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童話：春運票價不上浮

余斌

摘自《經濟學的童話》東方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

經濟學家反對價格管制的理由是價格扭曲、資源配置低效。但是，當供給者在沒有管制的情況下主動不漲價時，比如鐵路部門主動地在春運期間不上浮票價時，他們也要跳出來反對。

吳敬璉在2007年全國政協十屆五次會議上認為[1]，當年春運火車票價沒有上浮造成了三個有害結果：一、許多人連夜排隊買不著票，排隊成本增高；二、黃牛黨橫行，票價高漲，更多人難以負擔；三、權力凸顯，“批條子”的現象嚴重。他還聲稱，作為一個學術觀點，多數經濟學家并不贊成春運票價不上浮的辦法，因為這一做法不符合市場經濟原理，可能造成價格扭曲、資源配置低效，使我們意圖得到好處的人，并未得到好處。他提出，如果打工者在過年回家的問題上確有困難，我們可以采取其他方法，例如對全體打工者補貼，更加實際。

但是，吳敬璉所提到的三個有害結果的現象，在以往春運火車票價上浮期間同樣存在。這是因為，對于中國的打工者來說，春運火車票是比牛奶更必需的消費品，票價上浮也不能不買。要想不扭曲價格，就必須使價格上漲到使絕大多數打工者坐不起火車的地步才行。而如果等票價上浮到如此高的程度后再來對打工者補貼到使他們能夠坐得起火車，那么，要么票價繼續上浮到補貼之后打工者也坐不起火車，使補貼純粹成為扭曲價格的昂貴行為；要么一邊補貼，一邊限制票價繼續上浮，從而吳敬璉所謂的三個有害結果不僅一個都不會少，反而給財政增加了嚴重的補貼負擔。

張五常也反對價格管制，“價格管制是干擾了收入權，在某種程度上會導致租值消散。選用非價格的準則——例如排隊輪購的基本原因，是價格管制促成了非私產的效果。”[2]

他的依據是，“70年代初期，美國政府大事推行石油價格管制，動員達5萬人！汽油站供不應求，排隊輪購動不動要一兩小時。懂得門路的顧客，把汽車交給汽油站做小‘修理’，修理后油箱是滿滿的。

第二次大戰之后，紐約市的樓宇有租金管制，引起了key money的盛行，以致這一詞入了字典！租金被管在市租之下，業主出租時以奇高之價把公寓的鑰匙作為入伙權賣給租客，因而得名。戰前香港租管，業主更富想像力。他們發明了‘鞋金’，說是因為找尋和服務租客，行來行去，鞋子行破了，要以奇高之價買新的。戰后香港的樓宇租管，以‘鞋金’買入伙權怎樣夸張也不夠高，業主就收取‘建筑費’。這是要租客支付樓宇建造的局部或全部甚或高于全部的費用了。

香港昔日因為租管而產生的‘鞋金’與‘建筑費’的合法問題，我曾請教一位租務法庭的法官朋友。他回應道：‘這類收費法律無從禁止。買入伙權，租客自愿出數萬元向業主買一張殘破椅子，法律管不著。租客要簽了租約，搬進了樓宇，租管法例才能生效。’”[3]

但是，今天中國大陸的水電煤氣的供應也大都實行的是價格管制，為何沒有排隊輪購的現象？可見，美國當年排隊加油與中國春運排隊買票一樣，是另有其它原因而不是出于價格管制。

關于某種壟斷性供給的分析，西方經濟學是比較粗糙的，主要是認為壟斷企業會減少可以供應的數量來增加自己的利潤（或租值）。

其實，壟斷的情況還可以細分。有些壟斷比如一般情況下的水電煤氣的供應有著充足的生產能力，有些壟斷比如香港的租屋則純粹是出于供給有限。對于前者，政府的價格管制的確消散了壟斷企業的一些租值。但只要政府管制的價格高于企業的（邊際）生產成本，按照西方經濟學的理論，企業仍然會盡量供應滿足市場的需要，從而這種價格管制反而能夠達到促使企業增加供應的效果。對于后者，除非政府征用所有資源如規定房屋只能按管制價格出租給政府，再由政府按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進行出租分配，或者政府能夠在短時間內大量供應房屋以供出租，否則，在私產制度下，價格管制是不可能有什么效果的。

有意思的是，在這里，香港的法官并不禁止租客自愿出數萬元向業主買一張殘破椅子，但香港的廉政公署一定禁止一個商人自愿出數萬元向與其業務有關的香港官員買一張殘破椅子。實際上，這里不存在法律管得著管不著的問題，它只不過表明西方的三權分立，并非相互監督相互制約的完善的制度設計。

恩格斯在談到英國從1857年起授權地方當局封閉一切危害健康和有倒塌危險的住房的情況時，指出，“如果薩克斯先生以為，一個議會法令只要獲得法律效力就能立即真正實施，那他就大錯特錯了。……幾乎在任何地方，不衛生的和有倒塌危險的房屋的房主，在市政委員會中都直接或間接地擁有強有力的代表。……因此，很明顯，這個法律幾乎到處都受到地方當局的強烈反抗，而直到現在還只是在群情激憤的場合才被采用，并且多半還是在已經爆發了流行病以后才被采用……英國每屆自由主義政府所奉行的原則，都只是迫于極端必要才提出社會改革法案，至于已經存在的法律只要有可能就根本不去執行。”[4]

實際上，三權分立，只是三權互不買賬、各行其是的制度設計。其中的要害尤其是以“獨立”的司法對抗立法機構在立法方面被迫對廣大民意的讓步，以便維護少數富人利益。

回到國內的春運問題。2001年春節后，筆者從武漢回北京。當時，筆者沒有能夠在火車站和代理售票點提前買到硬臥車票。代理售票點的人建議筆者開車前兩小時再去買票，因為有時突然會有大量的票賣。筆者將信將疑，就托人另外買了票。每張票加價80元，不到原票價的三分之一。上車后，筆者意外的發現，車廂里只有三成左右的乘客。難怪代理售票點的人說，有時在春運的繁忙時節竟有整列空車白跑的怪現象。

筆者禁不住替黃牛黨測算了一下收益。按50%的退票費計算，如果這個車廂的全部車票都在黃牛黨手里，那么黃牛黨要想不虧本，就必須每張票加價一倍，但實際上，黃牛黨的加價一般不超過50%。顯然，黃牛黨是不可能長期做此虧本買賣的。那么，就只有一種可能，即空著的車位的票是按沒有售出處理的，盡管各售票點的計算機系統早就顯示沒有票出售了。這也是開車前突然又有一些未出售的票再次出現在售票系統的原因。原來，真正的黃牛黨是不存在任何退票費的負擔的。

顯然，要想解決吳敬璉提出的三個有害結果的問題，除了增加春節期間的客運車次外，還得實現電子票務監管，一旦窗口無票可售，財政部門就全額收取該次火車票的銷售收入，并嚴格執行50%的退票費制度，同時像購飛機票一樣，推行實名購票制，至少要在臥鋪車廂實行。

只有這樣，而不是放任票價上浮，才有可能消除春運列車上不該出現的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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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吳敬璉：春運票價不上浮不符市場規律》http://news.sina.com.cn/c/2007-03-05/031012427611.shtml

[2] 張五常：《經濟解釋：制度的選擇》（卷3），香港：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29頁。

[3] 張五常：《經濟解釋：供應的行為》（卷2），香港：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293頁至第294頁。

[4]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8頁至第189頁。

吳敬璉對火車票應漲價為何不悔

2010-02-21  東北新聞網

　　三年前(2007年3月初)在全國政協的分組討論上，全國政協委員、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關于春運不漲價不符合市場經濟原理的言論一石激起千層浪，立刻受到網友炮轟。三周年后，這位著名經濟學家死不改悔，仍然堅持這一觀點。

　　近日，吳敬璉先生在回答廣州日報記者提問時說，鐵道部表示，因為不漲價，農民工享受到了20多個億的實惠，那么民工有享受到嗎?我的意思是，漲價后，將這20多個億發給民工，不管是回家還是不回家。而春運不漲價，我們的民工是否有享受到實惠?因為這樣，催生了一大批黃牛黨，民工到手的車票價格遠遠要高得多(2月10日《廣州日報》)。

　　其實，吳敬璉先生的想法出發點不錯，但卻很天真。春運一票難求的主要原因是，總需求遠遠大于總供給。總供給剛性不足是主要原因。而在鐵路國家壟斷經營情況下，按照市場規律辦事，利用價格變動來促使總需求增加是不現實的。市場規律和價格杠桿在鐵路壟斷經營情況下已經失去了基本功能。況且，提高鐵路運能不像一般商品那樣只需要很短周期，鐵路運能的提高需要很長時間。在這種情況下，提高春運火車票價只能增加農民工低收入者的經濟負擔。

　　提高春運火車票價格也消除不了黃牛黨。因為，無論火車票價格提多高，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差額并沒有變化，黃牛黨可能在高的票價上再加價。只有加強管理，加大打擊黃牛黨的力度，特別是打擊鐵路內部人員與黃牛黨勾結的現象，才能減輕這一問題。同時，加快鐵路客運專線建設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京津、武廣和鄭西高鐵開通后，這些線路運輸緊張的情況已經大大緩解，黃牛黨也失去了市場。吳敬璉先生說，提高票價后，給農民工以回家購票價格補貼。這個想法更加天真。國家拿出錢可以，但是如何補貼、如何發放，補貼范圍多大?這在技術操作上難度相當大。很可能出現因為補貼不公而意見更大，還可能出現農民工既拿不到補貼，火車票又漲價了的情況。請吳先生切記，你這個“點子”運作成本更高，有可能使政府給予農民工等非常容易操作的好政策變的更加復雜化。

　　中國目前有這樣一個非常不好的現象，那就是許多專家愛出風頭、愛放炮，而放出的這些“炮”，往往是信口開河的，往往與現實差距非常之大。主要原因是根本沒有到“當事者”中間、到現實中間、到人民群眾之間去做深入的調查研究，而是坐在辦公室里杜撰空想出來的東西。無論你是多么著名的經濟學家、學者以及其他專家，只要你脫離實際，脫離人民群眾，你的觀點必將受到群眾炮轟。

　　因此，可以說雖然吳敬璉先生一再堅持自己的觀點，但并沒有因為時間一晃三年過去而驗證你的觀點正確和受到群眾贊成和歡迎。吳敬璉先生應再次反思。
(東北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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