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是中國司法改革關鍵年，據說是要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黃松有案作為2010年“開年第一案”，其涉案人黃松有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因涉嫌貪腐被起訴的級別最高的司法官員，此案的宣判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國司法改革的方向。以下就此問題談談個人的看法：　　

方向之一：巨額財產來歷不明罪可能取消　　

根據起訴書的指控，2005年至2008年間，黃松有利用其擔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的職務便利和職權、其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在有關案件的審判、執行等方面為廣東法制盛邦律師事務所律師陳卓倫等5人牟取利益，先后收受上述人員錢款共計折合人民幣390余萬元。黃松有還在擔任廣東省湛江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期間，伙同他人騙取本單位公款人民幣308萬元，其個人從中分得120萬元。總計510余萬元。　　

而值得注意的是，廊坊市法院指出，目前黃松有已經退繳贓款578萬元，超過了貪污、受賄總額510余萬元。中國政法大學刑法教授阮齊林解釋說，退贓比指控多的情況是有可能的。在貪官們的案件中，有些錢款涉及貪污，有些錢款涉及受賄，但還有部分錢款既不符合貪污條件，也不符合受賄條件。如果數額巨大（30萬元以上），檢方會追加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也就是說，貪官對于無法說明來歷的巨額財產，只要退繳就可以不再追加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不退繳一般也會沒收），這一案例等于使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名存實亡。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黃松有曾被媒體指稱涉嫌貪腐數額高達數十億乃至數千億元，此番開庭檢方指控數額銳減至數百萬元。據說“這是因為，司法是一項極為講求程序和證據的技術性工作。檢察官對被告人提出的每一項指控都必須具備充分有力的證據支撐，法官審理也是必須經過辨訴雙方提出相應的證據,并在證據的基礎上經過激烈的辯論后，才能最終對被告人的犯罪行為和犯罪數額進行法律上的確認，所以，只有經過法院確認的犯罪行為和犯罪數額，才是法律意義上的‘事實’”。“未經法院裁判，這種新聞報道中單方面認定的貪腐數額并不足信。只有嚴格遵循司法調查程序，嚴格通過司法調查手段，嚴格經過司法裁判認定的數額，才能據以對黃松有定罪量刑。”但是，河北省廊坊市中級人民法院僅僅判處沒收黃松有個人全部財產人民幣50萬元，這一數字少的令人吃驚：一套住房也不止50萬吧，難道黃松有一套住房都沒有？而且法院并沒有公布黃松有名下的財產具體有哪些，有沒有轉移到家屬名下的財產，就斷定黃松有個人全部財產只要人民幣50萬元，不用追加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同樣開創了一個經典案例。　　

以上兩點表明，巨額財產來歷不明罪很可能取消，至少在事實上取消，貪官不必再為無法說明來歷的巨額財產發愁，無論是退繳或轉移到家屬名下都不會再受到追究。　　

方向之二：“嫖宿幼女”等“生活作風問題”可能不入罪　　

黃松有案發后，有媒體爆料，黃松有對權力、情色、金錢都有強烈的欲望，“對未成年少女有特殊興趣”。 辯護律師指出，此案從起訴至一審終結，均未對黃松有的個人生活有過只言片語。　　

30年來，我國對性犯罪的處罰不斷放寬，先是把誘騙等手段不再視為強奸罪，又設立“嫖宿幼女罪”進行過渡，廢除了和不滿十四歲的幼女發生性行為一律按強奸論的規定。 黃松有案終于完成了這個過渡，無論是“嫖宿”還是強奸，均不過是“個人生活作風問題”，法律上不會再有“只言片語”。　　

方向之三：因經濟犯罪判處的死刑可能廢除　　

盡管黃松有涉嫌貪腐數額由高達數十億乃至數千億元銳減至數百萬元，(受賄390萬元，貪污120萬元，)但是仍然屬于數額特別巨大。而且黃松有又是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長、國家二級大法官，屬于知法犯法，影響惡劣，必須從重。早在一審結束后，曾經有人預言，黃松有很有可能被判死刑。結果沒有判死刑判了無期徒刑。　　

法學精英要求廢除因經濟犯罪判處的死刑已經很久了。黃松有的老同學、好朋友賀衛方在黃松有案開審前夕再度重申了近幾年一直堅持的觀點:“因經濟犯罪判處的死刑尤其應當立即廢除。經濟上的犯罪比如貪污、受賄都屬于財富范疇的東西。那些人沒有去捉弄人的生命，沒有去燒殺搶掠，他們只想把錢歸自己所有，繼而用不正當的方式取得。我們知道，高級官員被執行死刑大都屬于經濟類犯罪，成克杰、劉方仁他們都沒有殺過人。當經濟犯罪數額巨大時被判處死刑，這就是說在我們把生命與金錢放在一起衡量的時候，我們的天平似乎更傾向于金錢而不是生命。世界上任何一個文明國家都不會用死刑來震懾經濟犯罪。”解決經濟犯罪要靠“司法獨立”，即給黃松有們更大的權力。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法學教授莫開勤認為，根據《刑法》，涉案510萬元，無論是判處無期還是死刑都在情理之中，因為法院在量刑的時候，會綜合多方面的因素來考慮，不單單是數額的問題和影響惡劣程度的問題。但是莫開勤沒有說，那些方面因素比貪污、受賄數額和影響惡劣程度更重要，以致沒有判黃松有死刑判了無期徒刑。　　

更有人宣稱“比黃松有貪得更多的人，也有沒被執行死刑的，如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原總經理陳同海受賄近2億元，判了死緩。”因此不殺黃松有合情合理。也就是說，以后貪污、受賄總額上億也不判死刑的情況可能常態化。因經濟犯罪判處的死刑可能至少在事實上廢除，以使中國成為“與國際接軌”的“文明國家”。　　

方向之四：貪污賄賂犯罪起刑點可能調高　　

和上一點類似，很多為黃松有辯護的人宣稱涉案510萬元不多，當然他們不會追究黃松有曾被媒體指稱涉嫌貪腐數額高達數十億乃至數千億元是否毫無依據。　　

自1979年以來，貪污受賄罪的起刑點一次次提高：1979年《刑法》沒有具體規定數額，司法解釋規定1000元為立案標準；1988年規定構成貪污罪、賄賂罪的數額一般為2000元。1997年通過的刑法規定，貪污賄賂犯罪的起刑點是5000元。主管全國刑事審判的最高法院副院長張軍去年又建議，調整貪污賄賂犯罪起刑點，“司法實踐中，貪污受賄數額幾百萬元的數目并不算大，幾千萬元甚至一兩個億的也有。”黃松有案很可能開啟了新一輪調整貪污賄賂犯罪起刑點的大門。　　

方向之五：律師“撈人”等行為可能合法化　　

根據起訴書的指控，2005年至2008年間，黃松有利用其擔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的職務便利和職權、其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在有關案件的審判、執行等方面為廣東法制盛邦律師事務所律師陳卓倫等5人牟取利益，先后收受上述人員錢款共計折合人民幣390余萬元。據了解，一名律師的弟弟涉嫌刑事案件，被佛山檢察院監視居住。該律師找到黃松有，希望他能幫著打個招呼。黃松有便給佛山檢察院檢察長打了電話，談及此事。一段時間后，該律師的弟弟辦理了取保候審，黃松有則得到好處費30萬元。　　

檢方認為，當時黃松有是以最高法副院長的身份給佛山檢察院打了電話，為行賄律師的弟弟謀取了利益，已經構成受賄罪。但是到目前為止，尚無人追究陳卓倫等律師是否觸犯行賄罪。　　

眾所周知，律師往往充當了當事人賄賂法官的掮客，在幫助當事人用賄賂法官的方式打贏官司同時牟取利益。重慶打黑的李莊案剛剛揭開冰山一角，就引發了法學精英群聲鼎沸，大聲疾呼“律師被難日，國民遭殃時。”猛烈抨擊“我們現在的體制則是實質上讓法官和檢察官捆綁在一個戰車上，公檢法三方共同與犯罪分子作斗爭”，“而《刑法》第306條還專門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安排了一條律師偽證罪。” 黃松有案不追究陳卓倫等5人牟取利益的行賄罪表明，李莊很可能是最后一個被處罰的律師，律師“撈人”等行為可能合法化。（有意思的是，黃松有的辯護律師之一高子程同時還擔任李莊的辯護律師。）　　

方向之六：“帶病提拔”可能常態化　　

這里可能有人不解，黃松有不是被免了嗎，怎么和“帶病提拔”扯得上？這要從黃松有“帶病獲獎”說起。　　

　2009年12月6日　上午，被公認為最具權威性的法學研究獎項———第二屆錢端升法學研究成果獎在人民大會堂頒獎。記者在公示名單中發現，10月被“雙規”的前最高法院副院長黃松有憑借《司法解釋權：理論邏輯與制度建構》獲得三等獎，獎金是5000元。相關負責人事后證實，在異議期內沒有人對黃松有獲獎提出質疑，黃松有的研究成果確系獲得三等獎。該負責人強調，錢端升獎評審程序公正，并嚴格遵守學術規范，申請人最終能夠獲獎要看“研究成果”。據了解，黃松有擁有訴訟法法學博士學位，曾被認為是“學者型”法官，在各種學術期刊上發表過數十篇論文，并有專著《中國現代民事審判權論》等。　　

眾所周知，資本主義法律制度下，對于經濟犯罪只有終審定讞才能剝奪政治權利，“帶病提拔”、“帶病當選”屢見不鮮，像貝盧斯科尼2008年擔任總理時就身背多個案子，傅昆萁當選花蓮縣長時已經被二審宣判有罪。這次黃松有被“雙規”后獲得“被公認為最具權威性的法學研究獎項”其實已經表明了中國法學精英是很欣賞只有終審定讞才能剝奪政治權利的制度的，以后“帶病提拔”可能進一步合法化、常態化。　　

當然，以上中國司法改革的方向純屬推測，未必正確。希望大家繼續觀察黃松有案，看看法院是對黃松有轉移到家屬名下的財產進行調查，對其強奸等罪行追加起訴，對涉案律師的罪行進行追究；還是繼續引進“一審輕判，二審減半，三審審完，回家過年”的資本主義法律制度，對上訴的黃松有進一步減刑，就不難看出中國司法改革的方向。讓我們一起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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