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則報道，為了反對強制拆遷，武漢東西湖農民楊友德自學“阿凡達”，在自己承包的田地里搭了個“炮樓”，用自制的火炮兩次打退了拆遷隊的“進攻”。　　

56歲的楊友德承包了25畝地，2029年到期。在這片田地里，楊友德開展多種經營——養魚、養牛還種植棉花和瓜果。去年楊友德聽說自己的25畝地被征用了，但是由于補償沒有談妥，他拒絕搬出。后來拆遷方就多次放話出來，說要對他動手。為了保證自身安全，今年年初，楊友德將一輛手推翻斗車的前部鐵皮拆掉，在翻斗里面放置了一箱禮花彈，準備對抗拆遷隊。今年2月6日，30多人的拆遷隊伍來到地頭準備強征。楊友德就點燃了禮花彈，拆遷隊員因躲在鏟車后面，毫發無損，等禮炮放完后，他們沖出來把楊友德打了一頓。為了汲取教訓，楊在親友的幫助下做了一座“炮樓”，并改裝了“武器”。 　5月25日　下午，又有一支一百多人的拆遷隊，戴著鋼盔拿著盾牌，在推土機和挖掘機的掩護下，再次來到楊友德的承包地里。楊發現后立即爬上炮樓，朝拆遷隊放了幾炮，他們便被嚇住了，沒敢繼續向前推進?！　?/p>

楊友德此舉引起了媒體和網民的關注，有人認為楊“炮擊”拆遷隊是一種合法的維權行為，與那些以自焚或自殺抵制強制拆遷的“消極抵抗”相比，屬于“積極抵抗”。也有人認為楊自制土炮，武力抗“法”，已經超出了“合法抗議”的范疇，是一種不擇不扣的“暴民”行徑。兩種觀點針鋒相對，莫衷一是?！　?/p>

以筆者之見，楊友德的“炮擊事件”，涉及到兩個關鍵問題：一是拆遷隊所倚仗的地方規章制度或曰“土政策”是否代表了國家法律？如果“土政策”同國家法律乃至憲法相沖突時，作為公民的個人是否有權反抗“土政策”，從而在捍衛個體權利的同時維護憲法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權威性？二是如果承認這種反抗的正當性，那么，公民的“抵抗權”是否因該得到法律的保護？　　

在進入討論之前，我們不妨了解一下美國電影《哈利之戰》?！　?/p>

哈里是一個普通的美國國民。電影的開篇，是哈里折疊棄之墻角的一面國旗。這說明哈里是一個認同美利堅民族的愛國的公民。當稅務局不合理地向愛好收藏軍品的姑媽征稅甚至征討房子的時候，哈里則站起來反抗這種不合理的制度。從法律角度講，稅務局，作為地方職能機構，它的規章制度，并不具有法律效能。但是，在權力的操縱下，稅務部門　卻將老　太太給逼死了。哈里這個時候向稅務局表達其抵抗，以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在影片中，哈里開著裝甲車（老太太的收藏品）找稅務局討公道，還闖進電視大樓里發表了演講，隨后哈里就被軍警圍在老太太的倉庫里。哈里于是開著裝甲車奮起反擊。激戰數日之后，終于在媒體的介入之下，哈里取得了最后的勝利?！　?/p>

這部講述“一個人對國家的戰爭”的電影，在中國觀眾看來也許有些荒誕不經，但它揭示的其實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主題，即相對于國家權威，公民抵抗權同樣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質。它彰顯的與其說是美國的“憲政精神”，還不如說是任何一個現代國家的公民都應該擁有的民主權利。在現代國家，或許只有憲法才具有“不證自明”的合法性。其他所有法律法規制度，都必須站在公民權利的目光中，接受合不合法的審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法律并不總是合理的。真正的法治精神，是允許公民對權威說“不”（當然是在維護公民權利的意義上）。如果一個法律不允許人說“不”，而只強調服從服從再服從，那這個法律只能是“惡法”——畢竟，法，也是人制定出來的——為此，美國作家和思想家梭羅寫出了他的政治學名篇《論公民的不服從》，來論證公民的“抵抗權”?！　?/p>

梭羅說——

“政府的權威，即使是我愿意服從的權威──因爲我樂于服從那些比我淵博、比我能干的人，并且在許多事情上，我甚至樂于服從那些不是那麼淵博，也不是那麼能干的人──這種權威也還是不純正的權威：從嚴格、正義的意義上講，權威必須獲得被治理者的認可或贊成才行。除非我同意，否則它無權對我的身心和財産行使權力。　從極權　君主制到限　權　君主制，　從限權　君主制到民主制的進步是朝著真正尊重個人的方向的進步。民主，如同我們所知道的民主，就是政府進步的盡頭了嗎?不可能進一步承認和組織人的權利了嗎?除非國家承認個人是更高的、獨立的權力，而且國家的權力和權威是來自于個人的權力，并且在對待個人方面采取相應的措施；否則就絕對不會有真正自由開明的國家。我樂于想象國家的最終形武，它將公正地對待所有的人，尊重個人就像尊重鄰居一樣。如果有人履行了鄰居和同胞的職責，但卻退避三舍，冷眼旁觀，不爲其所容納的話，它就寢食不安。如果，一個國家能夠結出這樣的果實，并且聽其盡快果熟蒂落的話，那麼它就爲建成更加完美、更加輝煌的國家鋪平了道路。那是我想象到，卻在任何地方都不曾看到的國家?！薄　?/p>

梭羅以詩意而充滿哲理的文字，闡述了國家權威和個人權利互相依存的關系以及公民“服從”和“不服從”的前提條件。不僅如此，梭羅還身體力行，為了反抗州政府的不合理稅賦，跑到遠離大城市的瓦爾登湖隱居了五年，以此表明他關于“不服從”的政治主張。當然，跟中國公民楊友德和美國公民哈里相比，梭羅的行為是一種“消極反抗”。這與梭羅遵從的非暴力主義理念有關。所謂“非暴力主義”，源于托爾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惡”和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但這并不能成為取消“暴力不服從”的生成基礎。再以美國為例，在任何國家，國旗都是最重要的民族象征，而美國最高法院裁決燃燒美國國旗不能被宣布為非法：因為它是言論自由的一種形式，是公民表達抵抗權的形式。抵抗權，也不只是簡單概念上的反抗和暴力。它有多種抵抗的形式，從服從，到不服從，一直到暴力革命；遷徙、不執行、抵抗，都是抵抗權的表達方式。而暴力革命乃是公民對國家抵抗的最高形式。當一個國家墮落為黑社會的擴大版時，它對社會成員的掠奪與壓迫就總有被暴力革命所反抗的那一天?！　?/p>

就此而言，楊友德以自制土炮抵抗強制拆遷案的“不服從”行為，傳達出的是國家法律被“土政策”僭越和踐踏之后，社會成員試圖通過與“暴力拆遷”對等的“武力抵抗”，尋求國家權威和憲法支持的無奈之舉。正如楊友德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所說，“對于強拆，我看到很多人用消極的抵抗辦法。比如往自己或家人身上澆汽油，把家人燒死。我不愿這么干。我覺得這是不相信共產黨的表現。我和他們不一樣，我不想傷害自己。而且我相信是下層瞎搞，上層是光明的。所以我不會燒死自己。我這種方法，講起來和國家的治安管理條例不符合。但我沒有辦法，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方法。”楊友德喜歡把維權叫戰斗，或者說“打仗”。在他家里，擺著《物權法》和一本厚厚的法律政策全書。很多條款，他都能全文背下來。這無疑表明，楊友德具有一個現代公民應有的知識素養，其行為顯然可以看做是他自覺維護公民權利的理智之舉。所以，當記者問他怕不怕有人說他是“暴民”時，才理直氣壯地回答：“我不同意。一個人在暴力的方面，你要看他產生的環境。我不是強買強賣，國家有法律有政策規定，我不是多要，我不是暴民！”　　

上世紀六十年代，毛澤東曾就“拆遷”問題有過一段著名的話：“早幾年，在河南省一個地方要修飛機場，事先不給農民安排好，沒有說清道理，就強迫人家搬家。那個莊的農民說，你拿根長棍子去撥樹上雀兒的巢，把它搞下來，雀兒也要叫幾聲。鄧小平你也有一個巢，我把你的巢搞爛了，你要不要叫幾聲？于是乎那個地方的群眾布置了三道防線：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婦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壯年。到那里去測量的人都被趕走了，結果農民還是勝利了?！薄　?/p>

很顯然，毛澤東是贊成農民對不合理的“土政策”采取抵抗行動的。而對于今日之“楊友德事件”，人們與其在他是不是“暴民”這個問題上糾纏不休，倒不如思考一下：現行法律工具為何對那些肆無忌憚地侵犯和剝奪公民權利的“土政策”表現得如此軟弱乃至于熟視無睹？當違法以“官權”的面目出現時，很少受到追究，而當個人為了“維權”觸動某些“土政策”時，“官權”則可以冠冕堂皇地聲討和采取一切手段去“平息”。這種官權與民權之間的不平等，不僅與現代民主和法理精神相悖，而且是對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民主”理念的嚴重侵害。　　

楊友德曾反復表示，他相信法律，相信國家，“瞎搞”的只是“下面的人”。所謂“下面”，其實就是那些代表某些特殊利益集團的權力部門。用梭羅的話說，就是“政府是人民選擇來行使他們意志的形式，在人民還來不及通過它來運作之前，它同樣也很容易被濫用或誤用”?！　?/p>

面對這種國家權力被“濫用或誤用”的現象，明智的辦法不是給用土炮“武力維權”的楊友德戴上一頂“暴民”帽子了事，而是應該加快建設政府和民眾之間的疏通管道，并通過重建憲法的權威，遏制官權和資本的無休止蔓延，以避免社會矛盾進一步惡化，從而使社會主義的“人民民主”和西方憲政框架下的“公民權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兼容共生。只有這樣，中國才可能走上一條消除歷史積怨，充滿和諧與和解精神，真正實現公平正義的光明大道?！　?/p>

這，或許就是“楊友德事件”帶給我們的寶貴啟示。　　

　2010年6月9日　草就

　文章來源：　

　劉繼明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c8d8160100jce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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