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經濟學家，倡導新自由主義和極端市場經濟，主張“小政府、大社會”，同時還辦起了“慈善事業”，興辦了富平家政服務培訓學校、服務中心，并在山西呂梁臨縣農村搞了小額貸款等項目，并做了一些支持大學生就業的項目。這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茅于軾先生。　　

以下引用茅于軾先生的話，大部分來源于茅于軾《中國改革的制度觀》。　　

文化的人、素質不高的人是不可能擔負起這個責任的。反智主義的做法會把社會引向混亂甚至是崩潰的邊緣。但是精英必須要考慮整個國家、整個社會的利益，而不能只考慮自己的利益。要讓精英為整個國家、社會的利益考慮，同樣需要一套好的制度設計，這個制度就是民主。”　　

 他認為我們應該“繼續堅持改革下去，取消特權，而不是取消市場，因為我們找不到比這更好的辦法。”　　

他反對特權，但是同時卻又說：“貪污5000億不是大事，我們國家一年被貪污的錢頂多是5000個億，而全部生產是20萬億，5000億只占了百分之二點幾，所以這么一看，貪污不是一個很大的事。”　　

茅于軾先生非常講“人權”。因為他在文革時候被造反派紅衛兵整了，所以他說“少數人的利益要服從多數人的利益，意思是少數人應該為多數人犧牲。這是錯誤的，沒有道理的。”慈悲的茅于軾先生也看到了廣大老百姓的苦難和問題，所以他說“好的制度是平等保護所有人基本權利的制度。”　　

茅于軾先生反對打倒資產階級，他說“如果我們沒有齊步變富的辦法，只好先讓一部分人致富。我們正在走上這條路。如果我們見到富人就想打倒，其結果就是又回到窮人國的狀況去。我相信這不符合絕大多數人的愿望。”　　

他提倡“好的制度是平等保護所有人基本權利的制度。”“唯一的辦法是富人窮人同樣保護。這就是人權。”　　

可是茅于軾先生在怎么保護無產者和窮人的利益的呢？茅于軾先生不是反對大眾民主、人民民主，提倡精英民主嗎？提倡像茅于軾自己那樣的精英來治國的嗎？　　

但是茅于軾先生確確實實非常愿意為廣大老百姓考慮實際的問題。他說“解決貧困問題的根本出路是更多的財富創造和合理的財富分配。其他的想法只是忙中添亂，解決不了根本問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是人與人的平等,人人都能得到同樣的保護。就目前的情況而言，就是為富人說話，為窮人做事。”　　

可是茅于軾先生又是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呢？怎么實現人人平等的呢？茅于軾先生是怎么解決更多的財富創造和合理的財富分配的呢？　　

茅于軾先生說“ 還有許多表面上幫助窮人，其后果損害窮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如要求小額貸款低利息、設定很高的最低工資標準、要求大學降低學費、制造富人搭窮人便車的政策，讓窮人上當受騙。”　　

為了維護老百姓的利益，茅于軾先生又說“ 經濟適用房是席卷全國的最大的腐敗。”“房價是被買房者自己抬高的。”“我主張廉租房應該是沒有廁所的，只有公共廁所。”　　

很多人會非常疑惑，那么茅于軾先生是怎么維護老百姓的利益呢？且看茅于軾先生怎么說的“光為窮人說話是不夠的。他們需要的是踏踏實實的做事。要幫助他們的孩子能夠上學，有病時有錢看病，搞生產時有錢買化肥農具，或能進城打工，碰到個別老板欺侮時有人幫他們維權。這些事一部分有政府在做，但是遠遠不夠，需要民間參與。而且是自我犧牲式的參與，不計報酬，不計名利，一心為窮人著想。可是這樣的人還遠遠不夠。”　　

茅于軾先生真是崇高、真是偉大，自我犧牲，不計報酬，不計名利，一心為窮人著想。他現在開始做自己的慈善事業了，他開辦了富平學校。　　

正是他們的經濟改革和主導的中國外貿經濟結構造就了中國的世界加工廠地位，使得中國沒有研發產業，所以大學生出來之后沒有與其相符合的高技術工作。畢業即失業，所以茅于軾先生開辦了一些支持貧困大學生的項目。　　

正是他們的經濟改革造就了目前的東中部不均衡發展，造成了城鄉的兩極分化，造成了農民沒有大農場及其農業相關產業和鄉鎮集體企業，所以他們開展了非常動聽的“城市新移民（農民工）發展項目”，培養年輕的農村女性去城市做家政工。因為是慈善項目，所以不到一個月的培訓收取幾百塊的費用（就其價格而言，與其他非慈善機構不分伯仲）。若是找工作，再由富平家政中心充當中介。雇主支付的中介費通常為是雇員一個月的工資，為了節省成本，雇主自然傾向于盡量壓低工資。　　

正是他們的經濟改革——分田單干造成了目前的沒有實力的小農經濟，因為農業成本高，產品價格低，又容易受市場沖擊，農業生產很艱難。小農戶的單干，就等于是把小農直接扔進資本競爭市場的汪洋大海，必然發生個體小農經營資金的困難。此時茅于軾與林毅夫、湯敏合伙在山西農村搞的小額貸款正好應運而生。但是，利率卻高達18%以上。茅于軾先生在《小額貸款必須高額利息》中引用世界銀行的總結，“通常小額貸款的保本年利息率為15-20%”。　　

以上就是茅于軾先生“幫助他們的孩子能夠上學，有病時有錢看病，搞生產時有錢買化肥農具，或能進城打工，碰到個別老板欺侮時有人幫他們維權”。　　

正是如茅于軾先生這樣的諸多經濟學家、主流人士所主張的經濟和政治發展模式造就了中國今天的諸多問題和矛盾。老百姓面臨生存的困境，內心中生出絕大的不滿，快要造反了，此時茅于軾等先生又出面了，為底層的老百姓提供了救命的稻草，并且安撫老百姓繼續做家政工、安撫大學生。他們所做的這些，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潤滑劑，緩和階級矛盾，也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產業鏈的一部分。這些家政工、小額信貸、支持大學生只是產業鏈最低端的一部分。　　

當然，很多非政府組織的朋友都會對我的這個看法表示懷疑。他們思想上會轉不過彎來。但是其實他們應該明白，我的這個結論并不是刻意針對他們。非政府組織在主觀上是為國為民，為老百姓服務的。但是從長期的、宏觀的角度來講，這些非政府組織所做的大多數的工作，不就是解決今天的官僚資本政治經濟發展結構所造成的一系列問題（照這樣發展下去，永遠也解決不完，解決不了）。他們主觀所做的有其積極意義，但是客觀而言只不過充當了現在的官僚資本生產結構的潤滑劑、小修小補。　　

只有當他們在政治、經濟發展結構的根本方式上提出質疑，致力于改變這種發展模式，避免出現這樣的社會問題時，他們才是主觀、客觀相統一。　　

大醫治未病之病，中醫治將病之病，末醫治已病之病。這句中國古話說的也就是這個意思。不過現在的醫生，可以說治的是末病之病。　　

選自《關于小政府、大社會——致國內非政府組織及親西方民主人士的的一封公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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