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改革開放后才成長起來的年青人，我沒有使用票證的生活經歷，但根據歷史教科書和大人們的描述，我對憑票購物的作法多少有點抵觸，至少這種票證生活給人們帶來很多的不便。還有許多網友根據買肉要肉票，買糧要糧票來說明當時生活的艱辛，經濟如何不發展，我想也不無道理。但是，有個別網友似乎有全盤否定之嫌，對改革開放前的我國經濟建設和百姓生活的認識有失偏頗，對票證采取全盤否定的態度也并不可取。

讓這些全盤否定糧票的朋友想象不到的是，現在世界上仍有大規模使用糧票的國家，而且這個國家正是美國，沒錯，正是美國！

前幾天在華爾街郵報上看到Food Stamp，感覺這個詞似曾相識，這不就是糧票嗎？于是有興趣搜索相關的文章出來看了一下，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原來美國使用糧票的歷史不僅比我們早，而且仍在使用。下面，我將美國食品券計劃的有關歷史摘要如下：

     “美國補充營養援助計劃—--歷史上通常被稱作食品券計劃—--是為生活在美國的低收入或沒有收來源的人群提供食品的一項聯邦援助計劃。補貼由各個州分發，但整個項目由美國農業部負責管理?，F在大多數食品券補貼通過卡的形式分發，但歷史上，絕大多數時候使用的是紙質券，面額分別為1美元、5美元和10美元。這些食品券能夠用來購買可食用的食品而不管其營養價值如何（比如軟飲料和糖果都可以憑券購買）。在1990年代后期，食品券計劃得到改進，紙質券都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由私人承包商提供的專門的借記卡系統，稱為電子補貼轉賬系統（EBT）。有些州合并了EBT卡的使用功能，還可以用于公共援助福利項目。

     通過EBT卡成功地在一段時間內更換所有紙糧票，使得國會可以重新命名食品券計劃，更改為補充營養援助計劃，截至2008年10月，所有的聯邦法律中提到的“食品券”或“糧票”都更改為為“食品卡“或”電子補助轉賬系統“ 。

2008年9月美國人接受食品券的人數達到了3150萬人（占美國總人口數的10.3%），人數絕對是自1960年項目實施以來最高值。但接受食品券人數比例最高值是1994年，當時占美國人總數的10.5%，受援者的收入必須近乎貧困才有資格獲得補貼，即每個家庭成員平均月收入只有100美元。

首次食品券計劃的時間是1939年5月16至1943年春

      首次提出使用食品券的主意應歸功于許多人，其中最著名的是當時的農業部長亨利.華萊斯和此項目第一任負責人米勒.佩克林。在談到此計劃時，佩克林說：“我們看到的是如此矛盾的一個情景：一方面是農業生產剩余，而另一方面城市里的人營養不良、嗷嗷待哺。我們的目標是找到一個切實可行的辦法來彌合這個鴻溝。該計劃允許受援者購買相當于其正常食物支出的橙色糧票;橙色的為1美元，藍色的為50美分。橙色糧票可以用來購買任何食物;藍色郵票只可用于購買農業部指定的盈余的食品。將近4年的使用過程當中，首次食品券計劃一次達到近2000萬人或覆蓋美國將近一半的縣。第一個受援者是紐約羅徹斯特的Mabel McFiggin，第一個指定的零售商是Joseph Mutolo ; 1939年10月發生了第一起違反計劃規定的零售商是Nick Salzano。

1961年至1964年食品券計劃試點

    在第一次實施食品券計劃到第二次實施歷時為18年，為了提出第二次食品券計劃，人們做了大量的研究、報告以及法律提案。在這期間，有一些杰出的議員為制定一項食品券計劃積極活動，如Aiken, La Follette, Humphrey, Kefauver, and Symington.。從1954年起，國會女議員Leonor Sullivan不斷地為通過食品券計劃法案而努力奮斗。截止1964年1月，項目試點由8個地區擴大到了22個州中的43個地區（其中有40個縣，底特律市、圣路易斯市和匹茲堡），共有38萬人參與到該計劃試點當中。

<strong>1964年食品券法案</strong>

     1964年3月31日，約翰遜總統要求國會通過一項法案使食品券計劃永久化。1964年4月17日，農業部長Orville Freeman提出一項建立永久食品券法案的提案。國會最終通過的法案是由國會女議員蘇立文提出的10222號法案。主要條款如下：

•       要求受援者應購買糧票，同時憑票支出購買食品的平均價格，然后收到一定食物數量的票證，表明有機會獲得低成本的營養充分的飲食;

•       可以用糧票購買所有用于人消費的物品，除了含酒精的飲料和進口食品（國會法案禁止購買軟飲料、奢侈食品和冷凍食品）

•       禁止種族歧視

食品券計劃推廣階段---二十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早期是食品券計劃的里程碑

     1965年4月，受援者達到五十萬（實際受援人數為561261人），1966年3月達到1百萬，1967年10月達到200萬，1969年2月達到300萬，1970年2月達到400萬，一個月后的1970年4月達到500萬，兩個月后的1970年5月達到600萬，1971年2月達到1000萬，1974年10月達到1500萬。這期間受援對象的快速增長主要歸因于人口增長。

<strong>1974年在全國范圍內實施</strong>

      根據P.L. 93-86法案，食品券開始于1974年7月1號在全國范圍內實施（除波多梨哥直到1974年10月全面實行），1974年7月受援對象近140萬人。”【注1】

   從上述引用的資料可以看出，美國在使用食品券方面跟我們國家憑票供應有相似之處：

   一是在食品券的使用上，美國也使用過紙質券，面額分別1美元、5美元、10美元，而且在購買食物時，不僅要憑食品券同時還要付錢。

   二是在使用食品的目的相似，都是為了給城市里的人提供符合營養要求的食品。

   三是在使用食品券的范圍上，從地域上講兩國的食品券使用都覆蓋了全國，而且各個地區可以根據不同的情況有不同的要求。

   當然，兩國的食品票證制度也有重大的區別，其中最大的一點是美國食品券是在已經完成工業化，糧食生產并不短缺的狀態下推出的，是在商品過剩的情況下，為窮人提供的最基本的食物定量，其最根本的目的是為了維持窮人的基本生存。而當時中國使用票證制度是在工業化伊始就實施了，生產力相當低下，糧食總產量勉強維持全國人口需求甚至有所短缺，我想其最根本的目的是為了保障公平，因為在糧食短缺情況下，如果某一人群的糧食購買力強，勢必導致另一部分人要餓肚子，而憑票供應保證人人都能得到基本的糧食定量。還有一個區別就是美國的食品券可以用來買肉、買水果、買米、買油，總之它用一種食品券囊括了中國的油票、肉票、糧票等等，但其基本功能還是一樣的。

    現在，我根據在網上能看到的一些資料來分析一下我國的票證制度的意義以及背后的某些含義，如果有不正確的地方，請批評指正（因為沒有親身經歷過只能進行推理）。

     糧票為1955年～1993年間中國大陸地區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伴隨糧食定量供應在流通領域糧食及糧食制品買賣的票證。布票從1954年開始實行，到1984年取消。我沒有查著全國是什么時候開始發行肉票（不知道有沒有在全國統一實行過），但查到這樣一段話：“春城昆明的肉食緊張是從文革時代開始的，也就是從那時候起就開始有了肉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同樣是憑購糧本領來的肉票也發生了變化，70年代是按公兩發，到了80年代就改為按號發，每一號肉票可以買到的肉越來越多，從每人每月3公兩到5公兩的水平不斷上升，1983年、1984年到了每人每月供應3公斤的水平。然而好景不長，從1986年開始，肉食又開始慢慢緊張起來。雖然不要肉票，但肉店門口恢復了排隊的景象。困難時期渴肉渴怕了，大家都想買點放進冰箱以備隨時都有可能出現的肉荒。好在我們公司有兩座巨大的冷庫做后盾，在全國性的豬肉緊張的前夕已經調進了幾列火車的貨。在適當限購每人每次最多可買2—3公斤的情況下，仍然能基本滿足市民的需求”【注2】.除了在五十年代全國統一發行了糧票和布票外，各地后來還陸續發行了蛋糖票，豆腐票，棉花票，肉票，煤票，面票，理發票，飲食券，代金券，工業品券，絮棉券，沐浴券，補助券，供應券，僑匯券以及各種專用票，專用券等，不一而足。

從上述這些資料分析來看，我可以得出以下推論：

      一、在五十年代全國范圍內發行糧票和布票，是因為我國當時的經濟相當落后，商品匱乏，國家實行計劃分配的經濟運行機制，是為了保證人人有飯吃有衣穿。但是，為什么這樣一種制度設計到今天卻一再遭到嘲弄呢？相反，卻很難見到有人說國民黨時期商品供應匱乏，怎么沒有人說有錢買不到肉買不到布呢？難道是國民黨時期生產的糧食、布料、肉比共產黨時期還要多嗎？顯然不是這樣。那為什么出現了許許多多人嘲弄票證制度卻無人指責國民黨時期的怪現象呢？我想只有一種解釋：因為計劃分配的方式排除了一部分人過度占有擠壓另外一部分人享有社會產品的可能，這使得一部分人被剝奪了滿足自己超額或過量享受物質生活的權力，所以他們抱怨。而在國民黨時期，是沒有什么票證，誰有錢誰就可以買米、買衣買肉。四大家族的人以及大大小小官員、企業家、地主們不愁市場上買不到糧吃不飽飯，不愁吃不上肉穿不上衣。而反觀窮人們吃不上肉穿不上衣通常沒什么怨言，只能怨自己命不好，他們沒有什么文化，不會寫文章，也不知道訴苦，所以，如今也很難看到有關他們抱怨對他們而言所有用品都緊缺的生活。因此，我看今天那些嘲弄糧票、布票、肉票的人，要么沒有明白這些票證為窮人提供享有基本公平的物質享受的權力的意義，要么就是一些冷酷無情的人。為什么這樣講？因為糧票、布票、肉票制度僅僅是在同樣提供給他們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礎上，抑制了他們超額擠占他人基本生活需求的欲望。雖然這部分人的過量享受物質生活的權力的確被抑制了，但另一方面卻為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窮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基本的生存權力，才大大提高了中國人的平均壽命，這是真正的人權！可是，那些人不滿意了，無情地痛恨糧票、布票，即便讓絕大數人活不下去或無尊嚴屈辱地存活著也要讓自己吃個夠。所以，這些人冷酷無情。

    是選擇“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生活還是選擇與同胞共渡時艱，顯然反映了人的基本品質。

     二、并不是計劃分配導致了商品緊缺，而是商品緊缺要求必須實行計劃分配（前提條件是這個政府想給百姓提供基本的公平）。讓我們分析這段話：“在市場貨源充足的前提下，昆明地區的肉食品市場開始逐步放開經營，持續了差不多20年的憑肉票供應肉食品的制度第一次被取消。然而好景不長，從1986年開始，肉食又開始慢慢緊張起來。雖然不要肉票，但肉店門口恢復了排隊的景象。困難時期渴肉渴怕了，大家都想買點放進冰箱以備隨時都有可能出現的肉荒。好在我們公司有兩座巨大的冷庫做后盾，在全國性的豬肉緊張的前夕已經調進了幾列火車的貨。在適當限購每人每次最多可買2—3公斤的情況下，仍然能基本滿足市民的需求。”【注2】，取消票證是因為“市場貨源充足”，而不是因為一取消票證市場貨源就充足了。肉票取消后好景不長，供應一緊張就導致了限購，每人每次最多買“2-3公斤”，可見，限購是因為怕一部分人來得早，把肉全買了另一部分人就沒得買了，如果按今天市場經濟原則，限購行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因為根據購買力來占有分配商品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梢?，當時限購還是出于公平的考慮。而“限購”恰恰又是票證的另一個基本功能，防止一部分人過量占有另一部分人卻得不到供應。因此，我得出結論是“不是計劃分配導致了商品緊缺，而是商品緊缺要求必須實行計劃分配”。

     三、票證種類到后來越來越多，說明是當時社會生產力越來越發展而不是越來越倒退；中國百姓的生活條件已經越來越好，而不是越來越壞。從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象糖果票、棉花票，肉票，煤票，面票，理發票，飲食券，代金券，工業品券，絮棉券，沐浴券的發行，肯定是晚于布票和糧票的。我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但我想不太可能出現以下這種情況：即沒有糖果票之前就人們就買不到糖果，沒有發沐浴券之前人們就洗不上澡，沒有發行工業品券時，人們就買不到日用品。我想其中最有可能的情況是，在五、六十年代，國家和政府考慮的主要是為所有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不外乎穿衣吃飯，所以首先發行布票和糧票。而當時，象糖果等產品還很稀少，無法大量提供給老百姓，對于普通百姓而言還是一種奢侈品，所以即使發行票證也沒有意義（正象現在鉆石、黃金飾品產量稀少如果憑票證供應估計每人僅幾毫克）。老百姓在解決溫飽之前，也沒有能力消費高級的糖果，所以不可能表現為真實的購買力和消費欲望。當國家生產的糖果多了起來之后，并且當老百姓有了普遍購買力，這時糖果的基本平等分配才有了現實意義，才有必要發行糖果票。正象前文所說“春城昆明的肉食緊張是從文革時代開始的，也就是從那時候起就開始有了肉票”，我認為這正說明到了七十年代，人們對生活的要求不止于吃飽了，還希望吃得更好，所以對肉的需求增加才導致供應緊張，供需失衡。否則，如果說七十年代比六十年代肉的產量減少了才導致市面上肉供應緊張，就無法解釋“1987年，全國性的豬肉緊張真的來了！冷庫里堆成山的凍肉也經不住天天排隊買?！睋Q句話說，如果說文革時期昆明地區開始發行肉票是因為文革時期肉的供應量比以前少了，那么從1984年至1987年供應一年緊過一年，怎么解釋？我認為只能說明1984年至1987年全國豬肉生產一直在增加，但供應的增加遠遠趕不上人們消費需求的增長。所以，用一句話總結就是：當肉類、糖果等供應量非常低，對普通百姓而言還是一種奢侈品的時候，實行票證制度沒有意義；當肉類、糖果等供應越來越緊張，正說明老百姓生活要求更高了，需求越來越多了。正象黃金飾品在八、九十年代對絕大多數人是奢侈品的時候，市場反而不活躍，供應不緊張，而現在市場活躍起來，甚至局部地區出現供應緊張只能說明老百姓變得更富了，并不是說如今黃金的總的供應量還趕不上八、九十年代了。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我們應該尊重歷史，客觀看待曾經的失誤，絕不能全盤否定過去，更不能因為當時生活水準改善不明顯便隨意歪曲歷史。

      有些人責怪毛澤東時代搞了近三十年，沒有提高人們生活水平，可能是有的人對經濟發展的歷史缺乏全面了解。還是以美國為例，2000年在世紀之交時，美國經濟學家回顧人類工業化進程與改善人們生活關系時，寫了大量文章。比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系德隆有篇文章《聚寶盆：20世紀的財富增長 》，其中他是這樣寫道：“在標志著中世紀結束的農業發明和商業革命期間，財富和技術的進步實在很緩慢。在這個時期，技術進步引起了人口的增加，結果幾乎沒有改善人們的生活水準。 甚至在工業革命早期，在生活水準方面產生的還僅僅是“改良性”而不是“革命性”的變化。除了象鐵路、紡織、織布等工具的發明是個特例外，絕大多數該時期的發明革新是關于產品如何生產和運輸的革新發明，是一種新型的資本出現，而不是消費品的出現。人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但那時人們的生活方式仍然沒有什么變化。...變化步子如此緩慢以至于人們---至少是那些貴族知識分子---可能會認為他們一千年以前的祖先的生活與他們那個時代一樣。 西塞羅，一個羅馬時代的貴族，作家和政治家，如果從歷史中復活到湯馬斯.杰弗遜（筆者注：美國第三任總統、《獨立宣言》的寫作者湯馬斯•杰弗遜）的廠子里，也許他感覺在19世紀美國幾乎和在羅馬時代沒有什么區別。只不過是杰弗遜時代的犁更好一些罷了，帆船也得到了一些改進。但是這些還不足以讓精英產生一種生活方式上實質改變的感覺。而且，在杰弗遜家做個奴隸可能和當西塞羅家做個奴隸沒什么兩樣。...變化的步子如此緩慢以至于引起了19世紀早期的知識分子爭論工業革命是否值得，它是改善了還是降低了人們的生活水準。結果觀點截然不同，象約翰這樣的樂觀的自由派與悲觀的一方一直爭論到19世紀四十年代。但是，到了二十世紀，人們的生活水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物質財富增長如此之大以至于幾乎難以衡量。 以1895年蒙哥馬利沃德消費品樣本為例，當時單速自行車價格為65美元（筆者注：蒙哥馬利沃德是上世紀之交美國最大的郵購零售商），從那以后，自行車價格以“名義”美元計算已經翻了一番（實際上是通貨膨脹的結果）。但是今天自行車按實際價值算的話，已經便宜得許多了。它的“真實”價格應當是：為生產它花費的工作量和工作時間。在1895年，大概要花費普通美國工人260小時的工作量來積攢下足夠多的錢來購買一輛單速自行車。今天，一個普通美國工人用不到八個小時的工作成果就可以買到一輛性能更好的自行車?！薄咀?】.

    從這段話里，我們可以看出，美國1776年建國后用了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才實現工業化，而在20世紀中葉以前近兩百年的時間里，普通美國人的生活水平并沒有得到明顯的改善，提高的只是生產條件和生產能力，所以當時的知識分子甚至質疑工業化是否是一種倒退。即便到了1895年，普通美國工人還要一個月的工作才夠買上一輛自行車，而現在只要一天的工作量。所以，作者將如今美國人財富的增加和生活的改善歸因于工業化的結果。

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看到有美國學者以今天美國人的物質上的極大享受與工業化剛剛結束時糟糕的生活水準進行比較，通過這種巨大反差來否定前一百年的歷史。他們的作法通常認為工業化是人類的奇跡，并且將當今的物質生活的極大豐富歸功于工業化。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僅僅用了30年走完了美國用了近一百年才完成的工業化，其效率應值得嘉許而不是批評，更不能全盤否定。并且，在毛澤東時期，中國在完成工業化過程中人們生活水平沒有得到所希望的、足夠多的改善并不是什么發生在中國的獨特失誤，正象美國普通人在1895年時感覺生活水平和一千年前相比沒有得到什么改善一樣，都不能成為否定美國工業革命和中國工業化重要意義的借口；中國改革開放后人們生活水平提高，大部分應歸因于技術進步和工作化的完成，這就跟美國在二十世紀人們財富增加的原因一樣。

     到了今天，美國仍然在實施食品券計劃，而且絕對人數創了歷史新高，一方面社會產品已經更豐富，另一方面卻有越來越多的人無法滿足基本生活需求，只能說明美國的制度的確存在很大的問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生產力十分低，發行布票、糧票，是為了保障公平，是人類為追求真正的人權的一次具體體現。

【注1】http://en.wikipedia.org/wiki/Food_Stamp_Program

【注2】http://daily.clzg.cn/html/2008-11/20/content_21776.htm

【注3】http://www.bos.frb.org/economic/nerr/rr1998/q3/delo98_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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