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查報告之卷首語

“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研組

自殺抑或他殺？

 —解開富士康自殺事件之謎

今年1月23日至5月27日短短四個月期間，全球最大的代工廠——富士康科技集團（下文簡稱“富士康”）陸續有13名員工以跳樓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這一 “連環跳樓事件”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5月27日，由國家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全國總工會和公安部組織的中央部委聯合調查組進駐富士康進行了調查；。在民間，從傳媒到社會團體，從知識分子到普通民眾都以各自的方式，對“自殺事件”進行著反思、討論與行動。

逝者長已矣，生者如斯夫。如今，“跳樓事件”已漸漸平息，但是人們對于跳樓事件背后的原因，對于80余萬富士康員工的境遇，對于富士康管理運營模式的關注一直都沒有停止。因為人們在懷念逝去生命的同時，更希望知道怎樣才能避免悲劇的發生。人們意識到，我們有著1.5億外出農民工，我們的國家被稱為“世界工廠”，這樣的“連環跳樓事件”不是特殊事件，而是一個標志，是一種警醒。

但是人們發現，要對上述這些問題進行深入討論并不容易。富士康這個有著80萬員工，生產著全世界幾乎所有著名高端電子產品的代工“帝國”其實是神秘的，是筑起了高高圍墻的。人們不知道上調工資、開設關愛熱線這樣的措施是否解決了員工的問題，也不知道富士康是否如其宣稱的是一個守法且富有社會責任感的“模范企業”，更不知道代工“帝國”的光環背后一代代工人付出的青春與血汗。

于是，帶著對農民工群體的關切，對真相的渴求，以及了解代工企業生產管理模式的愿望，今年5月-8月底期間，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山大學等大學在內的，來自兩岸三地約20所高校的60多名師生對富士康在大陸的工廠進行了實地調查。

通過調查，我們希望能夠了解工人生產生活的真實情況，找到富士康在工廠管理方面的問題并對此提出建議，希望富士康在為國家GDP總量作出貢獻的同時，落實工人的合法權益，改善工人的福利，承擔起應盡的企業社會責任。富士康作為在全國乃至全球具有重要影響力的龍頭企業，它的改進必然具有強大的示范作用，對全國企業社會責任的提高具有重要意義。

同時，我們知道改善工人的生活境遇，不單是企業的責任，也是政府的職責。因此，我們也希望通過此調查給國務院以及相關部門提出政策建議，切實保障工人權益，提高工人福利水平，使得社會與經濟的發展更加平衡和諧。

本次調查涉及富士康位于深圳、南京、昆山、杭州、天津、廊坊、太原、上海、武漢等華北、華中、華東、華南共7省市的12個廠區。調查采用問卷與訪談相結合的方法，共獲得有效問卷1736份，其中在深圳與昆山兩個歷史最長、工人密度最高的廠區集中獲得有效問卷1500份，其他地區以深度訪談為主，共獲得訪談案例約300個。另外還有14名調查團成員進入了富士康，親身經歷數十天的打工生活，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資料。

第一部分 走進富士康

通過大量詳實的資料，我們將以一系列的報告揭示富士康存在的問題，為公眾深入了解富士康的整體運作提供基礎。

系列之一：被“綁架”的學生工　

在富士康的深圳、昆山、太原、武漢、上海廠區，均存在大量濫用學生工的情況，在某些車間，學生工使用率竟高達50%。富士康利用無須跟學生工簽正式勞動合同、無需為他們繳納社保的法律漏洞，大規模使用學生工作為廉價勞動力。富士康更公然違法，強迫學生工超時加班，強制未成年工加夜班。由于缺乏法律保障，在出現工傷時，學生工陷入企業、學校、政府“三不管”的困境中。

系列之二：21世紀的工人“集中營”？

工廠管理：規訓與懲罰的軍營

調查發現，富士康的管理模式最顯著的特征是“人訓話管理”而非“人性化管理”，“高效”的生產以犧牲工人的尊嚴為代價，其本質是勞動的嚴重異化與剝削。具體而言，包括工時超長與勞動強度極大，工人反映“累得眼淚掉下來”；工資方面，實質上“漲工資是明升暗降”；勞動過程的管理原則是“服從，服從，絕對服從！”，導致出現“把人當機器，活著沒意思”的困局；門禁制度嚴格，工人感覺“工廠像監獄”；“你的命運不在你手里，在主管手里”……總之，對工人而言，富士康是一個新時代專制主義的工人集中營。

B.生活空間：囚在富士康帝國

調查發現，富士康表面上為工人提供了食宿與娛樂設施等“便利”，但實際上工人的休息時間、宿舍生活都被納入工廠管理，服務于“零存貨生產”（just in time production）的全球生產策略。實質上，工人的生活空間僅僅是車間的延續，工人的飲食、睡眠、盥洗等日常生活也像流水線一樣被安排。具體來說，吃的飯“你要忘記它的味道”，住在宿舍“像在坐牢一樣”，而且還要“做義工以換取居住權”，“一星期休息一天，很少有時間娛樂了”。而工廠外面的社區則不但容易遭搶劫而且只要風聞漲工資，周邊的房租、日常消費就全都漲起來了。因此，工人在工廠內外的社會空間面臨雙重擠壓，以至于在事實上被剝奪了生活的全部空間，猶如被囚禁在這個代工帝國之中。

系列之三：出賣血汗還要出賣血肉？——職業危害與工傷調查報告

調研組走進工業區附近的醫院探訪了富士康工傷員工，深入訪談了10余名工傷患者和職業病隱患受害者，結果讓人震驚。調查發現，在職業安全方面，電鍍、沖壓、拋光等車間工作環境極其惡劣，職業安全隱患諸多，工傷頻發、工傷瞞報謊報、處理不規范等問題十分嚴重。在醫院探訪中，我們驚訝地發現，由于富士康嚴格的 “三級連坐”制度，工傷事故往往被基層管理部門層層瞞報，通過“私了”的非法手段解決。因此，受傷的工人雖然繳納了社會保險，其醫療費用和賠償卻依然得不到保障。用這種“私了”的違法手段處理工傷的現象在不同廠區都有出現。如此，工人的合法權益得不到維護，工人在出賣血汗的同時還要出賣自己的血肉。

系列之四：花季少女的哭泣——富士康的罪過與田玉的劫后余生

在深圳龍華人民醫院的白色病房里，躺著一個已經半身癱瘓的17歲花季少女——田玉。這個曾經愛笑、愛花的開朗女孩兒，在今年的3月17日，從龍華廠的宿舍四樓跳了下來。與其他十多個逝去的年輕生命相比，她是幸運的，她存活了下來。然而，她也是不幸的，因為年輕的她在無數次手術之后依然癱瘓，一生將在病床與輪椅上度過。這個涉世未深的孩子在富士康這個冰冷的集中營孤獨無望，在第一次發工資時由于工廠管理的問題領不到工資卡，不耐壓力，釀成了悲劇。悲劇發生之后，田玉的父親賣光了家里的家畜和田地，趕來照顧女兒。面對純樸老實的父親和痛苦無助的少女，富士康卻一直拖延賠償，甚至施加壓力，限制這對父女對外尋求幫助。從3月一直拖到中秋，在田父幾近絕望，向公眾發出求助信之時，這個龐大的帝國才拿出了區區18萬的賠償金，打發父女兩個回鄉。富士康愿意耗費千萬舉行“珍愛生命、關愛家人”的“誓師大會”，卻不愿救助一對無助的父女，足讓世人為之心寒。

系列之五：工會何在？——求助無門的富士康工人

在 1736位問卷調查受訪者中，近九成工人表示自己沒有參加工會，四成工人表示工廠沒有工會，大部分人不知道工會的職能，我們不禁要問，在工人面對種種問題之時，在他們的權益遭到侵害之時，富士康的工會何在？。在深入訪談中，受訪者表示：“沒聽說工會干的是什么”；“有問題反映了也沒用”；“他們和企業是一伙的”。在監督企業合法運營方面，工會也沒有起到任何積極作用。在探訪工傷和自殺幸存工友期間，我們沒有看到工會的影子，更不用說工會代表工人向富士康爭取工人的合法權益。

第二部分 揭露偽善的面目

一、富士康五大違法違規行為

富士康歷來以“自覺守法”的形象出現在公眾面前，然而通過調查我們發現，富士康實際上存在一系列違法違規行為。僅就調查結果來看，富士康已經嚴重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工傷保險條例》、《廣東省高等學校學生實習見習條例》等法律法規。

1、強制加班、超時加班——違反《勞動法》

根據《勞動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工廠每月加班時長累計不得超過36小時。然而，富士康工人的每月加班時間在發生“跳樓事件”之前超過100小時，“跳樓事件”后還保持在80小時以上，大大超過勞動法規定的最高限。名義上的“自愿”加班，實際是在每個月初要求工人簽署《自愿加班切結書》，可見是變相強制性加班。如果工人不簽署，整個月都喪失加班機會，并且會受到種種懲罰。

2、克扣加班費——違反《勞動法》

在跳樓事件之后，富士康嚴格規定每月加班時間按80小時計算工資，超出80小時的部分，不支付加班工資。有工人反映，在每天10小時工作時間內未完成生產定額的情況下，管理者會強迫整條生產線的工人義務加班。根據《勞動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的規定：用人單位“安排勞動者延長工作時間的，支付不低于工資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資報酬”，富士康的此種行為不僅違反了《勞動法》有關限制加班時間的規定，更克扣了工人應得的加班工資。

3、濫用學生工——違反《實習見習條例》

調查發現，在富士康的許多廠區均存在大量濫用學生工的情況，在某些車間，學生工使用率高到50%。如深圳龍華CMMSG事業群一個生產車間里2600人中有 700-1000為暑期學生工；根據昆山廠區外中介所述，暑假期間進廠打工的學生實習工為10000人，而整個廠區的員工數為60000人。廊坊工業區有 30000多員工，其中5000名以上為學生工。

對于年少的實習生與未成年工人，富士康也像普通工人一樣對待，每月加班超過八十小時，并且實行日夜班輪換制度，每三周或每月換一次班。根據《廣東省高等學校學生實習見習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五款規定：“學生周實習時間不得超過四十小時”，富士康這種強迫學生進行高強度加班的行為，已經嚴重地違反了條例規定。

4、漠視職業安全隱患——違反《勞動法》、《職業病防治法》

《勞動法》第五十四條規定“對從事有職業危害作業的勞動者應當定期進行健康檢查”。《職業病防治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對從事接觸職業病危害的作業的勞動者，用人單位應當按照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的規定組織上崗前、在崗期間和離崗時的職業健康檢查。”然而，據一位在富士康工作長達十六年的工人反映，他從事電鍍工作，長期接觸鉛、鎳、氰化物，氨氣等有毒有害物質，但在他工作期間，并未依規定進行定期職業健康檢查，僅做過兩次職業預防普檢，且未做血液重金屬項目檢測。富士康這種漠視職工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行為，嚴重違反了法律規定。

5、“私了”工傷事故——違反《工傷保險條例》

在工傷處理方面，生產車間里的三級管理人員聯合隱瞞工傷情況，并且強迫與工傷工人“私了”，導致工人賠償不足，無法得到工傷保險條例的保護。在醫院探訪中，多名工傷工人反映管理人員不允許他們進行工傷鑒定，他們需要墊付醫藥費，有的甚至因為無力墊付而導致傷情惡化，更不要說獲得法定的工傷賠償。

可見，富士康并非它所聲稱的那樣是個“守法”模范，而是明目張膽地逃避法定責任，侵害勞動者的基本權益。

二、富士康誤導公眾、欺騙工人

1、加薪是假的！

在“連環跳樓事件”之后，富士康宣稱6月份起工廠會為工人加薪30%。這一消息當時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甚至有經濟學家擔憂富士康的大幅加薪會影響其企業運營，也會對其他企業造成巨大壓力。

然而，以富士康加薪前1100元的基本月薪為基準，加薪后工人的基本工資僅為1200元，這與前者相比僅增加了9.1%。可見，加薪30%只是富士康為了應對公共危機、逃避輿論譴責，慌亂中下的虛假承諾。

此外，不少工人指出自己的實際月收入并沒有增加，以生產線的普工為例，五月份的工資在1800左右，加薪后，七月份工資約2000元，但同時，富士康取消了工人的年資津貼和季度獎等福利。工人也反映，加薪之后，生產排配明顯增加，工作壓力加大；另外，富士康在違反加班時長規定的情況下，還克扣了工人的加班費，如前所述，每月超過80小時加班時數的部分沒有支付加班費。許多工人批評這次漲薪是“明升暗降”。

2、名不副實的關愛中心

跳樓事件后，富士康火速成立了員工關愛中心，并且開通員工關愛熱線，但我們在調查中發現，這個關愛中心不但不能夠真正解決工人的需求，反而把工人的求助或投訴信息直接返回基層管理部門，侵犯了工人的隱私，給工人帶來巨大壓力。關愛中心設置的24小時通報機制，針對員工心理異常狀況，設立有獎通報熱線，然而這一“關愛”舉措事實上成為富士康排查“問題”工人的工具。一旦一個工人被“舉報”，這一信息很快會到達基層管理部門，由基層管理人員層層評定，轉交關愛中心處理跟進。工人只要比平常沉默一些，或是情緒化一些，就可能被“心理咨詢師”懷疑有心理問題，24小時之內就會被迫自動離職回家。因而，所謂“關愛中心”并非真的關心工人的身心健康，反而是富士康不顧工人權益、逃避責任的“有效工具”，杜絕一切“自殺隱患”，工人的一切都掌握在工廠的控制之中。

除此之外，一萬人的非自發性的反自殺“誓師大會”，究竟是出于對生命的尊重與熱愛，還是對工人的精神綁架？背誦郭臺銘“語錄”究竟是培養企業忠誠度還是引導工人個人崇拜？

第三部分 工人眼中真實的富士康

調查中我們發現，56.3%的受訪者到富士康工作都不滿半年，由此可見，它的人員流失速度之快、數量之大。盡管富士康在同類代工企業中工資福利是相對較好的，卻仍然留不住人，可見，富士康在經營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形成了一股推力，將工人向外“推”。

這種推力首先體現在生產車間里。日夜重復的勞動動作，極高的工作強度，使工人對工作沒有任何的新鮮感、成就感、主動感，只能感到十分的“枯燥”、“累”、 “不人性”……當我們問道“你覺得自己在工廠里是什么角色”的時候，答案讓我們心痛。我們心痛于工人境遇的悲慘，工人的絕望，還有工人的透徹。他們說： “我們比機器還要像機器”；“空調是用來給機器服務的”。工人在生產過程中處于所有勞動關系的最底端，他們的地位甚至低于沒有生命的機器。“工人是用來被機器損耗的”，這是一個工人對工人與機器關系的精辟概括；“我只是車間里的一粒灰塵”，這是組長線長們對無限次對工人訓話后，工人產生的自我“重新”認識。以上種種使得無力反抗的工人只能在日復一日的重復勞動中貶低自身的價值，消磨生命的意義感。

這種推力還隱藏在生活管理之中。在富士康工作，就不存在真正的休息，真正意義的生活。宿舍并不是工人得以生活的場所，而只是工廠政體的延伸。除了擁擠導致休息經常受到干擾，不少宿舍條件設備太差之外，宿舍管理非常嚴苛、無理：工人不得自己洗衣服，不得用吹風機吹頭發，夜晚11點前必須歸宿……違者都有重罰。在宿舍安排上，老鄉絕對不會被安排在相同的房間，一個車間的同事也絕不會住在同一間宿舍，這種原子化的管理方式，使得工人之間在生產之外的生活被完全割裂，工人除了孤獨，只能冷漠，這使得工人失去了人身自由與個人空間。

可見，這種肉體、空間、精神上極度壓抑的宿舍勞動體制把一個正常的工人逼到崩潰的邊緣、死亡的懸崖上。不少工人在受訪中用到“牢籠”、“監獄”這樣的詞匯形容他們眼中的富士康。然而，這是不是造成“跳樓事件”的全部原因呢？并不盡然。他們可以選擇離開富士康，盡管離開的手續不簡單。調查過程中，我們也遇到離開富士康，或者曾經離開過富士康的工人。很多工人在離開時都會很豪氣地大呼：“我把老板炒掉了！”；“老子終于離開富士康了！”。但是，離開的人仍然是難以找到發展前景的。事實上他們不少人在其他工廠干了幾個月，就又回到富士康；也有不少回家鄉創業的人，由于缺乏經濟基礎，創業無門，幾個月之后回到城市，其中有些又回到富士康。他們除了富士康，或是像富士康這樣的工廠，無路可去。

結語

在富士康調查時，每當我們提到“連環跳樓”事件，上到管理人員，下到普工，絕大多數被訪者的反應都異常冷靜。大部分人認為，自殺是個人的行為，與個人性格相關性最大，不一定是工廠造成的，并表示自己不可能這樣選擇。然而，在他們表述對工廠的管理制度與個人工作生活的感受時，幾乎所有的人都十分“不冷靜”地向我們傾訴。壓抑、枯燥、乏味、辛苦、忙碌、累、沒前途、無聊、無奈、空虛是他們對于富士康的描述中使用最多的詞匯。如果他們與自殺者絕非同類，他們的個人感受當中為何會有這些詞匯頻繁、密集的出現呢？

正如他們所形容的，富士康帝國改變了他們的性情，格式化了他們的頭腦，禁錮了他們的思維。盡管每個人抗壓能力、消解壓力方式不同，但是他們都被富士康改變了、改變著。“壓抑”、“累”、“空虛”構建了一個新時代工人集中營的精神面貌，囚籠般的生產和生活遮蔽了他們探視事件背后真相的雙眼，麻木了他們的同情心，減弱了他們自我保護的意識。

事實上，無論是死去的還是活著的富士康工人，都是掙扎著的同一類人。跳樓的人選擇用自己的血肉和生命來控訴；而活著的人則默默忍受著身體與精神的雙重勞役，甚至徘徊在精神死亡的邊緣，他們不知道是否只能向專橫的管理制度妥協，也不知道他們的未來在何處。

但是，沒有人應該這樣地犧牲，也沒有人應該默默地忍受。無論資本，還是體制，都沒有權力以剝奪工人的生命與尊嚴去實現所謂“合法”的“宏偉”目標。這樣的環境是應該改變，也是必須改變的。

自殺抑或他殺？自殺即是他殺。

作者：“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研組

2010年9月

聯系人：盧暉臨、郭于華、潘毅

高校師生團隊成員來自：

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

中國人民大學

中國政法大學

北京科技大學

南京大學

南京師范大學

南京農業大學

上海大學

中山大學

華南農業大學

暨南大學

廣州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臺灣大學

臺灣清華大學

臺灣中山大學

臺灣世新大學

臺灣東海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