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會議,主席究竟在顧慮什么?
廬山會議彭總遭難,近些年來已成為一發攻擊主席玩弄權術、殘害功臣的炮彈,時不時被人拿出來向主席進攻,而當事人的眾說紛紜和資料的不全和混亂,將此事的真相弄得更加糊涂,然而假的終究是假的,不管有心人在這件事上怎樣處心積慮地按自己的意思給真相涂上油彩,隨著時間的流逝和洗滌,我們終于有機會在最低程度上開始還原和逐漸接近歷史的真相?! ?/p>
下文是我從中華網轉來的一篇文章,我認為,這篇文章已經接近了真相的核心,某種程度還原了當時的環境和主席的思考,對認清廬山會議的真相很有幫助?! ?/p>
廬山會議是一次有些奇怪的會議,以反左開始,反右結束,在黨內的歷史上可能是獨一份,再沒有類似的會議可以與它相提并論。上山前灰溜溜作檢討的人,昂首挺胸下山;上山前志滿意得的人(如自詡有總理之才的李銳),灰頭土臉地下山。會議的調子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結局出乎所有人的預料,廬山究竟發生了什么?主席究竟是如何考慮的?
誣蔑主席的人有幾種說法,其一是“功高震主”說,說彭總功大,有威脅主席地位的可能,所以主席要打倒他。這個說法我看純屬扯淡,彭總功再大,充其量也就在元帥、大將這個層次里靠前,和軍內戰功卓著的林彪、粟裕相比,可能還略有不如,談什么和主席比?彭總在黨內、軍內,他看上別人的沒幾個,別人看上他的也沒幾個。像政府系統的:劉、周、陳、鄧,劉是白區黨,一向為彭所看不起;周屬于南昌起義的山頭,和彭不同路,黨內資歷也比彭深,為彭所不喜;陳沒帶過兵,又反對過高崗,不對彭的胃口;鄧是劉、鄧大軍出身,前面是百色起義,和彭在歷史上沒有太多淵源,關系疏遠,所以,從政府系統看,沒人服氣彭總。從軍內勢力看,十大元帥里和彭總關系好些的也就是朱老總,但朱老總不可能聽彭總的指揮;其他元帥:林彪、羅榮桓是井岡山山頭的,聶榮臻是華北山頭的,賀龍是二、六軍團的,陳毅是新四軍的,葉劍英和彭總來往不多,徐向前是四方面軍的,劉伯承是南昌起義的,彭總自己是平江起義后上的井岡山,大家歷史上淵源不深,互相之間其實是不太服氣的。十大將里面,只有一個黃克誠,是彭總的老部下,和彭總關系較好,其他的大將,恐怕對彭總都是敬而遠之。所以,要說彭總有實力挑戰主席的地位,如果不是別有用心,就必定是對黨史、軍史完全無知?! ?/p>
其二是“報私怨”說,說毛岸英在朝鮮犧牲了,因為是彭總帶著犧牲的,所以主席恨彭總,要給岸英報仇。這個說法照樣是扯淡,主席是誰啊,是神一般的人物,他的感情如果是這樣小肚雞腸,他怎么可能聚集起那么多崇拜他的俊杰?主 席的 夫人楊開慧被何鍵殺害在長沙,彭總帶著紅三軍團打長沙,口號就是給楊開慧報仇,是主席給攔回來的,為了中國革命,他不讓報這個仇;蔣介石殺了主席家那么多人,還派人去挖主席家的祖墳,西安事變被抓住了,還不是主席力主不殺他;岸英是被美國人炸死的,而主席為了中國人民的利益,還愿意和美帝國主義講和;主席對直接仇人尚且如此,更不要說對沒有直接責任的彭總了。而且岸英是1950年犧牲的,到1959年足有9年了,這9年間,主席一直重用彭總,難道等9年后感情沒有那么強烈了,反而想起要報復彭總了?這完全不合邏輯?! ?/p>
其三是“權力斗爭”說,說彭總的批評影響了主席的威信,所以主席要批判他。這個說法還是扯淡,不要說主席從來不怕批評,從來是讓人說話的,就是彭總的那封信,其目標也是對著在一線主持工作的劉、鄧去的,關主席多少事?而且主席自1958年開始糾左,其語言的激烈程度比彭總有過之而無不及,彭總的信表面上看和主席的意見精神接近,怎么就會影響主席的威信呢?
如果這些說法都不成立,那么,主席究竟是如何考慮的呢?我認為,主席最重要的出發點有二:一是維護黨內團結;二是要保護群眾的積極性。
那么彭總的信是否有礙這兩個目標的實現呢?答案是肯定的。建國以來,以高崗和劉的斗爭為代表,已經暴露了黨內兩派的激烈斗爭,彭總是明顯支持高的,只不過當時為縮小打擊面,沒把彭總牽出來,但沒有牽出彭總不等于彭總和劉的斗爭不存在,他們之間的斗爭只是暫時緩和,待機決戰而已。
在廬山,因為主席一直糾左,彭總可能覺得時機已到,是時候斗倒劉了,就積極行動,但會議到快結束時,仍然未顯出要追究責任的意思,主席只是想提出批評,讓大家改掉缺點就行了,這應該不符合彭總的想法,所以他寫了萬言書,其實就是要追究責任、斗倒劉的意思。
萬言書出來后,主席原來想用各打五十大板的形式平息爭論,維護團結,但很顯然,對壘的兩邊都不滿意,都要攤牌,逼著主席要下決心支持一邊,否則黨內就有分裂的可能?! ?/p>
從下文可以看出,在一線做工作的,都有些偏左,如果主席支持彭總,就要否定劉和一線的干部,極大地挫傷群眾的革命熱情,而這不符合主席的根本觀點,即保護群眾積極性。因此在這種兩難情況下,為了統一全黨思想,維護黨的團結,保護群眾熱情,只有選擇反右,批判彭總?! ?/p>
其實,主席還有另一個隱憂,我們知道主席的骨頭是最硬的,他一向不愿意成為別人的附庸,但當時黨內很多人是有這個傾向的,比如彭總就明顯有倒向蘇聯的跡象,如果彭總得勢,中國成為蘇聯的其中一個衛星國也不是沒有可能的。因此,為了中國的真正獨立,主席才迫不得已打擊了彭總,制止了他們的投降主義路線?! ?/p>
下面請看轉貼:
面對紛爭矛盾 毛澤東對廬山會議的最終態度(1)
1959年7月2日 至 8月1日 ,在廬山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除了中央政治局成員外,還有各省市區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一些部委負責人。會議初期的基本精神是糾“左”。許多與會者從不同角度強調“大躍進”以來問題的嚴重性,認為前一段糾“左”雖有成績,還很不夠,要求進一步深入進行;另外,也有不少與會者不愿意多講缺點,認為糾“左”已經過頭,使干部、群眾泄氣,出現了右的傾向?! ?/p>
一般以 7月23日 毛澤東講話批彭德懷為界,將會議分成前后兩個階段,前期是“神仙會”,氣氛比較寬松;后期“反右傾”,變成一邊倒。值得注意的是,在“神仙會”階段,“秀才”們(當時一般指參與為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起草文件的人,特別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大都表現出對前段“大躍進”的否定和對繼續深入糾“左”的支持。巧合的是,他們大都與某個積極促進“大躍進”的地方負責人發生了矛盾?! ?/p>
田家英和李井泉
田家英自1948年起擔任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廬山會議時任中辦副主任等職。他與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的“官司”在廬山打到了毛澤東那里?! ?/p>
早在1959年春,田家英奉毛澤東之命,到四川進行蹲點調查。在新繁縣大豐公社近四個月的調查中,田家英掌握了這個所謂“高產豐產”公社虛報產量的問題。不久,毛澤東寫給六級干部的指示信(即 4月29日 黨內通知)下達,信中特別提到合理密植和要講真話兩條。這兩條所涉及的問題當時在四川普遍存在且爭論激烈。但毛澤東的指示信被封鎖,四川省沒有在縣級以下傳達。田家英毅然突破封鎖,在蹲點公社廣播了指示信。
這樣,大豐公社在密植問題上“另搞一套”的消息迅速傳開。在四川省委會議上,因為田家英反對高度密植,和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發生了爭論。最后省委決定,全省繼續實行高度密植,只是讓田家英所在的公社可以稀一點。
上廬山后,田家英把公社浮夸虛報產量的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匯報,并把調查組反映勞動模范羅世發對浮夸和過度密植等問題不滿的材料送給毛澤東。這件事引起李井泉的不快,他與田家英發生了爭吵。在開小組會時,田家英談到下面受壓而虛報產量等問題時,組長李井泉批評了他,以致講不下去。最后“官司”打到毛澤東那里,毛澤東也沒有明確判定誰是誰非?! ?/p>
李銳和柯慶施
李銳自1958年初擔任毛澤東的兼職秘書,廬山會議時任水利電力部副部長。在廬山,李銳和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的矛盾尖銳。
據李銳回憶,矛盾在1958年春就開始顯露。3月的成都會議期間,柯慶施找到李銳,要李替他寫一篇文章,主要意思是教育和文化的“大躍進”、大革命。李銳勉強寫了一兩千字敷衍,效果不好。此后,柯慶施曾對人說:李銳的文章沒有寫好。5月,在上海召開了華東地區計劃會議,工交部門的一些主要負責人聚集上海,幫助華東地區制訂1959年的“躍進”計劃,李銳代表水利電力部參加。會上,華東地區鋼的指標漲到600萬噸,而李銳卻潑了冷水,認為電力無法保證??聭c施很不滿,多方做工作,李銳仍然堅持己見。之后,李銳還給毛澤東寫了信,說明按華東地區的計劃,全國缺電要在100億度以上,認為計劃沒有留有余地。此信沒有引起毛澤東的重視?! ?/p>
在此次的廬山會議上,李銳于 7月20日 的小組發言中特別提到:華東地區600萬噸帶頭,就想得過高了,遠遠超過客觀可能。這些話應該說是針對華東地區的負責人柯慶施的。23日,毛澤東講話后的兩三天里,會議形勢急轉直下。這期間,柯慶施曾在吃午飯時過來和李銳干杯。李銳大聲說:柯老,你是見過列寧的人,何必跟我們后生小子過不去,并轉回餐桌不予理會。
陳伯達和葉飛
陳伯達自1939年起擔任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廬山會議時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職。他與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葉飛的矛盾所見敘述不多,不過還是可以看出些端倪。
據陳丕顯之子陳小津著的《我的“文革”歲月》中敘述:“'大躍進'時期,陳伯達到福建蹲點,以'欽差大臣'自居,對福建省委指手畫腳,亂提意見。葉飛看不慣他的某些做法,頂撞了他,兩人發生爭執。葉飛直率地說他是'書生之見'。陳伯達回北京后,向毛澤東告了葉飛一狀,但毛澤東沒有表態?!薄 ?/p>
對此事的另一種記載是:1959年一二月間,陳伯達回到家鄉福建晉江地區,在南安南廳鄉滿山紅大隊居住20多天,參加工作組進行蹲點調查?!?月26日 ,他寫信并通過福建省委報告中央和毛澤東。信中反映了一些問題,其中包括閩南土地千差萬別,農業生產不能一刀切;制訂農業生產具體計劃應該同群眾共同商量決定;晉江地區為提高窮村和山區收入水平,采用挖肉補瘡的辦法去填補,有平均主義;在解決社員報酬問題上,應使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等。
陳伯達的報告中不乏一些正確意見,實際上是晉江地區干部、群眾的呼聲。這對于毛澤東繼續糾“左”起了一定的參考作用。此信發出后不久,福建省委召開了解放以來規模最大的六級干部會議,1.4萬名干部出席。會上,葉飛代表省委作了自我批評,著重檢討公社體制問題。前后對比來看,陳伯達的調查報告與福建省委的檢討是有關聯的?! ?/p>
在“神仙會”階段,陳伯達曾兩次作長篇發言,批評“大躍進”中的一些弊端。他對福建的工作提出批評,結果和葉飛發生了爭論?!?月23日 后的小組會上,陳伯達受到批判,他去福建調查的事也被重新提起?! ?/p>
胡喬木和曾希圣
胡喬木自1941年起擔任毛澤東的秘書,廬山會議時任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等職。他與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圣的矛盾紛爭主要表現在對《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的爭論上。按照原來的安排,會議開半個多月,通過一個會議紀要性的文件就結束了。文件起草小組成員,毛澤東原來指定五個人:胡喬木、楊尚昆、陳伯達、吳冷西、田家英?!?月13日 ,毛澤東建議起草小組增加陸定一、譚震林、陶魯笳、李銳、曾希圣、周小舟,起草出《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據李銳回憶:譚震林和曾希圣是“大躍進”時的帶頭人,但他倆不是主要起草人?! ?/p>
從17日起,在討論《議定記錄》時,一些人有意見,主要集中在胡喬木執筆的《關于形勢和任務》上,認為對“大躍進”所取得的成績和經驗表達得不夠充分有力,缺點寫得很具體,認為這樣傳下去要泄氣,影響計劃的完成。《關于形勢和任務》中寫到的缺點有三條:國民經濟的某些比例失調,公社化運動中的“共產風”,命令主義和浮夸作風。
曾希圣是起草小組成員,對這一段寫法也不滿意。他在19日的小組發言中認為,安徽最大缺點是刮了“共產風”。下面干部對于缺點的看法,“好比玻璃上滴了一點墨水,一擦就掉了”?!爸劣谌ツ旯まr業比例失調,我不承認。工業、農業不都是增產很多嗎?工業內部的比例是有些失調,但是我的看法很樂觀,不經過這樣的大演習,我們受不到這樣的教育?!薄 ?/p>
曾希圣作為起草小組成員,對《議定記錄》提出批評,格外引人注目。從他發言中為“共產風”辯護和對工農業比例失調的否認看,矛頭是指向三條缺點的。
由于這時彭德懷的信已經印發出來,20日后討論的焦點更多集中到彭德懷的信上。這樣,胡喬木和曾希圣的紛爭初一爆發,未曾展開就轉向了?! ?/p>
吳冷西和吳芝圃
吳冷西雖然沒有正式的毛澤東秘書之職,但1956年后經常參與為中央政治局起草文件,跟隨毛澤東左右,廬山會議時任新華社社長、人民日報社總編輯等職。沒有史料反映他在廬山會議上與地方負責人有過什么紛爭。不過,會前他與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的矛盾還是有跡可循的?! ?/p>
1958年10月底,吳冷西和田家英奉毛澤東之命到河南新鄉地區蹲點調查?!?1月5日 ,兩人在專列上向毛澤東作了匯報。吳冷西著重匯報了修武縣委書記提出的問題。修武縣委書記對一縣一社的全民所有制和供給制有憂慮,擔心如果公社實行了全民所有制,災年會鬧饑荒,豐年會因谷賤傷農。毛澤東認同修武縣委書記的看法。當他們匯報到有些公社搞集體住宿時,毛澤東很生氣地說:那種搞法不是給國民黨對我們的誣蔑幫了忙嗎?要禁止拆散家庭?! ?/p>
在隨后召開的第一次鄭州會議上, 11月10日 ,毛澤東批評了河南省提出的要四年過渡到共產主義,說他們馬克思主義“太多”了。此次廬山會議討論時,毛澤東就一些地方出現的拆散家庭的極左做法提出批評。后來在1962年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指出第一次鄭州會議對吳芝圃作了批評?! ?/p>
從上述看,吳冷西等的匯報,是河南省委負責人在會上遭到批評的重要原因。吳冷西也認為,他們的調查結果對毛澤東不無影響。雖然沒有材料表明吳冷西和吳芝圃在廬山會議上有過紛爭,但兩人就“大躍進”中一些做法存在分歧,并且將這種分歧展現在毛澤東面前,是可以推斷的。
紛爭的緣由
應該指出,在廬山上與“秀才”們發生紛爭的不只是上述幾個地方負責人,還有其他人,矛盾是復雜交錯的。不過,上述紛爭確實比較激烈,有代表性。那么,應如何看待這一現象呢?
矛盾的存在,主要是由于“秀才”們對“大躍進”及糾“左”的看法跟一些地方負責人存在分歧
在“神仙會”階段,“秀才”們在堅持深入糾“左”方面積極活躍、協調一致,表現出很大能量,成為一支重要力量。
“秀才”們堅持糾“左”最主要的活動是起草《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五個“秀才”都參加了起草組,而且承擔主要任務?!蹲h定記錄》的初稿,系統地對“大躍進”的錯誤提出了尖銳意見。17日起,小組重編后,重點討論下發的《議定記錄》和彭德懷的信。在開頭的兩三天里,批評者的矛頭針對《議定記錄》的多,針對彭德懷的信的反而少??梢哉f,大約在20日前,《議定記錄》成為“秀才”們與維護促進“大躍進”的地方負責人矛盾紛爭的焦點?! ?/p>
“秀才”們另一個堅持糾“左”的表現是對彭德懷、張聞天等表示了支持。據胡喬木回憶:“神仙會”階段,張聞天曾幾次到他和田家英、吳冷西等的住處小坐。他們對國內形勢的看法比較接近,都主張認真總結“大躍進”的教訓,以便徹底糾正“左”的錯誤。彭德懷的信印發后,18日,“秀才”們私下談到彭德懷的信,都很感興趣,覺得信的內容很好,觀點跟他們一致。在彭德懷的信受到指責時,“秀才”們則多以不同的方式表示支持。19日的小組會上,胡喬木發言為《議定記錄》辯護,“他完全沒有提及彭德懷的信,但實際上是支持這封信的”。20日的小組會上,李銳發言說,彭總的信把一些意見提出來作為對立面,引起大家深入討論,這種精神是好的。在小組會上有人批評彭德懷時,吳冷西也三次起而為之辯護。兩股堅持深入糾“左”的力量有了信息的交流和精神的認同。
反觀一些地方負責人,特別是1958年熱度較高、錯誤較嚴重的地方負責人,在廬山會議前期的發言中,認為問題不太大,而且問題已經基本得到解決;認為當時的問題是糾“左”泄了干部、群眾的氣,應該鼓足干勁,繼續“躍進”。面對“秀才”們積極主張糾“左”,他們起而反擊。田家英判斷:另一派的司令部由柯慶施、李井泉等掛帥,他們組織人攻擊《議定記錄》,攻擊彭德懷的信。有人在23日后的批判中把“秀才”們與彭德懷并列,說他們一個鼻孔出氣。
紛爭的一方集中地出現在毛澤東秘書這個范圍里,也表明應該注意“秀才”們所具有的特殊身份
“秀才”們伴隨毛澤東左右,便于了解毛澤東的意圖和動向,也有更多機會向毛澤東傳遞信息,施加影響?!按筌S進”時期,毛澤東多次派秘書到地方上作調查研究,了解情況。秘書們提供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能影響他的判斷。在與地方負責人的紛爭中,田家英、李銳、陳伯達采用了寫信和送材料的方式,吳冷西則當面向毛澤東匯報?! ?/p>
除了接近和影響毛澤東,“秀才”們還利用特殊身份,試圖對會議的走向加以影響。田家英曾提議,一是由胡喬木在會下同有關的省市區委第一書記和部委負責人接觸,勸他們也交心,作自我批評。胡喬木做了,也收到了一些效果。二是由胡喬木把小組會氣氛沉悶、談失誤阻力大的情況向楊尚昆反映,請他再向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報告。胡喬木也做了?! ?/p>
“秀才”們與聞最高決策的便利和他們的積極活動,給紛爭的另一方以壓力。也正因為對手是毛澤東身邊的人,他們更是不得不爭。毛澤東點破了他們的心態?!?月17日 ,毛澤東談到雙方的“官司”時,對“秀才”們說:他們(各省市區負責人)在當家?!叭藶樨斔?,鳥為食亡”,人都有保衛自己勞動果實的本能?! ?/p>
與“秀才”們相對,一些地方負責人也在積極地對毛澤東施加影響?!?月29日 、 7月10日 、 7月22日 ,毛澤東同大區負責人進行過重要談話。特別是在22日的談話中,一些地方負責人竭力影響毛澤東??聭c施、李井泉對糾“左”表示不滿。他們說:現在小組會反對“三面紅旗”的話多了,有些人開小差了。柯慶施說,現在很需要毛主席出來講話,頂住這股風,不然隊伍就散了。“三面紅旗”、“隊伍散了”,這些是毛澤東最為關注的,進言命中要害,促使毛澤東下了“反右傾”的決心。
毛澤東的最終態度
通過以上對“秀才”們和地方負責人紛爭現象作的分析,可以看到,毛澤東居于紛爭最終裁決者的地位。對毛澤東來說,一方是他身邊的人,一方是“大躍進”的倚重力量,在紛爭的前期,他沒有輕易表態?! ?/p>
但是,在廬山這場大的斗爭中,隨著毛澤東轉向批判彭德懷、“反右傾”,也就自然宣判了“秀才”一方的落敗。李銳在會上即被淘汰出“秀才”行列,定為“反黨集團成員”。其余四人也被中央立案審查。毛澤東幾次當面批評他們表現不好,方向不對頭。在涉及“秀才”與地方負責人的“官司”時,毛澤東明顯地偏向后者:“你說人家一些壞話,人家反過來批評你,這是常情。緊張一下有好處,可以反過來想想自己有什么不妥之處。”
裁決“秀才”落敗的結果,一方面說明毛澤東在對待“大躍進”的態度上,和一些地方負責人的共同點更多,“左”的指導思想沒有改變。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這一時期,常規機構中的干部還是他倚重和依靠的力量。左右親近之人在政治活動中釋放的能量、發揮的作用,還遠不能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特別是他晚年身邊的人相比?!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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