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的核心是政權問題！　　

徐漢成　　

說政改的核心是政權問題，有人一定會說是無知妄說！政改的目的是推進民主！有利于消除權力過分集中！有利于消除腐敗！有利于社會公平競爭……！怎么能和政權掛上鉤呢？總之，好處是一套又一套，說得既是動聽又能讓你動心。　　

在這里，我們要向國人們大吼一聲：當心陷阱！　　

一、經濟體制改革三十年的結局　　

改革之初，鄧小平倡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同時又提出了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共同富裕的兩條根本原則。如今，一部分人確實是富起來了，但是，共同富裕成了鏡花水月！私營經濟成為了中國經濟的主體，公有制經濟喪失殆盡。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實現了，但是，鄧小平提出來的原則卻不見了。因此，通觀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所走過的歷程，雄辯而有力的證明了這樣一個事實：鄧小平倡導的改革被一部分篡奪了黨和國家領導權的人利用了。　　

經濟體制改革中，鄧小平被奉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現在看來，這是一個借鄧小平理論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鄧小平說：“我們的辦法是不斷總結經驗，有錯誤就趕快改，小錯誤不要變成大錯誤。”（鄧小平文選《答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問》第3卷第174頁1986年9月2日）試想，既然鄧小平已將改革開放的方案設計好了，還需要“摸著石頭過河”嗎？為什么要“摸著石頭過河”？就是因為改革是社會主義的完善，改革的底線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不搞資本主義，如果搞資本主義，根本就不需要“摸著石頭過河”！將資本主義的一套政治、經濟制度照本宣科拿來就是了。所以改革一開始，鄧小平就反復強調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然而，在改革的三十多年中，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了嗎？無產階級專政堅持了嗎？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了嗎？既然將鄧小平稱為設計師，為什么不按照設計的方案來辦？改革已過去了三十多年，我們對于改革的經驗與教訓總結了嗎？反思了嗎？對于在改革中的錯誤改正了嗎？沒有！”　　

上述事實證明：鄧小平倡導的經濟體制改革被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篡改了！資改派們嘴上說的是一套，實際行動上做的又是另外一套！在發展生產力的幌子下，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陷入了資本主義的陷阱！　　

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由于推行私有制經濟，導致了極為嚴重的階級分化，造就了一個新的資產階級，時下的中國，官僚資產階級、資本家資產階級與工農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已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與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已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因此，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已成為資改派們全面推行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瓶頸，特別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的堅持共產黨的領導這一條讓“資改派”坐立不安，夜不能眠。　　

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結局，就是全部的市場經濟與私有化，中國的經濟體制體制已與西方接軌，至此，資本主義復辟已經完成了第一步。但是，政治體制還沒有與西方接軌。現在，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們又玩起了借助鐘馗打鬼的花樣，又要重蹈在經濟體制改革中明修道，暗渡陳倉的覆轍了，叫嚷著政治體制改革，就是完成鄧小平生前的未竟事業。奇怪！鄧小平說在改革中始終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他們不遵循！鄧小平說要共同富裕，他們不遵循！鄧小平一再反復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他們不遵循！鄧小平一再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們不執行……！卻拼了死命的抓住政治體制改革不放松呢？　　

二、政改的目的保衛的是什么成果？　　

近些年來，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磨刀霍霍，叫嚷著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頻頻撰寫文章，不是對共產黨的合法性提出來質疑，就是要共產黨放下血淋淋的屠刀，敦促共產黨改名換姓……。最近，“資改派”的代理人也發出了不僅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信號，他們說：“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真可謂上下呼應，一唱一和啊！　　

什么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呢？第一個成果就是三十年間創造的社會財富，當然這些財富是廣大的人民群眾創造出來的，卻不是歸廣大老百姓所有！因此，改革的第一個成果就是造就了一個資產階級，另一個成果就是摧毀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體系。　　

這就奇了怪了，社會財富已經創造出來了，怎么還會得而復失呢？除了一部分貪官、“裸官”攜款出逃，一些富起來的人到國外去安家落戶，難道已經創造的社會財富還會被付之一炬嗎？會被搶劫一空嗎？當然不會！因此。他們所說的保障“成果”第一個就是保障資產階級的既得利益！害怕資產階級到手的利益會得而復失，第二個就是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不能卷土重來！　　

他們說：“要繼續解放思想，大膽探索，不能停滯，更不能倒退。停滯和倒退不僅會葬送30多年改革開放的成果和寶貴的發展機遇，窒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勃勃生機，而且違背人民的意志，最終只會是死路一條。在這個關乎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大事上，我們不能有絲毫的動搖。”　　

這又奇了怪了！30多年改革開放的成果怎么說葬送就能葬送了呢？既然是寶貴的發展機遇，抓住這個機遇就是了，機遇只能失去，怎么會葬送呢？既然已是勃勃生機，又怎么會是死路一條呢！　　

但是，鼓噪歸鼓噪，叫囂歸叫囂，人們可以看到一個十分奇怪的現象，就是那些成天鼓噪政改的學者、精英們，包括“資改派”的代理人們，政治體制改革到底怎么改？從哪里著手改？他們卻從來也不說出一個子丑寅卯來，他們從不提出來政治體制改革的具體方案，難道是他們沒有理論嗎？沒有具體的實施方案嗎？這是不可能的！最近還有一類的極右分子們極力為蔣介石樹碑立傳、為國民黨歌功頌德，竟然恬不知恥將蔣經國與戈爾巴喬夫稱之為民主的燈塔。戈爾巴喬夫是什么貨色？前蘇聯的解體與蘇聯共產黨的現狀已向我們提供了全面的教材，臺灣的民主是什么貨色？陳水扁案與富士康的十三連跳早就作出了詮釋。鄧小平說：“我們政治體制改革總的目標是三條：第一，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第二，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第三，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鄧小平文選《關于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第3卷第178頁，其實，對于他們自己的一套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方案、結果……。他們是心知肚明的，這就是徹頭徹尾的引進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就是只能做不能說，暫時不能說出口！　　

想當年，經濟體制改革一開始就缺乏前瞻性的理論，沒有具體的方針、計劃、步驟與方案，奉行摸著石頭過河與不爭論，就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國家保護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壞國家的和集體的財產。”也置若罔聞，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經濟在離經叛道的“改制”中喪失殆盡，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經濟就是在不問姓“社”姓“資”的喧囂聲中被摧毀的，中國的資產階級就是在膽子再大一點。步子再快一點，思想再解放一點的鼓噪聲中發展和壯大起來的。　　

改革三十年，造就了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怎么來鞏固這個利益集團的成果呢？就是政治體制改革，怎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呢？就是打起民主的旗號，就是推崇普世價值，推崇憲政，取消共產黨的領導！　　

至今，還有一些人相信所謂的普世價值，相信什么西方民主的謊言，相信什么天賦人權的鬼話。西方政治就是家族政治，豪門政治，裙帶政治。 一切的政治與軍事都是為著經濟的利益服務的，政權問題就是利益問題，沒有經濟上的平等，就談不上政治上的民主，有了經濟上的平等才能帶來政治上的民主，資本主義的經濟特征就是市場經濟與私有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首先是經濟上的不平等，總是少數的人掌握著多數的財富，對于一個國家而言，掌握著多數的財富的寡頭們與壟斷資本家們能夠讓平民來管理國家嗎？法律能讓平民們來制定嗎？乞丐與富豪可以平起平坐嗎？顯然是不可能的！不說別的，單是說在近幾年的兩會之際，由于一些經濟上的暴發戶被作為兩會代表參政議政，就已經為了各自集團的利益而爭吵得不亦樂乎了，因此，如果一旦多黨制普選，中國必將大亂，中國必須大亂。　　

不管是那一種政體，資本主義國家政治上的多黨制，始終免不了資產階級專政這一本質特征。這是由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的本質所決定的，經濟上的不平等，必將帶來居住權的不平等，婚姻生育權的不平等，生命健康權的不平等，受教育權的不平等……，沒有經濟上的平等，老百姓要一張空頭選票又有什么用？這種西方式的偽民主對于廣大的老百姓來說，又有什么屁用，對于一個連生存權還沒有保障的公民而言，這種民主又有什么意義？　　

三、為什么說政改的核心是政權問題！　　

為什么精英們急于鼓噪政治體制改革？國人理當記憶猶新，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全盤西化的呼聲甚囂塵上，推翻共產黨與社會主義的叫囂此起彼伏，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成災，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置若罔聞，推波助瀾，中國出現了極不穩定的動亂跡象，胡耀邦下臺后，趙紫陽重蹈覆轍，繼續放縱資產階級自由化，推行“資改”路線，終于釀為波及全國的大動亂，幸虧當年健在的老革命家們力挽狂瀾，平息了那場動亂，挫敗了國內外資本主義勢力顛覆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陰謀。　　

之所以說“政改”的核心問題是政權問題，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雖然中國在經濟制度上已經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但政權仍然掌握在共產黨的手中，國家政體仍然是毛澤東時代的體制。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事實已經清楚，涇渭已經分明，人民日益覺醒，面對階級矛盾日益激化，社會矛盾烽煙四起，叢生的貪污腐化，各種各樣的社會丑惡現象，社會主義的改革者們在反思改革的失誤與失敗，而倒退復辟的資改派們不僅不是去反思，反之誣賴說各種社會矛盾與階級矛盾是由于改革不徹底造成的，要挾中共高層繼續深化改革，要求進行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他們的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同于鄧小平所說的體制內改革，而是要共產黨改名換姓、解體、下野，徹頭徹尾的引進西方資本主義的多黨制與總統、議會制，從“零八憲章”到李銳的“憲政開張”，從中國政法大學“四教授”反毛、污毛的惡劣表演，到街頭政治流氓李悔之要共產黨“易名”的“七一獻禮”……，猶如為共產黨套上一條白綾，端上一碗砒霜，逼共產黨自刎了斷，這就是國內外資本主義勢力顛覆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第二步！　　

對于在改革中產生的嚴重的階級分化，對于新生的資產階級，資改派為了掩人耳目，混淆視聽，抹殺階級和階級斗爭，玩起了偷換概念的文字游戲，將資產階級說為“新經濟組織”、“新社會階層”，將資產階級分子稱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還為這一類靠掠奪國家資財、剝削人民血汗的資本家套上“黨的先進分子”、“人民的先進分子”的光環，拉進黨和政府的各級權力機關，參政議政。但是，面對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面對群體的暴力與非暴力事件，他們已是坐臥不寧、寢食難安。而解決這些問題又是力不從心，根據鄧小平的論述，大量的事實充分說明：中國的“改革”就是已經走上了邪路。資改派不承認中國產生了一個資產階級，不承認中國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不承認中國有一個 “資改派集團”，不承認中國有一個“右翼資改復辟路線”……。面對人們日漸高漲的質疑、問責的呼聲，這就促使資改派的御用文人赤膊上陣、氣急敗壞壓制人民，他們害怕人民質疑，害怕人們問責，害怕人民懷舊，誰要是對“改革”提出質疑，反對改革的棍子便打將過來，文革余孽、極左思潮的帽子便戴將起來。從西安趙東民幫助工人階級維權被刑拘到洛陽的劉三英宣傳毛澤東思想遭群毆。從金牌民工質疑“資改”被抓捕，到張宏良和黎陽的博客、文集被封殺，博客被關，又到中國庚友、雨夾雪被威脅……，種種跡象表明，資改派已是黔驢技窮。　　

為什么說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政權問題？政權問題，就是什么人掌權的問題，就是政權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毛澤東說：“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鄧小平說：“中國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不搞社會主義是沒有前途的。”（鄧小平文選《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第3卷第195頁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為什么強調共產黨的領導？為什么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將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列為首要堅持的一條，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的政黨，其根本宗旨是為著全體勞動人民謀利益的。改革開放三十年后，富起來的分化為資產階級與蛻變為權貴的既得利益者不超過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廣大勞動人民，在醫療、住房、教育新的三座大山的壓迫下，早已對現狀深惡痛絕，盼望中國共產黨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　　

一個政黨如同一個人一樣，總是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總是可能有走錯路線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正確與錯誤的路線斗爭中成長與壯大的歷史，在三十多年的改革中，雖然在經濟政策上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但是，至今黨章和憲法中仍然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規定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只要政權仍然掌握在共產黨的手中，在歷史的緊要關頭，廣大人民群眾總是希望黨與廣大人民群眾站在一起，總結經驗，改正錯誤，使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事業向正確的方向轉化。也就是說，只要中國的政權仍然掌控在中國共產黨的手中，中國的政治與經濟的發展走向就有可能回歸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正確道路上來。這也就是“資改派”心急火燎的忙著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原因。　　

“資改派”們提出來的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打著民主的旗號，打著反腐倡廉的旗號，打著黨政分開的旗號，架空共產黨的領導，其實質就是與共產黨搶奪領導權，雖然，胡錦濤總書記也說決不改旗易幟，但是，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波譎云詭，“資改派”們自認為有美國主子在撐腰打氣，自由化分子們認為：時下的在中國，已經沒有了鄧小平一類的強權人物，與共產黨分庭抗禮的時候到了，與共產黨搶奪領導權的時候到了，因此，打著民主的旗號，推崇普世價值的“資改派”們提出來的政改是一個既反毛澤東思想，又反鄧小平理論的，既反中國共產黨、又反社會主義的驚天陰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是在往共產黨的脖子上套繩索，端砒霜，不費一槍一彈就能將共產黨置于死地，是殺人不見血的軟刀子。　　

從近年來一系列的反毛澤東思想，反鄧小平理論，反社會主義的改革，聯想到“資改派”發出的政治體制改革的信號，不能不發人深省。　　

二0一0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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