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的思考（續十二）　　

今天，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就閉幕了。要說的話遠未盡，不過，話冷了說得，會后還可以慢慢說。問題是網管要不要我說。昨天的思考（續十一），好幾家官方網就沒有讓發表，是不是真因為我說了這里有方向之爭，道路之爭，領導權之爭。管理員見了這幾個“爭”，覺得壞了規矩，或者認為“敏感”， 不放行，我不得而知，至少管理員不放行，與我之間就是一種爭。當然，文章放不放行，大權在網管手里，我爭不贏，但是，我說的是實在話，因此，在事實上，網管們爭不過我。　　

斗爭已經愈來愈公開了　　

我在文章中說：“‘兼容性增長’，‘第三次歷史性大轉型’這兩個概念的內容，還可以做不同的解釋，不過，最終解釋權不在這些人手里。”可能讀者沒有注意到，“中國第三個30年的改革”和“第三次歷史性大轉型”，是兩個不同的的概念。　　

“中國第三個30年的改革”是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對五中全會的期望，媒體上用的詞是“預料”。　　

中國選舉與治理網2010-10-13轉載當日的新華網文章《俞可平：五中全會將拉開中國政改的序幕》 ：“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預料五中全會將拉開新中國第三個30年的改革大幕，改革的重點將很可能主要發生在社會政治領域，內容包括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黨和政府正在解放思想，努力通過構建以民主和法治為特點的治理改革，推進‘善政’體系建設，進一步趨向‘善治’。”　　

俞可平說“黨和政府正在解放思想……”儼然是知情人的口氣，表明他“預料”的準確。

“第三次歷史性大轉型”不同于“中國第三個30年的改革”，它是這樣表述的：“這將是一次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的根本轉變，將是繼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社會制度轉型和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制轉型之后，中國內地的第三次歷史性大轉型，是一次全方位發展模式的轉型。”“全方位發展模式”顯然不僅是包括政治體制改革；我感到這有胡錦濤“兼容性增長”的精神。馬克思哲學告訴我們：差別就是矛盾。矛盾表現出來，其形式自然是各種不同的斗爭。我想誰也不能否認，劃清“四個重大界限”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去與反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的觀點斗爭。提出劃清“四個重大界限”，就是公開進行當中。　　

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都存在問題，上下左右都認為需要改革。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分歧是什么呢？胡錦濤指出：“核心的問題不是政治體制要不要改，而是朝著什么方向改。”所以才提出要劃清“四個重大界限”。　　

我認為，胡錦濤的話表明了在政治改革問題上，有不同觀點，存在著斗爭，已經不能再掩蓋它，而是應該擺出來，通過爭論或斗爭，統一認識，步調一致地進行改革。　　

   總書記講得比較含蓄，只是講了在政改方向問題上，黨內尚待統一認識；劃清“四個重大界限”的文章就直白。x講的也直白，他告訴我們在政改問題上有阻力。這就是說，政改方向已經確定了，有人阻擾實行；或者是說，他提出的政改主張，不被接受。聯合早報網北京特派員韓詠紅撰文《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昨召開 輿論界民間盼加速政制改革》報道稱“在官方公布的主題外，過去兩個多月來，國內輿論界以及不少知識分子期望中共高層會議還能實現另一個目標，即：加速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民間“挺改革”氛圍的形成，要歸功于x自8月底以來的多次政改意志宣示，但更大的刺激則來自知識界對改革進度緩慢的不滿與焦慮。”

    政改是必然的，既然已經提上日程，那末朝著什么方向改，這場爭論是不可避免的。事物總是在矛盾和斗爭中發展的。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斗爭，事物就僵化了。掩蓋矛盾，回避斗爭，是愚蠢的，沒用的，有害的；不是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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