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和北京的領導相繼在今年的全國兩會（政協和人大會議）上公布計劃建設有“過渡房”性質的公租房，以確保在房價高漲的背景下，老百姓能圓住房夢。在這同時，很多代表委員也呼吁盡快制定《住房保障法》，進行“二次房改”，讓經歷土地革命的中國社會主義社會，回歸到人人有住房的住房制度。 　　

　　1998年房改前，中國實行福利分房制度，城市居民住房問題基本由政府保障。然而，這個體制卻出現供應不足的問題。因此，1998年國務院下發《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決定停止住房實物分配，逐步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并建立職工住房補貼制度，完善住房公積金制度。

　　由此起，商品房成為解決城市居民住房的主渠道。然而，這樣的體制換來的是另一種極端，富人越買越好，投機者越來越多，炒地皮、炒房產，正常收入老百姓買不起房。

　　2007年國務院下發《關于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干意見》，以嘗試對一部分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實行保障住房制度，但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等政策性保障住房目前只占全市場的10%至20%左右，遠遠不能滿足中低收入人群的需求，老百姓住房難的問題更為嚴峻。

　　此外，全市場化的住房體制也使很多地方政府開始靠賣地作為重要的甚至是絕大多數的財政收入來源，使得由政府掏錢建造，又得失去賣地收入的保障性住房的建設一直受打壓。

　　重慶社會科學院企業研究所所長王秀模接受本報訪問時說：“目前的保障性住宅面對缺地、缺政策和缺錢的問題，讓政府拋棄‘土地財政’，才有望解決百姓的住房問題。但是，這主要通過二次房改才能達成。”

據媒體報道，加快《住房保障法》立法的議案已被列為正式議案。學者認為，二次房改須否定目前的全面市場化住房制度，并形成一個能促進多層次良性發展的住房供應體系，讓低端有保障，中端買得起，高端有選擇。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與產業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閻雨告訴本報：“二次房改的核心內容就是要確立住房是準公共產品，基本方向就是由政府主導提供房屋住房服務。在這樣的基礎上，二次房改形成的住房制度基本框架可以概括為‘三種住房制度，三類供地方式，三支隊伍參與’（三三制）。”

　　三種住房制度指的是，針對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性住房制度、針對中等收入家庭的公共住房和公共租賃住房制度以及針對高收入家庭的商品住房體制。而相應的三類供地方式也分別為，政府劃撥方式供地、“四定兩競”招標用地和商品房的“招拍掛”方式供地。

　　“四定兩競”指的是公共住房實行定地價、定建房標準、定稅費率、定5%利潤率，競房價、競建設方案。三支隊伍參與則是讓政府、民間非營利公益性建房機構、建筑開發商共同參與。

　　由于公租房屬于公共住房中的一種具體形式，根本目的是為了解決中低階層的住房問題，閻雨認為，公租房是二次房改實現的一個必要條件和方式，在服務范圍、土地供應、開發建設方案、分配方式方面更具有創新性，能提高住房市場的效率。這是近幾年來建設的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所缺乏的。廉租房覆蓋面偏窄，不足以滿足住房需求，而經濟適用房領域存在的尋租和資源錯配，招致腐敗和不公平等諸多詬病。比如深圳市的經濟適用房停車庫里，最近就爆出停著相當一部分20萬元以上的車輛，其中不乏寶馬、奔馳、奧迪、富豪、凌志等名車。

　　為了讓公租房不重蹈覆轍，閻雨提出，當地政府必須解決好資金籌措和嚴格落實政策實施問題。目前，中國各地區不同程度地出現了資金不足影響廉租房建設的問題，而公共租賃房是否獲妥善管理，將決定其保值、增值和安全使用。

　　在解決資金問題方面，他建議，政府可以和發展商攜手蓋出高質量的公共租賃房，由政府嚴格監管房屋建筑過程。

　　他說：“畢竟這類房屋的建設也是展現企業社會責任的一種途徑，使企業無形資產增加。”

　　此外，他也建議突破戶籍制度的限制。目前，在很多城市，本地戶口成了享受保障性住房的必要條件。這種政策把一部分剛畢業的大學生、新生代農民工等“外來戶”擋在保障房體系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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