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怎么玩“普世價值”

劉仰

2008-07-27

    美國經常把民主當成“普世價值”到處推銷，有時候是物質鼓勵，有時候是武力推行。但是，一旦別人的民主政治對美國不利時，美國寧愿不要民主這個“普世價值”，而選擇獨裁專制。所以，從美國的所作所為，我們也能看到，民主作為“普世價值”的重要內容，它能夠真正成為“普世”，前提條件是必須對美國有利。由此，我們也就知道，民主作為“普世價值”在美國人那里，也是相對的，美國人沒有把民主當成絕對的“普世價值”。
    很多年前，美國人就是這么干的。我們已經說過，法國大革命高舉著“人權”旗幟，要把民主、自由、平等這些“普世價值”推廣到全歐洲，美國人不喜歡，它寧愿像英國人那樣，只允許少數人擁有民主、自由、平等，因此，美國對于“普世價值”的最高潮，法國大革命，并沒有多少熱情，也沒有多少實際的支持，眼睜睜地看著法國大革命失敗，最終讓法國變得和英國、美國一樣，只有少數有錢人能夠享受民主、自由、平等這些“普世價值”。
    二次大戰之后，伊朗出現了民主政府，美國人發現，伊朗的這個民主政府對美國不利，它要將石油企業收歸國有，其中有很多是美國的企業。站在伊朗國家利益的立場，按照伊朗人民的民主意愿，將本國資源收歸國有，歸全體伊朗人民所有，是民主的必然。但是，美國不需要這樣的民主成為“普世價值”。于是，中央情報局公開支持巴列維國王復辟，建立了一個親美的獨裁專制政府，美國人很滿意，再也不向巴列維國王提“民主”這個勞什子玩意兒是什么“普世價值”。只要巴列維國王允許美國人在伊朗開采石油，只要巴列維國王帶著支票，到美國瘋狂大購物，美國對這個獨裁者就很滿意。
    這種情況不僅出現在中東，也同樣出現在拉美。古巴在卡斯特羅之前的統治者就是一個獨裁者，也受到美國的支持。卡斯特羅革命成功后，美國和古巴有過短暫的互相觀望。結果美國發現，卡斯特羅不像他的前任領導人那樣照顧美國的利益，于是，美國對古巴采取了幾十年的經濟封鎖，并且針對卡斯特羅策劃了600多種暗殺方案，有些實施了，有些沒有實施。當然，也許有人說現在的古巴不是民主政治，但是，古巴人民認為他們確實是民主的，只不過古巴的民主與美國需要的民主相差太遠。按照美國的標準，只有它認可的民主才是真民主，其他都是假民主。美國人在這種時候，又把民主當成了絕對的“普世價值”。
    1970年，智利民主選舉，選出了阿連德任總統。阿連德不喜歡美國，他任總統后，會對美國在拉美的利益很不利，于是，美國直接給智利的軍人下令，實施軍事政變。結果，阿連德總統死于非命，有人說是被政變軍隊打死，有人說是自殺。政變之后，皮諾切特實施了16年的軍人獨裁統治，美國很滿意。等到智利民主政治最終讓皮諾切特下臺，民主要求審判皮諾切特罪行的時候，英國和美國一起，保護了皮諾切特，拒絕將皮諾切特引渡回智利，直到皮諾切特奄奄一息，才讓他回智利。時間已淡忘了很多仇恨，面對一個垂暮的老者，嚴厲的審判似乎顯得不太人道，不太符合“人權”。
    不光是智利，拉美國家的民主只要產生美國不喜歡的政府或領導人，這種民主就是美國不愿意接受的。早些年時，美國還經常利用它培訓的拉美軍人，在各國搞政變，推翻民主政府。現在，這種手段太明顯了，美國不得不收斂一些。像委內瑞拉領導人查韋斯經民主選舉當上了總統，卻不喜歡美國，經常向美國叫板，美國想搞政變推翻他，又沒有成功，只好將查韋斯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因為美國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還有更棘手的事情，才沒有太多的功夫來對付查韋斯。
    我們再回到中東，近年來，中東至少有兩個地方產生了美國不喜歡的民主制度，一個是巴勒斯坦的“哈馬斯”。“哈馬斯”依靠民主選舉獲得領導權后，與美國的中東政策以及美國在中東的利益極為不符，于是，美國依然維持將“哈馬斯”定為恐怖組織的決定，放棄了民主這個“普世價值”。另一個是伊朗，內賈德被民主選舉為伊朗總統后，美國認為，伊朗的民主對美國的威脅很大。雖然將伊朗稱為“流氓國家”是在內賈德上臺之前，但是，那時候的伊朗也是民主政治。而現在，美國時時威脅要對伊朗動武，已經無法再像對付薩達姆那樣，繼續用民主是“普世價值”這個借口，要玩點其他花樣。
    與此相反，當薩達姆推翻專制的科威特王室，美國權衡了一下，還是科威特的專制王室對美國有利，于是，美國幫助科威特王室恢復了權力。當美國叫囂要在中東廣泛推行民主的時候，實際上是在為自己推翻薩達姆造輿論，這時候，美國利用了民主這一“普世價值”對于推翻薩達姆軍事行動有利的一面。但是，很快遭到了沙特等國的反對。美國也不能忘了沙特對美國的好處，于是，中東民主計劃只好冷處理，只在伊拉克冠冕堂皇地招搖一下，對于沙特等專制國家，再也不提什么民主之類的“普世價值”。
    上述幾個簡單例子只是說明，美國對于民主這個“普世價值”的掌握是很靈活的，不像中國某些死腦筋，把民主這個“普世價值”那么僵死地絕對化。民主作為“普世價值”，在美國那里，永遠都是相對的，而這個相對性，卻有一個絕對的標準，那就是，民主一定要對美國有利，否則，民主見鬼去吧。我無法揣度一些將民主作為絕對化的“普世價值”的人，是否也像美國一樣，背地里也實際上干著將民主“普世價值”相對化的行為，或者將對美國有利當成中國民主的絕對化的“普世價值”。但是，我確實知道，美國不光在行動上將民主這一“普世價值”徹底相對化，而且在理論上，也大大降低了民主這一“普世價值”的絕對性。
    面對別人的民主常常不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近年來提出了另一個漂亮的口號，“人權高于主權”。我們已經說過，幾百年來的傳統政治就是主權高于一切，而民主就是形成主權的最高形式。“人權高于主權”，對于其他民主國家來說，等于是在民主之上，又添加了一個更高的標準，這個標準的存在，使得民主主權不再絕對化，只能處于相對化的地位。只要違背更高的標準，民主形成的主權就沒用，美國隨時可以推翻。至于“人權”如何判斷，美國又想完全由自己說了算。這是美國多次吃了民主的虧之后，從理論上徹底拋棄民主這一“普世價值”絕對化的最新成果。

    所以，我們要向美國學習，就應該學會美國人把民主當成相對價值的歷史經驗和現實理論，就應該明白，將民主當成絕對的“普世價值”，只是在美國需要的時候，拿來騙騙小孩子的政治玩具。不同的是，美國判斷民主的標準，是對美國是否有利，我們應該不能用這個標準。如果有誰用這個標準來衡量中國的民主，那么他就會得出結論說，中國沒有民主。顯然，這個結論只是美國一部分人，或者中國一部分美國崇拜者的結論。如果有人說，中國要學真的“普世價值”，不學美國假的“普世價值”，那么是不是等著美國打過來？所以說，不存在絕對的“普世價值”。

附文：

奉勸“拜民主教”：民主應扒著道德的肩膀走路

劉 仰　

    民主只是一個工具，信徒們往往把民主看做終極價值，對民主制度的缺陷視而不見。一旦有人批評民主，他們立即給批評者扣上“反民主”的帽子。推行中國古代的道德教化，可以改良民主制度中的不良基因。只有具有道德修養的人，在民主制度下，才不會成為民主的暴徒。
  “普世價值”被絕對化，“普世價值”中的大將－－民主，也被某些人絕對化，并且變成一種善惡標準下的道德判斷，這是因為將他們稱為“普世價值”的傳教士盲目地相信自己宣傳的東西就是絕對正確的。這其中有一個龐大的分支，就是成天把民主當成靈丹妙藥的人，這些人我稱為“拜民主教”的教徒，民主是他們神壇上供奉的圣物，而他們所信奉的“拜民主教”，其實有很多缺陷，但他們沉溺在關于民主的強大迷信氣氛中，視而不見。
  “拜民主教”所崇拜的并非只是民主意識，更主要的是現代民主制度，這種被稱為民主制度的政治設計大致包括如下內容：多黨制、代議制、分權制、民主制。從過去到今天，一直有大批思想家指出它的缺陷。而且，隨著西方民主制度的實行，越來越多的思想家開始認識到，這一民主制度的局限或者缺陷，是天生的、難以避免的。民主制度的基礎是個人主義，一人一票的民主制，是個人主義的具體表現。如果個人的欲望得不到合理的控制，累積的個人欲望容易造成整體欲望的膨脹，從而造成主權國家的對外擴張。而民主制度恰恰容易導致放縱個人主義，并且把民主當成絕對真理的“拜民主教”，還強化了各種個人欲望的合理性、合法性，而不管這種個人欲望是否會傷害到社會整體。
    即使是在信息交流快捷無比的現代社會，個人的意愿最多只能有表達的權利。任何社會都不可能實現直接民主。不同的社會管理方式，一個重要的區別就在于，社會底層的個人愿望如何與社會最高權力獲得連接和互動。“拜民主教”所崇拜的民主制度，對于這一問題采取的方法是，由不同利益集團構成代議制民主。人們幻想不同利益集團的較量，最終可以達到一個折中平衡。然而，在私有制被強化的社會，利益集團之間就算有對抗或制約，那也是社會上的一小部分人之間的相互抗衡，大眾往往只是利益集團相互抗衡時需要借助的砝碼。因此，民主制度經常會撕裂社會，將利益集團的分歧虛擬成整個社會的分歧，把社會大眾卷入不必要的紛爭，刺激和加劇社會的動蕩和不安定。換句話說，社會整體的綜合利益，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一個多元的系統。然而，由于個人被迫加入到不同利益集團的較量中，一張選票所決定的民主制度的成果，往往并不是個人最需要的，從而使得民主制度不能實現保護個人的初衷。否則，我們無法解釋，為何在號稱擁有世界上最完美的民主制度的美國，會產生嚴重的貧富分化。
  “拜民主教”認為，民主制度能夠充分表達民意，這也是一個幻想。在私有制被絕對化的社會，媒體宣傳和輿論都在利益集團的掌控中，民意經常是被操縱的。民主選舉經常選出違背民意的政治家。美國前總統小布什，卸任后被評為美國歷史上最差的總統之一，但是，這個最差的總統卻連任兩屆，這如何解釋？實際上，利用民主制度的規則，小布什在兩次選舉關鍵點上，借助利益集團的超強優勢，以迎合選民的表象，獲得了瞬間民意的支持。如果將小布什總統執政8年期間的民意平均一下，就會發現，總體上，小布什總統的民意支持率是低于50％的。就伊拉克戰爭而言，小布什政府以一個謊言騙取了民意，獲得了戰爭授權。但是，開戰后卻遭遇大多數民意的反對。那么，支持開戰和反對開戰的民意，哪一個是正確的？小布什政府又遵從了哪個民意呢？
  “拜民主教”很少能向人們說清民主制度與財富的關系。在一個主權國家內部，如果只有部分人享有民主權利，這是一個很不公正的現象。但是，這一“部分人民主”的現象，恰恰是西方文明的傳統。在號稱民主起源和典范的古希臘，至少有占人口總數50％的奴隸不享有民主權利。被稱為現代民主制度起源的英國，也長期用財產數量來限制大多數人擁有民主權利。美國也一樣，除了黑人奴隸和印第安人、華人不能享有民主權利之外，美國早期的民主，即使在白人之間，也以財產多寡作為享有民主權利的界限。這一赤裸裸的做法，到今天，形式有所改變，但本質未變，表現為美國大選中的政治獻金現象，以及日常的政治游說現象。利益集團的政治獻金總是比老百姓多，而政治獻金的多少又往往決定選舉的成敗，那么，選舉的結果代表誰，就有一個很清晰的答案。國會山的政治游說也是要花很多錢的，老百姓哪有閑錢和閑工夫到國會去游說？
    因此，西方的民主制度總是沿襲了“部分人民主”的傳統。如果說，如今的西方社會，國內的“部分人民主”還顯得比較隱蔽的話，那么，在國際上，這種“部分人民主”現象則非常明顯。“拜民主教”經常強調一句名言，“絕對權力導致絕對民主”，那么，當國際社會存在一個絕對權力的時候，“拜民主教”的信徒們能否告訴我們，國際社會的這個絕對權力，是否也同樣導致絕對民主？這是一種擴大化的“部分人民主”。在享有民主權利的“部分人”內部，個人主義的膨脹，導致“部分人”欲望的集體膨脹，導致他們必然以各種方式向“部分人”之外擴張。與此同時，為了防止“部分人”過多導致內部利益平均水平的降低，他們必然還要利用各種手段，將“部分人”的小圈子封閉起來。
    英國統治印度期間，隨著印度人對英國整套制度的逐漸理解，印度人自然會提出民主權利的要求。按照民主和“普世價值”的說法，英國人也覺得，不給印度人民主權利說不過去。為此，英國成立了一個殖民地議會。殖民地的代表有在殖民地議會的自由發言權，但英國國內議會的權力要高于人口更多的殖民地議會，事實上，殖民地議會只是一個民主的擺設。就連圣雄•甘地這樣的人，當初對英國的民主也是很向往的，但是，他很快就發現，英國只需要對自己有利的民主。在覺醒的圣雄•甘地等人的壓力之下，英國人發現，作為擺設的殖民地民主實在難以自圓其說，只好匆匆決定讓印度獨立。如果英國覺得印度這么有價值，為何不與印度合并成為一個國家呢？因為，一旦合并，數量龐大的印度人口，就將擁有與英國人同樣的民主權利，“部分人民主”的好處就失去了。
    以色列是一個民主制度的國家，與以色列相伴的巴勒斯坦也采取同樣的制度。但現在的以巴關系是在幾次中東戰爭后形成的。最初，當大英帝國同意猶太人的要求向巴勒斯坦移民的時候，并沒有同意在這個地方建立兩個國家，而是打算建立一個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混居的國家。這個決定遭到以色列人的反對。美國則堅決支持以色列獨立建國的方針。在美國的強大支持下，以色列單方面宣布建國，并將原先在這些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趕走。
  以色列為什么不接受大英帝國主張的民族融合的國家，而一定要建立一個單民族的國家？因為巴勒斯坦人口比以色列多。在現代民主制度下，如果建立一個民族混居的國家，以色列人擔心，他們將得不到國家的主導權力。因此，以色列不需要同巴勒斯坦人一起分享民主，只需要自己單獨享受的民主。對于以色列人來說，與巴勒斯坦人共享民主，就可能傷害自己。而獨享民主就要傷害別人，就一定要把巴勒斯坦人趕走。
    美國建國初期“部分人的民主”就不說了。美國歷史上有幾次成功的本土之外的吞并行為，其中吞并夏威夷、阿拉斯加等地之后，就沒有吐出來。另一個本土之外的重要地區菲律賓，美國將其納為殖民地后又放棄了。原因很簡單，夏威夷、阿拉斯加的土著人數量很少，不足以對美國的“部分人民主”產生影響。而菲律賓人口太多，按照民主制度，菲律賓人如果都算美國人，美國“部分人民主”的利益就會受到嚴重影響。
    如今，“非法移民”問題再次令美國人頭疼。按照美國夢的神話，開放的美國歡迎移民，而且還是移民的天堂。如今有千萬數量級的“非法移民”生活在美國，很多人在美國結婚生育。美國是否應該給予他們美國公民的資格？美國打算在美墨邊境建一道現代長城，阻擋墨西哥人的進入，為什么？因為，大量的墨西哥人如果成為美國公民，美國的民主制度將導致現有美國政治的徹底改變。已經有美國人在問，西班牙語將來會不會成為美國官方語言？
    民主制度國家的上述做法說明了一個問題，他們對于民主是有選擇的。對于他們來說，民主不是一個絕對的價值標準，而是有條件的。民主確實具有強化主權的作用，但是，如何使用一個作為強化主權的工具，則必須考慮社會現實。民主制度只是在某些條件下才會起到強化主權的作用，在另一些條件下，民主制度則可能導致內耗，制造弱化國家主權的無謂消耗，甚至成為對立和沖突的源頭。
  “拜民主教”有時候也會意識到民主的危害，但是，為了維護“拜民主教”祭壇上的純潔性和神圣性，往往把民主貼上“民粹主義”的標簽，仿佛民粹主義不是民主的一部分，仿佛把民粹主義的囊腫切掉，民主就會健康無比。從學術上說，“民粹主義”是一個非常模糊不清的概念。人們大概知道它指的是什么，又不能確切標明它指的究竟是什么。這種學術上的先天不足，既有壞處也有好處。壞處是，當人們拿“民粹主義”說事，常常說的不是同一件事，所以，關于“民粹主義”的爭論，往往牛頭不對馬嘴；好處是，“民粹主義”像一個籮筐，不喜歡的東西，都可以往里裝，似乎捆扎好“民粹主義”的籮筐，不讓它跑出來，剩下的民主就清靜了。
    俞可平先生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民粹主義》一文中寫道：民粹主義的基本意義就是極端的平民化，強調“全體人民”、“全體群眾”是所有民粹主義的共同出發點。在政治上，這種民粹主義表現為倡導直接民主，普遍的群眾參政，廣泛的政治動員；反對專家治國，反對階級政治，反對政府權力的擴張。他舉例說：“美國的民粹主義從一開始就表示著對國家權力以及對那些運用或力圖運用國家權力的人的敵視。所以毫不奇怪，大多數美國的民粹主義都追隨痛恨統一權力的托馬斯•杰佛遜。所以，美國的民粹主義歷史與把憲法看做一種權力的制約而不是權力的賦予這種觀念緊密相連。”民粹主義認為國家權力“永遠是民主的”。由此可見，民粹主義與民主主義在“主權在民”這一基本點上是共通的，它們之間有著一種難分難解的聯系。
    文中還有一段話：“民粹主義把民主的理想絕對化，把民主主義推向極端，最終的結果不但可能背離了民主政治的初衷，而且可能走到民主主義的對立面，成為一種反民主主義，而與權威主義的民主政治相聯系。”按照俞先生的意思，“拜民主教”實際上就是他們眼中的民粹，或者說，一旦把民主絕對化，就會成為民粹。在我看來，民粹主義在學術上存在先天不足含混不清，實際上就是因為民粹與民主絕對分不開，民粹確實是民主天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樣一個事實，“拜民主教”并不愿意接受。因為長期以來，民主在他們的腦海和觀念里，已經成為絕對正確的信仰，在這種先決條件下，面對民主與生俱來相伴隨的民粹成分，怎么辦？只有把它剔除得干干凈凈。這種剔除的實質就是“部分人民主”，部分人享有民主的權利，全體民主便是“拜民主教”眼中的民粹。于是，就不難理解，為何一些“拜民主教”的信徒，面對與他們不同的意見，會控制不住地顯露出暴力的面目。
    我們可以問一問“拜民主教”的信徒：世界上有沒有反對民主的民主？或者說，有沒有批評民主的民主？有沒有指出民主危害的民主？“拜民主教”的信徒如果把民主當成是絕對真理，回答就是否定的。那么，難道民主真的成為新的上帝了？如果我們把民主實實在在地當成是一個工具，回答就是肯定的。民主不應該成為終極價值，也不應該成為道德化的信仰，民主只是一個工具。這個工具適用于社會，就帶來好處，不適用于社會，就帶來壞處。“拜民主教”的信徒們因為癡迷于民主制度的樣板模式，往往對民主制度的缺陷視而不見。一旦有人批評民主，他們立即在絕對化的“普世價值”名義下，給民主的批評者扣上“反民主”的帽子。由于“民主”是絕對價值，“反民主”也因此而十惡不赦。在我看來，民主絕不是一個十全十美的人類理想。在這個問題上，我與西方圣賢蘇格拉底、柏拉圖抱有同樣的看法。同時，我還認為，推行中國古代圣賢的道德教化，可以緩解民主制度中不良基因的發作。說得直白一點，具有道德修養的人，在民主制度中，一般不會成為民主的暴徒。
    （《環球視野》第319期，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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