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悔之博客推薦讀李敖的《糾正人們對“五四”的錯誤認識》一文，借以教導毛派或左派民眾。我雖不知自己究竟是左還是右派，但無產階級立場我是堅定的。我的這一立場是基于當下一個常識性判斷:社會要和諧，弱勢群體的處境必須改善，讓他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而這不堅持無產階級立場是辦不到的。否則就是主子對奴才的施舍，而不是什么人民共享改革成果。基于這一立場，我讀李敖之文有幾點思考：　　

其一，這篇文章是1989年發表的。正是大陸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席卷中國時期，一方面能洞見李敖本身就是有將文化探討變成政治事件的熱炒心理；一方面也能看出他的自由祖國和現實祖國是分離的。即所謂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自己的祖國。日本有、美國有、英國有，那些國家就是他的祖國。至于臺灣、大陸，如果沒有他想要的自由，就不是他的祖國。　　

其二，同樣是一位李敖，2005年到大陸清華、北大、復旦三所大學的演講，一個中心議題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全世界最好的憲法。包含有兩層意思：其一，中國憲法比歐美憲法都好；這一年的李敖又順應大陸熱潮來推動新一輪的政治自由變革了。其二，指點大陸人，關鍵要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實現真憲政。　　

說明：李敖1989年說中國人沒有歐美般的自由，2005年說中國憲法內容比歐美憲法賦予的自由還全面與宏大。可見，李悔之所引之文是李敖推動自己自由觀點之文學之作。而不是學術研究的歷史之作。　　

對這篇文章論點進一步分析：　　

其一，他認為五四運動把一個單純的文化運動轉變為政治運動，是知識界的誤判。本來新文化運動是進行思想解放的，經過幾年思想解放，人們依據當時救亡主題進行了選擇，李敖認為人們選擇有點早了，知識分子更應該關起門來坐不住冷板凳搞研究，為未來更解放準備。那究竟等到什么時候呢？從現實出發，要不等到日本占領中國，要不等到歐美將中國瓜分成若干共和國才好。之所以這樣判斷李敖，因為他在文章中說香港殖民化搞得好。如果中國全變成殖民地，只要都建成香港一樣的，那也是值得的。　　

其二，他認為學術思想文學藝術不該成為政治的工具。那么究竟學術與政治是個什么關系呢？他89年的這篇文章和2005年的三次學術演講，難道是單純的學術演講嗎？他自己說的一套，自己做的一套，他又為什么不坐冷板凳搞學術，而再三參加什么臺灣國會議員競選呢？他界定自己是學者還是政客呢？這種自相矛盾難道就是他對民眾的指導方式嗎？　　

其三，他說中國站起來了，中國人卻垮了。他說的中國人垮了，不知是和北洋政府時期的人相比，還是和民國政府時期相比。大概是和北洋政府時期比吧？他歌頌北洋時期北大有個教育家蔡元培將北大推向了世界前沿。當然，他沒有說同樣是北洋政府時期，搞得蔡先生被迫辭職了。他也沒有站立多久。他說的垮大概是指大陸建國后的事情吧。那究竟垮的是哪些人呢？我看工人、農民是站起來的，那時工農精神頭很足。垮掉的大概是少數背離人民的文化人吧。如果站在無產階級或者說大多數人的立場上說，站起來的是人民。李先生，大概不清楚其實偉大的民主政體本身就是偉人做主的政體，數點下西方的偉大時期吧。這一點我是從熟讀海外人文經典年青學者林國華著作中得來的。他還說，保證一個偉大帝國的持續發展，必將戰爭與和平并重，專制與自由同施。今日的美國即如此。不知道他是否真的理解自己羨慕的歐美憲政。他是否真的理解共產黨的人民群眾路線及民主集中制原則。不能因為我們改革后，路線的缺失和原則的放棄，就說中國人垮了，恰恰相反，他所看到的跨象可能是全盤西化造成的。因此，解讀李敖先生，還應將其定位為有激情的、文學細胞更濃的宣傳家。　　

其四，他對啟蒙的呼吁與重視，我是贊成的。但他對救亡的貶低，是我反對的。啟蒙需要時間，尤其需要更長時段的教育周期。而救亡是短期的，如果沒有短期的救亡，我們也無許無從再談啟蒙。因為已經喪失了主體了。他的啟蒙觀，雖然強調個體解放，但卻是不要族群的離家出走的解放，那種自由解放是否真的的能帶給我們長久的自由呢?我想猶太人兩千多年流離自由之路，也許就是出走族群生存空間的自由之路的歸宿吧。　　

基于以上批判后，我還是以一位晚輩對長者敬重的態度，真心地說：支持李敖說的人民應該為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而努力！　　

附件：《糾正人們對“五四”的錯誤認識》 李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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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至今七十年了，臺灣島外的朋友，希望我談談五四。做為以思想家、歷史家自居的我，也自信能夠把這題目徹底的談一談，藉以糾正幾十年來大家對五四的錯誤認識。　　

我父親李鼎彝是五四運動后一年進北京大學的，他正趕上五四帶來的排山倒海，在巨浪之中，他和當時的許多人一樣，已經無法冷靜觀察這一運動，再予以評價。奇妙的是，晚他三十六年的我，卻在大江東去，浪淘盡五四人物的邊緣，得以冷靜的觀察了它。胡適、羅家倫，都是我認識的，五四時代，他們固一世之雄也，但在世亂飄蕩之際，他們都局促海隅，無復當年了。這些雕謝了的身影，更是我觀察五四的具體人證，使我在下筆時候，別有領悟。　　

胡適生前，我寫過一篇“播種者胡適”，其中指出一九一九年“有件事情對胡適來說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把胡適所希望的一個單純的文化運動轉變為政治運動，擾亂了他那為中國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礎的夢想，對這個夢想的達成而言，五四顯然是一條岔路。新文化運動本來該是針對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當時那些健將們都相信唯有思想革命成功，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會一垮再垮。半路殺出五四運動，對新文化運動當然有“廣為流傳”的貢獻，但它也未嘗不是新文化運動的“罪人”，因為它使許多優秀的知識分子都紛紛忍不住了，紛紛忘了他們真正的深遠的使命了，他們不怕“任重”，但卻有點嫌“道遠”了。最后，他們終于暴露了狂熱的本質，選擇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應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靜下心來研究問題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頭，投身到黨派的陣營里，高倡他們的主義去了。”　　

我這篇文章發表后，胡適寫信給我，可是還沒寫完，他就死了。死后他的文件都被監管，不過據看過這封殘信的臺大校長錢思亮見告內容，并沒否認我上面的論斷。事實上，胡適是肯定我的看法的。早在他死前四年和我的一次談話中，他就批評五四以后各路人馬搶青年去搞政治的舉動，他怪國民黨、怪共產黨、甚至還提到“梁任公（啟超）他們也搶青年”，言下不勝惋惜。另一方面，我在“播種者胡適”中提到“只有胡適仍然守住不談政治的諾言”，引起陳獨秀在臺灣故舊的不滿，寫文章質問我根據什么證據，『確知陳（獨秀）、李（大釗）和胡適的“相約”？難道是胡適親口告訴你嗎？』事實上，胡適所寫他回國時“打定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建筑一個革新的基礎”以外，有一封失傳了的信，便是證據。在張靜廬“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中，就收有這封信。信是寫給陳獨秀的，中有“若要『新青年』改變內容，非恢復我們『不談政治』的戒約，不能做到。”他建議由北京同人發表一新宣言，“注重學術思想藝文的改造，聲明不談政治。”可見大家講好專心為中國做文化和思想的奠基工作，的確是經過相約。不幸的是，這批優秀的知識分子，最后終于在五四的排山倒海下，被政治席卷以去。　　

五四運動發生在一九一九年，只有在廣義的說法里，它才包括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的新文化運動。而新文化運動，才是五四運動的基礎。新文化運動是孫中山所命名的詞兒，他在南方，深思遠慮的把眼光投射到北京，他肯定了“一二覺悟者”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他寫信給海外同志，告訴他們“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于思想之變化”，他極力贊美從北方起來的那個變化。可惜的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在思想變化過程中，就先政治掛帥了一切。于是，五四變成了一條岔路，“吾黨”應五四而興，五四卻完了。　　

為什么五四是新文化運動的一條岔路呢？因為新文化運動的主流雖然是“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但是達成這些主流的基礎，不是別的，乃是個人的解放。而個人的解放的前提，乃是思想的解放。五四運動以后十六年，胡適寫“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回憶說:“民國六七年北京大學所提倡的新運動，無論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門，意義上只是思想的解放與個人的解放。蔡元培先生在民國元年就提出『循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學一宗門之教義梏其心』的原則了。他后來辦北京大學，主張思想自由，學術獨立，百家平等。在北京大學里，辜鴻銘、劉師培、黃侃和陳獨秀、錢玄同等同時教書講學。別人頗以為奇怪，蔡先生只說:“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這樣的百家平等，最可以引起青年人的思想解放。”　　

但是，思想解放的達成，卻又有賴于顯示個性主義（Individuality）的“健全的個人主義”。胡適回憶:“我們當日介紹易卜生（Ibsen）的著作，也正是因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種健全的個人主義。這種思想有兩個中心見解:第一是充分發展個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說的:“你要想有益于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獨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國民公敵”戲劇里的斯鐸曼醫生那樣“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因為信仰“健全的個人主義”的人們深信:“一個新社會、新國家，總是一些愛自由愛真理的人造成的，絕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而這種“健全的個人主義”，在十多年后，已由胡適印證為不是別的，“其實就是『自由主義』(Liberalism)。”
不幸的是，五四運動以后的“吾黨”，卻丟開了“健全的個人主義”，而走上集體主義的路子。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罷，他們都“以俄為師”，輸入了蘇聯式的黨組織與黨紀律，而這種老毛子的玩藝兒，卻含有窒息思想解放的可怕禍害。胡適回憶:“蘇俄輸入的鐵紀律含有絕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的態度、不容許異己的思想，這種態度是和我們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義很相反的。”由此可見，不論是右派的國民黨、還是左派的共產黨，他們左右逢源的、“吾黨所宗”的，其實非布爾什維克即法西斯，他們都走上集體主義的路子。而這種路子，對個人解放與思想解放的新文化運動說來，卻是令人痛苦的歧途。　　

新文化運動的主題是“啟蒙”，是思想的、文化的、洗自己心革自己面的；五四運動的主題是“救亡”，是政治的、進而擁黨自肥的、洗別人心革別人面的。在救亡圖存的緊迫感覺下，舉國若狂，認為時不我與，而要中風疾走、結黨營公，是我們可以理解的。問題是，如果沒有這些各路英雄來救國，中國是不是會更糟呢？會一定等不及了呢？戊戌政變時，與康有為同為“救亡”人物的王照，在三十多年后回憶說:“戊戌年，余與老康講論，即言“……..我看只有盡力多立學堂，漸漸擴充，風氣一天一天的改變，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說:“列強瓜分就在眼前，你這條道路如何來得及？”迄今三十二年矣。來得及，來不及，是不貼題的話。”照王照的意見，中國拖了三十多年還沒亡，可是當年若不“救亡”而去救小孩子，第一代不去救國而去救第二代、第三代，則三十年后，民智大開，思想解放，個人解放，這些非奴才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國人，才是建設新中國的本錢。當然，王照這種迂腐之論，誰也不要聽他的，大家都吵著說中國快亡了、緩不濟急了。這種憂慮，最后使從事新文化運動的許多優秀的知識分子，也都投入五四運動所帶來的政治掛帥里。結果，經過三十年的折騰，收回了臺灣，可是丟掉了大臺灣四十四倍的外蒙古，對俄引狼入室、對日以德報怨，滿目瘡痍之中，右派法西斯的國民黨逃到臺灣、左派布爾什維克的共產黨得到大陸。中國人付了幾十年“救亡”的代價，最后，中國站起來了，可是中國人卻垮了。　　

中國站起來了，可是中國人卻垮了。為什么？因為在幾十年的浩劫下，中國人在思想解放、個人解放上，已經面目全非、奇慘無比。從外在的壓力看，中國人陷入集體主義的制度下，殊少個人的自由和顯示個性主義的條件；從內在的突破看，中國人中的匹夫匹婦固然氓之蚩蚩多是混蛋；至于其它出類拔萃之士，在“沖決網羅”(譚嗣同語)方面，表現得也一塌糊涂。五四于今，七十年了，但是比起七十年前新文化運動的真正精神，又在那里？海峽東岸的出類拔萃之士，還在國民黨老神在在下，曲學阿世又阿當道，不敢攻擊三民主義，有的還妄想“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海峽西岸的出類拔萃之士，雖然思想解放、個人解放上有勇敢的覺悟，但是因為幾十年的教條污染，這種覺悟，還處處留下污染的痕跡而不自覺。一般說來，水平實在不敢恭維。他們跳來跳去，以為自己跳出來了，其實還在如來佛的掌心里。他們著書立說，處處不脫馬克斯的心傳與唯物的獨斷，雖然他們口口聲聲在爭自由民主。海峽兩岸的出類拔萃之士按說不該像匹夫匹婦那樣混蛋，但是，他們又高明多少呢？　　

為什么中國人變成這樣？根本的原因，是在思想解放、個人解放上基礎太差。七十年前的新文化運動，還沒生根發葉，就“根株浮滄海”了。當時優秀的知識分子，在思想解放、個人解放上變成了半吊子，本欲度人，結果尚不足以自救。天下不危，豈可得乎？　　

當時優秀的知識分子，從事新文化運動，在標榜的項目上，雖不周全，大致不差。但是由于他們本身也在摸索中前進，所以矛盾時出。以急先鋒陳獨秀為例，他氣壯總勝于理直。他大刀闊斧論古典主義之當廢，但卻同時盛譽古典主義而不自知；他明白宣布“相信尊重自然科學實驗哲學”，但卻誤以為唯物辯證法是科學；他說實驗哲學和辯證法的唯物史觀是近代兩個最重要的思想方法，并希望兩者能成為聯合戰線，其實是完全錯誤的。辯證法是達爾文演化論成立以前的玄學，實在不是什么科學，但是陳獨秀卻不知道，他的徒子徒孫也不知道。陳獨秀后來帶頭替中國選擇了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是美麗的、偉大的、無懈可擊的，并且是古往今來志士仁人的一貫好夢。“禮記”中“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豈不正是共產主義的“各盡所能”嗎？“貸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豈不正是共產主義的“各取所需”嗎？但是，把這么偉大的圣人才能做到的境界，施之于匹夫匹婦，又如何可行？此難怪中國人讀了兩千年“禮記”，結果卻只能讀不能行。陳獨秀不知國貨的共產主義不可行，反引進洋貨共產主義，他的徒子徒孫且以可用階級斗爭的方法，一蹴而幾于先，再階級專政于后，期得長治久安，殊不知此非深知馬克斯者也。馬克斯早在一八六五年就完成“資本論”初稿的最后兩卷，但他不讓恩格斯看，事實上，他在第三卷中，已經動搖了他在第一卷中勞動價值論的論據。他在一八七二年海牙大會的講演中，也有“我們不否認有些國家如英國、美國，甚至荷蘭的勞工們，可用和平方法達到目的”的石破天驚之言，可見馬克斯本人，對馬克斯主義，也不無疑義。恩格斯1890年寫信給舒密特，提到馬克斯曾自諷的說:“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不是一個馬克斯主義者！”由此可見，此馬來頭大，固有自知之明者也。如今一個世紀下來，馬克斯所預言的資本主義，依然逍遙健在，而共產主義亦不得不明暗之間，走資以求繁榮，可見教匹夫匹婦去做圣人，志士仁人實有力不從心之苦。七十年前陳獨秀的帶頭誤以唯物辯證法是科學，證明了他錯認“賽先生”。新文化運動人物以“沖決網羅”的思想解放、個人解放為天下倡，但他們自己，卻身陷新羅網而不自知，五四之為岔路，此為最大明證。　　

新文化運動時代的優秀知識分子，在思想解放、個人解放上變成了半吊子，又豈止陳獨秀？他們之中，不論上層或下層，在為中國導向上面，都不難挑出毛病和笑話。例如魯迅，在當時，他的思想竟是反對“自由平等之念，社會民主之思”的，他不但反自由民主，并且連代議制度都反，這是什么頭腦？又如毛澤東，他在中共建黨籌組湖南小組的前夜，還在長沙大公報上鼓吹“湖南獨立”、主張中國應“實行“各省人民自決主義”，二十二行省、三特區、兩藩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最好分為二十七個國。”而湖南本身，要建立“湖南共和國”，以免“湖南受中國之累”！這又是什么頭腦？　　

這種由當時優秀知識分子給中國亂投醫、亂帶路的現象，在在都顯示了他們的“目的熱”，往往造成了“方法盲”，原因無他，他們自己在思想解放、個人解放上，火候不無可議，熱情有余，沉潛不足。當時最理智的莫過于胡適。胡適看出主義不是萬靈丹，因而勸人多談問題少談主義，其眼光銳利，確在他人之上。但胡適也有他的盲點，例如他在一九二六年宣稱:“十八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十九世紀中葉以后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會主義。”當時講了許多話申述這個主張。可是二十七年后，他公開懺悔了，公開懺悔他“在那時與許多知識分子所同犯的錯誤；在當時，一班知識分子總以為社會主義這個潮流當然是將來的一個趨勢”。他說三十多年來，“極左的與極右的社會主義，拿國家極大的權力來為社會主義作實驗；而兩種實驗的結果都走到非奴役、集中營，非用政治犯、強迫勞工，非用極端的***，沒有方法維持他的政權。因為這個三十多年的政治、經濟的大實驗，極左的極右的大實驗的失敗，給我們一個教訓。”所以大家才有以覺悟。“在外國，如在美國，現在有好幾個雜志，最著名的如“自由人”(Freeman)雜志，里面的作家中有許多都是當初做過共產黨的，做過社會主義信徒的，現在回過頭來提倡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經濟制度。這種在思想上根本的改變，我們不能不歸功于三十多年來世界上這幾個大的社會主義實驗的失敗，使我們引起覺悟——包括我個人，在今天這樣的大會里當眾懺悔。”由此可見，新文化運動時代的大宗師胡適，在為中國導向方面，也未嘗不一時錯認“德先生”，而有以誤入歧途。連胡適都如此，其它優秀知識分子更可知矣！　　

一個多世紀來，中國優秀知識分子為祖國帶路，試驗過君主立憲、試驗過開明***、試驗過保皇、試驗過革命、試驗過勤王復辟、試驗過再造共和、試驗過新華春夢、試驗過金陵春夢、試驗過北京紅樓夢。什么都試驗過，只忘了試驗一件事，就是帝國主義統治香港那種調調兒。結果呢，一個多世紀的比賽下來，試驗出來最成功的，竟是帝國主義下的香港！香港百分之七十都是中國人，但在洋鬼子的統治下，居然創造出一個令全世界贊嘆的地區，在全世界經濟衰退的時候，它還能維持生產總值每年百分之十的成長、還能成為全世界第三個金融中心，更重要的，在繁榮以外，它給了中國人充份的言論自由。結果比賽下來，他們的“殖民”待遇，都勝過我們的“大國民”水平。連起碼的自由與繁榮都遠勝于中國人自己的統治，這種國恥，比香港割給英國更丟人吧？有時候，我們覺得我們除了“以做中國人為榮”外，其它能引以為榮的，竟不堪枚舉，除了“愛國”、“民族”、“光榮”、“大義”這些引以自慰的抽象外，簡直沒有多少可以自豪的實績了，做為中國人，這不太可憐了嗎？設想當年道光皇帝甘心亡國，豈止香港，連整個中國都割給英國，一個多世紀下來，中國人是不是也不錯呢？我看至少至少，不會比國民黨統治更壞吧？當然愛國者會說:這是什么話！我們不要做亡國奴！但是，另一種聲音我們也不妨想想:許多時候，做了亡國奴的自由與繁榮，竟比做一個政權的家奴還象樣，這又怎么說呢？富蘭克林說:“那里有自由，那里便是我的祖國。”這種聲音，豈不也值得我們比比嗎？　　

五四運動以打倒帝國主義始，以被帝國主義打倒終。我們走了七十年的遠路，如今自由無緣、繁榮沒份，在上者專政，在下者渾沌，所謂思想解放、個人解放，都還瞠乎其后，不知何年何月才得登彼岸而迷津。撫今追昔，真令人不禁為五四憂。也許再過七十年，我們才能真正達到新文化運動所標榜的項目。不過，先決條件是不能再走錯路了，再走錯路，再來個七十年也沒用。那時候，我們已是世界第一貧窮愚昧之國，連帝國主義都不要我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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