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湖是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中心，也是《洪湖赤衛隊》的誕生地。來洪湖之前，大家可能都看過電影《洪湖赤衛隊》，有的也許看過不止一遍。我都記不清看過多少遍了。

　　《洪湖赤衛隊》是根據湖北省歌劇團創作的歌劇改編的，湖北省歌劇團的前身是湖北省實驗歌劇團，現在叫湖北省歌劇舞劇院，簡稱省歌，離武漢大學很近，不到一站路，我從武大畢業后分配到省歌當編劇，報到時，單位派一名后勤工人騎著輛三輪車，將我連人帶行李一支煙工夫就接到了省歌。我在省歌工作不到三年，除了韓英的扮演者王玉珍（調到北京工作），當年《洪湖赤衛隊》的幾位主創人員我都見過，如編劇兼作詞作曲梅少山、歐陽謙叔、張敬安，美工朱小丹，特別是劉闖的扮演者夏奎斌和韓英母親扮演者劉淑琪，他倆是夫妻，為人很熱情和善，我剛到省歌不久，曾受一家雜志社委托，采訪過他們，寫了一篇講述他們愛情和事業的文章。一晃三十多年，我調離省歌后再也沒有回去過，夏奎斌90年代就去世，劉淑琪如果還健在，也是九十歲以上的老人了。

　　這幾天我又重溫了《洪湖赤衛隊》的幾首經典唱段，如《洪湖水浪打浪》《手拿碟兒敲起來》和《我要看天下勞苦人民都解放》。《洪湖赤衛隊》是歌劇改編的，里面有很多唱段，但最有名的還是這三首，百聽不厭，我小時候就很喜歡，現在還能哼唱幾句，每次聽韓英在牢房里向母親傾訴衷腸，那三段“娘啊，兒死后，你要把兒埋在那洪湖旁……大路旁、高坡上”和最后一句“我要看白匪消滅光，我要看天勞苦人民都解放時”，都忍不著眼里含滿淚水。

　　韓英的這個唱段在歌劇中叫詠嘆調，將母女情、階級仇和無產階級革命者舍自取義的崇高情懷表達得淋漓盡致，無論從內容還是音樂形式上都達到了盡善盡美的程度，堪稱經典中的經典，可以說是我們研究紅色經典和革命文化的最佳范本。

　　這是題外活。下面我們進入正題。

一、何謂“革命”？

　　在正式進入今天的話題之前，我們先弄清楚什么是革命和革命文化。

　　按照主流解釋，革命文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的歷史中創造的，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了升華，是在革命、建設、改革實踐中孕育形成的所有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和，能夠激發廣大人民的精神力量，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而奮斗。革命文化的歷史來源于中國人民長期革命歷程，具體包括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等時期，在不同時空條件下產生的革命文化。革命文化在歷史上表現為革命價值觀、革命理論、革命年代的生活方式以及革命文化的符號系統。在現代社會，革命文化必然因文化的民族性、時代性而表現出新的特點和新的形態，主要是革命精神文化，革命文物遺址和文獻，革命文化符號等。

　　這個解釋，對革命文化的內涵以及來源都作出了明確的界定，但它比較抽象，空洞，甚至含糊。比如什么是革命？無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的區別是什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與改革開放時期的不同特點是什么？這都需要進行具體的分析。

　　毛主席曾經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無產階級革命如此，資產階級革命也是如此。推翻封建專制波旁王朝的法國大革命和推翻封建腐朽的滿清統治的中國辛亥革命是如此，推翻沙皇的俄國十月革命和推翻反動的國民黨統治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同樣如此。

　　革命總是以新制度代替舊制度，代表一種新的社會力量和價值觀，代表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資產階級對于封建貴族是大多數，無產階級對于資產階級也是大多數。代表無產階級和廣大勞苦大眾利益的革命就是無產階級革命，代表地主資本家和少數權貴精英利益的就是資產階級革命。

　　在任何時代，革命都代表著進步。區別革命與反革命，進步與復辟的標準很簡單，那就是看他是否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如果是，他就是革命的、進步的，否則就是反革命的，如果將代表大多數人民利益的革命變為代表少數人的利益，那就是反革命復辟。這個標準是識別真革命和假革命的試金石，有了這塊試金石，一切打著革命旗號行復辟之實的反革命勢力無論怎樣花言巧語和偽裝，都會原形畢露。

　　革命還代表著理想和犧牲。對無產階伋來說，理想就是實現共產主義，為了這個理想而斗爭；要斗爭就會有犧牲，犧牲就會流血，就會有許多人付出生命的代價。對這一點，毛主席的體會最痛切，也最深刻，他一家為中國革命犧牲了六位親人。關于革命，他留下了許多至理名言，如：“成千上萬的先烈為著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的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著他們的血跡前進吧!”“忘記革命就意味著背叛。”直到晚年，他還念念不忘：“建立新中國我們死了多少人，有人可能忘了，但我是記得的！”

　　為什么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國旗的顏色是鮮紅的，而不是粉紅或者深紅的呢？因為血只有在剛流出身體時是鮮紅的，過不久就凝固了，變成了深紅甚至黑色。咱們國旗和黨旗之所以是鮮紅的，寓言著中共和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們希望這個黨這個國家永保革命本色，正如他們在建黨和建國時承諾的那樣，繼續革命，決不投降。不希望黨和國家變色，既不變成深紅色，像一塊結痂的傷疤被人遺忘，供奉在紀念館和博物館，除了讓人參觀，沒有任何現實意義。當然，也不希望變成粉紅色，這是小資群體中流行的顏色，代表著消費和時尚，與革命已經沒有任何聯系了。我們現在正處于這種顏色的汪洋大海之中。

　　鮮紅既是國旗和黨旗的主色調，也是革命的主色調。深紅代表著過去，而鮮紅代表著過去、現在和未來，是革命精神生生不息的象征。郭松民先生不久前因批評一部反映衡陽保衛戰的電影受到了不少果粉的攻擊，他寫了篇文章叫《深紅者說》，以深紅者自喻，宣示要捍衛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果，我在轉發他那條微博時說：“如果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成果被否定了，捍衛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果還有什么意義？”我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與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互為因果，互相依存的，沒有新民主主義革命，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反之亦然，如果沒有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新民主主義革命就不成其為新，跟中國歷史上歷次打江山坐江山的改朝換代就沒有什么區別。所以，如果新民主主義革命是深紅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就是鮮紅色，現在輿論場甚至主流很多人跟郭松民說的相反，他們并不否定新民主主義革命，而是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從1957至1976年毛主席逝世這個時期都否定掉了，這就等于否定了中國革命的階級性，把無產階級革命混同于資產階級革命，將共產主義退回到民族主義，這跟宋江把晁蓋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是一回事。

　　舉個例子，這些年主流媒體一面高調宣示賡續紅色基因，權力部門卻頻頻打壓民間自發的紅色文化活動，并對支持者和組織者進行威脅甚至迫害，搞得很多人參加群眾性紅色文化活動，跟諜戰劇中的地下黨似的。

　　對待紅色這種趙老太爺和葉公好龍式的態度，是對革命文化的真正背叛。

二、革命文化、傳統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在主流語境下，通常將革命文化和傳統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并列。其權威理論表述為：

　　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在漫長歷史長河中淘洗出來的智慧結晶，既呈現于浩如煙海、燦爛輝煌的文化成果，更集中體現為貫穿其中的思想理念、傳統美德、人文精神。它昭示了中華民族的璀璨歷史，展現了各族人民的偉大智慧創造，也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在修齊治平、尊時守位、知常達變、開物成務、建功立業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有別于其他民族的獨特標識。

　　二、革命文化是近代以來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在黨和人民的偉大斗爭中培育和創造的思想理論、價值追求、精神品格，如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集中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中國近現代文化的發展及其成果，展現了中國人民頑強不屈、堅韌不拔的民族氣節和英雄氣概。革命文化既是中華民族革命斗爭歷史的高度文化凝聚，也是中國精神在革命年代的主要表現形式，寄托著各族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在黨領導人民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形成的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代表著時代進步潮流和發展要求。

　　稍加辯識，我們不難發現，以上論述最大的特點，就是放棄了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階級斗爭的觀點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方法，是一種國家-民族主義立場。其中，關于所謂優秀傳統文化的表述，如修齊治平、尊時守位、知常達變、開物成務、建功立業等，明顯站在精英和統治階級立場，與革命文化的價值取向乃至審美趣味南轅北轍。

　　我們常說，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終結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和人吃人的剝削制度，推翻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三座大山，使長期處于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翻身做主人，建立了人人平等的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我們理解中國革命的一個最重要的維度。對傳統文化的理解也離不開這個維度。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是在幾千年的封建制度和文化走向腐朽沒落，氣息奄奄時應運而生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革命的勝利也歸功于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在長期斗爭實踐中形成的毛澤東思想，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也歸功于此。對傳統文化的理解和態度，也應該建立在這一維度之上。毛主席對待傳統文化，都是講批判地繼承，從來不曾將傳統文化與革命文化并列。沒有批判就沒有革命，從根本上說，中國革命的勝利乃至合法性是建立在對中國幾千年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的批判和否定之上的，而不是什么“修齊治平、尊時守位、知常達變、開物成務、建功立業”之類孔孟之道的封建社會士大夫才有的東西。對于信仰馬列主義的共產黨人來說，真正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即不是儒家文化，更不是道家文化，而是以法家文化和從陳勝吳廣到李自成和太平天國等農民起義為代表的造反文化。

　　然而，這些年社會上掀起一股所謂復興傳統文化的熱潮，出現了各種混亂乃至荒謬的現象，如孔夫子塑像被立到廣場沒過幾天又搬走，社會上刮起漢服風，小學生誦讀四書五經，女子裹腳，前兩年上海登出一則廣告，以十幾萬月薪招聘跪式家政服務，“邁巴赫少爺”被清華大學錄取，還有李自成雕像、太平天國紀念物被將除等等，這都是革命文化被封建文化反噬的結果。

　　所謂“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偉大實踐”，不包括通常所說的前三十年或毛澤東時代。這段歷史，中共黨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和社會主義史上統稱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理應屬于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但現在被排斥到這個范疇之外了。這個無論從歷史邏輯還是政治倫理上都是站不住腳的，居然堂而皇之地成為了一種主流敘述，的確匪夷所思。但仔細想，卻又覺得可以理解。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雖然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一個整體，但在經濟基礎、政治制度和整個意識形態上，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它與其說是在繼承前三十年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還不如說是通過對前三十年的否定發展出來的，實際上，主流也將改革開放視為改天換地，是一場“革命”，與中共建黨建國相提并論，是“告別革命”和“去革命化”的另一種表述。

　　十多年前，我曾經在上海“城市文學講壇”作過一次演講，從文學社會學角度對前后兩個三十年在文化上的不同進行過比較：“在1949年到1979年這段區間，人民、集體、工農兵、無產階級、平等、共產主義等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的核心價值符號。那一時期流行的諸如“個人服從集體”、“甘當社會主義的螺絲釘”和“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等口號，王進喜、焦裕祿、王杰、雷鋒以及草原英雄小姐妹等一些先進和英雄人物典型，甚至包括一些小說人物如《創業史》中的梁生寶、《金光大道》里的高大泉和《艷陽天》里的蕭長春在內，都強烈地體現出這樣一種時代情緒。那么到了1979年后，這種狀況完全顛覆過來了。個人、人性、個人主義、人道主義、個人利益、個性解放、自由、民主、競爭、先富起來、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等一系列早已被批判過的代表資產階級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詞匯作為思想解放的標志性符號，重新成為新時期的主導詞匯。”

　　由此可以看出，所謂“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其實質是對社會主義價值觀的一種解構，也是對革命的解構。主流知識界稱之為“去魅”和“新啟蒙”，即祛除革命的魅影，完成五四沒有完成的民主與科學的啟蒙運動，實際上就是在否定共產主義革命的廢墟上建構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這些論調集中體現在李澤厚、劉再復以及后來的張鳴等一批自由派學者的著述中，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思想主潮。

　　很長時期，我們都生活在一種后八十年代的社會氛圍里。直到新世紀，當民族主義取代自由主義成為新的思想主潮后，才出現了一些變化。國家意識形態將傳統文化作為主流文化來塑造，在這點上，堪稱是對八十年代主流文化的一種否定，但這種通過對自由主義的否定，回到五四運動、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主義革命都進行過激烈批判的所謂傳統文化，非但不具有進步意義，而且是一種倒退。

　　2022年，我曾經在清華大學的一次學術會議上說過，在中國革命的大敘事中，文革是1949年革命的延續，甚至可以說，1949年是1966年革命的“因”，1966年革命是1949年的“果”，沒有1949，就沒有1966，換言之，沒有1966，1949也就失去了方向感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所以毛澤東才說“奪取全國勝利，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還很長，更艱巨，也更偉大。”所以他才覺得自己一生中干了兩件大事，一件事是建立新中國，另一件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文革想解決的是革命“第二天”的世界性難題，但也許由于用力過猛，如同火箭尚未將導彈運送到預定的太空軌道，便耗盡了能量，“革命后的歲月回到了革命以前的歲月”。這個態勢一直持續到二十一世紀初的第二個十年。從那時到現在，以民族主義崛起為標志，中國和世界進入了一種中間狀態，即左右兩種政治達成了暫時的平衡，這種平衡既是各種經濟社會思潮和力量激烈博弈和妥協的產物，也是威權主義和精英政治對社會大眾實施強力控制和洗腦的結果。“中間政治”在國家治理上也許是成功的，但在文化上卻極為保守和平庸，它跟一切“右”的或“左”的政治形態不同，不像處于上升時期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那樣，具有鮮明的階級屬性和遠大政治理想，在價值觀上曖昧含混、在行動上猶疑不定，警惕和拒絕任何帶有左右標簽的政治實踐，把保守主義、實用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和精英主義混搭在一起，以民主的名義壓制民主，以革命的名義否定革命，構建出一種超階級的混合意識形態。主流學界對革命文化、傳統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定義，正是這種混合意識形態的經典表述。

　　這種用民族主義取代階級敘事的取向，在文藝中體現得最為突出?，F在幾乎所有的影視作品中，反映新民主主義革命主角都是地主資本家，而目都是義薄云天，親民愛國的正面形象，窮人都成了打醬油的，一個個面目委瑣，奴性十足，跟在主子后面一口一個老爺少爺和小姐，將我們熟悉的許多紅色經典如《紅色娘子軍》中的南霸天和吳瓊花，《白毛女》中的黃世紀和楊白勞、喜兒，《紅旗譜》中的馮蘭池和朱老忠，《暴風驟雨》中的韓老六和趙玉林等經典人物形象全部顛覆掉了。

　　反映前三十年的作品，早期的傷痕文學不必說，就是在近些年新創作的一些小說和影視作品中，凡是信仰共產主義，堅持階級斗爭的人都是自私自利、人品有缺陷的“極左”分子，形象上如同小丑，對立面的則一個個為人正派、正義凜然，受盡打擊迫害，跟前三十年文藝作品如《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春苗》中的田春苗以及現實中曾經涌現出的英雄模范如雷鋒、王進喜給我們的印象恰恰相反。前幾天看到有條微博說，一部反映解放戰爭的電影，里面解放軍戰士向國民黨軍隊陣地沖鋒，高呼的口號是“為了……復興，前進！”有網友跟帖調侃，再過些年，解放戰爭恐怕也要改稱“復興戰爭”了。如果真這樣改也許更荒唐，因為國民黨軍統前身就叫復興社，你稱復興戰爭，不等于自己人打自己人了嘛！

　　由此可見，所謂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就是用民族主義敘事取代階級敘事。民族主義貌似一種包容性的中間政治，但其實質是否定階級敘事的，民族主義跟自由主義一樣，都是革命文化的反對者，一個是站在民族國家立場，一個是站在個人立場。前不久網上有人批評莫言作品抹黑共產黨八路軍，要起訴他。這些人站在民族主義立場批莫言不得要領，因為莫言本人是一個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混合物，他在遼沈戰役紀念館題詞中的人道主義論調，他獲諾貝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生死疲勞》對農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制度的批判，都是八十年代以來中國文化界的主流觀點，你怎么可能起訴或者批倒他呢？但從這件事也可以看出，主流和民間在民族主義、階級敘事和自由主義之間存在巨大裂縫和沖突，而這三者的博奕和斗爭，很可能成為未來一段時期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這是我對革命文化和傳統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之間關系的理解。

三、怎樣弘揚革命文化？

　　正確理解革命及其與傳統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關系，是為了弘揚革命文化。

　　那么，怎樣弘揚革命文化呢？

　　我談幾點個人看法。

　　1、警惕將“革命文化”抽象化、博物館化和變成消費文化

　　所謂抽象化和博物館化，就是回避中國革命的無產階級屬性，將具體內涵抽空、閹割，變成一種去革命化的中性的民族主義敘述，像對待博物館的展品一樣，屏蔽其和現實之間的任何聯系乃至聯想。

　　所謂變成消費文化，是指近年來盛行的紅色旅游熱。從井岡山到延安，從上海一大會址到嘉興南湖，遍布全國各地的大大小小的紅色景點，都成為了游客們超之若騖的熱點。在這股方興未艾的旅游熱中，革命作為一種被刻意包裝的符號帶上了濃厚的商品屬性，僅僅具有被人觀賞、獵奇的功能，革命所包涵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被徹底遮蔽和扭曲了。去年，我在人境院首屆寫作研究生班的公開課上講過一件事，大家知道《山鄉巨變》是一部紅色經典，它的作者周立波先生是湖南益陽人，作為《山鄉巨變》的誕生地，益陽也是周立波下鄉體驗生活時間最長的地方，《山鄉巨變》的許多人物都能在當地找到生活原型。近些年，為了拉動當地經濟，周立波下鄉的那個村子也被打造成了一個以消費為目的紅色旅游地，許多景點都是以山鄉巨變中的地名和人物命名的。前不久，當地政府還聯合中國作協組織了一個“新山鄉巨變”計劃，想借助周立波和《山鄉巨變》的影響力，來發展紅色旅游文化產業。但他們可能沒有想到，周立波和《山鄉巨變》所反映的是廣大農民在共產黨領導下，開展合作化運動，最終成立人民公社，走上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的偉大實踐，而改開后包括湖南益陽在內的全國農村，走的是一條跟《山鄉巨變》中的農民完全相反的道路，撤銷人民公社，重回延續了幾千年的“小農經濟”（即單干），使已經組織起來的農民重新變成了一盤散沙，回到了延續幾千年的小農經濟。這意味著周立波以及他那一代作家熱情謳歌并且全身投入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不再是《暴風驟雨》中的翻身農民所渴望建立的新世界，而是回到了他們通過流血犧牲砸爛的那個“舊世界”。

　　益陽的《山鄉巨變》計劃，在全國各地的紅色旅游熱潮中絕非個案，而是具有相當的典型性。這說明以革命文化為載體的紅色旅游已經成為政府-資本一體化格局下的消費市場的一枚棋子，同中國革命的初心沒有任何關系。

　　什么叫歷史虛無主義？這就是活生生的歷史虛無主義教材。近些年主流媒體經常高調批判歷史虛無主義，以前把搞歷史虛無主義的罪名推到公知頭上，現在大多數公知都蜇伏下來了，沒法推了，歷史虛無主義卻愈演愈烈，我們發現真正搞歷史虛無主義的原來不是公知，而是來自體制。

　　將革命文化消費化，正是歷史虛無主義的一種新的表現形式，是資本全球化的必然結果，它不僅不能起到主流宣稱的傳播和弘物革命文化的效果，只會加劇革命的深紅化和成為一種以消費為主的粉紅文化。

　　2、傳播革命文化的唯一有效途徑是斗爭

　　我們說鮮紅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顏色，象征著千百萬烈士的鮮血和生命，血的顏色是鮮紅的，而不是粉紅，紅色的本質是革命，革命的精髓是斗爭。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都是通過艱苦卓絕、不屈不撓的斗爭取得成功的。所以，浩然的《艷陽天》結尾處，主人公蕭長春感嘆道：“生活就是一場斗爭??！”

　　在告別革命和消費革命的時代，弘揚革命文化不能僅僅靠宣講甚至說教，而是需要旗幟鮮明、毫不妥脅的斗爭實踐。沒有斗爭就沒有革命，資產階級口頭上否定一切革命特別是無產階級革命，但他們最擅長革命，迄今為止資產階級所取得的所有成果都是通過革命得來的，而不是他們宣稱的改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是你死我活的，絕不可能互利共贏。無產階級如果不想永遠充當資產階級的奴隸和韮菜，只有起來斗爭，除此之外沒有別的出路。列寧說過，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社會的進步是斗爭得來的，同資產階級和封建主義及一切壓迫剝削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制度、文化、勢力斗爭，必須從革命文化中獲取力量和啟示。革命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在當下，聲討和控告拆除毛主席雕像的反動分子是一種斗爭，通過寫作揭露資本權貴精英集團欺騙人民的謊言以及惡行丑行，支持聲援舉報貪官和色魔教授，支持底層群眾維權等等，同樣是一種斗爭。

　　只有在不斷的斗爭實踐中，革命的精魂和真正初心才可能被激活和喚醒，才能使革命文化從博物館回到現實，由一種資產階級消費文化重新成為無產階級斗爭的武器。這是一切共產主義信仰者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繼承者必須承擔的使命，作為青年，更應該積極主動承擔這一使命。

　　這才是弘揚革命文化的唯一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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