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跳樓成秀，全社會旁觀上癮

司馬平邦

不得不關心著富士康員工跳樓的事件，因為，據說今年以來，已經有富士康企業6位員工跳樓了，

4月26日上午，又是一條短信打破寧靜，“你們等著收尸吧，第七條命案將出現”！“因為與妻子的感情糾葛，據《深圳晚報》報道，這日上午，一位文姓的富士康員工將這條短信發給其主管，稱自己要跳樓自殺，并向公司索要25萬巨款賠償，不過好在富士康員工及時多方尋找下，文先生終于沒有跳樓。

在心理咨詢師的幫助下，文先生心態慢慢從激烈趨于平靜。

《深圳晚報》的一篇相關報道這樣寫了此事：

在油松派出所駐富士康的一個警務區，記者獲悉：奇美電子—膠框制造課員工文某與制造二課員工呂某是一對夫妻。去年11月兩人同時入職，并隱瞞已婚事實，被分別安排在不同的宿舍。近來，文某懷疑呂某與一男同事關系曖昧，多次質問呂，呂不予理睬。于是文便向相關部門主管反映了這一情況，并于上上周五上午給其單位主管發送了一條手機短信：“你們騙我，我沒有見到要找的人，你們就等著收尸吧，第七條命案（相對于前六條富士康跳樓命案）將出現。”公司感到事態嚴重，便于上周五出面將雙方叫到一起調解，但呂當即表示不愿與文在一起生活，并要求離職，由于文當時并未表示異議，公司便批準了呂的離職請求。第二天，文也以此事“給公司和同事造成了麻煩，自己也沒有面子”為由，向主管提出將于1周后離職。

文某某的同事告訴記者，文此前多次聲稱呂某做了對不起他的事情，而他一直苦等呂某回心轉意。然而呂的離去最終將文的夢想徹底擊碎。

“臨走”索要巨額賠償

4月26日8時46分，文再次給其主管發來短信，稱“我不會再說什么……遺書寫了3份，后事做好了。12點以后就永別了！”

富士康得知文揚言將親自己制造“第七跳”的消息后，立即在公司各處尋找，在其宿舍床上找到了他親筆寫的《遺書》，文始終不接電話，在短信中也不回答所在位置，其主管便向警方報案。不料，文某不久后又發來短信，稱“你們是不是滿意了呂某要和我離婚……你們把她逼走，我是人財兩空……”“25萬，農行賬號（文的工資卡）公司有的，看不到錢我不在（再）談，等著收尸，時間1個小時，其余免談。”

富士康一邊與文進行短信談判，在穩定他的情緒的同時努力拖延時間，一邊發動安保力量在廠區內四處尋找文的下落。當天14時，在廠區Ｈ1棟5樓天臺附近找到了文某，并馬上將其帶回警務室。

《深圳晚報》記者因此專訪了對文某進行心理干預的心理咨詢師周麗娟，周麗娟說：“文的左眼明顯腫脹，據稱是被呂打的。”周麗娟告訴記者，“他明顯心理創傷十分嚴重，反復向我哭訴呂對不起他，呂的離去使他完全喪失了生活的信心。”

周麗娟告訴記者，文某家境貧寒，與同村的呂某結婚后育有一個3歲的兒子，但呂似乎并不喜歡和文在一起，嫌其“小氣、摳門兒”。為了躲避文某，呂在深圳多次辭工，而每次呂某找到新的工作后，文某某總會追蹤而至，想方設法和她進入同一家企業工作。從大浪、觀瀾再到富士康，近兩年他們就一起換過3次工作。

這次的危機，完全是由于文懷疑呂與某位男同事關系曖昧所引起。“至于他為什么要提出巨額索賠，是因為文某認為公司允許呂某離職后，他再也無法找到呂某，造成了他人財兩空的局面。

富士康的這“第七跳”終于以“安全著陸”收場。

若確如新聞中所說，文先生預先給富士康（他的主管）發過一條手機短信：“你們騙我，我沒有見到要找的人，你們就等著收尸吧，第七條命案將出現。”――此事若出在非富士康公司或者國外的公司，公司肯定會反過來起訴文某訛詐罪，不過我相信現在噤若寒蟬的富士康肯定是不敢的。

不管在文某的“第七跳”之前發生的那“六跳”到底是什么原因，至少在文某眼里，給富士康制造“第七跳”，也不管他的跳樓原因與公司有沒有關系，有多大關系，一定有“商業價值”，因為他知道現在全中國人都等著看這“第七跳”呢，他知道富士康公司怕著這“第七跳”呢。

經常看到媒體報道，某某城市出現一個跳樓者，站在高樓最高處，除了解救人員外，肯定會有一群圍觀的人，對他指指點點，甚至還經常有人起哄：

“他不敢跳！”

“有本事你真跳！”

“不跳別逞能！”

等等。

我倒覺得，經歷“前六跳”的富士康公司，現在就像那個站在最高處的跳樓者，而許許多多的社會人，尤其是一些無良媒體，像是站在樓下指指點點惟恐上面的人不跳的看客，回到本文標題的意思，“富士康跳樓成秀，全社會旁觀成癮”，富士康員工的跳樓從第一次到第六次，不管到底都是為了什么原因，但客觀上已經被媒體描述為一場可能連續演出的“跳樓秀”，與此同時，大家也都退居為一旁看客，好像第一次或者下一次跳下來的人他們只是在用生命表演，是富士康公司在表演，而其他人只有叫好和叫慘的權利與義務。

至少文先生因為個人家庭原因試圖憑“第七跳”向富士康公司訛詐25萬元的事例可以證明，經過之前大量的媒體炒作，他明白知道用不著自己的死是不是與富士康有關系，只要是“富士康第七跳”這件事成立，富士康公司一定怕得要死，一定會拎著錢袋來給他磕頭，求他，爺爺，你別跳了。

也許，媒體在報道富士康員工跳樓事件之初時的動機還是客觀公正的，但到現在，到文先生醞釀這“第七跳”的時候，大量的媒體炒作已經蒸騰出另一種結果，就如那群看客的心理一樣。

我們有沒有想過，富士康的6次員工跳樓，其實并不只是富士康一家公司的6次跳樓，而是中國全社會的6次跳樓呢？――至少我在之前的媒體報道里沒有看到這樣的思路，沒有媒體以切入者的角度報道富士康的“六跳”，而絕大多數都是站在旁觀者的角度“客觀”關注事態的發生，甚至是抱著期待更大刺激事件發生的心態等待“第七跳”于什么時間什么地點由哪位富士康員工制造出來。

昨天，《北京青年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學開講生活教育課，能否遏制員工輕生？》的報道，看了讓人嚇一跳，現在，在中國，企業員工跳樓事件其實并不是富士康公司一家獨有，就在一年前的2009年5月2日，愛立信北方區網絡技術咨詢服務張姓經理，從公司辦公樓跳樓身亡；5月7日，負責北京聯通二區分公司基站建設的新員工石軍跳樓自殺。

而我亦從其它的報道得知，其實跳樓事件也亦非那些大企業的員工們獨有，大學生跳樓、老師跳樓、官員跳樓事件其實早就一件接一件，《北京青年報》的那篇報道還說，據中國社會調查所的一項調查顯示，26.5%的受訪大學生有過自殺的想法。而另一項確切的統計是，2008年，僅教育部直屬高校就發生63起大學生自殺事件，達到歷史頂峰，其中北京為23起。有關數據表明，自殺已經取代突發疾病和交通意外成為大學生意外死亡的第一大原因。

在此之前，經媒體渲染，富士康員工的跳樓原因更多被指向這家被稱為“血汗工廠”對員工的工作壓力，對員工生理及心理承受能力的無度剝削，但至少北青報的這篇報道可以證明，跳樓自殺現在已經成為一種普遍存在于社會中的負責現像，那些沒有機會被“血汗工廠”剝削壓迫的人一樣會跳樓。

但為什么我們的媒體偏偏只關心富士康，只為從富士康的樓上跳下來的員工一個一個計數，“第一個”、“第二個”……“第六個”呢？

據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公布的一組數據顯示，目前中國自殺人數占世界自殺人數的1/4，每年有超過25萬人自殺，平均每兩分鐘就有1人自殺死亡、8人自殺未遂。有精神障礙者、有夫妻矛盾者和經濟困難者是最容易自殺的三大人群。國內一項權威的專項調查結果顯示，“人際關系太復雜”和“家庭情感等問題多”，居然占到了驚人的57%。

或者，媒體本著看富士康熱鬧、甚至是對這家世界五百強企業進行所謂的新聞訛詐的動機，最終又變向成為推動富士康員工跳樓人數增加的重要原因，至少在文先生這件事上如此，如果沒有之前媒體在報道富士康員工跳樓事件時將更多的原因指向公司而不是如上述的目前中國自殺率上升的大背景，哪里還有文先生不但敢跳，還敢于以此向公司要挾25萬的事實呢？

不管富士康公司發生過多少宗跳樓事件，它終歸也不只是這一家企業的事，防止它也不只是這一家企業能完全承包的，某家公司的員工跳樓，公司之外的人通過媒體報道都變成了這些跳樓事件的看客，而這種看客視角和看客心理大多來自媒體的無良誤導。

雖然文先生的“第七跳”終于沒有上演，富士康公司看來可以長出一口氣了，但預防未來“第七跳”、“第八跳”的絕大部分權力其實并不掌握在富士康公司自己手里，而在相關媒體與社會人群的把柄中。

2008年中，上海上演過楊佳暴力襲警，事件之后，楊佳被《南方周末》等媒體過分渲染成挺身反抗社會不公的英雄，這貌似合理災實則狹隘的媒體傳播也正誤導了之后更多的與楊佳殺人原因類似或根本不一樣的暴力事件，我們的媒體天天張揚的“客觀性”經過這些事件的檢驗被證明它根本就是一種沒有任何責任心的“旁觀性”罷了。

中國每年有25萬人自殺死亡，富士康死了6人，媒體能解釋這25萬中除了這6人以外的其他人都是什么原因死亡的嗎？媒體能夠說清這6人的自殺原因與其它人的自殺原因就一點兒關系都沒有嗎？

什么時候，我們認識到富士康公司的“第七跳”不是富士康公司一家的慘劇了，我相信這樣的悲劇才可能會被遏止。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