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1959年河南的“信陽事件”，是三年困難時期最慘烈的典型，用官方的話語表述“信陽事件”是指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發生在信陽地區的大批農民餓死的事件。當時信陽地區所屬的18個縣市，有15個縣市出現了大批農民非正常死亡。信陽事件是“大躍進”和“反右傾”兩個運動的直接產物。 1959年3月，中央在上海會議上決定當年的征購1150億斤，這是1958年的標準。但實際上1959年全國糧食大幅減產11%，而征購數卻增加了14.7%，征糧當中相當一部分不是農民自愿交售的余糧，而是各省、地區、縣、公社各級黨組織執行中央的指示，“反瞞產私分”層層相逼，用專政的辦法，強行從農民那里搜刮走的口糧，全國大形勢如此，信陽也就在劫難逃了。
放衛星
信陽地區是河南省衛星放得最多的地區，第一個人民公社就出在該地區的遂平縣(今劃入駐馬店市），1958年的收成由于大煉鋼鐵等誤了農時，沒能及時收割，損失了10%左右的糧食。1959年因為天災大歉收，實產糧食20多億斤，僅及大豐收的1958年的一半，但地區各縣都虛報產量，匯總到地區成了72億斤，又是個“特大豐收年”。征購糧當然就按照這個虛數來報了，留給農民的糧食就所剩無幾了，產量減少，征購數量卻在增加。怎么做到的呢？那就是“反瞞產”的結果，根據“反瞞產私分”的指示，信陽地委動用了民兵指揮各縣委挨門挨戶搜查，據說是被農民和基層干部“隱瞞”、“私藏”了的糧食。
反瞞產
在“反瞞產”過程中，信陽地區逮捕了萬余人，劫掠了農民的口糧、種子糧、牲口飼料糧，征購任務于是圓滿完成，全地區征收了16億斤糧食，幾乎達到當年產量的一半。結果農民的全年口糧只剩100多斤，僅夠食用4個月，潢山、光山等縣口糧甚至不足3個月。五十年代曾經擔任過上海市財政局長，因被打成右派而被下放到信陽地區商城縣勞動改造的顧準，在自己的日記里寫道：嚴冬未屆，路旁已見凍死之骨。
逃荒
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就停糧斷伙，農民開始逃荒。1959年冬，尤太忠將軍回到了故鄉信陽光山縣探望病重的母親，他目睹當地鄉民饑荒的慘狀，所以心情極為痛苦。而 1998年的諾貝爾物理獎的獲得者、美籍學者崔琦，他的雙親都是信陽人，就是在1960年餓死的。
政治壓力
在河南省委和信陽地委的巨大政治壓力下，信陽的公社和大隊干部不得不把種子、飼料和剩下的一點口糧都作為“余糧”交了征購。但就是這樣仍未完成征購任務，糧食上交了，食堂?；锪?，谷糠、薯藤、野菜、樹皮、草根吃光了，農民為了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的群眾當做“階級敵人”和“流竄犯”來對待，到處設卡攔截。當年冬季共攔截收容46萬人，其中不少人被打死，餓死在收容所內。有的人餓急了，偷殺了牲畜被發現了一律按破壞生產定罪，全區逮捕了2000多人，其中有被判死刑的，有被打死的，有餓死在獄中的。
人身自由
同時地委還責令郵局對發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扣留下的信件有12000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都受到了殘酷批斗和處理。同時1958年開始的“公社化”剝奪了農民的一切，不僅農民的土地、牲畜、農具等生產資料被剝奪了，連維持生命的口糧也掌握在公社手中，種什么莊稼？下多少種子，一天吃幾兩糧食都是由公社的干部來決定的。公社和食堂把農民牢牢地束縛在本村的土地上，農民失去了人身自由。
非正常死亡
1960年2月，信陽地區大批農民非正常死亡，引起了衛生部的注意，信陽地區與河南省的領導已經無法一手遮天了。中央內務部的郭處長在地方嚴密封鎖的情況下深入調查，發現當地餓死人的情況十分嚴重，他回到北京就向部領導匯報。內務部馬上向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匯報，習仲勛感到問題嚴重，立即又向中央監委書記董必武匯報，董必武派了中央監委的李堅、李正海兩位處長到信陽調查。他們的工作同樣受到了河南省委與信陽地委的阻撓，但是他們排除萬難，在基層調查了3個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可靠資料，查有實據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是70萬人。
中央干涉
毛澤東對這個事件的批示是，這是打著共產黨招牌的國民黨在實行階級報復。劉少奇主持了當時對信陽事件的處理，由于當時中央的政策沒有改變，所以劉少奇只能對基層干部是“思想教育從嚴，組織處理從寬”。當時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被迫三次向中央檢討，他承認信陽地區的非正常死亡是100多萬人，承認自己“對河南人民犯了大罪”。
1959年2月，毛澤東在鄭州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提出重點解決人民公社管理體制和具體政策問題，調整國家和農民的關系。吳芝圃仍津津樂道于幾年內過渡到共產主義，毛澤東不客氣地對他說：“不要一扯就扯到共產主義……。你說十年就過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泵珴蓶|提出人民公社要“三級所有，隊為基礎”，而吳芝圃卻堅持大隊為基礎，毛澤東對他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你不要再這樣搞了，還是以生產隊為基本概算單位好”。毛澤東在1958年就提醒吳芝圃：“要把膨脹的腦筋壓縮一下，冷靜一下”。在看到吳芝圃沒有改正的意思后，毛澤東很生氣：“吳芝圃，你對，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馬列主義，我是機會主義。”并逐漸改變了對吳芝圃的看法：“這種人表面上‘左’，實際上是形‘左’實右，缺乏經驗，不深入群眾?！?
1960年10月21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央工作組根據信陽實地調查的情況，向中央提交了關于“信陽事件”的報告。10月26日，毛澤東閱后批示劉少奇和周恩來“即看”此件，“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11月12日，毛澤東再派李先念、陶鑄和王任重來到信陽調查。在陪同調查的過程中，吳芝圃又把責任全推到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的頭上：“樹藩同志，信陽地區發生的問題，省委事先一點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聽說你和路憲文認識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談談呢？如果早找我談談，不就避免了發生這樣大問題嗎？”經過調查，陶鑄發現問題嚴重，他在河南省委擴大會議上指出：“河南有兩個突出的問題，一是1959年春季發生問題，反瞞產，沒有在廬山會議上作檢討，廬山會議后繼續搞。二是河南發生這么嚴重的問題，一直不向中央報告，后來被迫向中央寫了報告，還是忸忸怩怩不真實反映情況，而且還封鎖消息，這是很大的錯誤。”
1960年底。毛澤東又派身邊的幾位工作人員到信陽地區去調研。當他們到達河南時，吳芝圃卻不讓他們去信陽，而是把他們安排到了許昌地區的鄢陵縣，不讓他們看到信陽的真實情況。對于吳芝圃的所作所為，黨中央和毛澤東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認為他“破壞民主、堵塞言路，‘左’傾蠻干，死不回頭”。
與吳芝圃推卸責任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心情沉痛的周恩來表示：“信陽發生了這么大的事件，我有責任。”當周恩來得知“信陽事件”中有許多群眾被餓死，而國家的糧庫就在附近，受饑餓的群眾卻沒有一人去搶倉庫時，被深深地震動了，整整一夜沒合眼。
處分
不過吳芝圃沒有受到嚴重處分，信陽的一些縣、公社的干部被打成了“國民黨”、“階級敵人”受到了嚴厲懲罰。在文革中，河南的造反派到了四川把吳芝圃抓到鄭州批斗，稱他是“屠殺河南人民的劊子手”，但是1979年，吳芝圃獲得了平反。 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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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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