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原文標題：The Syrian revolt and the politics of bread

　　原文鏈接：https://longreads.tni.org/the-syrian-revolt-and-the-politics-of-bread

　　“面包”是農業生產與食品工業的生產與流通機制的縮影。在將近60年的復興黨統治當中，農業生產與基礎食品的供應網絡是阿薩德政權維持統治的重要支柱。對于試圖替代阿薩德政權的反對派來說，是否能夠提供一種替代性的基礎食品供應機制，將是他們是否有能力終結戰亂，構建新秩序的核心。

　　畢竟，阿薩德的政權可以土崩瓦解，作為地緣實體的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也可能會從地圖上被抹去，但是這篇土地上操持著不同母語，信仰著不同教派，卻忍受著多多少少是同一種苦難的人民，卻必須找到生存下去的辦法。

　　作者| Yasser Munif

　　譯者| 丸久須

　　2012年8月，敘利亞的戰火蔓延到了阿勒頗，戰斗機對那里的面包店所在區域發動了攻擊，一次空襲奪走了60條生命，另一次則有21人遇難。這些令人發指的襲擊，針對的是那些排隊等待買面包的平民百姓。這些發生在叛軍解放阿勒頗東部幾周之后。在這些襲擊之前，敘利亞自由軍與政府軍為了控制阿勒頗而展開的激烈戰斗，導致了面粉供應的嚴重短缺，使得大多數面包店不得不關門。那些依然營業的面包店前，長長的隊伍成了巴沙爾·阿薩德政權的活靶子。

　　面包，這個日常生活中的普通食品，在阿薩德政權的軍事策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將探討面包在戰爭與和平時期的核心地位，以及它如何成為政權手中的政治利器。文章首先回顧了從1963年到2000年，歷任政權推行的農業改革，這些改革不僅是復興黨政權面包政策的主要支柱，而且至今仍在發揮著作用。第二部分深入探討了政權如何利用面包來維護政治穩定，通過在農村建立起一個以面包生產為核心的龐大官僚網絡。第三部分則聚焦于2011年至今，該部分以敘利亞北部的曼比季為例，分析阿薩德政權如何將面包作為武器，以及反對派如何自下而上地抵抗這種武器化。

　　阿薩德政權的土地改革

　　在20世紀60年代，復興黨有一個宏偉的目標：削弱強大的封建主階級，幫助敘利亞的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們推行了土地改革政策，旨在在農村地區培養一批忠于黨的基本盤。通過這項改革，復興黨試圖構建一個錯綜復雜的經濟、政治和官僚網絡，以此來牢牢控制敘利亞的農民階層。這一政策實際上是延續了敘利亞與埃及政治聯盟時期，即阿拉伯聯合共和國（1958-1961年）的政策，當時在賈邁勒·阿卜杜勒·納賽爾的領導下，他與敘利亞的資本家階級結成了聯盟，納賽爾認為，土地改革對他的發展計劃至關重要。為了摧毀封建主階級，納賽爾開始全面推行農業改革，目的是讓產業資本不再依賴強大的地主寡頭，進而幫助他在敘利亞發展工業。納賽爾制定了一系列新法律，對農民的生活進行了全方位的規范，包括設定最低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到1960年，他還要求所有農民加入工會。然而，工會成員被禁止參與任何可能被視為政治的活動，他們沒有罷工或示威的權利。通過這些措施，納賽爾政權限制了農民的政治權力，削弱了大地主的影響力，沒收了他們的土地，并將其分配給貧困農民，逐步將敘利亞的農村地區融入資本主義體系。這個發展項目要求農民支持執政聯盟，而農業改革正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

　　1963年，當復興黨奪取政權后，他們迅速采取行動，實施了比納賽爾時期更為深刻的農業改革。他們分配了小塊土地，并建立了國營農場，成千上萬的無地農民和小土地持有者在這些農場上勞作。復興黨的理論家們將農業改革主要視為一種政治工具，而非經濟目標。改革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積累工業化所需的資本，而是為了構建忠于復興黨新政權的農村社區。

　　居住于敘利亞西南部的伊布塔的農民Fiya Hassan 來源：聯合國糧農組織

　　新復興黨人(neo-Ba?th，指復興黨內部由薩拉赫·賈迪德領導的派系，賈迪德被認為是復興黨內的左派。1966年，賈迪德與阿薩德發動政變奪取了復興黨民族領導機構和地區領導機構領導權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后，新復興黨人逐漸產生了以賈迪德為首的激進派和以阿薩德為首的務實軍人派的兩個派別，并且在對內對外政策主張等方面發生嚴重分歧，甚至出現了以民族領導機構和以地區領導機構為背景的兩個權力中心——譯者注)在1966年至1970年間執掌敘利亞政權，他們是黨內更為激進的派系。新復興黨人采取了固定糧食價格和收購農民產出的措施，這些措施削弱了阿勒頗和大馬士革商人們的勢力。這些商人曾通過囤積糧食制造短缺，進而哄抬糧價。復興黨通過擴展農業合作銀行的網絡，進一步加強了對農村的掌控。他們在包括國家最偏遠地區在內的許多地方設立了銀行的新分行。對于需要貸款購買糧食、化肥和燃料等物資的農民來說，這家銀行扮演著關鍵角色。

　　為了避免獨立社會運動的興起，政權在1964年還成立了農民總聯盟（GPU）。這個聯盟由復興黨的忠實支持者領導，運作方式是自上而下的，成員沒有任何發言權。GPU成為了擴大國家影響力、限制農民自主權和監視他們政治活動的有效工具。農民們剛從封建階級的壓迫中解放出來，卻又被專制的復興黨政權的新興官僚機構所控制，這個政權旨在嚴密控制農業。到了1965年，國家已經控制了大多數戰略性工業部門，從而削弱了富裕階級的經濟力量。

　　1970年，哈菲茲·阿薩德奪取了政權，他囚禁了以賈迪德為首的黨內左翼領導人，并逐步放寬了經濟政策，與私營部門達成了妥協，但這是以犧牲農民和工人階級的利益為代價的。盡管如此，阿薩德還是繼承了納賽爾的做法，加強了國家對農村地區的控制。雖然國家只擁有少量土地，但通過信貸系統、種子分配和收購糧食生產等手段控制著農業活動。這些行動的主要目的是在農村地區建立忠誠的網絡，盡管之前有過改革，但那里的地主寡頭仍然有著不小的影響力。通過這些行動，阿薩德政權建立了一個以忠誠為前提的體系，只有對哈菲茲·阿薩德（以及后來他的兒子巴沙爾）忠誠的人才能獲得回報。官僚們利用他們的權力從這個腐敗的體系中獲利，通過非法出租國有土地和侵占部落土地來中飽私囊。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重現了農業改革本應消除的封建制度的某些特征。　　

　　這些舉措自然招致了反擊。舊日的封建寡頭、遜尼派商賈以及城市貧民，與土地改革的受益者、阿拉維派新貴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1970年代中期，哈馬和阿勒頗的城市暴力事件頻發。穆斯林兄弟會發起了針對阿拉維派軍官和政權支持者的暗殺行動，1979年在阿勒頗炮兵學校發生的屠殺事件更是將這場暗殺活動推向了高潮，數十名學員慘遭殺害。到了1980年代初，安全和軍事機構在哈馬和阿勒頗制造了駭人聽聞的大屠殺，約有兩萬人遇難，這沉重打擊了反對派力量，其中不乏被政權疏遠的城市資產階級。

　　到了1980年代中期，哈菲茲·阿薩德已經削弱了他最危險的政治對手，他認為時機成熟，可以與敘利亞資產階級達成經濟和解。他開始推行新的私有化政策，認為這是必要的，因為政府財政吃緊，無力再資助更多的國營農場，甚至維持現狀都很困難。這一政策允許私營部門接管許多國有農場。到了2000年，政權結束了土地的集體所有制，將許多土地歸還給了原主。在不到20年的時間里，政權顛覆了1960年代的土地改革成果，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殘酷的安排，這種安排大多惠及了中上階層。

　　建設基礎設施，構建官僚權力

　　復興黨政權的土地改革，其核心目標是保障糧食安全，這對于政權的穩固至關重要。在1970年代，哈菲茲·阿薩德政權深感憂慮，擔心西方國家會以糧食作為武器，通過實施谷物禁運來對付敘利亞。因此，他們推行了土地改革，這是其發展計劃的關鍵一環，旨在減少對西方的經濟依賴，確保敘利亞能夠自給自足，以滿足國內對小麥的需求。這一經濟策略最初幫助政權以低成本維持基本商品供應，有效預防了在中東地區屢見不鮮的食物起義，敘利亞也逐漸實現了小麥生產的自給自足，減少了對進口的依賴。

　　在這個過程中，哈菲茲·阿薩德政權在生產鏈的各個環節進行了改革，以降低消費者在面包上的支出。國家采取了多種措施來激勵農民種植小麥，比如擴大灌溉系統、提供種子和化肥補貼、以固定溢價收購農民的小麥，以及鼓勵原本種植棉花的農民轉向小麥生產。這些策略旨在降低面包成本，確保糧食安全，同時也推動了敘利亞農業的發展。

　　敘利亞政府在灌溉方面雄心勃勃，啟動了一項宏大的水利計劃，目標是在全國范圍內興建水壩。1963年復興黨上臺時，敘利亞境內尚無水壩，但到了2001年，水壩數量已激增至160座。這些水壩主要用于農業灌溉，部分還為居民提供生活用水，有些則用于水力發電。水壩和其他水利工程的建設，是構建后殖民時代敘利亞國家身份的一部分。然而，這些由上而下、耗資巨大的項目常常導致居民流離失所，破壞了社會結構。國家的觸手四處擴展，摧毀了地方的互助網絡，取而代之的是復興黨的恩庇-侍從體系。

　　政權的灌溉努力也包括了對水井的挖掘。在1980年代中期的第二輪自由化階段，所有關于水井建設的限制被取消，結果水井的數量在幾年內翻了一番。到了2000年，巴沙爾·阿薩德推動第三輪自由化時，這一現象再次出現。盡管這些水井對生態環境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但它們提供的水量仍然不足以抵御干旱的影響。2006年至2009年的干旱是近年來最嚴重的一次，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導致80萬人失業，進而引發了小土地所有者、農業工人和佃農的大規模流離失所。許多人搬進了大馬士革、阿勒頗和其他城市郊區的非正式住房和貧民窟，在那里，他們加入了大城市中龐大的可隨時調用的產業后備軍。

　　干旱迫使大量人口背井離鄉，與此同時，哈菲茲·阿薩德在1980年代末啟動的經濟自由化進程（其子巴沙爾在2000年代初進一步加速），導致基本商品價格飆升。從1980年代末起，資本主義邏輯的加劇，使得越來越多的農民失去了土地，轉而成為城市中廉價且易受剝削的勞動力。因此，那些曾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堅定支持復興黨的農民，逐漸淪為經濟自由化以及1990年代和2000年代嚴重干旱的受害者。土地改革曾賦予農民更多對抗地主的力量，如今卻遭到逆轉，農民不再是爭取的對象，而是需要被壓制的群體。

　　到了1990年代中期，雖然政權成功實現了小麥自給自足的目標，但這一成就背后，經濟和環境的代價極為沉重。

　　面包的武器化與草根抗爭

　　2011年的起義如同風暴般席卷而來，阿薩德政權的面包政治也隨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他們所控制的區域，政權竭盡全力維持著官僚體系和基礎設施。然而，一個巨大的挑戰擺在了他們面前——國家北部的失地，那曾是敘利亞小麥生產的心臟地帶，貢獻了全國70-80%的產量。到了2014年，戰爭的蹂躪使得可用于耕種的土地從170萬公頃銳減至120萬公頃。同年，敘利亞的小麥產量也跌到了近年來的谷底，產量跌破了300萬噸的大關，這在1995年以來僅發生過兩次。2012年，敘利亞不得不每月平均進口10萬噸小麥以解燃眉之急。這些因素疊加，使得政權控制區內的面包價格如同斷了線的風箏般飆升。

　　敘利亞的農業NDVI指數（NDVI是植被和農業健康程度和活力的指標，與產出潛力掛鉤），其中亮綠色區域表示植被質量最高，而藍色和紫色區域表示植被質量較差。來源：https://storymaps.arcgis.com/stories/dc0fc58e2c4b43129376f22454d14259

　　2015年，阿薩德政權宣布將戰略重心轉向“有用的敘利亞”——那些對政權生死攸關的地區，包括阿勒頗、大馬士革以及兩城之間的沿海地帶。北敘利亞不再被列為“有用的敘利亞”的一部分，因此，政權對那里的農業地區采取了更為冷酷的態度，將其視為“合法”的攻擊目標。在這一戰略指導下，阿薩德政權不僅在反對派控制的地區焚燒小麥，還將面包作為對抗人民的武器。他們瞄準了東北部的拉希迪亞食品倉庫，并開始轟炸那些在面包店前排隊等待的無辜人群。同時，敘利亞軍隊對反對派控制的街區和城市發起圍攻，剝奪了他們獲取食物的能力。饑餓，成為了戰爭的一種手段。小麥，這個曾經用來安撫民眾的糧食，自2011年以來，在反對派解放的地區變成了一種可怕的毀滅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在起義期間，政權還試圖通過伊朗政府提供的信貸額度，以誘人的價格從反對派手中收購小麥，將其轉移到政權控制的區域。

　　2012年敘利亞政局，紅色為政府軍控制的部分。參照前文NDVI圖。

　　2024年11月29日敘利亞政局，紅色為政府軍控制的部分。參照前文NDVI圖。

　　接下來的部分，我們將通過一個案例研究來揭示政權在解放區如何將面包作為戰爭武器的策略，以及革命力量和基層民眾對此的抵抗。

　　這個案例研究通過描繪敘利亞北部城市曼比季——一個擁有20萬居民的城市——面包生命周期中的幾個關鍵瞬間。面包生命周期從生產開始，經過分配，最終到達消費。

　　敘利亞面包

　　從2011年起，將近一年的時間里，曼比季的鄰里團體組織了一系列抗議和富有創意的和平行動。這一切在2012年7月達到高潮，警察和安全部隊撤離了這座城市，曼比季實現了和平解放。解放后，這些鄰里團體組成了革命委員會，他們不遺余力地工作，讓自己的城市變得適宜居住，盡管他們還得面對敘利亞空軍每周的空襲所帶來的持續暴力。在這段時期，曼比季的居民重塑了城市的所有機構，從基層開始建立新的機構，并想出了許多創新的方法來解決他們面臨的眾多問題。城市的革命委員會和活動團體還開始了去復興黨化的過程，結合傳統知識和去殖民化實踐。2012至2013年，城市建立的實驗性法律體系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基于統一阿拉伯法律、部落習俗、本土知識，以及革命托管委員會月度會議上討論的文章。

　　在這場革命持續的18個月里（直到2014年1月，革命力量被趕出城市，城市被伊斯蘭國占領），曼比季的面包地理格局經歷了重新配置。接下來的段落將詳細討論這一變化。

　　曼比季的面包政治，雖不是其他地方的縮影，卻為我們揭開了敘利亞起義中草根革命過程的一角。在政權掌控之外生產和分配面包，困難重重，卻意義非凡：這一行動挑戰了政權的形象，畢竟，如前所述，政權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提供廉價面包的基礎之上的。曼比季和其他解放區的新面包格局，對政權構成了實質性威脅，這也解釋了為何政權會對解放區的小麥生產、儲存和消費施加如此多的暴力。

　　曼比季坐落著敘利亞北部最大的面粉廠之一，日處理小麥能力高達450噸，足以供應百萬人的口糧。這個數字遠遠超出了曼比季及其周邊地區的實際需求。2012年7月，曼比季解放后，忠于政權的勢力仍在城內盤踞，政權也通過其龐大的官僚體系繼續向曼比季輸送小麥（在最初的階段，政權還幻想著能迅速收復這座城市）。盡管曼比季集結了眾多反抗政權的武裝團體，但他們缺乏徹底鏟除根深蒂固的國家官僚機構的資源。革命委員會起初無法獨立以低成本獲取小麥，也無法支付面粉廠工人和其他公職人員的工資；因此，它不得不接受政權的援助及其在城內間接的存在，以及隨之而來的危險后果。然而，城市的革命委員會清楚，他們不能永遠依賴政權的網絡，最終必須尋找替代方案。于是，他們開始與周邊城市，如阿弗林和拉卡，進行協商，旨在構建一個新的以面包為核心的團結網絡。其目標是在聯盟城市間公平分配小麥，并援助那些面臨短缺的地區。

　　在曼比季及其所在的解放區，新建立的小麥流通網絡運作并非總是一帆風順。革命委員會在滿足地方具體需求與追求難以捉摸的區域戰略之間，必須巧妙地保持平衡。比如，盡管曼比季與拉卡關系密切，拉卡的地方委員會卻拒絕借出昂貴的設備來幫助曼比季修復電力中斷。他們擔心，設備會在兩城之間的檢查站被腐敗的敘利亞自由軍（FSA）成員盜走。對此，曼比季的革命委員會以切斷對拉卡西部鄉村的供水和面包供應作為回應，這一策略最終迫使拉卡借出了設備。

　　這個故事展示了資源匱乏和多支軍事集團目標不一的現實，并使得各革命委員會之間的合作變得復雜。用民主化的網絡取代政府的官僚體系是一項艱巨的任務。這些解放城市的革命政治并沒有輕易地擴展到區域層面。許多城市在這一時期表現得如同城邦：盡管政治上有所共鳴，意識形態上有所共享，它們卻不愿分享它們的重要資源，包括小麥。因此，它們選擇囤積糧食，而不是與其他需要的城市分享。這種行為背后的動機是對食物短缺和政權圍攻的恐懼。曼比季和其他解放城市一樣，意識到要消除阿薩德數十年的官僚體系并建立新的體系將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被反對派掌握的城市在這一時期表現得如同城邦

　　曼比季的革命力量面臨的一個關鍵挑戰是面粉廠的人力資源問題。2012年7月解放后，面粉廠的廠長和大約100名員工仍然在政權的工資名單上，這是政權為了保持對城市關鍵機構控制的部分策略。到了2013年，由于與城市中各種強大勢力的反復沖突，廠長和員工威脅要離職。面對這種情況，革命委員會組織了一支志愿者隊伍，跟隨面粉廠的技術員和工程師學習，以獲得獨立運營面粉廠所需的技能。通過這種方式，革命委員會力圖加強城市的自主性。

　　在這段動蕩時期，曼比季遭遇了更為激烈的挑戰，正如文章開頭所述，面包店外排隊的人群成為了被蓄意攻擊的目標。2012年8月，阿薩德政權發起了針對解放城市面包店的空襲行動。由于曼比季的面包店數量有限且位置眾所周知，它們很容易成為攻擊的目標。面對這些致命的攻擊，革命委員會與城內各方協商后決定，在不同的街區分發面包，以避免人群在面包店前聚集。他們雇傭了許多正在尋找工作的青年，將他們分配到各個街區去分發面包。為了防止面包在黑市上高價倒賣，委員會進行了一次面包普查，收集了每個街區家庭數量和需求的詳細信息，并據此進行配給。這種做法使委員會能夠分散面包分發點，從而結束了面包店前漫長的等待時間。然而，普查方法的一個不足之處是，新難民沒有被納入普查，因此無法購買補貼面包，他們不得不以補貼價格的兩倍或三倍在黑市上購買面包。這一經歷凸顯了在解放區建立新網絡時所面臨的困難。

　　正如前文所示，在阿薩德統治下，面粉廠和面包店是重要的機構，2011年后在解放區依然如此，因為面包是敘利亞人的重要主食，許多人依賴它生存。曼比季解放后，革命委員會將面包的供應和分配作為主要任務。面包與自由密不可分：如果生活條件惡化，許多居民會認為城市的解放毫無意義。革命委員會深知，其成功與否取決于是否能夠以與政權控制區相同的價格提供面包。同樣，政權也明白，如果無法為生活在解放區的人民提供廉價面包，革命就會失敗。因此，革命委員會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負責研究各種情況并提出策略，以確保面包能以低成本供應。如上所述，通過面包普查，委員會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黑市上面包的問題，但它還面臨著其他更棘手的面包供應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現在有大量軍事團體（包括由有權勢的家庭和氏族組成的），他們都從城市的供應中消耗面包，但并非所有團體都在真正與政權作戰。曼比季的人民對那些不作戰卻占用面包的團體持批評態度，稱他們為“面包旅團”。盡管如此，真正與政權作戰的革命力量沒有時間或資源在城市內開辟新的戰線來驅逐這些反革命的“面包旅團”。

　　曼比季的革命委員會還面臨另一個難題：必須防止活躍于城中的強大軍事集團控制磨坊，以免他們壟斷面包的供應。磨坊由于位于城市邊緣，難以防守，容易遭受攻擊。2013年，強大的圣戰組織自由沙姆人伊斯蘭運動(Ahrar al-Sham)便以管理腐敗和財務不透明為由，占領了磨坊。為了贏得民眾的忠誠，該組織的領導人試圖通過低價出售面包來收買人心。然而，事與愿違，全城居民都反對軍事干預民生事務，不贊成對磨坊的強行接管。最終，革命委員會聯合城中幾個實力強大的組織，暫時擱置矛盾，共同組織抗議活動，迫使自由沙姆人伊斯蘭運動撤離磨坊。

　　結論

　　在1960年代，敘利亞政權通過土地改革達成了雙重目的：一方面，它削弱了地主寡頭的勢力；另一方面，它在鄉村地區培育了忠于政權的農民基礎。此外，這場改革還為政權帶來了一定程度的糧食安全，這對于鞏固其權力至關重要。這一系列舉措需要龐大的官僚體系和基礎設施作為支撐，包括金融機構、工會、糧倉、水壩、灌溉系統、磨坊、面包店以及集體和私人農場等。這些構成了官僚和基礎設施體系的關鍵節點，用以加強對農村地區人民的控制。

　　到了2011年，反對阿薩德政權的起義爆發，政權也隨之調整了其面包政治，以適應戰爭環境。在政權控制的地區，它盡可能地維持面包供應網絡。然而，在解放區，尤其是在曼比季的例子中，我們看到了政權如何將面包作為武器，不僅將致命的武力用于對抗在面包店外排隊的饑餓敘利亞人，還焚燒麥田。

　　本文還探討了曼比季革命者在創造新的面包地理形態時所展現的多樣抵抗形式。文章顯示，盡管政權繼續向曼比季面粉廠的工人支付工資，提供小麥，但城市仍是政權頻繁攻擊的目標。正如上文所述，這種矛盾可以通過政權決心維持過去幾十年建立的中央集權官僚體系來解釋。政權還旨在粉碎任何可能成為替代選項，或為后阿薩德時代的敘利亞鋪路的進程。因此，曼比季的革命者通過創造面包的新地理形態，實際上在短期內廢除了阿薩德政權的社會契約——即以土地改革和廉價面包換取人民在政治上的沉默。2011年之后，曼比季和其他地方的革命者展示了自治的深刻內涵，以及實現這一目標所面臨的巨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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