不復和平，禮儀之邦將成為弱肉強食的野蠻之邦，那時隨處可見的應當是，欺男霸女風，求愛不成殺人風，撞死不成補刀風。那社會可就真的瘋了。賈先生應當多多為這種風憂慮才是。
賈先生援引經典把《尚書》和《孟子》搬出來“早在我國西周時期的經典著作《尚書》就提出“罪疑惟輕，功疑為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注釋1)的主張。 先圣孟軻早在2300年前就提出了“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的統一論(注釋2)。”
還加了注。說實話，要不加注釋的話，還真能蒙蔽很多年輕人，可是，這一注釋就更強化了人們對云南高院的憤怒，尚書上寫的很明白“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的基本含義是，在處理兩可的疑難案件時，寧可偏寬不依常法，也不能錯殺無辜。在遇到疑難案子的時候，寧可偏寬不以常法，也不能錯殺無辜。這其實就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精神。令我不解的是，藥家鑫李昌奎賽銳案，事實如此清楚，情節明顯惡劣，怎么就成了疑罪了呢？把這些敗類們依法處死怎么就成了“錯殺無辜”呢？難道法律竟如此深奧？
再看孟子的話，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賈教授，用這句話，強調不殺李昌奎不殺藥家鑫不殺賽銳的重要意義，那就是可以贏得像美國英國等等國家的臣服。不是嗎？其實呀，那是孟子針對梁襄王所謂崇尚武力，排斥仁政而提出來的。除此之外，這純粹是一句屁話。毛主席說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靠溫良恭儉讓統一國家，在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也未嘗聞之。即使賈教授真的能以此統一國家，那個國家里如果充斥著賽銳李昌奎藥家鑫等這樣的不法之徒，那境況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反正我是不能歸附的。我擔心，以賈哥之善良之寬容之博愛之文明，不久就會成為藥家鑫和李昌奎們的刀下冤鬼。
賈先生把漢景帝和文景之治搬出來，請允許我說說漢景帝。文景之治，原因很多，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我們都不談我們光談法律，眾所周知，漢景帝的確把輕刑作為安民政策的。但景帝對地痞惡霸貪官污吏豪強卻并不手軟，執法必嚴。景帝時，郅都是執法不避權貴的嚴酷官吏。濟南有大豪強間氏宗族，歷任郡守無人敢制，景帝拜郅都為濟南太守，郅都誅殺晌氏首惡，一年之后，濟南郡成了道不拾遺的清明境界。后來景帝又任郅都為雁門太守，匈奴威憚郅都，引兵遠避，不敢靠近雁門。寧成也是執法不避權貴的嚴酷官吏。長安居住著許多宗族權貴，胡作非為，京官無人敢管，景帝調寧成為中尉，一舉鎮壓住了犯法的宗族權貴。執法必嚴，秉公執法，不管你是權貴還是豪強，都一視同仁，這是造成文景之治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絕不像賈先生說的那樣是因為什么慎用死刑的結果。
再說唐太宗和貞觀之治，唐太宗認為，賞罰是國家的大事，假如被賞的是有功的人，無功的自然就后退了。犯罪的人及時受到懲罰，那些作惡的人就能懸崖勒馬。因此，賞罰問題非常重要，是推動國家各項事業前進的動力。為了明確賞罰的標準，特制訂《貞觀律》。太宗的叔叔江夏王李道宗是開國元勛，為建立唐王朝立下了汗馬功勞，但犯罪后，同樣被免官削封邑，并且坐了大牢。
貞觀十七年（643年）太宗的姐姐長廣公主的兒子趙節，犯罪按律應當處死，長公主哭著向太宗求情，太宗解釋說：“賞罰不分仇人和親戚，這是至公之理，我不能因為趙節是我的外甥違反法律赦免他。”太宗的兒子吳王李恪，因為打獵踩壞了農民的莊稼，御史柳范上書彈劾他，李恪還不以為然，認為父親不會處理他。結果太宗不僅將李恪免去了官職，還削去了他300戶封邑。
太宗對自己的部屬，也從不徇私枉法。岷州都督高甄生是太宗的老部下，犯罪以后，有人在太宗面前說情遭到嚴厲批評。太宗不僅執法嚴格，一旦發現執法有錯。能夠及時改正。刺史龐相壽，因貪贓被罷官，由于它是太宗的老部下。太宗不久又恢復了他的官職。魏征上表反對說：“親王府的舊人現在當官的很多，如果犯法都徇私，恐怕影響不好。”于是太宗對龐相壽說：“我現在是國君，不能因為你是我的故人，就徇私情。”重新罷免了他的官職。
正因為唐太宗以身作則，執法如山， 才逐漸形成了執法嚴肅，令行天下的好風氣。在這種風氣下，官吏清正廉明，王公貴戚和豪強大姓都不敢違法亂紀，欺壓百姓。正是由于法制嚴明，令行禁止，執法必嚴，才導致犯法的人少，犯法的人少，判刑的人自然少了。貞觀（629年）全國判死刑的人只有29人，這并不是因為慎殺輕型，恰恰相反，是違法必究、執法嚴明的結果。是因為犯罪的少，所以判刑的少；犯死罪的少，所以判死刑的少。
像藥家鑫以及李昌奎賽銳之類知法犯法，隨意剝奪他人性命，視生命如草芥。且手段殘忍，情節惡劣，如果不執行死刑，怎么叫賞罰嚴明？怎么叫執法如山？如果執法不嚴，何以保證社會安定？這樣的人如果逍遙法外必然導致人心惶恐，人心惶恐何以讓人安居樂業？這樣的人如果罪不至死，必然導致人民怨聲載道，人民怨聲載道何以讓人奉公守法？一個身為政法大學校長如此是非顛倒，黑白不分何以教化莘莘學子？
再談康熙，深知貪官污吏的勒索和壓榨是激起民變的直接原因，為此他對貪官污吏絕不手軟，他采納了“民生安危視吏治，吏治貪廉視督撫的”建議，特別注意處置腐敗的高級官吏。山西巡撫穆爾賽貪酷不法，湖廣總督貪贓枉法，兩江總督噶禮受賄弄權都得到嚴厲的懲處，賜死的，有處極刑的。對被認為危及統治階級利益的知識分子更是嚴刑峻法，戴明世著《南山集>，幾被凌遲處死，改判處斬后，累及戴氏、方氏一家16歲以上的男子全部被判處斬，女子及15歲以下的男子被罰為家奴。受牽連著多達300人。如果說康熙盛世必有原因的話，賞罰嚴明，嚴刑峻法一定是其中之一。絕對不像賈先生所說的就是慎殺少殺的結果。稍微有一點頭腦的人就一定知道，倘若大清帝國對藥家鑫和李昌奎、賽銳們這樣的人也是不斷放縱下去，人人為女色而互相殘殺，各個為利益而相互蹂躪，執法不嚴，違法不究，人人自危，哪里有可能造出個個清明盛世？
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看吧，賈教授的這個提醒，必須引起每個中國人的警惕！再傻的漢子也不能在一個地方跌倒三次，中國人民有志氣有能力，一定能團結起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不斷增進福祉，不斷增強綜合國力，使中華民族始終巍然屹立，永世長存！
好個文景之治，從漢成帝（前31年）開始大小農民起義近30起，100多年后就是綠林軍、赤眉軍起義和王莽篡權，300多年后就是黃巾起義，再以后就是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分裂動蕩時期。
好個貞觀之治，50年后就有武則天篡權，100多年后就有安史之亂，200多年后就有王仙之、黃巢起義，再以后就有五代十國的分裂動蕩時期。
好個康乾盛世，70年后就是白蓮教起義，100多年以后就是太平天國運動，就是八國聯軍侵略、瓜分中國，再以后就是軍閥混戰的分裂動蕩時期。
好個康熙盛世！僅僅100多年的時間后，大小帝國主義國家在大清帝國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如入無人之境；僅僅不到100年時間里大清帝國割地賠款，喪權辱國！在大清帝國里，老百姓內外交困，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
賈教授的確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提醒！
以下第一篇是賈先生的文章第二篇是一個對賈先生的訪談錄。
賈宇：喊殺藥家鑫、李昌奎不夠理智
“如果藥家鑫都不死，那中國法律已死……如果李昌奎都不死，那中國法律已死……”媒體報道藥家鑫案、李昌奎案一路走來，這樣的語式表達可說是耳熟能詳。
自藥家鑫案、李昌奎案引起普遍關注后，網絡媒體接著爆出云南昭通男子賽銳27刀砍死女友二審被改判死緩的案件，受害者家屬表達對云南省高院判決的不滿。幾乎同時，桂林人梁勇又通過互聯網走進了公眾的視野，他殘忍地殺害了自己的妻子成女士，并肢解、水煮妻子的尸體，在一審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之后，也被廣西高院改判死緩。一時間，“死緩翻案風”風生水起，莫衷一是。
死刑改死緩的爭議，實質是觸動了國人中“殺人必須償命”的傳統死刑觀念。藥家鑫案、李昌奎案等涉及死刑的案件一經媒體報道，輿論嘩然。視野所及，喊殺聲洶涌澎湃，主流意見和被害人親屬一致要求判處被告人死刑立即執行。
事實上，近年來輿論中的喊殺聲越來越高，有針對殺人放火犯罪的，有針對貪污受賄犯罪的，還有針對交通肇事犯罪的。中國作為一個擁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國家，中華民族歷來以禮儀之邦而驕傲，暴戾之氣從來不曾成為被推崇的主流文化。而今天，不論公眾出于什么樣的憤怒，在一個和平年代的文明國家里，出現一浪高過一浪的喊殺聲，讓人不能不深感憂慮。
慎刑恤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歷來是官方的主流觀點。早在我國西周時期的經典著作《尚書》就提出“罪疑惟輕，功疑為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注釋1)的主張。 先圣孟軻早在2300年前就提出了“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的統一論(注釋2)。
我們回顧中國古代“盛世”的歷史，盛世的締造者均有一條共同的經驗，即明德慎刑，恤刑，所謂“刑罰為盛世所不能廢”，亦“為盛世所不尚”。
先看文景之治。漢文帝以緹縈救父為契機，廢除了肉刑。景帝繼位后，在文帝基礎上對肉刑制度作進一步改革，進一步減輕肉刑的處罰。
再看貞觀之治。唐太宗即位后，力圖完善刑法，指示群臣討論統治與立法的原則。當時，出現了寬嚴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大臣封德彝勸以威刑肅天下者，魏征以為不可。因為上言王政本于仁恩，所以愛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唐太宗在詔令中說：“泣事慎罰，前王所重”。貞觀之治的時候，國家一片太平盛世，每年執行死刑的人數只有幾十人。
據《資治通鑒》載：貞觀六年（632）十二月；“帝親錄系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遺，使至期來詣京師”。貞觀七年（633）九月：“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同上書）由此可見，“大治”是行“仁政”、施“德治”的歷史必然。
離我們最近的盛世是康乾盛世。康熙治國，一生勤政、慎政，主張仁愛寬刑。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全國秋決（判死刑）的犯人“尚不及四十人”。
在我們的國家經濟、政治、文化全面發展，國內生產總值位列世界第二，又一次走向偉大復興的時候，在我們建設和諧社會、開創盛世的時代，人文復興同樣值得期待，民眾的平和寬厚之心更有高的標準和要求，而不是相反。
注釋:
1、《尚書》：“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的基本含義是，在處理兩可的疑難案件時，寧可偏寬不依常法，也不能錯殺無辜。源自西周，西周時期為保證適用法律的謹慎，防止錯殺無辜，凡是疑難案件，都采取了從輕處斷或赦免的辦法。號稱是古代中國疑罪從無的名言。
2、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御之？’”解：孟子拜見梁襄王，出來，對人說:“遠看他不像國君，到跟前也不見到威嚴的所在呀。突然問我說：‘天下怎么能安定？’我回答說：‘平定于統一。’‘誰能統一它呢？’回答說不：‘嗜好殺人的能統一它。’‘誰能跟隨他？’回答說：‘天下沒有不跟隨的啊。大王知道那禾苗嗎？七八月之間天旱，禾苗就枯槁了呀。天自然布起云，滂霈下起雨，那禾苗興盛地長起來呀。它像這樣，誰能抵擋它？如今天下的國君，沒有不嗜好殺人的啊。如果有不嗜好殺人的，那天下的民人都伸長脖子而盼望他呀。果然是這樣啊，民人歸附他，如水的順流而下，滂沛浩大的誰能抵擋它？’”
賈宇：政法大學校長“維權”
【南方周末】本文網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27855
3月31日 ，天涯論壇出現一篇帖子：《西北政法大學教授抗議陜西申博評審“暗箱操作”》，稱“此次評審的程序完全不透明，事先對各競爭大學的實力情況沒有任何公示。而21名專家的遴選標準、遴選程序等，也沒有任何通告。且有證據表明，事先某大學竟然拿到了專家名單，而西北政法大學卻完全蒙在鼓里！”
這次“博士學位點評審”被認為是“最后的機會”，按有關規定，國家在2015年以前，將不再授權。而西北政法本來志在必得，他們認為他們的“硬指標”遠勝過其他參評學校。現在“遭遇‘暗算’，莫名其妙地‘出局’”的后果，將使西北政法“一蹶不振，接下來人才流失、法學教育研究萎縮”。
教授們迅速發起抗議活動。他們步行到省政府的行動被稱為“教授散步”。4月23日，他們又發起 “學習科學發展觀，學位授權評審制度研討會”，雖然一再聲稱是“學術討論”，事實上也提出了體制上的深層問題，但批評的鋒芒所指是明顯的。而這一天，校長賈宇先生并不在校了。
在我國的大學體制里，校長既是教學管理者，也是行政官員。省屬大學的校長，其級別相當于廳級干部，是通過省里相應的干部任命程序任命的。而一個省的學位委員會，是省政府領導下的部門。陜西省學位委員會的主任，是陜西省一位副省長。
“西北政法博士學位授予點事件”暴露了我國大學學位授予體制的問題。在此事件中，校長是一個關鍵人物。在徐州師范大學的類似事件中，當矛盾到了“教授停課”的關鍵時刻，校長對教授的要求，就跟市政府的要求一致了。到本刊發稿時為止，西法大的事件僵持在一個必須由官方首先做出反應的時刻：在法定的時間內，答復校方的行政復議。
而輿論正密切注視事件發展，4月27日，《人民日報》相當例外地發表了關于此事件的長篇“問題報道”。于此，西北政法大學校長賈宇先生接受了本刊的專訪。
“偽造公文罪，很嚴重”
人物周刊：教育部為什么要把學位授權評審“下放”給地方？
賈宇：按照相關文件的說法是：加強省一級政府在學位授權布局中的統籌功能，因為到底需要發展哪些學科，當地政府是最清楚的。但這權力下放就等于是矛盾下放。因此當由國家學委辦（國務院學位委員辦公室）統籌此事時，各地高校競爭激烈。
另一方面，由于我們國家博士授權規模非常，培養博士的數量在世界已經是數一數二了，所以國務院學委辦要進行控制。所以在這個規模控制的前提下再下放權力，導致競爭更加激烈。
人物周刊：你們學校的師生對“評審”反應激烈的時候，你的表現是什么？
賈宇：當天晚上知道結果之后，我感覺不可思議。我第一時間去核實，向教育辦的領導反映。當天晚上，我馬上在學校召開了黨委會部署工作，首先是要安撫老師、學生在知道結果后會產生的“不良情緒”。
第二天下午，就開始有一些老師呼吁在30號早上去政府申請撤消不合理的決定。于是，我們又召開緊急會議，讓各學院黨委書記深入到學生里面做工作，使“散步”的老師減少了很多，幾乎沒學生參加。在去政府的路上，我們書記是一路做工作，有些教授是半路勸回來的。事情傳得很快，省教育廳、省司法廳馬上來電話。
人物周刊：但看來30號以后，學校的情緒還是一直不穩定。
賈宇：由于我們穩定工作做得即時恰當，給老師做思想工作，政法大學更應該懂法，嚴格按照程序走。我們向（省里的）學位委員會提出核查資料，要求公示每個申報大學的材料，大家互相監督，這是必須的，從程序上就應該是這樣！
人物周刊：作為校長，你能保證您的學校的材料是真的嗎？
賈宇：這是我們敢負法律責任的。而有些學校就不一定經得住考驗。這種材料造假屬于公文造假，按照國外的刑法是要判刑的，叫偽造公文罪，很嚴重。所以這里一些學校用假材料，政府還要去包庇它、支持它，我們是完全不能理解的。
人物周刊：如果最終的結果不是在真實的材料基礎上得出的，你怎么辦？
賈宇：其實當材料上報之后，專家評審之前，學位委員會就應該公示。如果這件事情不能合法處理的話，我們打算自己公示材料，把各大學的材料貼到網上，讓大家來評哪個學校強大一些。只要稍微有點良心的人都應該評得出來。
人物周刊：你們要求材料公示之后，學委辦怎么做？
賈宇：在若干學校提反對意見、要求公示材料的情況下，學位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決定：8所學校重新填報材料。
如此，我們覺得有希望了。于是我們學校的工作人員就連夜趕材料，幾乎三天三夜沒有睡覺，志在把材料按照新標準做到無懈可擊。4月13號下午，13位學位委員（不到半數）召開了第二次會議。會議之后學位委員向我們通報說：維持此前的決定。這樣，材料也不公示了，堅持錯誤。
人物周刊：第二次會議后，你是怎么反應？
賈宇：我們就徹底被激怒了。包括我在內的若干學校的校長表示不能接受，非常憤怒。我感覺被忽悠了，一個行政部門就是這樣尊重大學校長的？
當時我對他們說，如果不懂怎么依法行政，這是水平問題，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出爾反爾、言而無信就是品德問題，是完全不能理解的。
回到學校，我就決定按照法律規定向政府提出行政復議，認為學委會所作的行政決定是錯誤的，其程序違法，結果不公正。而省政府法制辦也受理了我們的申請。現在整件事就處于這個階段，調查機制已經啟動，會在一定的時間給予我們答復。
“我可以告省政府”
人物周刊：猜想一下可能的結果？
賈宇：我認為政府有能力糾正錯誤。（省里）學位委員會的行為顯然違法。評審到了上交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仍然要接受審查。
對于這件事情，我個人是這樣認為：是非是一定要講的，違法是一定要糾正的，否則這就是我們這些法律人的失職。因為如果牽涉到一個政法大學的行政都不是依法行政，而是個別人在操縱，那我們國家的法制建設還有什么希望？
人物周刊：你認為糾正的“成本”是什么？
賈宇：成本就是政府的有關部門承認錯誤，承認錯誤對有關部門來說很難，但我們一定要他們來糾正錯誤。
人物周刊：畢竟事情已經到了這一步，能不能假設要你必須接受這樣的結果？
賈宇：我不相信會有哪個領導會不講是非、不講合法違法就簡單地“壓”我，我不相信會有那樣的領導站出來。，現在我在進行行政復議，他必須回答我，要么維持，要么糾正。
人物周刊：如果是維持呢？
賈宇：我可以起訴。學委會是政府機關，我可以告省政府。
人物周刊：但是你身為校長，一個廳級干部，愿意告省政府嗎？
賈宇：一個校長怎么會是一個廳級干部呢？大學校長就是學者，責任是辦好大學。廳長是行政頭銜。不論別人怎么看，我個人不認為我是一個廳級干部。如果要我“下課”，這完全由政府決定，可以的。我本來就是一個學者，我不做校長不見得對我是一件壞事，我可以好好搞我的教育，我可以成為一個非常合格的教師、學者。現在雖然做了校長，我還是堅持給本科生上課，因為我不能離我的專業太遠。
另一方面，我不認為一個為了學校事業發展而發表意見的校長該被撤職。
人物周刊：如果政府通過其他渠道“勸告”你，你會怎么辦？
賈宇：我不是代表我個人，這件事情不是我個人的，是學校決定的。維護穩定是校長的責任，我會穩定學校，不能讓教師停課、師生上街（游行）。否則是不對的。
人物周刊：但起訴政府是個“嚴重的問題”，會出現難堪的局面。
賈宇：不嚴重，其實從法律的角度來看是很正常的事情。
人物周刊：假如“糾正錯誤”，那現在已經入選的學校，他們會怎么樣？
賈宇：至于對那些已經入選的學校，我覺得他們應該接受通過合法程序做出來的決定。包括我們，如果是按照合法的程序做出西北政法大學不夠條件入選，我們也是會接受的。我們不能接受的是，由于違法的行政，在虛假事實上做出的決定。
人物周刊：你不怕傷害到人際關系嗎？
賈宇：首先我不是針對人，我講的都是工作，都是道理，都是法律，我個人不會覺得對自己有人際關系上的傷害。但如果別人覺得我得罪了他，那是他的事。
人治往法治的轉變本來就是一種斗爭，當中牽涉到很多人的利益關系，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國家建設法制國家那么難。因為不按法律辦事，對某些人是有好處的。人治會導致權力的腐敗，所以國家強調法治。權力要受到監督，肯定會讓一些人不高興。
人物周刊：你認為這到底是一個什么事件？為什么國外沒有出現類似的現象？
賈宇：行政化是學術的天敵。我國教育最大的問題就是教育行政化、學術行政化。最近兩會有委員表示，教師教案要上交有關部門檢查，這簡直就是“教魚游泳”。當然，政治方向我們是要把握的，但行政介入不能到具體的教育環節。在國外，只要學生覺得哪個學校夠條件就可以報讀該學校，學校不需要審批博士授予點，只要學校能招到博士就能帶博士。
人物周刊：你的意思是，這些問題是“管”出來的。
賈宇：絕對是。我們學校的教授在吉林大學、武漢大學、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帶博士，就是在陜西本校不能帶博士，這能說是我們老師水平不高嗎？我們學校在國家社科項目的承擔連續兩年排名全省前三位，這能說我們的科研水平不行嗎？事情原委就是，國家分指標，指標到了省里，又不給你，學校自然就不能發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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