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性黨性與人性　　

――電視連續劇《洪湖赤衛隊》觀后　　

商景龍　　

現在，革命不僅在現實的歷史中久違了，在人們的觀念――甚至是一些黨員領導干部的觀念――深處似乎也打上了不合時宜的烙印。然而，一種另類的“革命”，――“搏命”（洪湖赤衛隊的叛徒王金標語），正在以背離革命的方式，不是在物質實體中，就是在頭腦里的觀念中發生。這種假“革命”之美名的卑鄙“搏命”，實質上是階級性的模糊、黨性的淡化、人性的沉淪。歷史的經驗證明，這種“搏命”的極限是以悲劇告終！　　

貪官們常常把自己對革命的背叛、對黨的背叛、對理想信念的背叛，避重就輕地說成是“放松政治學習”、“忽視世界觀改造”。[①]其實，這根本上就是極不誠懇的“自我表白”，說得更直截了當一些，那就是貪官臨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從階級性、黨性和人性的層次上審視自己、批判自己、解剖自己。他根本就沒有那個意識，所以，自從他以“革命”的名義去“搏命”的時候，他的精神已經被他自己囚禁在“自我”的牢籠中，從那個時候起，他就已經不可逆轉地踏上了一條“走向死亡”的不歸路?！　?/p>

叛徒王金標在被處決之前耐人尋味地說道：“‘革命’就是‘搏命’啊，不就是拿自己的一條爛命去‘搏’一條好命嗎？現在我知道自己‘搏’不過，我認命，我不‘搏’了還不行嗎？”

是的，王金標的“革命”就是“博命”，破落商人的他一開始就同有著強烈的階級意識的韓英們、劉闖們的革命有著本質的不同。對待革命的成果、革命的目標、革命的紀律、革命的手段、革命的策略、革命的政權等一系列問題，王金標一向就是拿他的“博命”意識來衡量的，以至于在洪湖赤衛隊早期革命斗爭過程中引發了許多近似于“內訌”的矛盾?！?/p>

因而，由于“革命”與“搏命”魚龍混雜，革命陣營內部常常激烈地沖突著、內耗著……　　

隨著革命進程的發展，韓英們、劉闖們的“階級性”上升為“黨性”，樸素的革命愿望不斷升華為自覺的革命意識，狹隘的個人“復仇”動機逐漸提升為為整個階級求解放的崇高目標，革命的理想信念使許多真正的革命者在嚴酷的革命戰爭中練就出智勇雙全的軍事指揮能力和卓越的革命政權建設能力和領導能力……革命者，正是在革命歷史使命的擔負中，他們以人類解放為己任的“人性”光輝也便日益凸顯出來。正如韓英，階級的使命把她錘煉成為一個無私無畏的革命者。因此，面對敵人的屠刀，她視死如歸地唱道：“愿天下的勞苦大眾都解放”！

叛徒王金標充其量只是一個依附于革命的“搏命”者，在赤衛隊剛剛取得初步勝利，他立刻要求享用土豪劣紳舒適的“大床”；沒有當上“大隊長”便感到在革命陣營“搏命”無望，他于是耿耿于懷、牢騷滿腹、意志消沉，甚至企圖離隊出走；一聽到湖匪謝十三許諾的“好處”，他馬上毫無顧忌地違反革命紀律，并在享樂中稀里糊涂地做了敵人的俘虜；土豪劣紳彭霸天稍加威逼利誘，他便心甘情愿地拋棄革命、背叛革命、出賣革命。

在和平年代，眼前沒有了“拿槍的敵人”，“革命”與“搏命”更加魚龍混雜、魚目混珠?！半A級性”、“黨性”，被人們，――甚至是許多身居高位的領導干部――以“嚴肅”的面目極度輕漫甚至輕蔑地、言不由衷地談論著。他們白天在會場的主席臺上高談闊論“理想信念”，夜晚卻躺在老婆的被窩里或者依偎在“情人”的懷抱中原形畢露地說：“白天戲演得真夠累”。更有甚者，他們中的一些人在腐敗墮落中絲毫不知道羞恥，居然標榜自己要在私生活中放肆地“人性”化，還美其名曰“回歸真我”！

真正的革命者，是有著鮮明的階級意識的，而鮮明的階級意識在革命實踐中上升為無產階級黨性也是歷史的必然。

我們的確應當認清：在現時代，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之內，階級斗爭將不再是我們黨的中心工作，階級矛盾也將不再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但是，我們必須充分地意識到：引領社會歷史前進方向的，應當是無產者，應當是具有先進的階級意識的先進社會階層（其核心成分是無產階級），應當是集中體現這種先進階級意識的無產階級政黨。雖然，我們黨在現階段固然要尊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實際，制定路線政策時也要實事求是地從這個歷史實際出發[②]，但是我們共產黨和我們全體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卻絕不能停留在“初級階段”。

我們應當深刻領會恩格斯在《路德維?！べM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中關于“歷史合力”問題的論述。歷史是懷著不同動機的人們共同作用的結果，歷史的方向是許多不同方向的社會力量的合力所指向的方位。我們共產黨人在眾多的歷史主體的社會歷史活動中，如何發揮自己的歷史作用？對于這一事關黨的事業興衰成敗、事關黨的執政地位、事關黨的前途命運的歷史性課題，不僅我們共產黨的領袖，而且我們每一個共產黨員都應當予以深刻的思考?！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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