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業稅的博弈與“黃牛黨”　　

在國家產生的同時，必然出現保證國家實現其職能的財政。我國古代最早出現的財政開支征收方式是“進貢”，即臣民將物品獻給君王，據說起源于夏朝。當時，臣民必須履行這一義務，但進貢的數量、時間并不確定，所以，“貢”是稅的雛形。后來出現“賦”。“賦”原指軍賦，原于國家為了戰爭，向民眾征集的軍役、糧食和軍用品。后來，國家征集的不僅限于軍賦，還包括用于國家其他方面的開支。古代政府對關口、集市、山地、水面等征集的收入也統稱“賦”。所以，“賦”已具備了“稅”的涵義。有歷史典籍可查的直接征稅，始于公元前594年（魯宣公十五年），魯國實行“初稅畝”，按平均產量對土地征稅。后來，“賦”和“稅”并用，統稱賦稅。　　

從經濟學角度分析，稅對于國家來說是財政收入的必要來源，對于民眾來說是投資的成本項目。　　

近來關于擬開征物業稅的兩會提案，引起了不同的社會群體沸沸揚揚的爭論。在政協的各項提案之中，關于房地產市場的提案居多，物業稅征收問題成為民眾關注的焦點。　　

設贊成者為“正方”，他們認為，開征物業稅，對二套以上（含二套）或者高檔商品住宅征收，是從根本上遏制高房價的手段之一。炒房的富人油水喝足，為什么不讓他們喝幾口涼水？　　

設反對者為“反方”，他們認為，附著在房地產上的稅費重重疊疊，只會加重購房者的負擔，根本不會起到抑制房價的作用。甚至說購房者已經不堪重負，為什么還要再被榨取？　　

反方人士還提出：開發商繳付的土地出讓金實際上是向政府一次性繳清了70年的土地使用租金，這部分費用已經轉嫁到購房者身上。購房者為什么還要支付物業稅呢？　　

在我看來。買房子好比找老婆，我國實行一夫一妻制，找一個老婆是合法夫妻，應該有法律保障和政策優惠。可是，當今社會，包二奶、三奶的現象累見不鮮，這便形成實際上的“一夫多妻”，同時又逃避了法律的制裁。如果能有一種方法，對“包二奶”加重“稅收”成本，讓他們感到有壓力，“不堪重負”，這應該是天大的好事。　　

反方也許認為，多套住房與多個老婆不可比，前者合法，后者不合法。其實，法律并不是萬能的，不合法的包二奶在神州大地比比皆是，豈是法律所能制止？多套住房雖然合法，但對于一套住房都買不起的貧困大眾來說，顯然是憑借財力的強勢，搶占了更多的房產資源，對于貧窮者必然有“擠出效應”。資源有限誰先得？這是個非常簡單計算題，小學生都能算得出。　　

至于土地出讓金轉嫁到購房者身上是不爭的事實，但土地出讓金是購置成本，而物業稅是使用成本，二者不是一回事。就像購買土地你必須付出成本，但土地閑置不用或用于商業也應該付出成本。所以，即使減免土地出讓金也應該是首套房產，而不是多余房產。　　

那么，怎樣才能讓多套住房者讓出多余的房產呢？那就是必須加重他們多余房產的持有成本，最好讓他們“不堪重負”。讓持有多余房產的由于“不堪重負”而拋出多余的房產，就類似于讓“包二奶、三奶”的放棄不合理的姘居，這顯然不會妨礙合法的“一夫一妻”，更不會讓找不到老婆的“光棍”失去更多的機會。　　

可見，物業稅首先是普通人與富人的博弈。　　

有多套房產的所有者，如果因為物業稅“不堪重負”而賣房，其效果是需求減少，供應增加，房價的下跌是必然的。因為物業稅的實行并不會影響首套房需求者的增減，而必然減少多套房的需求，所以總需求是減少的；由于“不堪重負”的多套房持有者會減少持有，賣出部分房產，所以總供應會增加。房價因此會受到控制，這在經濟學是基本常識，一些所謂經濟學家合唱什么物業稅“只會抬升房價，而不會壓抑房價”，那不是無知便是別有用心。可是，政府有什么理由不出臺“物業稅”呢？　　

據知名專家透露，有政府官員擔心物業稅會使富人財富轉移到國外，造成我國稅源損失。該專家設問：中國的房子多在誰的手里？除了富人，恐怕就是官員。有許多官員，收入不高，房子數套，其中緣由不說也清楚。明眼人一看就知，所謂物業稅會使富人財富轉移到國外之說，不過是廉價的借口。西方國家早就有房產稅或不動產稅，而且不管一套多套，照收不誤，只是名稱不同而已，難道你買他的房產就可免稅？看來，物業稅的出臺，其間也有“政府”與“官員”的博弈。有人可能有疑問，政府怎么會與官員博弈，政府不就是官員掌控嗎？其實這疑問是有問題的，因為政府代表的是民眾，“三個代表”嗎！而官員這里是指他們個人，何況，歷來官員并非清一色。所以，這里“政府”與“官員”的博弈，實質上是廣大民眾與部分官員的博弈。　　

據悉，地方政府也不愿征收物業稅。是因為征收了物業稅有礙推高地價，有可能斷了地方政府的財路。其實一般人會認為“堤外損失堤內補”，這十幾年地方政府賣地也該賣得差不多了，該賺的錢也賺得差不多了，物業稅難道還抵不上將來賣地的收入？　　

可是，這里有個私密之處，一般人尚不知情。那就是稅收必須政務公開，而賣地收入可以掩人耳目。中央政府關懷廣大民眾，倡導“物業稅”，可地方政府為之頭痛不已。看來，物業稅的出臺，其間更有“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博弈。　　

春節期間去南京，坐了一趟火車，便由火車的座位聯想到物業稅問題。春運期間，火車座位的增加是有限的，如何盡可能讓農民工返鄉過年和回城務工，這當然是春運期間鐵道管理的大事。假設車票數量不變，農民工流動人數不變，如何才能更好的保證農民工買到車票呢？車站管理中有效控制“黃牛黨”倒賣車票應該是必不可少的一件事。“黃牛黨”是上海灘的特色已有兩個世紀的發展史了，它被定義為“恃關系或勢力，采購物資及票務憑證后高價出售以圖利”。“黃牛黨”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導致了春運期間的“買票難”。　　

其實，炒房族與“黃牛黨”在一定程度上有類似之處。“黃牛黨”炒的是票，炒房族炒的是房，都是采購某樣東西或憑證后高價出售以圖利，有如“黃牛群之騷然”。　　

目前神州大地正在面臨城市化的“春運”，農民進城安家落戶成為大勢所趨，房地產便成為城市化的有效票證。如果政府不象打擊“黃牛黨”一樣，出臺控制炒房的有效政策，損害的將是民族發展的大業。　　

尚且，房產不像票證，其有形且很大，不可移動，無法隱藏，以現代技術即便在衛星上也可發現，不像票證那樣攜帶方便，容易隱藏，所以控制多套住房，在技術上比打擊“黃牛黨”容易得多。這件事不在于政府能不能做，而在于利益團體博弈的結果。　　

　　
2010.3.8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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