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繼明：隨想錄（二十一）
1
2020年以前，左派和自由派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同民族-國家主義的矛盾是次要矛盾。2020年之后，隨著公知在輿論場逐漸邊緣化，民族-國家主義上升為主潮，其主要社會基礎為官僚資產階級和遍布體制內外的小資群體（包括民左和民右），左派同民族-國家主義的矛盾因此上升為主要矛盾，與自由派的矛盾則下降為次要矛盾。
2
“資本家們自然要行動起來。它向下層同胞呼吁，開始高呼祖國，把自己的私事冒充全民的事情。”——難怪資產階級及一切修正主義者那么仇恨斯大林的。
3
“工農的年輕一代在這樣的學校里，與其說是受教育，不如說是受資產階級的奴化。 教育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訓練對資產階級有用的奴仆，使之既能替資產階級創造利潤，又不會驚擾資產階級的安寧和悠閑。”——列寧在《青年團的任務》中這段話，送給張桂梅的擁躉比較合適。
4
拿毛主席的某些具有特定歷史意義的言論為民族-國家主義背書，是當下某些“左派”對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的可恥背叛。 ???
5
以前把搞歷史虛無主義的罪名推到公知頭上，現在大多數公知都蜇伏下來了，沒法推了，歷史虛無主義卻愈演愈烈，我們發現真正搞歷史虛無主義的原來不是公知，而是來自體制。
6
將革命文化消費化，是歷史虛無主義的一種新的表現形式，是資本全球化的必然結果，它不僅不能起到主流宣稱的傳播和弘物革命文化的效果，只會加劇革命的深紅化和成為一種以消費為主的粉紅文化。
7
只有在不斷的斗爭實踐中，革命的精魂和真正初心才可能被激活和喚醒，才能使革命文化從博物館回到現實，由一種資產階級消費文化重新成為無產階級斗爭的武器。這是一切共產主義信仰者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繼承者必須承擔的使命，作為青年，更應該積極主動承擔這一使命。
8
統治者總是喜歡把人民支持和代表人民當作其統治的合法來源，但從來不說明“人民”的具體內涵：如果人民不能成為一個整體，內部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時，你代表哪一部分“人民”呢？資產階級政客無法回答這樣的質詢，因為一旦給出真實答案，其執政的基礎就坍塌了。
9
最近看到秦暉先生一篇文章說，只有“外爭主權，內爭人權”，民族主義才是“良性”的。這可能代表了大多數右派的觀點。我的看法是：只有當憲法上賦予的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領導權和主體地位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民族主義才是“良性”的，可以接受的。
10
十多年前，我創辦《天下》雜志時，標舉“多元視角，中國立場，天下情懷”的辦刊理念，主張左派與右派、學院和民間對話?！短煜隆菲刚埖木幬送魰?、韓毓海、王曉明、韓少功、李陀等新左派，也有秦暉、蕭功秦、許紀森這些自由派。但就這，有的右派文人還指責《天下》太左，將其與《讀書》《天涯》并列為新左派的重鎮。我就是從那時起被湖北的某些右派文人視為極左和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可見一向宣稱自由包容的右派們一點也不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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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階段，左翼的主戰場在網絡。所謂“網左”是斗爭的主角。什么時候主戰場從網絡轉到現實，取決于主客觀條件，超前了是左傾冒險主義，落后了是右傾保守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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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祥苓走了，謝芳也走了……但《智取威虎山》《青春之歌》和楊子榮、林道靜永存，那一代紅色經典永存，革命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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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芳的代表作除了《青春之歌》，還有改開后也曾風靡一時的傷痕電影《淚痕》，但現在大多數觀眾記得的還是前者，正如著名詩人賀敬之的代表作除了《白毛女》《雷鋒之歌》《回延安》之外，還有歌頌“粉碎四人幫”的長詩《中國的十月》，但大多數讀者記住的還是前者。精英有自己的選擇性記憶，人民也有自己的選擇性記憶。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才可以說，歷史（包括文學史藝術史）是由人民書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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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實踐檢驗，“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這個判斷千真萬確，一點也沒有冤枉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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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題】以前“計劃生育”政策是逼著人結扎絕育，罰款牽豬開除公職，一招比一招把人往死里整，“上吊不解繩子，喝農藥不奪瓶子”。現在呢，完全顛倒過來了，不僅允許生二胎三胎，還變著法子逼著人生。接下來，不生孩子或不生兩個甚至三個以上，會不會像以前那樣罰款甚至開除呢？這種一百八十度政策轉換背后的政治經濟邏輯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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