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富士康“連跳門”，還是本田公司廣東佛山零部件工廠工人持續的罷工，都使得我們不得不正視似乎被我們主流經濟學家、某些大學教授和政府部門神話了的廉價勞動力＼勞動力成本是我國什么最大競爭優勢、或什么比較優勢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國的競爭優勢到底是什么的問題，亦或者說，什么才是“中國模式”的本源。

　　題為《梁文道：對“奇跡”的記憶》的評論道：“用‘中國模式’之類的美麗言辭去遮蔽工人個體的苦難固不足取；過度集中地強調富士康的特殊性，恐怕也會有見樹不見林之憾。何不把眼下的悲劇當成可以切入的樣本，一方面照穿‘奇跡’的蒼白，另一方面發掘個案背后的整體，從12條人命看見一整代中國工人的存在。”而這個“樣本”不就是原國營、集體、街道企業職工從待崗到下崗失業＼買斷工齡的一種延續嗎？這種延續的本質不就是被神化了的什么廉價勞動力之“優勢”嗎？然問題的關鍵是，廉價勞動力是中國的優勢嗎？

　　那么，什么才是中國競爭力的真正優勢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治協商體制；是各民族間、不同宗教間的團結和睦、共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章 總 綱第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以及《中國共產黨章程》之“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彪y道不是嗎？這是不是才是“中國模式”的本源所在呢？

　　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政治穩定，各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民團結和睦，才是一個國家的立國之本；本固，基礎就牢；有了牢固的基石，各項事業的發展就會非常順利的進行。古今中外已發生的歷史事實和汶川大地震、玉樹地震中，中國人民所表現出的團結奮進、互助等等可歌可泣的事跡，不都在證明著這個道理嗎？而不論是從上世紀８０年代開始的紡織業限產壓錠的順利進行，還是隨后國營、集體、街道企業職工為了國家經濟發展大局而待崗，中國工人階級不僅基本上毫無怨言，還在很多方面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并為我國經濟之騰飛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這難道不是我國最大的競爭優勢嗎？這難道不是最好的效益、效率嗎？

　　可遺憾的是，在什么“廉價優勢論”、“工資應當由市場來決定”之類的理論＼輿論引導下，中國工人階級如前行在一個“玻璃隧道”中一般，《工資條例》出臺阻礙重重的新聞報道，似乎又使得這個“玻璃隧道”遙遙看不到盡頭。早先“被”稱之為“大家拿”，今天面對著“連跳門”又被說成是“員工眾多，很難管理”，或什么“自愿”了、不能吃苦了、心理脆弱了，自殺率了... ...不一而足。卻看不到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作用，吃苦耐勞、好學等的工作作風。這些是不是都是比廉價勞動之類的更具有競爭力呢？或還是“中國模式”的本源吧。

　　據報道，不論是歐洲航空業因雇主削減成本這個導火索而引發的一輪輪罷工潮，還是題為《反對政府節約措施 歐洲多國工會號召全歐總罷工》這類的報道，都將給剛剛走出衰退困境的歐洲經濟帶來不小的沖擊，“如若歐洲航空業持續動蕩，歐洲經濟形勢將會更加令人堪憂”?？煞催^來說，這不就是我們的競爭優勢嗎？

　　當日本豐田在為榮登全球汽車銷售冠軍寶座、彈冠相慶實現歷史性突破之際，“召回門”爆發了。究其深層次的原因不就是一味的壓縮各類成本所導致的嗎？隨后而至的以克萊斯勒、福特為代表的諸多汽車知名企業的召回事件，是不是已然打破了廉價勞動力之競爭優勢論呢？富士康“連跳門”和本田公司廣東佛山零部件工廠工人持續的罷工，是不是還是在佐證著廉價勞動力成本優勢神話的破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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