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3年人境院第一屆寫作研修班開班儀式上，我講的第一課是《怎樣做一名無產階級的紅色寫手》，這里有兩個關鍵詞，一個是“無產階級”，一個是“紅色”。也就是說，咱們這個寫作研修班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是為了實現中國革命的初心奮斗和寫作的，而不是像體制內如作協文聯以及大學的創意寫作專業那樣，單純以培養作家為目的的。

當然，我并不是說咱們這個研修班就不培養作家，而是說我們培養的作家跟大學和體制內培養的作家不一樣，不是為了單純的成名成家，把作家當成一份實現所謂階層躍升的職業，而是將“為無產階級站臺，為勞動人民發聲”當成自己寫作的主要目的——這句話是我給人境網寫的題詞，我覺得用來作為咱們這個寫作研修班的辦班宗旨很合適。

今天的中國處在一個不斷加速的資本化進程中，資產階級正在上升為全社會的主導性力量，在這種進程中，不管你處在什么階層或者屬于哪個階級，你都深深地被這股力量裹挾著。文學也是如此，從創作、評論到發表出版、評獎及寫作人才的培養，都已成為資本主義文化產業的一個重要部分。作家早已不再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而變成了王朔說的碼字的和賣文的，正如演員歌手不再是文藝工作者，成了藝人一樣，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和審美觀的深度影響。前不久，我在南京大學文學院做了一個題為《柳青道路與我的寫作》的講座，聽講的除了文學專業研究生，還有不少創意寫作班的學生，互動環節時一個學生提問，說他學習趙樹理的風格寫了篇小說投給某文學雜志，被編輯退稿，理由是“沒有文學性”，他對此很困惑。我回答他，這是四十多年來中國文學不斷精英化和等級化的結果。

那么，與處于上升時期的資產階級及其文化不同的是，無產階級及其文化藝術則處于一個快速下滑的進程當中。曾經作為主人翁的工人農民不僅在物質上墜入社會的底層，再次成為受剝壓的階級，而且在精神上也淪為被奴役的對象，失去了文化領導權和話語權。二十年前，我曾經在《我們怎樣敘述底層》一文中寫道：“也許每個人都有他自己所理解的底層，只不過各自選取的認識路徑不同而已，永遠不可能有一個絕對真實的“底層”向我們現形。由于各種因素的鉗制，只要底層尚無力發出自己清晰理性的聲音，它就只能始終是一個沉默的礦下世界。”

對于喪失了話語權的廣大無產者和工人農民來說，沒有比用“沉默的礦下世界”來形容更合適了。但這種沉默只是暫時的，按照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揭示的社會發展規律，一切被壓抑的階級必將通過斗爭，擺脫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被動狀態，培養出自己的代言人，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先進分子將在實踐中成長起來，為爭取本階級的利益寫作發聲。

這就是咱們這個寫作研修班的意義和奮斗目標。寫作研修班固然不是為了培養作家，但如果真正做到“為無產階級站臺，為勞動人民發聲”，我們的學員中也可能涌現出魯迅、丁玲、周立波、柳青、魏巍、浩然那樣的“人民作家”和紅色寫手。而要想實現這樣的理想，我認為首先應該過“三感情關，立場關和語言關。所以我今天講的題目就叫《寫作的三關》。

先講感情關。

無論是文藝創作，還是理論時評寫作，感情都是第一位的，任何文章和作品，如果沒有和缺少感情，或者感情虛假，都不可能寫好，也不可能說服人感動人。文藝創作不必說，說理評論文章同樣如此，毛主席的《為人民服務》和《紀念白求恩》之所以成為經典名篇，被視為中國共產黨人的圣經，除了鮮明的共產主義立場、樸素生動精湛和充滿個性的語言，還因為字里行間的強烈的無產階級感情，例如：“為剝削階級而死輕如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重如泰山，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再如：“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么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每一個中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這種精神。……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見過一面。后來他給我來過許多信。可是因為忙，僅回過他一封信，還不知他收到沒有。對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

關于感情，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還有一段著名的論述：“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干凈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臟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干凈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為是臟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干凈了，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這里，毛主席不僅現身說法講清楚了感情對寫作的重要性和階級性，還指出了思想感情轉變的前提，也就是我要談的寫作的第二關：寫作立場的問題。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主席對這個問題同樣做了十分生動的論述：“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于共產黨員來說，也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中是否還有認識不正確或者認識不明確的呢？我看是有的。許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確的立場。態度問題。隨著立場，就發生我們對于各種具體事物所采取的具體態度。比如說，歌頌呢，還是暴露呢？這就是態度問題。究竟哪種態度是我們需要的？我說兩種都需要，問題是在對什么人。有三種人，一種是敵人，一種是統一戰線中的同盟者，一種是自己人，這第三種人就是人民群眾及其先鋒隊。對于這三種人需要有三種態度。對于敵人，對于日本帝國主義和一切人民的敵人，革命文藝工作者的任務是在暴露他們的殘暴和欺騙，并指出他們必然要失敗的趨勢，鼓勵抗日軍民同心同德，堅決地打倒他們。對于統一戰線中各種不同的同盟者，我們的態度應該是有聯合，有批評，有各種不同的聯合，有各種不同的批評。他們的抗戰，我們是贊成的；如果有成績，我們也是贊揚的。但是如果抗戰不積極，我們就應該批評。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動的道路，那我們就要堅決反對。至于對人民群眾，對人民的勞動和斗爭，對人民的軍隊，人民的政黨，我們當然應該贊揚。人民也有缺點的。無產階級中還有許多人保留著小資產階級的思想，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都有落后的思想，這些就是他們在斗爭中的負擔。我們應該長期地耐心地教育他們，幫助他們擺脫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點錯誤作斗爭，使他們能夠大踏步地前進。他們在斗爭中已經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們的文藝應該描寫他們的這個改造過程。只要不是堅持錯誤的人，我們就不應該只看到片面就去錯誤地譏笑他們，甚至敵視他們。我們所寫的東西，應該是使他們團結，使他們進步，使他們同心同德，向前奮斗，去掉落后的東西，發揚革命的東西，而決不是相反。”

這段論述中雖然有些話是針對抗日戰爭的具體工作和形勢的，但道理在今天仍然適用。文革中有句話，立場錯了，知識越多越反動。這話聽起來很武斷，但的確是那么回事兒。比方說，一個作家寫了一部誣蔑詆毀自己國家民族的作品，如果你是站在國家民族立場上，會不會覺得他越有才華和名氣就越“反動”呢？再比方說，不少“傷痕文學”把前三十年中國社會或毛澤東時代描寫的比地獄還要黑暗，如果你是一個熱愛毛主席和社會主義，具有無產階級立場的人，對這類作家作品同樣也會深惡同絕。反過來，如果你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文化精英和小資，對描寫和謳歌無產階級革命的作家作品會不屑一顧，甚至斥之為極左。這都是由人的階級立場決定的。所以，寫作的立場實際上是階級問題，跟作者所屬的階級和世界觀價值觀直接相關。對于一個立志成為無產階級作家、評論家或者紅色寫手的人來說，必須首先使自己站到無產階級立場上來．才可能寫出真正代表無產階級的作品和文章來。當然，今天的中國社會與抗日戰爭時期已經有了很大不同，包括無產階級的構成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但無產階級受剝壓的根本處境沒有變。前兩天看到一篇公號文章，題目叫《對當下識分子和勞動人民正在結合的一點思考》，跟我講的這個問題正好契合。文章很短，我念一下：

“今天的社會革命條件下，知識分子正逐漸和勞動人民結合在一起，這一過程會繼續深入下去的。
一，知識分子越來越在階級身份上和勞動者融合。隨著社會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懸殊和固化，相當多的大學生從事快遞外賣等等原來屬于普通勞動者的工作。曾經高高在上的“天之驕子”越來越沒有了優越地位，越來越發現自己和普通工農兵處在一個階級身份，即無產階級。二，過去有過的歷史經驗起到促進作用。歷史上的革命前和革命中，都有不同程度的知識分子和勞動人民結合的情況。最深入和規模最大的一次就是文化革命的那一次。這一次，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已經開始有意識的和群眾走在一起了。比如，筆者比較了解的是一些嗶站博主，一位名為“這是一個令人困惑的星球”，這是新時代的、正在成長的馬列毛主義者。

三，進一步發揮能動性，更加主動徹底的結合。每一名覺醒了的人，包括知識分子，都應該更加自覺的踐行群眾路線、人民路線，并在這個過程中鍛煉自己。不遠的奪取政權的革命需要這樣，奪權成功以后的更深入的文化革命更需要這樣。”

這個問題就講到這兒，下面講寫作的第三關：語言關。

語言對于寫作，好比武器對于戰士一樣重要。一個作者光有思想或社會生活體驗，如果缺少好的語言表達能力，就像戰士有了槍卻沒有好的槍法那樣，再深刻的思想和豐富的生活也白塔。什么是好的語言？我曾經在上一屆寫作研修班上概括為準確，簡練，生動，但這只是語言的基本功，屬于中學語文課上老師對學生的要求。上升到寫作層面的要求，顯然比這要高得多。

關于這一點，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同樣有非常深刻的論述：“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農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們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語言不懂，就是說，對于人民群眾的豐富的生動的語言，缺乏充分的知識。許多文藝工作者由于自己脫離群眾、生活空虛，當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語言，因此他們的作品不但顯得語言無味，而且里面常常夾著一些生造出來的和人民的語言相對立的不三不四的詞句。”

毛主席這段話在當時很有針對性。那時候不少從上海、北平等大城市到延安的文人，有濃厚的小知識分子習氣，寫文章半文半白，味同嚼蠟，用毛主席的話形容，仿佛身上穿著長衫，腳上打著赤腳，穿著草鞋，一副不倫不類的樣子。周立波、丁玲和孫犁等一大批來自上海亭子間的作家，起初就是這樣一種文風。只有當延座講話發表后，他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打起背包，到群眾中去，同工農兵打成一片后，才從文風到筆下的人物和生活都變得煥然一新，并且寫出了像《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那樣的杰出作品，開啟了人民文藝的新風尚和新階段。

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曾經被視為人民文藝的圣經，包括他的道德文章，曾經引導和激勵一代又一代革命文藝工作者，創作出了許多革命文藝經典，開創了一個群星璀璨的人民文藝時代，在今天，仍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語言是寫作的最直接媒介，就像一個人的面容那樣，是他向世界呈現的屬于自己、區別于他人的標識。優秀作家和作品的語言，必然具有獨特的個性風格。比如我們讀《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故鄉》和《狂人日記》，《野草》《且介亭雜文》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愚公移山》，《別了，司徒雷登》等，即使不看作者名字，也知道是魯迅先生和毛主席寫的。我們也許永遠達不到那樣的境界，但可以在寫作中用精益求精的態度去學習，正如戰士必須刻苦磨練自己的作戰技藝那樣。今天，我們尤其需要更多像毛主席《將革命進行到底》那樣充滿戰斗精神的政論文和魯迅那種射向舊體制舊營壘的投槍匕首一樣的雜文。而要做到這一點，沒有高超的語言是不行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過好語言關是對一個作者的最低要求，也是最高要求，如果你是一個有出息的作者，就應該像追求真理那樣，用一生的時間去學習實踐。

當然，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風貌，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審美特征。對語言也是如此。我們不能要求今天的寫作者用半個多世紀甚至近一個世紀前的群眾的語言和寫作習慣要求自己，但面對資本主義肆虐全球，勞動人民深受資本剝壓的當今時代，我們有理由像前輩那樣嚴肅真誠地面對內心和現實，承擔起時代賦予我們的責任和使命。因為，寫作對于我們來說，從來不只是一種為了成名成家的個人事業，而是同無產階級的自由和解放緊密聯系在一起，用馬克思的話說，是增進人類福利的高尚事業。

精英們經常吹噓“純文學”是一種高級精致的文學，貶斥無產階級或左翼文學是一種低等級的粗糙的文學。我們要通過自己的寫作實踐告訴世界，比起那些扭捏作態，無病呻吟，沉溺于個人主義消費主義，業已淪為資產階級裝飾品和消費品的所謂純文學，實則是假文學、偽文學，新時代的無產階級文藝和紅色寫手具有蓬勃的生機與創造力，代表著人民文化的新方向和新境界，正如魯迅先生在左聯五烈士殷夫犧牲五年之后為他的詩集《孩兒塔》作序時指出的那樣:“這是東方的微光,是林中的響箭,是冬末的萌芽,是進軍的第一步,是對于前驅者的愛的大纛,也是對于摧殘者的憎的豐碑。一切所謂圓熟簡練,靜穆幽遠之作,都無須來作比方,因為這詩屬于別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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