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題記：看到一張毛主席在抗大講話的照片，那是1938年的場景，主席叉著腰霸氣十足，我軍統帥藐視一切敵人的深深感染著廣大指戰員。抗大校長林彪元帥站在主席身旁，威風凜凜，后面的兩員大將是抗大教育長羅瑞卿、抗大訓練部長許光達。
毛主席十分重視抗大每一次的開學典禮和畢業典禮，每當舉行這樣的活動時，主席都會過來發表講話。
1938年，毛主席將大部分精力重點都放在了抗大。
1938年3月5日，主席為抗大同學會題詞，首次明確提出了抗大的辦學方針和人才培養目標：“堅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加上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便一定能夠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55頁）
1938年4月2日毛主席對即將從延安遷到瓦窯堡的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隊，作臨行講話中指出：
【抗日軍人必須要具備三個條件：一要開展，就是在政治方面知大局，顧大體，因此在軍事方面要講點戰略問題、兵團以上的問題。二要積極，就是要有政治熱情和政治積極性，有了這種積極性就可以戰勝工作中的困難。三要有朝氣，就是要有蓬蓬勃勃向上發展之氣。】（《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63—64頁）
到了1939年5月26日毛主席在《抗大三周年紀念》里，進一步清晰概括指出：
【抗大的教育方針是: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奮斗的工 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這三者，是造成一個抗日的 革命的軍人所不可缺一的。抗大的職員、教員、學生，都是 根據這三者去進行教育與從事學習的。】
這樣，抗大及抗大學員的定位，就更加清晰了。由此可以看出，抗大之所以越抗越大，抗大的教師、學員之所以那么厲害，最重要的是抗大最重視突出政治，這是毛澤東文化的特點決定的。毛澤東文化第一個維度就是優——異而優。
【抗大為什么全國聞名、全世界聞名，就是因為它比較其他的軍事學校最革命最進步，最能為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而 斗爭，到延安參觀的人們，所以十分注意去看抗大，我想不外這個道理。
抗大的革命和進步，是因為它的職員教員和課程是革命 的，進步的。沒有這兩方面的革命性，進步性，抗大決不能 成為一個被國內外革命人民所稱贊的學校。】
抗大，首先就是雨別的軍事學校不一樣。這個“不一樣”不僅沒有否定它有和別的軍事學校一樣的地方。
例如，從派林彪去擔任抗大（前身叫紅大）的時候，毛主席就提到黃埔軍校，意思就是要把黃埔軍校好的東西學到手，同時還要超過黃埔軍校。
就軍事學校的共性而言，抗大給學員提供了基本的戰略戰術素養訓練，至于水平怎樣，那有待于在實戰中的發揮、提升，但是，在政治素養方面，別說是抗大學員了，就是抗大的老師也要首先過得硬，這不是什么書面考試可以考核出結果的，那完全是全面的行為考察。
并且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毛主席親自去上課，以身作則，循循善誘，對廣大教師、學員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這叫什么？
這不就是文化影響嗎？
這不就是形成校園文化的有效方式嗎？
以前對這一點還不是領悟很深，那情有可原。現在如果還是那個樣子，那就有問題了，因為這些年我們都很熟悉企業文化，以及企業文化的形成機理。
抗大文化，延安文化，毛澤東文化，那還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呢？
毛主席抓文化建設，最有效，最絕妙的一招，就是突出政治。那里面一整套想法說法做法，有些人至今執迷不悟，但這些年有一個群體里面的幾乎每一個人，都會下功夫深悟其道。這個群體，就是企業家群體，表現突出的當然是吳仁寶、王宏斌這樣的紅色企業家，還有比較突出的是任正非這樣的人。
這里不得不說一句，企業家指的是創新創業的企業領導者，不是搞投機買賣，更不是那些搞坑蒙拐騙的齷齪之徒——那樣的人根本就不是企業家。
毛主席當年特別注重分析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更重視團結、幫助他們向革命的人民靠攏。毛主席一貫不喜歡兩種做法，一種是不分青紅皂白把民族資產階級劃為革命對象的簡單、粗暴做法，此為“左”；另一種，是走向另一個極端，也就是看不到民族資產階級的弱點，不注意對他們的思想改造，稀里糊涂地就把他們等同于革命的先進階級，此為右。
講斗爭時容易犯“左”傾錯誤，講聯合時容易犯右傾錯誤，這是規律。
如何在實踐中既不“左”，也不右，那就得老老實實是跟著毛主席學習、實踐，在政治上堅定不移。
至于何為政治？何謂政治方向？那不是幾句話能夠概括的，需要悟道，唯有悟道方能想得通說得通行得通——道器變通。
天底下沒有免費午餐。
打仗也好，搞建設也好，做生意也好，都得付出艱辛的勞動，這其中還包括不一定與勞動時間成正比的悟道。悟道，涉及一個人的心境，如果私心雜念太多，那是悟不出什么道道來的。要悟道，就得清心寡欲。說到這里，也許會對毛主席總是提倡大公無私想法說法做法，有所領悟吧！
老人家寓意深遠，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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