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目標：人民的人大

一、雷霆天威模式=激化社會矛盾模式

三鹿事件迄今，黨中央已經顯示了其憤怒，展示了其誠意。

但無論黨還是人民都必須認識到，當下所有的撤職、查處、學習，還只是在治標這一層面展開。而黨、群矛盾的癥結根本——缺乏官員對民眾負責的利益驅動機制——仍然未能觸及。

古語云，雷霆雨露皆是君恩。眼下也是一樣，一番處置下來，官員只是進一步加強了對中央的恐懼，卻毫無對百姓的恐懼。而一些我們善良的老百姓已經開始叩謝天恩了，也不想想等雷霆一過，還不是一切照舊？

在天威浩蕩的激勵模式下，官民互動中各自的最佳選擇很有意思：

地方及部委的選擇必然是下更大力氣瞞住中央。小事情，派出白血球一頓亂殺，還是相當有效的，大部分事件都能擺平。而一旦擺不平的，就是拖延了病變的最佳救治時間，就是癌變，就是災難。這次的毒奶粉，是個典型案例。

而百姓的必然選擇則是把事情鬧大。因為雷霆天威就意味著昏官明君，政府的公信力只集中在中央一級，只有中南海的天是晴朗的天。我可以百分百地預測，上訪高潮將再次掀起。因此對百姓而言，即使是小矛盾，其最佳選擇也是將矛盾激烈化，甚至暴力化，將事情捅到天上、鬧到中央為止。

這件很古董的雷霆天威，在現代社會，實質上是社會矛盾的興奮劑，是社會動蕩的激勵機制。

在全面落后的封建社會，人口數量、官民可能的利益沖突點、信息化程度都遠不如今，全國性大案要案的發生幾率低得多，雷霆天威才勉強上得了臺面。

平常年景，旱地一聲雷，大家會覺得稀罕、振奮、驚喜。

而任何朝代的末期，天威頻頻、雷霆陣陣。這雷也就貶值了，人們也就麻木了，甚至幻聽為喪鐘聲聲。不正是亡國征兆？

多難好比是多雷，與興邦、喪邦沒多大關系。

民間俗語，干打雷不下雨，講的就是這道理。老百姓需要的是雨，是普降甘霖，哪怕就那么幾滴，也是實實在在的好處。

二、命運的“報應”與再“報應”

這次的三鹿事件，宛如一場策劃，充滿了隱喻與符號。

在民間以“五行福娃”概括的災難陸續登場后，那盛宴，我們本以為是多難后的興邦。

沒想到卻接踵而來了興邦后的國殤。

這第六只“福娃”的登場卻宣誓著：一切的天災，加起來不如人禍。

就像眼耳鼻舌身五識卻屈膝于第六識，意識。

人禍源于意識，也驅趕著意識。

面對天災，我們雖血染山川，卻可以天災屏蔽一切。

我們指著鐵路說，那是冰，那是禍。卻渾然不顧，長老們分豬肉時，已經在高速路上停駛了兩周之久的車龍。

我們指著小學說，那是震，那是禍，卻置若罔聞，那纖細的鋼筋與鋼筋上串著的纖弱孩童的血肉。

終于，人禍，完全的人禍，毫無其他幻像可以屏蔽的人禍來臨了。

命運就像一個高明的法官，挖了一個又一個坑，引誘犯人用盡了所有托辭，編圓了所有謊言，再最后輕輕一指，捅破這個完滿無懈的泡泡。

這是命運對中國的一次虐殺，一個神諭。

她用一個復雜的遞進，將一個簡單的災難，放大成一卷興邦多難的啟示錄。

她用一記充滿邪惡禪意的圓月彎刀，在中國臉上刻下無法磨滅的兩個字：報應。

可悲的是，承受災難的永遠是最無辜的百姓。

而如今，有人竟然毫無醒悟地要把這個“報應”的游戲繼續做下去。

在啟動政治改革的最佳時機，拖延塞責，用這種史前的雷霆模式暫時蒙混過關。表面看是在危機公關，取得喘息定神的機會，可實質是在自欺欺人。欺騙自己不需要付出政治改革的代價，不需要尊重“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客觀規律，就能挽狂瀾于即倒。

其結果只能是在一個更大層面上忌疾諱醫，形成癌癥；吹一個更大的泡泡，被命運捅破；最后以一場更大的災禍在中國的尸體上刻下“報應”二字。

如果說這次三鹿的涉案官員是對孩子的生命瀆職，會受到你們的雷霆懲罰。

那么你們現在的拖延時機就是對中國的生命瀆職，會受到命運的雷霆懲罰。

（PS：有些同志不喜歡“報應”二字，理解。三十年前，若談“危機”，“多難興邦”，會被當反動派抓了去。而現在這些詞都登堂入室，融入總書記、總理的講話。同理，“報應”二字不可怕，要考慮的只是怎么把“惡報惡應”，變成“善報善應”。具體見后文。）

三、固液相變的中國

中國現在的政治機器，腦袋半健，軀體半康，而神經系統，尤其是末梢神經徹底壞死。不明冷暖，不知輕重，不辨是非。此非虛言，大家可以看看近年縣政沖突何其多也，甕安不過是最具代表性罷了。

最可悲的是，各級基層神經組織基于利己心理，條件反射性地將外界反饋的各類信號，喜則放大，憂則壓縮、屏蔽。使得大腦基于這些扭曲信息發生一次次的誤判。也一次次羞及大腦的顏面，傷害大腦信譽。

五識俱廢的神經系統使大腦的知道也成為不知道。

盲人瞎馬，夜半池邊。

再不改革，危乎殆矣！

當下的中國百姓，由于經濟基礎的躍升，由于對世界各類信息的了解，甚至由于奧運壯大了普通民眾心中 “人”的尊嚴與驕傲，已經與以前發生了質的變化。

如果說以前的中國是固體，現在則在經歷從固體到液體的相變過程。中國的百姓也具備了更多“液體”的特性。

他們更加敏感。把大石頭投入泥潭，只是撲通一聲；把小石子投入水塘，卻會有層層漣漪。

他們對股市更敏感，更容易狂喜、慌亂。他們對生命更敏感，在意食品、環境的安全。他們甚至對他人的生命更敏感，主動馳援抗震，以血脈匯為龍脈，贏得了全世界的震撼與尊敬。

他們更加自由，這自由來源于每個分子能量的提升。

在熱力學里，溫度是“分子”平均動能的外在體現。我們這幾年的國運昌隆，也就是中國作為國家的“溫度”飆升，正是我們每個“分子”活力化的宏觀體現。

這功勞歸于我們每個人，也歸于黨中央。沒有上一輪開放中，小平同志為首的改革派尊重客觀規律，給包產到戶、解放生產力這些民間自發經濟運動，以制度化的保障，就沒有今天尚可傲立世界的強者身姿。

那么在面臨中國國民“液態化”這一客觀現象的今天，我們必須再次拋開一些虛假的意識形態問題，嚴肅思考：改革出一個政體，配得上國民進步的。

這是個連科勒龍頭，都在整天宣傳的道理。

這自由、敏感、固液相變，帶來的無論善惡美丑，她們是作為客觀規律降臨華夏。我們只能面對她們，為她們作出改變，設計合適的體系，以符合其特性，抑制其惡、發揚其善。

任何一個從固態到液態的相變過程中，都需要大量的能量。

以歷史模仿這一過程，則是混亂，是鮮血，甚至是革命。我們只能從人類歷史的經驗、教訓中汲取營養，用我們的智慧替代鮮血成為歷史祭臺上的犧牲，盡可能少地付出代價，安全過度。

四、人大是最佳博弈平衡

一邊是日益自由、敏感的百姓，一邊是末梢壞死的僵硬政治機器。

一邊是液態化的國民，一邊是福祿壽權來之于上，利益驅動來自于上的固態化官僚體系。

矛盾如何解決？博弈怎能平衡？

我們遭受的種種人禍，無非“報應”二字。

而破局脫胎，也非“報應”二字不可。

大道至簡，顛倒報應便是。人民報知需要的服務，而政黨應聲而行。

報而不應，終有報應，報而應應，何來報應？

現在，我想任何一個稍微有頭腦的國人都能作出判斷：要改革滯后的政治體制，建立一套新的體系，配得上“液態化國民”的。

她能迅速有效地反應基層百姓的利益，她能隨時隨刻地監督官員，她能有效地把民意轉化為官員的利益驅動。

她能重建閉塞的神經反饋系統，把民眾的冷暖和官員的善惡反饋給大腦；她能接引民間的動力，更換不合格的零件，保障中國戰車的高速航行，甚至快馬加鞭。

而我們黨在最初設計的時候，早就準備好了這樣的工具：人大、政協與多黨派。這是我們49年建國之后就產品自帶的兩個備用引擎，這么多年雖備而不用，但之所以沒有拋棄就是為了關鍵時刻挽救國運。

這兩臺引擎，至少基本的硬件、軟件是齊備的。

凡事欲速則不達，過猶不及。目前只能先發動人大這個最最符合憲法的政治機器。這是民眾與執政黨博弈，所能達到的平衡點。扯上多黨制，越過執政黨的承受底限，只能博弈破裂，車毀人亡。

人大的真正入局，若有決心，相當方便。只要把以前端坐的泥塑木雕換成人民自己選舉的人大代表，再把人大這臺引擎的動力傳導到官員升遷的動力裝置中。

把中國戰車從兩輪驅動，升級為四輪驅動。

五、垂拱而治，有所為有所不為

很多人固執地認為真正啟動人大會亂，其實大可不必擔心。

首先，亂是肯定的，但是人大里面吵亂套了，人大外面才能清凈。小亂大治。對執政黨而言就是垂拱而治天下。

其次，讓人說話，就等于斷了他采用極端方式解決問題的念頭，省卻了最恐怖的麻煩。“你不給我個說法，我就給你個說法。”這第二個說法從來都是用刀說的，才是真正的亂。

再次，現在的執政黨，好似《滿城盡帶黃金甲》中的周潤發，總是說“朕不給，你不能拿”，結果舉家造反，搞得他整天防不勝防。其實那么多皇后、皇子，你讓他們拿，讓他們爭，他們反倒要求著你來做主，你來裁判，你來平衡。你不需要太提防誰，他們還都得來巴結你。有所不為才是大智慧。

現代的中國，各階層利益大相徑庭，誰肉多了別人都不高興。執政黨以硬梆梆的方式把所有問題都自己扛，肯定頭疼，無論怎么平衡，結果就一個：遭大家罵，沒人說你好。

想想曹操那個“大明白”的話：“想害我，就把我放到火上烤”。

各級人大，本就是各個階層利益博弈的場所，通過他們相互間的口水，能迅速清晰地反映各階層的強弱、理念、利益底限。其中的公平博弈，其結果是各方接受的，是更符合“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的。至少比由執政黨拍腦袋正確。而且出了問題，也會把絕大多數怨念投射到某個對立階層身上。執政黨要做的只是平衡、公正和扶助弱小階層。

執政黨現在就是不該管的管得太多了，不會做減法。

膠農和膠商有矛盾，結果警方沖到一線解決問題，按他們的話講：“老百姓能不恨我們嗎？干的就是得罪老百姓的事。”再這樣下去，中國至少是縣這一級，都得亂翻天了。給膠農和膠商規則、場地，讓他們對吐口水。給不同利益群體規則、場地，讓他們在人大對吐口水。

他們之間的口水永遠比你的拳頭管用。

同時，該管的又沒管明白。把錢糧耗費在許多“看不見的手”本可以自行協調的地方。像食品安全這樣“人命關天”的最后屏障，卻任其市場化漁利，又安能不禍起蕭墻。

打個比方，國家從當年家庭吵架、離婚的調解員身份撤出來了。吵架的家庭，給他們部法律，給他們個法庭，一切按約辦理，他們自然會博弈出個結果。少挨多少罵？省了多少人力物力？把這些力氣放在保護兒童權益這個“死限”上不好嗎？

國家，國家，治國要從治家中悟出門道。“液態化的家庭”要交給“看不見的手”，“液態化的國民”同理可證。

給個人大，讓他們去博弈。

人大這種構架也并非什么西方獨有的經驗。漢初遵循的黃老學說，之所以很受西方漢學青睞，就是因為很符合現代西方自由派的主張。“道”在政治生活中的運用類似于“看不見的手”，以“小政府大社會”的模式進行“垂拱而治”。

眾所公認，道家理論（與道教是兩個不同概念）相當部分是基于對“水”的模仿和思考，也正符合在“分子自由度”較大，“分子間距”較大的背景下的液態管理模式。漢初華夏，人口零落，“分子間距”大，所以適合如此管理。到漢武時代，人口壓力增加，“分子間距”縮小，改為儒家模式——針對固態型社會最有效率的模式。以后，每當王朝初期，人口密度小時，道家的政策都會作為有效補充以不同扮相粉墨登場。

而資本主義社會和封建社會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分子自由度”大大提升。社會從固態模式轉換到液態模式。其治理模式必然要符合“分子自由度”較大的要求，尊重“看不見的手”，讓不同群體進行“利益博弈”尋求最優解，并取代垂直管理，政府說了算的固態作風。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那是氣態社會的模式，還比較遙遠，而且分子自由度更大。

直接固變氣，升華，咱國家也試過，差點升華了。目前世界范圍也還沒成功經驗。所以，就算咱從戰略上徹底藐視歐美，也得先把固態到液態這個課補上。

古語云：道、法、術。是指問題的不同層次。固、液變化是道的層次發生變化。不在道的層次求解，法、術層面再熱鬧，也是白費心思。

正所謂：道不通，不可與謀。

綜上所述，人大能以柔性、博弈的范式，平衡各階層矛盾。使執政黨從各種剛性對抗中脫身，站在一個更超脫的裁判位置。有效降低執政成本和執政風險。

加之能夠解決前文的“五識俱廢”和后文的“信心塌陷”問題，對執政黨而言，人大可說是擺脫目前困境的不二選擇。

六、三鹿事件的兇險，遠超黨的想象

末梢的壞死必然帶來判斷的失靈。三鹿事件，作為一次純粹的人禍，帶給中國的兇險，遠超過黨的想象。

首先，我們按人群，按階層分析一下：

這次事件，肉體上的受害者是農村及城市貧民階層。這個群體有用行動表達憤怒的傾向。

精神上最緊張的，反感最強烈的是城市年輕一輩的高知識階層，中產階級。尤其是其中趨向保守平和的一部分，恰好是受害最深年輕爸爸媽媽們，加劇了輿論、思想層面的失穩。

而最可怕的是，三鹿事件動搖了中國最大的穩定階層——沉默的大多數——城市普通百姓。

請領導們走出來親眼看一看吧！從來他們都是勸說、安撫年輕人的角色，是避免這個國家失控的最有力的韁繩。

而這次“完全的人禍”事件中，他們的沉默異樣了。他們買菜的籃更加遲疑猶豫，他們看米的眼更加迷惑彷徨。

他們，最穩定的一群人。支撐他們沉默的信心，正消弭在沉默的耳語與沉默的凝視中。

其次，我們再按百姓對這次災禍(注意，是在之前多難的合力背景下)的心理分析一下：

第一、排他性。與任何天災無關，完全的人禍。前文敘及，不再贅述。

第二、空間性。毒奶門覆蓋面積之廣，倒與今年國內紛至沓來的災禍相類，頗有村村點火，寨寨冒煙的亂象。老百姓樸素的經驗論認知中，已經明了這不是一城一地之得失，問題出在根子上了。

第三、時間性。前有三鹿大頭娃娃的涉案，而后又在質檢局的協助下脫身，甚至還能再到央視標榜一千道工序。后有美國寵物糧，被我方義正詞嚴反駁為反華勢力潑臟水。前后數年的亂政一夕揭露，已再難解釋為一時疏漏，而是制度化的癌變。這也使得國家信用，在百姓心中瀕臨破產。

第四、對比性。這次事件緊隨奧運發生。使得舉國從“大國崛起”的虛幻快感頂峰瞬間跌落到“花朵凋殘”的殘酷現實低谷。命運以惡作劇般的云霄飛車，將事件的殘酷在百姓心理上“放大”一個數量級。這就好比地震，如果是一系列小震為預兆，大多人都能逃過大劫，而這次卻又如一次毫無預警的汶川大震。放大后的毒奶事件，將執政黨在地震、奧運期間積攢的人品揮霍一空。

第五、符號性。奧運會是極具正面意義的浩大符號工程。她類似心理治療師的催眠術，將“中華復興”、“中國尊嚴”甚至“個人尊嚴”這些概念寫進國人的意識海中。但在最后一刻卻被地震驚醒，房倒屋塌的地獄景觀也被同時刻畫在一代人的潛意識中。“奧運與毒奶”糾結的潛意識組合，會使我們順利時更狂妄，低落時更崩潰。

我個人最恐懼的是第五條。這種分裂的傾向，在一些大的國運關口，會以社會合力的狀態，釋放出非理性的選擇。以軍隊作比，將不是被對手佯敗所迷惑，被打了伏擊包了餃子；就是打不起硬仗，潰散亡北。

這就需要執政黨以高度智慧，進行更高層面的“震后心理重建”，以恢復國民的信心。

現在，執政黨對三鹿事件的應對措施是：撤職、清理、開會學習。這些老八股的手法，了無新意。顯然是由于各級基層神經組織的麻木或避險心理，使得大腦對于危險的“性質”產生了誤判。繼續將其定義為“一次嚴重的惡性事件”，并進行了針對個案的最高規格危機公關。

從這個意義上講，大腦的反應并無錯誤，也展示了誠意。

在此，我希望黨中央做一次深入的中國居民（我們沒臉自稱公民，我們連孩子都保護不了）信心調查。看一看僅靠這些雷霆，老百姓有幾個相信問題能被解決，災難不再重來？

分析清楚三鹿門是一次強烈的地震，還是更強烈地震前的一次示警性前戲。然后再判斷是隆重地繼續這次危急公關，還是把它當作推動中國政治改革的契機。

七、我們的目標——人民的人大

當今的世界，就是一場破船拉力賽。

同一個世界，不同的破船。

不管你是老牌列強，還是新銳金磚，都要手忙腳亂，下補漏洞，上趕行程。

風浪有多暴？天機渺渺。

窟窿有多深？勾漏冥冥。

危機，就是打亂重來，就是洗牌；就是有人點炮，有人“和”牌；就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面對著環覷的鷹熊豺象，是以“和”為貴，還是包庒通陪？是大國崛起，還是就此衰頹？

剛剛醒轉的巨龍，只能直面這決定國運的大機會，大危險。

命運，能否掌握在自己手中？

正如我們因官僚機器得不到約束，而遭到報應。

美國也因金融、擴張得不到約束，而遭到報應。

“一超獨大”的衰落，昭示著新一輪從“春秋”到“戰國”的歷史大戲緩緩拉開帷幕。

面對這決定未來國運的百年難逢的歷史契機，命運只會將青睞留給有準備、有信心、有魄力的民族。

只有打破壇壇罐罐，不拘于蠅營狗茍眼前的小利、私利，中國戰車才能萬眾一心，駛過這關鍵的歷史彎道，鎖住最大利益。

“赳赳老秦，共赴國難”。

那些從滾燙的血脈里迸發出來的質樸與剛健氣質，千載以下，尚有余溫可暖我心。　　

“大戰”將至，軍心為先。

中國現在最需要的就是民眾的信心，而最缺的恰也是民眾的信心。

這信心只能來自一份契約——人民的人大。

因為在執政黨之外，必須再有一個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保障體系。

只有有了這份契約，遵守這份契約，國民才能在大危大機面前放心地將脊背交給黨這個伙伴。

為了中國的未來，為了中國的人民，為了中國的孩子。

我們的目標——人民的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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