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主席在《黨內團結的辯證方法》中明確指出：“一分為二，這是個普遍的現象，這就是辯證法。”[《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98頁]  以后又多次論述并肯定：“一分為二”是列寧在《哲學筆記》中提出來的。于是“一分為二”逐漸廣為流傳。　　

 “一分為二”看事物，是毛澤東哲學思想，也是廣大群眾 “運用哲學”的典范。我同六十年代的“全國人民”一樣，信仰“一分為二”的思想方法。

一、1957年以前　　

電影《東方》，雖然不是紀錄片，但是，基本上反映了現在官方對1949~1956年歷史主流的認識。憑我的感受，我家庭長輩的感受，對這“主流”認識是認同的，感同身受的。　　

《東方》作為電影，是贊揚主流的，是歌頌的。事實上，毫無疑問，1957年之前，也存在缺點和錯誤；電影，可以忽略不講。　　

還有一點不得不說：共產黨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犧牲了無數的先烈；同時，也消滅或者鎮壓了無數的敵人——其中包括被國民黨抓去的平民壯丁——也就埋下了無數的仇恨。這種仇恨，恐怕要經過幾代人的遞減、磨合，才能“和諧”掉。　　

二、1957~1966年之間　　

1.  1957年反右與“擴大化”　　

因為1957年之前共產黨取得了偉大成就，所以，共產黨內部產生了驕傲自滿的情緒。同時，多年來存在的問題也在發展，有些人成為新官僚，并且開始腐化變質。盡管只是“支流”，但是，為了不成為“李自成”，毛主席、黨中央決定“整風”——整共產黨自己的“風”，要求大家、特別是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毛澤東要求“開門”整風，是要黨外知識精英出來說話，試圖讓他們的批評，成為黨內官僚群體的良性壓力。但是，“黨內90%的人思想不通”，有抵觸。這些人，要轉移斗爭大方向，所以，他們利用毛主席把“整風意見”發表在報上的要求，將被歪曲的“意見”，在報紙上發表，（可想而知，還有那么多的“內部通報”之類秘密傳送的材料，怎么個胡說八道？）栽贓陷害，形成“右派翻天”的假象，讓毛主席感到“事情起了變化”，導致“整風”變成了“反右”。 （毛主席從自己最初的立場上后退，還因為，毛澤東主席當時還沒有痛下決心與官僚群體決裂，這個決心直到1966年才下。）即使這樣，毛主席也僅僅估計右派有4000人（見著名“右派”李慎之的文章），結果，被主持反右工作的同志“擴大化”成為55萬，而實際受到影響的，可能就是有人說的兩三百萬了。（請搜索參看《1957年整風、反右與文革》　　

反右以及“擴大化”，維持了“無產階級專政”約32年沒有受到挑戰。避免了或者說推遲了類似于“匈牙利事件”的流血慘案。　　

但是，“擴大化”導致“鴉雀無聲”，新官僚更加肆無忌憚，人們不得不做“馴服工具”，為1958年的“浮夸風”、“共產風”等“五風”瘋狂與“食堂化”掃清了道路。　　

2.“三年困難”　　

“浮夸風”、“共產風”等“五風”以及“食堂化”，與“三面紅旗”并沒有直接關系，而只與官員的政績和“進步”有關系。毛澤東支持搞大躍進，官員們就用浮夸風來應對，并且，獲得“進步”。　　

“三面紅旗”是1958年正式表述的，但實際上，整體框架1956年就已經全面具備了。1956年“三大改造”已經完成，私人資本已經被贖買了，90％的農民已經是在高級社里面了，新中國建設已經完全排斥了私人資本主導模式，毛澤東《論十大關系》最后成為“八大”政治報告的藍本，在政治報告得到通過以后，“三面紅旗”的實質性內容都已經具備了，重工業優先的資源分配模式和農業依靠集體化來增產的路徑就已經確定了，剩下的問題就是如何落實規劃。　　

     有很多材料可以說明，是在“一線”主持工作的領導人，應該為“浮夸風”、“共產風”等“五風”以及“食堂化”的錯誤負主要責任。毛主席負“糾正不力”的“領導責任”。猶如企業總經理、副總經理與董事長的“責任劃分”。　　

1958年，一線領導還主導了一個規模很大、對干部群體造成很大政治壓力的“豎紅旗拔白旗”運動，不聽話，就把你“拔掉”，使得下面的官員們不得不爭先恐后地“跟風”。　　

1959年廬山會議，毛主席本來是糾正官僚群體左傾錯誤的，但不準備追究責任。由于受到“彭德懷事件”干擾，會議錯誤地轉向，變化為反右傾。推卸責任的當權派，利用抓“小彭德懷”，進一步打擊比較實事求是的干部，情況進一步惡化。詳細情況請搜索《彭德懷事件的最新資料》查看。　　

1960年的大饑荒，導致農村人口減少。毛主席知道河南“信陽事件（各種原因導致死亡約100萬人口）”后，果斷采取措施，1961年入夏，廣大農村，情況開始迅速好轉。　　

1962年，開“七千人大會”，毛主席主動承擔領導責任，感動了許多干部。而在“一線”主持工作的領導卻沒有這樣的氣度和風格。　　

  3. “四清”運動　　

黨中央認為，發生“三年困難”，主要責任在“人禍”。于是，在農村開展“四清”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毛澤東主席主持起草的“前十條”中，“四清”是“清工分、清帳目、清倉庫、清管理”，都是跟經濟有關，或者說只是“清經濟”。后來，經過劉少奇和王光美同志的大力發展，搞了個“后十條”，“四清”變成了“清思想、清組織、清政治、清經濟”，原來的“經濟”變成了四分之一，“四清”的任務擴大了三倍，還搞出了個“桃園經驗”，說“全國1/3的政權不在共產黨手里”。據說學習文件就要花幾十天，開會要架機關槍（有電影紀錄片為證）。工作隊下去之后搞秘密政治，搞扎根串連什么的，好像見不得陽光似的，一個應該公開進行的政治教育運動，變成了抓特務式的秘密偵察，必然就失去了應有的群眾基礎，極大地偏離原來的目標。毛澤東批評為“繁瑣哲學”。在毛主席的主持下，又出臺“23條”，明確提出，運動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三、1966~1976年　　

這10年，后來被叫做“文革十年”，其實是為了否定這10年而定義的。實際上，“文革”僅僅是從1966年的“二月提綱”開始，到1969年的“九大”結束，標志是“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取消。　　

開展“文革”是為了“防修反修”，是中國共產黨黨中央“集體智慧結晶”決定的。剛開始，仍然是“一線”的劉少奇、鄧小平同志主持、領導的。只是在，文革快要變成更大規模的“抓右派”運動時，毛澤東-周恩來聯手扭轉方向，1966年8月，8屆11 中全會上，讓劉少奇、鄧小平同志“往后面站”，實際上，開始由周恩來總理主持“二線”工作。  　　

“文革”實行的是“大民主”，讓廣大群眾直接“沖擊”領導，對官僚主義“造反”，與官僚體系、官僚文化“決裂”。　　

有人在《大民主和小民主》文章中談到1957年這樣一段史實：【毛找新華社國際部主任王飛，新華社國際部副主任李慎之征求波匈事件的意見。李慎之向毛提出了大民主、小民主概念，并建議實行大民主。而毛認為中國當時只能實行小民主。】　　

也許，到了1966年，毛主席認為，這個時候可以用“大民主”實現“防修反修”了，實現“決裂”了。　　

但是，“文革”，遭到了官僚體系的極力反抗，甚至到了“全面內戰”的程度。幸好實行的是“大民主”，盡管也產生過許多“冤假錯案”，比如什么“反革命”、“五一六份子”之類，經過反復較量，畢竟“平反”了，達成了新的平衡與公平。許多領導干部能夠“敬畏”——起碼在表面上“敬畏”草根群眾了。這樣的主流效果，讓共產黨的廉潔奉公保持到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　　

名副其實的“文革”之后，共產黨內部，各派政治力量繼續較量。“林彪集團”被淘汰出局。　　

在毛主席去世之前，形成了新的平衡與相互監督、批評、制約機制，由比較中立的“老實人”華國鋒同志擔綱“主持”。毛主席去世后，他生前形成的“一線、二線”機制，應該結束了，因為，那是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　　

現在大家都知道了，毛主席1976年9月去世之前，已經有“元老派”政治勢力迫不及待要打破當時的平衡。　　

四、1977~1980年　　

華國鋒同志，是文革初期受到沖擊，很快就“改過自新”、受到毛主席和周總理信任與提拔的，他是要堅持毛澤東思想、毛澤東路線的；只是，資歷比較淺。“平衡”一旦被自己打破，他就很快“栽了跟斗”。事實上，11屆3中全會，他就“下課”了。“1980年9月，華國鋒同志不再兼任國務院總理職務。1981年6月，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他辭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職務。”　　

五、1980~1989年　　

因為要否定1966~1976期間的“既得利益者”，所以，定義個“十年文革”、“十年動亂”，甚至“十年浩劫”；并且，以是否擁護否定來劃線，“不換思想就換人”。于是，許多人“換思想”，都來控訴“十年文革”，控訴毛主席，通過控訴獲得利益。他們不惜丟盡人格，歪曲、造謠、污蔑、誹謗、顛倒黑白、胡說八道。盡管，黃克誠、陳云、鄧小平、鄧穎超、胡喬木、王震、鄧力群、薄一波、吳冷西等無數老一代革命家都力所能及地、實事求是地為毛主席說話，但是，猶如力學講的“缺口效應”，一旦承認“三分錯誤”，打開“缺口”，破壞力就勢如破竹了。　　

內部沒有了制約，“大民主”也取締了，腐化也就勢如破竹，發展成為腐敗。部分官僚，以及他們的子女、親朋好友，窮兇極惡地化公為私，肆無忌憚地腐敗墮落，于是，民怨沸騰，“民運”就有了土壤。1957年防止了的悲劇，推遲到1989年發生了。　　

六、1989年以來　　

江澤民同志擔任“主持人”后，曾經在國慶節發表過一篇講話，提倡學習毛澤東著作，我分析，他是總結了教訓，打算真正堅持毛澤東思想的，在毛澤東思想、路線基礎上發展。可是，據說，差點讓他“下課”。他不得不“隨大流”。　　

后來，他當“董事長”兼“總經理”后，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我理解，那是針對共產黨已經不代表或者部分不代表了，才提出要求共產黨“三個代表”的。這對于共產黨的建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我擁護。　　

胡錦濤同志提出科學發展觀，當然是針對不可持續的發展說的，非常好，我更是擁護。只是，30年來經濟建設取得“輝煌成就”的同時，積累的問題觸目驚心，已經積重難返了，按照鄧小平理論的“十個如果”標準，我們已經“走到邪路上去了”；人們感覺，地底下不穩定，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地震”或者噴出巖漿！這個“家”，確實不好當！　　

網絡好哦，它給我們提供了“大民主”的平臺。于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甚至，有人對當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提出尖銳批評（有些人誹謗毛澤東算什么好漢？）。這當然有利于黨和國家的事業、人民的幸福。我心平氣和地說，這是“網絡文革”、現代化的“大民主”。有“民主人士”卻氣急敗壞地說：“這怎么又搞文革那套？”原來，他們的民主和否定文革，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百姓是不能批評領導的。所以，雖然我喜歡民主、“大民主”，但是，我對那些只許自己民主，卻見不得別人民主的“民主人士”，嗤之以鼻。　　

看待歷史，是為了現在，為了未來。一篇四千多字的文章，談論61年歷史，居然說是《管見》，是夸張了點，只能算“縫見”。如果想看本人的“管見”，希望搜索“鄭敬東黃金博客”或者“鄭敬東文集”，歡迎批評。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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