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后，尊嚴這個詞就躍然于每個可以宣傳的角落，為什么要提這個詞，是因為當下多數人已經沒有尊嚴了，重提尊嚴二字的目的只是為了促進分配的公平、公正，縮小貧富差距，不讓收入決定的差異產生身份歧視。

改革開放來，我們用收稅、房價、糧價三個手段提高了GDP的增長速度，用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分配方式發展出一批富人，最近十余年用每年3.2%的城市化率速度來發展高房價，消滅了無數中產，也放任投機造就了無數富翁，10%的富裕家庭擁有50%的城市固定資產，0.4%的家庭擁有70%的社會財富，財富出現過度集中化趨勢，使得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下降到35%，展示出不可改變的民窮現狀。

我們無法否認，民窮的根源是對糧價、稅收和房價三項調控的結果，在石油、通信等行業被壟斷的前提下，民營企業稅費高達40%，稅費嚴重擠壓了企業利益分配，造成工人收入低下的事實，人均收入中又有7成最終要流入政府，導致居民消費力在政府平均每年向市場增加17%左右貨幣造成物價上漲情況下，連續下降，城鎮居民收入增長速度低于真實通脹系數，就繼續調控糧價來保障城市居民生活，于是又出現了農民收入偏低現象。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貧富差距拉大，在富人與窮人的收入與資產對比下，窮人的尊嚴就逐漸消失，這個尊嚴的喪失就是社會財富分配模式中公平，正義的喪失，同時也與腐敗有關。

在此前數十年忽略農民生存問題后，近十年為改善二元社會結構，為了穩定和加快經濟發展，我們不斷加強城市化建設，加快城市化率，讓更多的農民涌入城市，于是農民進城后的就業和生存與保障問題又凸現出來，依照當前的二元經濟模式，人的社會保障待遇是隨戶籍而差異，農民進城后沒有戶籍就沒有城市保障，無論在城市的貢獻有多大，都被稱之為農民工，從收入到福利都無法享受到城市居民的待遇，同時也因為企業為了壓低成本盡量使用無需承擔保障的農民工，農民工的低收入就業觀導致城市居民失業率增長，造成就業壓力，出現人口紅利，因此維系了近十年出口導向型經濟的發展，可見，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最大的貢獻者是農民和一系列連鎖反應下造就的窮人。

當這群人因為收入低下而無法承受物價時，就會出現用工荒，年初長三角、珠三角的用工荒都來源于此，在許多企業近十年沒有提高勞動者報酬的情況下，中國有26%的勞動者十年沒有漲過工資。而這十年政府為了刺激經濟增長，在不斷加強流動性的情況下，貨幣貶值了5倍以上，這26%勞動者收入同等于下降了5倍，其他人群的收入雖然提高，但受限于低收入群體的調配關系的存在，收入增長也相當有限。

改革開放來，城市人口從改革開放初期的1.9億，提高到今天的6.2億，平均每十年被城市化人群都增加2億以上，從98年房改后，房價在連續四年保持3%的上漲速度后，在03年房地產被確認為支柱產業，政府拋棄經濟適用房與保障性住房建設后，受政策刺激以及房地產投機需求推動，房價從03年-09年在商品房市場化的環境下上漲了90%，其中部分大中城市商品住房價格十年來上漲五倍以上，部分沿海和一線城市上漲十倍以上，形成了今天的高房價。

在二元社會結構導致農民與被城市化大學生因戶籍制度無法享受到城市保障的情況下，多數被城市化人群想要在城市生存就需要得到城市保障，在多數城市戶籍與住房掛鉤的制度下，被城市化人群的社會保障就被排斥在城市之外，所以出現了大批房奴，這群房奴買的根本不是房，而是城市戶籍，當然在個別城市買了房也并不等于能夠擁有戶籍，但是這些城市無論從醫療、教育、文化等各方面資源上都過于集中，是年輕人謀求生存發展的最佳城市，因此凈流入人群與房奴的數量也會更高，這些城市的房奴買房為的也是將來有一天戶籍制度可以放開，能夠享受到包括醫療、教育、就業等在內的城市保障，達到更好的生活。

坊間紛紛議論被城市化人群買房是為了面子，從以上角度可見，這個面子的附加值才是被城市化人群買房的根源，也正因為這群人要買房是因為生存需要，所以這群人買房不是為了面子和那所謂的尊嚴，他們需要的只是公平，如果說買房就是為了買尊嚴，那么他們買房的目的就是買公平，因為沒有公平的社會制度下，就沒有窮人的尊嚴。所以無論如何，我們決不能將買房與尊嚴掛在一起，以此來挑弄被城市化人群買不起房的那根痛楚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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