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傷痕文學”，人們首先會想到“上山下鄉”“牛棚”“文革”“十年浩劫”等等一些詞匯，幾十年來，這差不多成了一種固定的審美和認知范式，精英們通過這種訴苦或控訴式的敘述，消解和摧毀了前三十年建立的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在新時期建構起一種以自我封圣和“去政治化的政治”為基本特征的“純文學”。在這個建構過程中，原來處于邊緣和受壓抑位置的精英重新成為了敘述的主角，并以啟蒙者的身份占據了比前三十年工農大眾更加不容侵犯的地位。曾經被賦予某種神圣性的工人階級不僅被逐出了原來的中心位置，而且一步步走向邊緣，這一過程貫穿了整個80和90年代——以席卷全國的工人“下崗潮”達到峰值：昔日的領導階級仿佛從高空一下子墜落到了深谷，成為了弱勢群體的代名詞。

　　那場表征著中國工人階級命運由盛轉衰的“下崗潮”，究竟給成千上萬工人極其家庭帶來了怎樣的傷痛，主流文藝似乎一直在竭力回避和粉飾，曾經充斥在人們耳畔的是諸如黃宏小品“我不下崗誰下崗”的阿Q式自欺和劉歡“大不了從頭再來”的歇斯底里自嘲，以及文學創作中“分享艱難”式的集體意淫。對一個階級的苦難采取如此漠視乃至戲謔的態度，不僅與精英們高調標榜的人道主義自相矛盾，而且同他們長期通過“傷痕文學”的控訴，將“前三十年”妖魔化和“原罪化”所表現出的“人文關懷”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一批反映和描寫下崗工人生活和命運，被稱為“工人階級傷痕文學”的作品被生產出來，如小說《那兒》，電影《鋼的琴》，以及最近熱播的12集電視劇《漫長的季節》等。

　　與《鋼的琴》等作品一樣，《漫長的季節》也是以東北老工業基地下崗工人為敘述對象，但它沒有前者的浪漫主義色彩，碎尸案和懸疑劇的外表下，籠罩著一層陰郁和陰沉的色調。“碎尸”和“兇殺”的元素，曾經在相同背景的電影《白日焰火》中演繹過，但和《白日焰火》借下崗工人家庭生活的外殼表現《本能》式情欲主題相反，《漫長的季節》則是借助碎尸、兇殺、犯罪等元素和懸疑劇的形式，揭示了 “下崗潮”在工人階級及其二代心靈上烙下的創傷。

　　劇集中沈墨、傅衛軍的父母是國企工人，在一次工礦事故中遇難，因工廠改制后不再履行撫養工人遺孤的義務，沈墨和傅衛軍兄妹只能被“大爺”沈棟梁收養，不久弟弟傅衛軍因病聾啞，遭沈棟梁遺棄，被傅姓夫婦收養后改姓傅，養父母雙亡后，孤苦無依的傅衛軍成了流浪兒。姐姐沈墨的命運比弟弟更慘，大爺沈棟梁是個變態狂，雖然為沈墨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學習條件，卻長期性侵沈墨，直到她上大學后還不放手，在得知沈墨談男朋友后，竟然把拍的裸照公開貼到她的學校，誣陷她賣淫、當三陪小姐，以便達到對其長期占有的目的。隨后，沈墨被娛樂城的同事算計，成為了港商盧文仲的玩物。至此，沈墨從小受盡侮辱和損害，心里積蓄已久的仇恨終于像火山一樣爆發了，她先后擊殺了盧文仲、殷紅、沈棟梁和“助紂為虐”的大娘，并在弟弟傅衛軍和男朋友王陽（老工人王響之子）的協助下，將被殺者的尸體分別扔進工廠煉鋼爐和碎尸后扔進下水道。最后，弟弟傅衛軍為了掩護姐姐沈墨，主動被公安抓獲，沈墨以殷紅的身份亡命天涯……

　　整個劇情分為兩條線索，一條是沈墨、傅衛軍姐弟復仇、殺人、碎尸、逃亡，另一條是以刑警隊長馬德勝為主的警方，和為了尋找兒子卷入案件并離奇溺亡的真相而主動協助警方破案追捕的過程。編導設置范偉飾演的王響這條線索，顯然不只是為了“破案”或減輕沈墨、傅衛軍姐弟擊殺、碎尸帶來的過于陰郁和“負面”的劇情需要。正是通過王響，《漫長的季節》才向我們呈現出工人階級從昔日的主人翁，一步步淪為弱勢群體的過程。

　　作為火車司機和勞動模范的王響，身上具有工人階級的許多優點，如熱情豪爽、積極向上、樂于助人、愛廠如家、嫉惡如仇和敢于同損害集體利益的行為作斗爭等等，他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樺林鋼鐵的第一鍬土是我爸挖下的！”流露出那個時代工人階級特有的主人翁自豪感和責任感。這位身上洋溢著社會主義時代工人階級烙印的工人勞模，在廠長宋玉坤以改革和改制的名義，將身邊的工人兄弟姐妹一個個分流下崗時，盡管自己并沒有被列入下崗名單，但還是挺身而出，朝道貌岸然、貪財好色、私下同港商勾結侵吞和瓜分鋼廠財產的宋玉坤打出了一記重拳。

　　王響這一拳，打出了工人階級的骨氣，讓人聯想到曹征路小說《那兒》中的“小舅”宋衛國。宋衛國在捍衛國企不被私人資本收購的努力失敗后，不僅拒絕被既得利益集團“收買”，而且為了表達抗爭，用氣錘砸死了自己，這種慘烈的自殺方式，堪稱二十世紀末期中國工人捍衛本階級利益和尊嚴最為驚心動魄的壯舉。但相比“小舅”，王響的階級自覺也僅僅止于那“一記重拳”。面對自己的傷子之痛和老婆醫療費都不能報銷的窘境，以及身邊階級兄弟姐妹下崗后，一個個家庭陷入破碎、敗落、愁苦的境遇，他不再憤怒和抗議，從一個充滿工人階級自豪感的勞動模范，漸漸變成了日益麻木、樂天知命的卑微的出租車司機。劇集中有這樣一個橋段：年老的王響在KTV里對龔彪、馬德勝說：“我年輕的時候，賊不信命，我越老越發現我錯了。咱的命，都給定下來了。”在劇集結尾，他不停地念叨：“向前看，別回頭！”這種悲觀宿命情緒，和中年時那個嫉惡如仇、“敢于斗爭”的王響判如兩人，不僅離《那兒》中的宋衛國越來越遠，甚至越來越像“貧嘴”張大民了。這使得王響這個人物形象顯得十分虛假，既不合符人物自身的邏輯，也不合符歷史邏輯和現實邏輯，讓人產生了一種強烈的“違和感”，可以說是《漫長的季節》最大的敗筆。

　　為什么會這樣呢？

　　前面說過，編導設置范偉飾演的王響這條線索，一方面是為了“破案”或減輕沈墨、傅衛軍姐弟擊殺、碎尸帶來的過于陰郁和“負面”的劇情需要，但另一方面，王響和工人下崗這條線索，是一種讓主流社會和既得利益群體容易產生強烈不適和警覺的“負面”色調。為了減輕這種不適，《漫長的季節》對人物性格、歷史邏輯和現實邏輯肆意進行剪裁，不斷在劇情中添加溫暖的“亮色”。比如劇集中反復展現王響青年時期開火車時意氣奮發的畫面，但所有的畫面都只是“閃回”到1980年代就停住了，因為再往后，就是“前三十年”，是工人階級當家作主，高唱“咱們工人有力量”，豪情滿懷建設社會主義的“火紅的年代”，也是他們真正建立起主人翁責任感自豪感和階級自覺的時代。而這恰恰是編導不希望觀眾看到，哪怕產生絲毫聯想的。劇集中，有關“前三十年”的點滴痕跡，哪怕是一首紅歌、一幅畫、一段生活小記憶，都被剔除和屏蔽得干干凈凈，目的顯然是為了防止喚醒潛藏在人們心底的“階級記憶”。編導之所以這樣做，目的就是為了將1990年代下崗潮對國企工人命運帶來的顛覆性沖擊，歸咎為難逃一劫的宿命，正如一部名為《涂自強的個人悲傷》的小說那樣，將主人公的一切失敗、不幸和悲傷，都歸結為“個人悲傷”，跟社會現實和政治無關——這是1980年代“純文學”出場后，精英們竭力營構的一種敘述策略，同他們在“傷痕文學”中將一切個人遭遇政治化的敘述策略正好相反。

　　正如一位作者說，《漫長的季節》一面把國企改制當成了支撐劇情發生發展的強大社會歷史背景，一面又不遺余力地將這一背景做了輕飄飄或曰“積極化”的處理：“這樣做的效果在降低了觀劇的歷史負擔的同時，也將這段有著清晰時代指向的沉重的歷史重新封閉為個人心理的創傷與療愈——于是‘往前看，別回頭’的自我和解的小團圓結局近乎變成了當初劉歡那首豪邁的“‘從頭再來’的清新版本；更徹底的說，一切變成了一場弗洛伊德式的‘夢’（我想這是弗洛伊德的大名在劇中多次出現的原因之一）——在這種把公共性的歷史講述重新封閉為個人夢境和自我療愈的敘事層面上，《漫長的季節》在將這種‘新懸疑’的講述帶向高潮的同時，也實際上給它畫上了休止符……”

　　按照接受美學的觀點，一部文藝作品的最終完成，是作者和讀者（觀眾）合作的結果。因此，《漫長的季節》愈是不想讓觀眾看到或掩蓋的東西，人們愈是想通過遍布劇集的縫隙和漏點，窺探出被閹割和遮蔽的秘密，并且按照自己的方式進行解讀，比如編導竭力渲染和刻畫沈墨、傅衛軍姐弟的冷血和殘忍，在許多觀眾心里喚起的卻是同情，人們從纖細柔弱的沈墨身上，感受到的不是邪惡兇狠，而是被侮辱和損害者的憤怒和抗爭，甚至把沈墨當成了復仇女神和“正義的化身”。盡管編導努力將沈墨殺人的原因歸結為一連串偶然事件，但如果把這些“偶然”連接在一起，人們就不難發現背后的必然。正是這種必然，才造成了包括沈墨姐弟在內的無數下崗工人及其后代的悲劇。當勾結廠長宋玉坤侵吞國企資產的港商盧文仲被捶殺后，有觀眾拍手稱快：“看到工人階級二代把資本家扔進了煉鋼爐，真解氣！”因此，沈墨式的個人仇殺便具有了一種“階級復仇”的意味。

　　觀眾“毫無理由”地同情沈墨、傅衛軍，討厭和抵觸呼吁大家“向前看，別回頭”的王響這種“背反現象”并非第一次，前不久的熱播劇《狂飆》中，反派人物“黒幫老大”高啟強幾乎一邊倒地受到了觀眾的同情甚至佩服，而編導著力塑造的正面人物掃黑英雄安欣卻成了一個令人生厭的人物，高啟強扮演者張博文的風頭遠遠蓋過男一號安欣扮演者張譯，成了全網追捧的偶像級明星。由此可見，在文藝創作中，作者的任性是有限度的，如果違背了讀者（觀眾）的心理和情感預期，同樣會遭受懲罰；與收視率漲落相比，這種“懲罰”體現的不僅是市場和人心，而且是一種強大的歷史邏輯和人民倫理。

　　福柯認為十九世紀的工人階級創造了許多書寫自身回憶的方式，而電影則通過暢銷的歷史敘事達成了底層人民總結和書寫自身回憶的歷史。民眾記憶的這種鮮活、清晰的特質遠超過大眾藝術，并且具有難以取代的真實性和社會性。“那些沒有權利書寫，沒有權利著書立論，沒有權利編寫自己歷史的人們，他們同樣掌握記錄歷史、回憶歷史、經歷和利用歷史的方式。”

　　福柯所說的這種“民眾記憶”，在《漫長的季節》中體現為觀眾對編導預期的“背反”。如果說一部《RUANMAI》寫盡了“地主階級的仇恨與痛苦”，那么，我們從沈墨、傅衛軍陰郁絕望的目光，從人老珠黃的下崗女工徐巧云在夜總會做“三陪小姐”的無奈和苦澀，從龔彪中彩后駕著出租車沖向河里的那一刻，看到的則是“工人階級的仇恨與痛苦”。編導在劇集結尾時為王響安排的“幸福家庭”（徐巧云重新回到他身邊，從天而降的養子王北考上了大學），不僅不能掩蓋這種“仇恨與痛苦”，反而加重了觀眾心底的背反心理。因此，無論編導們怎樣以喜劇噱頭、懸疑劇和暗黑劇的外殼加以掩飾，怎樣通過視角的轉移、歷史的剪裁和大團圓的結局進行撫慰，《漫長的季節》都是一部“工人階級的傷痕文學”， 是一聲發自歷史黑洞的沉悶嘆息，是一道永遠無法抹去的傷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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