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黨生活的人

小林多喜二

一

　　
　　我正在盥洗室里洗臉，窗外接連響起了一片腳步聲。這里面有穿木底草屐的聲音，也有穿鞋子的聲音。另外還夾雜著大聲地談話聲。看來是第二車間放工回家的工人們正好打窗子底下經過。
　　
　　“還沒有回去嗎？”
　　
　　這時須山從背后走過來，對我這么說。他是第二車間的。我轉過滿是肥皂泡沫的臉，沖他皺了皺眉頭。一一因為我早就跟須山約好了，要互相避免一塊兒從工廠里回家，否則讓別人看在眼里，將來萬一出了事，犧牲的就不只是一個人。可是須山卻經常不守信約，而且還樂呵呵地笑著說：“嗨！別發那么大脾氣嘛！”不管怎么說，須山確實是一個性格開朗、惹人喜愛。叫人沒法生氣的家伙，所以每當這樣的時候，我也只好苦笑一笑。可是現在時期是這樣一個時期，我只得給他一個臉色看看，再說今天已經約定好了，馬上還要領一個新同志到一家賣年糕小豆湯的鋪子里去。……但我忽然發現須山的臉可不是平常那種逗人好笑的樣子。當時我一下子就意識到只有從事我們這種工作的人才會有的那種“預感”。一一于是我回答他說：“嗯，馬上就走。”于是三下兩下就把臉洗完了。
　　
　　須山見我明白了他的意思，馬上改換了腔調，在我的背后說：“怎么樣？去喝杯麒麟啤酒①吧！”這句話倒是有點像平常的須山的口氣，可是我馬上覺得，這話里有點兒做作，包含著一種不尋常的東西。
　　
　　一出廠子，須山還是走在我的前面，離開我有三四丈遠。從廠子上電車道，一邊是國營電車的路基，另一邊是一溜排商店，中間是一條狹窄的小道。在路旁第二根電線桿子下面，站著一個便衣特務，朝我們這邊瞅著。他那種似看非看的樣子，實在叫人討厭。我趕快和后面走上來的五六個人走在一起，一邊說著話，一邊提高警惕，用左眼梢留神著特務。那特務也似乎對他這種每天例行公事感到膩味了，露出一副厭倦的無所謂的神氣。最近，他們每天就是這樣監視著工人的上下工。須山根本不把特務放在眼里，慢騰騰地邁著八字步，從他身邊擦過。我一看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心里覺得很好笑。
　　
　　①“麒麟”是啤酒的牌子名稱。
　　
　　走到電車道上人多的地方，我追上了須山。他一邊揉著鼻子，一邊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朝四周看了看，然后跟我說：“事情有點兒奇怪……”我看著須山，他接著說：“上田跟胡子的線斷了。……”
　　
　　“什么時候？”我問。
　　
　　“昨天。”
　　
　　“有預備線①沒有？”我明知胡子是一個沒有必要留“預備線”的人，但我還是這樣問了。
　　
　　“據說有。”
　　
　　據須山說，昨天的聯絡是為了一件特別重要的工作，要是耽擱一天的話，就會出很大的問題。所以他們倆前天在S河、M街和A橋三個電車站之間的街頭走過的時候，決定“從這兒到這兒”作為碰頭的地點；奇怪的是胡子竟擔心“萬一出了問題不好辦”，因此路上他又主動指定一家比較安全的咖啡館，說是街上見不著，二十分鐘后就到那家咖啡館里去，并且在臨分手的時候還互相對了表。這位被我們叫作胡子的同志，是我們最上級機關的一位重要的負責人。過去他搞過近千次的聯絡(全部都是街頭聯絡)，其中他只遲到過兩次。干我們這樣的工作，這么做完全是應該的，但像他這樣的同志畢竟還是很少有。再說這兩次遲到，一次是因為雙方都弄錯了時間，而他還是準時去了；另一次是因為到了約會的那天下午，他還不知道自己的表出了毛病，要是其他的同志，即使一兩次不到，問題還不那么嚴重，現在是胡子沒有來，而且連預備地點也沒有來，這簡直叫我們不敢相信。
　　
　　
　　①地下工作者在進行聯系時，往往在約定某個時間和地點外，還規定另一個時間和地點作為“預備線”，以防萬一在第一個時間和地點聯系不上時，就按第二個時間、地點進行聯系。
　　
　　
　　“今天怎么樣？”我問須山。
　　
　　“上田說再到昨天的地點去一次。”
　　
　　“幾點？”
　　
　　“七點。另外，去咖啡館是七點二十分。不過，這情況我總感到很擔心，所以已經和上田約好八點半碰次頭。”
　　
　　我算了算今天晚上自己的時間說，“那末，你九點和我見一次面。”
　　
　　我們當場決定了會面的地點就分了手。臨分手的時候，須山說：“胡子要是被捕了，咱就自首去！”這當然是說著玩的，可是叫人感到他簡直是在說真的。我罵了他一聲“混蛋”，但他說這種話的心情我是充分理解的。因為胡子在我們同志之間非常受信任，我們把他看作是力量的源泉；說他好像是我們的燈塔，也絲毫不算過分。事實上如果沒有了胡子，我們簡直就沒有了著落，首先連第二天的工作就不知道怎么干。當然，果真如此，也只好那樣，工作還是能夠堅持搞下去的。我一邊走著，心里一邊在想：他要是沒有被捕就好了。
　　
　　半路上我路過一家賣糖果的小鋪子，買了一盒森永牛奶糖①，拿著它朝家里走去。房東家的男孩子正和鄰近的孩子們站在一架自動出糖果的機器前面。最近開始風行這樣的機器。你放進一分銅板，扳一下把手，機器里的彈丸就會跳進一個小槽，隨著彈丸跳進的小槽不同，下面小孔里出來的糖果也不一樣。因為花一分錢說不定能得到一分錢以上的東西，街頭上每一架機器的面前都圍攏著許多孩子。孩子們都瞪大著眼睛，使勁地歪著嘴，在按著機器的把手。
　　
　　我嘩啦嘩啦地掏著口袋，摸出兩個一分的銅板給了房東的孩子。這孩子起初還縮了縮手，很快就流露出滿臉的高興。看來這孩子大概一直是站在后面看著別的孩子玩。我把剛才買來的牛奶糖也塞在孩子的口袋里，然后就回家了。
　　
　　①“森永”是牛奶糖的牌子名稱。
　　
　　我必須趕在八點以前，把今天工廠里發生的事情寫成稿子，供明天撒的傳單用。已經約好稿子要在八點交給和我碰頭的S。我從壁櫥里拿出裝著各種文件的皮包，打開了皮包上的鎖。
　　
　　情況是這樣。我們的倉田工廠原來是一個二百來人的金屬工廠，戰爭①開始以后，又招收了六百名臨時工。我，須山和伊藤(女同志)等同志都是那時候拿著別人的履歷書打進去的。一個二百名正式工的廠子，一下子招了六百名臨時工，可以想象活兒增加的多么急。倉田工廠原來是制造電線的，戰爭開始以后停止了電線生產，開始制造防毒面具、降落傘和飛艇外殼。最近這些活兒已經告一段落，估計六百名臨時工中要裁去四百來人，所以廠子里最近盡談論這件事。當大伙兒嚷著“要裁人了！”“要裁人了！”就有人說：“工廠里的臨時工，壓根兒就不存在什么裁人不裁人，現在反倒是比原來講好的期限延長，多干了半個多月。”事實上雖然比原來講好的期限多干了半個多月活，可是這期間盡是火燒眉毛的活兒，實在叫人受不了。就拿女工來說吧，從早上八點一直干到晚上九點，加上夜班也只掙一塊零八分錢；從下午六點到九點是一小時八分錢，而吃晚飯所花的二十分鐘到三十分鐘的時間，工廠還特意為此作了精打細算，從夜班費里扣去兩分到三分錢。吃晚飯的時候，我說：“看來工廠大概認為職工這類人不吃飯也可以干活吧！”跟我一塊兒干活的一個臨時工說：“噢，是這么一回事！……”這句話說的很俏皮，把大伙兒都逗樂了。工廠每天發放工資，把每個女工的八分錢工資零頭，用一個五分的銅板加上三個一分的銅板，一份一份地發給將近四百名女工。這當然很費事，六點鐘下工，為了排隊領工資，甚至要等到七點。大伙兒在隊伍里急得直嚷嚷，“真叫人可恨！把八分改成一毛，該省多少事呀；要不咱們吃點虧，八分改成五分得啦！”“有錢人愛時如命的牛脾氣，真是咱們想象不到的。”
　　
　　①指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東北的戰爭。
　　
　　可是工廠卻放出了空氣，說是解雇臨時工時，要給每人發十塊錢。本來就是臨時工，早就說好了可以一個子兒不付；現在又說要發錢，理由似乎是大伙兒都干的不錯。這消息究竟有幾分可靠，大家不是沒有懷疑，可是不管怎么說，這兒一歇工，又要有一段時間找不到工作，所以也就不知不覺地對它抱起指望來了。但是，連吃晚飯的時間也要從工資里扣除兩三分錢。為了把一分的大銅板三個三個地排成堆，可以滿不在乎地讓幾百人等上一個多小時。這樣的工廠怎么可能會給六百來口人每人拿出十塊錢(是十塊大洋呀！)呢？！放出要發十塊錢的空氣，顯然是包藏著工廠方面的陰謀詭計。這肯定是一種手段，放出這樣的空氣，目的是在解雇前防止工人波動，在決斗的關鍵時刻進行欺騙。
　　
　　今天廠子里都在談論這件事。我決定把最近發生的情況寫進明天要撒進工廠里的傳單上。大前天，大伙兒都紛紛議論要縮短發放工資時間的事。前天撒進廠里的傳單，就因為及時反映了這件事(盡管是這么一件小事)，在工人里面獲得了好評。
　　
　　我盤腿坐在桌前寫起來。過不了一會兒，樓下的房東大嬸上樓來了。她對我說：“剛才孩子讓您破費了，謝謝您啦。”她帶著從來沒有過的笑容，向我道了謝，又下樓去了。干我們這樣工作的人，在任何無關緊要的小事上，都要注意使自己跟“普通人”一樣；最忌諱的是讓同住在一起的人覺得你這個人有點和別人不一樣，或者懷疑你是干什么的。現在正在監獄里堅持斗爭的H同志，他所受到的追捕，那我們簡直無法比，飯館、咖啡館、理發店、澡堂這一類地方到處都張貼著他的照片。他為了能在這樣的追捕中進行活動，有一次竟帶了同住的人到帝國劇院去看戲。我們還必須學會跟“普通人”說一些毫無意思的閑話，學會討人喜歡的應酬話。不過一碰上這種事，我是最差勁的了，簡直就沒辦法。雖然近來多少習慣了一點。……
　　
　　我對大嬸說：“啊呀！那么一點東西，沒什么。”說完之后，臊得滿臉通紅。實在不高明。
　　
　　盡管只不過寫了兩張到西張半稿紙，因為白天干了一天活，寫起來確實不是一件輕松事。勉強把揭露十塊錢補貼的真相寫完，時間已過了七點了。一寫起稿子就出汗，中間我用手巾使勁地擦了好幾次臉。我把寫好的稿子裝進信封，在封皮上寫上了一個胡謅的女人的名字，裝著是一封情書的樣子。七點四十分我離開家。我跟房東大嬸說：“我散散步去。”平常大嬸總是默不作聲，今天卻朝著我說：“您請吧。”果然發生了靈效！我苦笑著走到暗處。記得有一次，我和往常一樣要出門的時候，大嬸說：“你這個人愛出門呀！”我吃了一驚。事實上我是每晚都出去，人家要懷疑也是該的。我心里撲通一跳，勉強笑著說：“因為，那個……”大嬸笑著打圓場說：“因為還是年輕人吧！”我才明白大嬸說的不是那個意思，這才定了心。
　　
　　約定八點鐘會面的地方是大街電車道里面的一條后街。那里有許多街道作坊，一路上有許多商店里的買賣人和前面留著一綹頭發的手藝人。我一向注意盡量使自己的裝扮和所要去的地方相適應。盡管不可能做的很周致，但這件事很要緊。我們要想避免被人家懷疑盤問，就一定要把自己打扮的整整齊齊。然而像今天這樣的地方，時間又是八點了，要是穿著西裝，甚至拿上手杖，那反而會惹人注目，效果更加不好。所以我只穿了一身干凈的和服，隨便地系了一條腰帶，連帽子也沒戴就出來了。
　　
　　喜歡搖晃右肩膀的S，從筆直的馬路的那一頭走過來。他認出了我，在一家商店的櫥窗前停了停，然后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拐進小胡同里去了。我跟在他的后面，同樣拐了個彎。于是在另一個拐角的地方，我們并肩走到一起了。
　　
　　S聽我說了前天廠子里撒了傳單后的情況，又問了問各種問題，然后說：“從廠子里大家經常關心的問題出發提問題固然好，不過缺乏的是進一步從政治上提出問題。”
　　
　　我吃了一驚，看著S的臉，感到確實是這樣。我只是陶醉于傳單博得了好評，而忘記了從更高的高度來看待這些問題。
　　
　　S接著說：“所以說，我們現在是在追隨大家的自發情緒而行動。要想使大家從對日常生活的不滿來了解帝國主義戰爭的本質，還需要作特殊的、有計劃的、而且是相當深入的努力。——讓大家明白這一點，是完全必要……。”
　　
　　他說，過去散發的很多反對戰爭的傳單，具有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而現在反過來了，又犯了把問題局限于經濟要求的錯誤。由于這種右的傾向是作了群眾的尾巴，所以往往暫時會獲得群眾的好評。因此對于“好評”，也需要慎重地加以考察。——我們一邊走，一邊談著這些事情。
　　
　　“說是要小心，如果像這回這樣，牛頭不對馬嘴地亂來一氣，那也沒有任何好處。是倒退！過去我們就像是蒙著眼睛的馬，只看到事物的一個一個的片面。”S這么說。
　　
　　我們走了一會兒，進了一家咖啡館。
　　
　　“給你一封情書。”我這么說著，把稿子放在桌子下面的擱板上。
　　
　　S用鼻子“嗡嗡嗡”地哼著歌曲，一邊留神著女招待，一邊把稿子塞進了口袋。然后他問我說：“你那邊和胡子(他按了按鼻子下面)沒有接上頭吧？”
　　
　　我把在工廠回去的路上從須山那兒聽到的情況告訴了S。他故意用鼻子“嗡嗡嗡”地哼著歌曲，但集中注意聽著對方說話。這是他一向的習慣。
　　
　　“我這邊約定是昨天六點，也斷了。”
　　
　　我一聽這話，心里慌亂起來。
　　
　　“是給抓住了吧？……”我嘴里這么說，而心里卻希望他能說：“不，不會的。”
　　
　　“嗯。……”S考慮了一會兒說。“他可是一個小心謹慎的人啊！”
　　
　　我們約定，雙方都要盡一切辦法和胡子接上頭，另外還商量了明天早晨如何把傳單帶進廠子，以后就分手了。
　　
　　九點鐘，見到須山的時候，我一看他的臉色，一切都明白了。不過也還不能說是完全絕望了。跟須山商量好，要想盡一切辦法去查明胡子的下落，接著馬上就分手了。一一因為路上很危險，我們規定了除非是在自己的秘密住所附近聯絡，否則一過九點，就要停止一切活動。
　　
　　和須山分手以后，我獨自一個人往回走。感到胡子的事，意外沉重地壓在自己的心頭上，只覺得膝頭發軟，連呼吸也感到緊迫，不知道為什么，邊走邊感到一種莫名其妙的擔心。在正常環境中生活慣了的人們，也許會認為我把這時候我的這種現象說的有幾分夸張和虛假，可是我們現在和外界的一切都被隔絕了，連個人多年的老朋友也完全斷絕了往來，就是上一次澡堂也絲毫不能疏忽大意，而且一旦被捕，起碼要蹲上六七年監獄。——對我們這樣的人來說，唯一的依靠只有同志。哪怕是失去一個同志，都會感到聯系我們之間的感情是多么深厚，要是經常領導我們的同志，那就更會是這樣。以前我在一個反動工會里作為反對派進行合法活動的時候，盡管也發生過這種事。但還不至于這么嚴重。因為不管怎么說，那時候還有種種日常生活上的事情沖淡了這種感覺。
　　
　　太田早就在我的住處等著我，——我決定不讓任何人知道我的秘密住所，只是在上級的許可下，告訴了一個人(這個人就是太田)。這是因為在倉田工廠進行活動，怎么也要規定一個專人經常和我碰頭。只是在外面聯系，一有緊急的事情就來不及，而且也不可能充分地把各種各樣的問題說清楚。
　　
　　太田是為明天帶傳單的事而來的。于是我把剛才和S商量的結果告訴了他，決定讓他明早七點鐘到國營電車T站的站臺去，S將到那里去，親手把傳單交給他。
　　
　　急事辦完之后，我們閑談了一會兒。我笑嘻嘻地說，“怎么樣？閑扯一會兒吧。”太田笑了起來說，“拿手好戲又開場啦！”平常公事一辦完，我差不多總是要興致勃勃地說，“閑扯一會兒吧！”現在這就成了我的“拿手好戲”了。不過，原來我并不明白我為什么愛“閑扯”，最近我才發現了原因。——由于工作，我們幾乎每天都和同志會面。但是這種會面，即使是在咖啡館里也只談公事，而且要盡量壓低嗓門，不說廢話，公事一完，馬上就離開那里，盡快分手。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都是這樣狀況。當然，由于天天都是這樣的生活狀況，我已經清算了自己過去的生活方式，現在已經習慣了這種生活方式。但是這就像有些人長期蹲拘留所，有時簡直像急病突然發作似地，饞著想吃某種“好吃的東西”。我的情況大概是這種生活單調的反作用，一見到同志，就借想“閑扯”的方式表現出來。可是過著正常生活的太田，竟認為我的這種心情只不過是我過去特別散漫的性格的反映。像他這樣可以在啤酒店里大喝啤酒的人，當然不可能理解我的這種心情，所以有時候竟然殘酷地(！)一句閑話也不扯就回去了。
　　
　　說是“閑扯”，太田把廠子里各種各樣的女工品評了一番就回去了。我驚詫他什么時候知道了這么多女工的事。
　　
　　“女工的戀愛方式，可不像資產階級小姐那樣扭扭捏捏，盡講形式，她們是非常直接而具體，真叫人受不了。”他這么說。
　　
　　“直接而具體”，這話真好笑，我們大笑了一陣。……
　　

二

　　
　　倉田工廠撒了一次公開由“黨”署名的傳單之后，早晚的上下工一下子緊張起來。因為時期是這樣的時期，制造的產品又是這樣的產品，所以廠方開始慌亂起來。有一天早晨，在我身旁干活的一個女工，“啊呀”地尖叫了一聲跑了進來。原來在工廠大門的旁邊有一個倉庫，庫門經常是敞開著，里面黑洞洞的。這個女工跟平常一樣從那里經過時，一個頭上蒙著黑衣服的“東西”在角落里蠕動。后來才知道那是門衛。由這件事也可以了解他們是怎樣地驚慌。
　　
　　戰爭開始以來，廠子里年輕的工人一批一批地上了前線，而另一方面，制造軍需品的活兒又突然增多起來。為了解決這個矛盾，哪一家廠子都不得不開始雇用大批的工人。過去就是雇用一個工人也要經過嚴格的調查，沒有保人還不行。可是戰爭開始以后，他們不能這樣做了。我們就是瞅準這個機會進來的。當然羅，在這樣的情況下，雇進來也只算是臨時工，而且從廠方的角度來看，以國家“非常時期”的名義來雇用大批臨時工，比起雇用正式工，結果將有利于降低整個工人的工資。不過這對他們有利也有弊，因此才不得不干出這種愚蠢而又無恥的勾當，竟然讓門衛頭上蒙著黑衣服來對工人進行監視。
　　
　　蒙黑衣服的暫且不說，暗中盯著我的是便衣特務。各個警察局都在傳閱著我的照片。當然，我現在是化了裝，但也不能疏忽大意。有一個同志，就因為警察局里有他一張十三年前照的照片，結果讓一個從來未見過他的特務抓住了。有的同志勸我徹底“轉入地下”。這當然是再好不過了。但是根據過去的經驗，在工廠外面去進行工人的組織工作，困難要增添百倍，而且得不到百分之一的效果，即使和工廠里的同志保持非常密切的聯系，情況也不會好到哪里。我們所謂的“轉入地下”，當然不是隱居起來的意思，也不是單純躲藏起來，或者是四處逃竄。不了解的人也許會這么想。如果“轉入地下”是這么一回事，倒不如老老實實地讓他們抓住，一聲不吭地呆在拘留所里，反而要痛快百倍。所謂“轉入地下”，目的是為了掩蔽自己，免遭敵人的攻擊，從而可以更加大膽、堅決地去進行斗爭。當然，從便于工作或其他方面來說，我們還是希望合法地進行斗爭。所以我跟太田他們說，要盡可能長期保住合法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轉入地下”的說法是不正確的，我們決不是自己要轉入地下，而是被他們逼著轉入地下。……
　　
　　在目前這樣的狀況下，我在敵人面前暴露自己，確是危險，早晚上下工對付便衣特務就很夠嗆。幸好最近站在那兒的特務經常是同一個家伙，有時老遠一看是另外一個人，自己就要放慢腳步，重新把帽沿往下拉一拉，走近他之前，要弄清楚是不是自己所認識的特務。第一道關口通過之后，下面就是門衛老爺的檢查。帶傳單進廠子的人一定不能在這里讓他們抓住。太田一向是派女同志帶傳單。據太田說：“務必要放在女人的肚臍眼下面，這樣最安全。”那些家伙似乎還沒有無恥到連那種地方也要搜查的地步。
　　
　　第二天早晨，一打開裝工作服的箱子，傳單果然放在里面。波濤似的感情像閃電一樣傳遍了全身。走進車間一看，旁邊的一個女工正在念著傳單。她像小學生似的，一個字一個字地念著，碰到不認識的字，就用小指搔搔頭。她一見我就問：“這會是真的嗎？”她是指關于發十塊錢津貼的事。
　　
　　我說：“不但是真的，而且是真得很啦！”
　　
　　那女工就說：“真叫人可恨！”
　　
　　在工廠里，我已經受到大伙兒的注意，認為我“好像是那種人”①。不管有沒有傳單撒進廠里，只要是大伙兒在紛紛議論廠子里的事，不管是大事小事，我總是要積極插進嘴去，想辦法把大伙兒引向正確的方向。我們應當在平時就取得群眾的信任，使大伙兒相信一旦有事，總是站在他們斗爭的前頭。所以我們應當領導群眾運動，把大多數工人都爭取到我們的一邊。以前在廠子里搞的是關門主義，是偷偷地把工人一個一個地吸收進我們的隊伍。通過以后的實踐，才明白這樣的做法永遠不可能使運動取得群眾的基礎。
　　
　　離開工還有一點點時間。大伙兒都圍在工作臺前互相議論。我正想走過去，工頭跑進來了說：“誰拿了傳單，交出來！”大家都無意識地把傳單藏了起來。
　　
　　①指共產黨員。
　　
　　“藏起來，對你們可沒有好處！”工頭對我旁邊的一個女工說，“你快給拿出來！”
　　
　　女工順從地從衣帶里把傳單拿了出來。
　　
　　“把這樣危險的東西，當作寶貝這么藏起來。——有你這樣的家伙嗎？！”工頭苦笑著這么說。
　　
　　“不過，廠子里也搞的太厲害了，大叔！”
　　
　　“所以嘛，所以我說傳單就是不好嘛！”
　　
　　“是嗎？那末歇工的時候，真能發十塊錢嗎？”
　　
　　這一下把工頭問住了，他說：
　　
　　“這我哪知道。你問廠里去！”
　　
　　“大叔，什么時候你不也說過要發嗎！瞧，看來傳單上說的還是真的呀！”
　　
　　給女工這么一說，車間里的人全都笑了起來。
　　
　　“啊喲啊喲！說的好呀！”不知是誰這么說。
　　
　　工頭的臉一下子漲得通紅，慌忙擦著鼻子，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怒氣沖沖地出去了。——我們第三工房的人，這一下子可大聲哄笑起來了。這件事雖小，可是這么一來，工頭這小子忘了向其他的人收傳單就溜掉了。
　　
　　這天開工之后不到一小時，我聽說太田從工廠里給抓走了。看來是帶進傳單的事給發覺了。
　　
　　最要緊的是太田知道我的秘密住所。
　　
　　他以前跟我說過，要是出了事，他只堅持三天。我問他三天是根據什么算出來的，他說大家都是這么說。那時候也說不出是什么原因，“堅持三天”好像已經變成了一個規律。我記得當時我們還繼續開了一些玩笑，可是我突然感到太田什么地方有一種弱點。聽到太田被捕的時候，首先閃現在我腦子里的就是這件事。
　　
　　我認識的一個同志，和他同住的人被捕了。而他還漫不在乎地住在原來的秘密住所里。我和其他的同志都勸他必須馬上轉移，可是這個同志認為這是大驚小怪。果然不出所料，第五天上秘密住所就遭到了襲擊。當時這個同志從窗戶里往外跳。跳是跳出去了，可是把腳摔壞了。警察怕他半路上逃跑，把他脫得光光地給逮走了。他進了警察局的拘留所，一眼看到先前被捕的那個人，就大罵他是“渾蛋！草包！”可是據說那個家伙認為自己已經被捕了，你還稀里糊涂地不逃走，所以反而想要說他是“草包”。后來這個同志出來了的時候，我們跟他說，“可不是沒有對你說過，你明明知道的而麻痹大意給抓住了，這可是組織紀律問題羅！”而他反駁說：“那是因為那小子(先被捕的那個家伙)給說出來的。在敵人的面前，哪怕是吐出一個字，那才是組織紀律問題！”事實上這個同志在審訊中確實是什么也沒說，對這個同志來說，他從來就沒有考慮過自己要說出什么，所以也就沒有想過別人會說出什么，因此才“稀里糊涂”地呆在秘密住所里不走。當時我比誰都感到這些話刺到了自己最痛的地方。我要別人從秘密住所里逃走，這就等于承認自己如果被捕，不出三四天也會供出秘密住所；等于自我承認了這種失敗主義的情緒。而這種態度是和一個布爾什維克毫不相干的。從此以后，我們就給自己規定了一項任務，要以這個同志的態度作為尺子來衡量自己。可是現在面前擺著這么一個不可靠的太田，我可不能在秘密住所里裝作“稀里糊涂”(盡管這是從好意來理解)，我必須要馬上轉移住處。
　　
　　不管怎么說，我總覺得最好還是不要把秘密住所告訴任何人。曾經有過這樣的事例——我們有一個很好的同志，他把自己的住處告訴了七個人，讓他們在自己的住處出入，而且這七個人當中，還不都是同志，有的甚至僅僅是“同情人”，結果這個好同志的秘密住所遭到了襲擊。我們任何時候都要記住，我們是在夸稱世界最完備的警察網的追捕中進行活動。
　　
　　好在太田還不認識須山和伊藤芳。為了進行工作方便，我曾經打算要告訴太田，說這兩個人是我們所信任的同志。但當時考慮到種種的后果，一來是要防止在受到鎮壓時牽連的范圍過大，另外也注意到單純依靠某某某是自己人這種個人關系來進行工作，是一種危險的簡單化的做法，因此才作罷了。
　　
　　從廠里放工回家的時候，我和須山、伊藤芳一起。在一家賣年糕小豆湯的鋪子里作了緊急商談。結果決定我馬上(今天晚上)搬家；廠里情況未弄清之前暫不上工，另外和留下的同志保持更密切的聯系，以后再采取第二步，第三步措施。過去有許多同志，就因為抱著“今天恐怕還不要緊”、“哪能會出這種事”的想法，結果出了大問題。我們三人協商好，以上三件事是作為工廠支部的決定。我一定要執行。然后須山從他剛領來的一天的工資中給了我八毛錢，伊藤給了我五毛錢。
　　
　　須山又犯了他平時的老毛病，不知道他想起了什么，問我知不知道神田伯山①的故事。我笑著說：“你又來啦！”據他說，神田伯山不論什么時候(一直到死為止)腰包里都要裝上一百塊錢現金，不管發生什么事情也不花這筆錢。據說這是因為他認為，一個人說不定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會突然碰上災難，那時候，作為一個男子漢，如果僅僅因為身上沒帶錢而受到意想不到的恥辱，那簡直受不了。
　　
　　① 神田伯山(？一1873)是江戶末期的著名說書藝人。后來，他的弟子也襲用他的名字。
　　
　　“同樣的道理，如果因為沒有錢，動不了身子而被他們抓住，那等于是對階級的背叛！”須山這么說了之后，又補充了一句：“我們也應該學習他們從經驗中得出的教訓。”
　　
　　須山的腦袋里裝了這么多的玩意兒，簡直就像一本剪報簿子。我和伊藤都大笑起來。
　　
　　我粗心大意地拐進胡同口，朝我的住處走去。不過說實在的，這恐怕也很難說是我的粗心大意。首先，我壓根兒也沒有想到太田會這么快說出我的住處。我猛吃了一驚，呆呆地站在那兒。——二樓上我房間里的電燈亮著！而且我憑直覺感到房間里決不只一個人，毫無疑問是有人在守候著我。可是，屋子里有許多東西我得要拿出來，有些東西不拿出來，明天的生活就會發生困難。但我知道這個“可是”要不得，馬上改變了主意。
　　
　　我一下子想不起有什么可去的地方。過去到處流轉的生活，幾乎把我認識的所有人家都利用遍了。這些地方早已不能再去住了。我現在首先必須要離開這個地區，所以一奔上電車道，朝四周打量了一番。立即叫了一輛出租小汽車。但我并無目的地，只隨便地說：“到S街。兩毛錢！”
　　
　　這時候，我忽然意識到我是直接從工廠里出來的，這一身服裝跟出租小汽車很不相稱。——我坐在車子里想了又想，仍然想不出主意，心中焦急萬分。只有一個女人，過去幫我找過一兩次躲藏的地方。如果去求這個女人，她一定會幫助我。她租了一家商店的三樓居住，在一家小商業公司里做事。她雖然對左翼運動抱有好感，但自己并不積極參加活動。女人的住處，我是知道的，但到一個獨身女人那兒去，顯得很不合適。所以過去有事的時候，我總是向公司里掛個電話，在電話里就把問題解決了。可是現在只剩下這個女人的地方可去了，我再也不能考慮很多了。于是我決心在S街下了出租汽車，改乘了市營電車。
　　
　　我盡可能找一個角落坐下，把兩手放在膝蓋上，然后悄悄地朝電車里瞅了一遍。幸好沒有“可疑的家伙”。在我的旁邊，有一個穿西服的好像是銀行職員模樣的人，正在看《東京朝日新聞》。我瞅了一眼，發現報紙第二版的中間有一條“搜捕倉田工廠赤色分子”的標題。我又看了好幾眼，可是看不清本文。——這時候，我生平第一次感到電車跑得太慢了，心情焦急得簡直坐立不安。
　　
　　為了小心起見，我在前兩站就下了電車，然后走進一條小胡同，拐了兩三個彎，朝女人的住處走去。因為是第一次來，又加上走的是小胡同，簡直有點迷路了。店堂里有個老爺子，露出貼著膏藥的肩膀，用手在上面拍打。我問樓上的笠原在不在家，他瞅了瞅我，一句話也不言語。我稍為放大了聲音又問了第二遍，他這才朝著鑲著紙拉門那邊的飯堂說了一句什么話。里面有個人，透過門中腰上的玻璃。朝我這邊瞅了瞅，帶著懷疑的語調說：“啊呀，她出去啦！”
　　
　　這一下子我可為難透了。我問什么時候回來，回答說不知道。我知道他們是懷疑我的模樣(服裝)。我一籌莫展，在那兒站了一會兒，可是沒有辦法，說了一聲“九點鐘再來看看”，就走出了店門。來到外面，抬頭望了望三樓，樓上沒有燈光，我忽然感到渾身沒有一絲兒氣力。
　　
　　到有夜市的街上去翻了翻書。在棋攤子旁邊相了相，又到咖啡館里坐了坐，好容易混過了兩個鐘頭，然后又轉了回來。一拐進胡同口，就看到三樓的窗子是亮的。
　　
　　我跟笠原簡單地說明了情況，接著就問她有什么地方可住。可是，她所知道的地方，過去差不多都讓我住過了。公司里雖然有兩三個女朋友，但她們對我們的運動毫無理解，“而且都是單身”。笠原歪著腦袋拼命地想了又想，仍然想不出個地方。一看表，已經快十點了。過了十點還要在外面亂跑，那是最危險不過了，再說我還穿著這么一身工作服，那就更加危險了，笠原笑著說：要是女朋友，還有許多地方可以想辦法，“可是你是個男人，實在沒辦法可想。”我也沒有辦法可想。然而要使自己不至于被捕，只剩下一條路可走，但要把它說出口，那是很需要勇氣。
　　
　　“你這里怎么樣？……”
　　
　　我下決心說了出來。但連自己也感到臉紅，再也說不下去了。——這在別人看來，也許認為太大膽了，可是實在沒有辦法了。
　　
　　“……！”
　　
　　笠原的眼睛突然睜得大大的，猛瞅著我的臉，明了一口氣，接著滿臉脹得通紅，不知為什么，她好像有點慌亂的樣子，把一直隨便橫坐著的兩腿縮回來，改為用膝頭跪坐著①。
　　
　　①日本人的習慣是坐在鋪著草席的地板上，有時是把兩腿疊在一邊橫坐著，有時候是盤腿坐著，在正規場合或談重要的問題，一般都是跪坐著。
　　
　　過了一會兒，她下了決心，跑到樓下去了。她跟房東說，住在S街的哥哥來了，要在這兒住一宿，因此來打個招呼。可是，說是哥哥，怎么想也叫人感到可疑。她雖然很樸素，但平常總是穿一身整潔的西服，留著流行的半長發。這樣的人怎么會有一個穿著工人服的哥哥呢？！據說她這么一說，樓下的老太婆一句話沒言語，從上到下一個勁地打量著帶孩子氣的笠原。笠原的臉上不禁緊張起來。對一個普通的女人來說，要留男人過夜，這確實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事情這么一決定，兩人不知怎么一下子拘謹起來，話也說不下去了。我向她借了鉛筆和紙，伏在草席上，制訂起明天的計劃：要立即遞補上太田的缺，要把太田的被捕寫進傳單，讓倉田工廠的全體職工都知道。我舔著鉛筆，打著草稿，忽然想到女人是不會主動說出要睡覺的。于是我問她說：
　　
　　“你每天什么時候睡覺？”
　　
　　“一般大概是這個時候……”她這么回答說。
　　
　　“那末睡吧。我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了。”
　　
　　我站起身，打了個呵欠。
　　
　　只有一床褥子，她要把被子讓給我，我硬是拒絕了，蓋了一件棉袍就躺下了。熄燈之后，聽她走到屋角上，好像是在那兒換睡衣。
　　
　　我過去(自從離開自己的家以后)，到處奔波流轉，已經習慣于這樣的睡法，而且馬上就能進入夢鄉。可是和女的睡在一個房間里，這還是頭一次，實在很難睡得著。我稍為一迷糊，就作起夢，馬上就驚醒了。就這么夢夢醒醒，醒醒夢夢，反反復復了好多次。盡是夢見被人們追趕著。做夢一般都是這樣一一想跑也跑不動，只是心里干著急，一旦意識到自己“啊呀啊呀”地叫起來的時候，一下子就驚醒了。稍為鎮定下來，就覺得半邊腦袋滴溜溜地發疼發沉。我感到好像一點沒有睡過一樣，不知道翻了多少身，而笠原一整夜好像沒有翻過一次身，連動一動身子的聲音也沒有聽到。我心里十分清楚，她是早就準備一夜不睡了。
　　
　　不過，我總算是睡了一忽兒。一睜開眼睛，只見笠原的鋪蓋早就整整齊齊地疊在那兒，她大概是到樓下做飯去了。不一會幾，笠原踏響著樓梯板上來了。她問我說：“睡著了嗎？”我感到有點不好意思，只是“啊”地問答了一聲。
　　
　　笠原上班的時候，我和她一塊兒離開了屋子。樓下的老太婆正在廚房里干活，見我們出來，她停下手里的活兒，一直看著我們走了好遠。
　　
　　“啊一一！”——走到外面，笠原大聲地出了一口長氣，就好像把昨天一夜的別扭一下子吐了出來。接著又輕輕地罵了一聲：“臭老婆子！”
　　

三

　　
　　這天晚上和S碰頭的時候，跟他談起昨天晚上的事，他說這樣下去不行，于是給我籌措了租房子的錢。我已經找好了房子，決定等須山和伊藤給我弄來家具，馬上就搬過去。起初我拿不定主意，不知道住在倉田工廠所在的地區內好不好。住在同一個地區，有相當大的危險性；可是，要是住到其他的地區去，交通費又發生困難。相比之下，當然還是其他的地區好，但是也說不定警察以為我已經逃到其他的地區去了。所以我想趁其不備，來個將計就計，就住在原來的地區也未嘗不可。曾經有過這樣的事，據說有個同志經常在江東①一帶活動，可他卻故意放出風聲，說自己在城西一帶出沒。另一位現在已經去蘇聯的同志，聽到這個同志采取這樣的戰術，認為并不高明，他說要是他的話，自己在江東活動，就放出自己在江東的風聲。由于我在這個地區還沒有被特務認出，再說又從工廠里歇了工，經濟上沒有了來源，因此還是決定在原來的地區找個住處。
　　
　　① 指東京隅田川東岸一帶。
　　
　　
　　租房子最好還是租小商人家的樓上，如果房東是一對老夫婦，那就更好。這些人跟我們的工作沒有什么關系，而且對樓上房客的行動，理解很有限。要是住在一個半吊子知識分子的家里，他們一看你進進出出的情況和房間里的擺設，馬上就會銳敏地嗅出我們和“常人”不一樣的味道。只是警察這些家伙要常常到小商人之類的家里來查戶口，而且查起來又很不客氣，相比之下，對持門第高的人家就不一樣，該去兩次的只去一次，去了也只問一問：“有事沒有？”我這次找的住處是一戶介于兩者之間的人家。房東大嬸子據說先前當過妓女，現在好像是什么人的侍妾。
　　
　　須山和伊藤給我張羅來了一副行李，好容易才安定下來，我這才松了一口氣。唯一不足的地方，是樓下還住著一個房客，所以我第一件事就要了解他是個什么人。我下樓到便所去，正好那個人不在，他的房子的紙拉門敞開著，我首先朝他的書架子上瞅了一眼。——每當我搬到一個新住處。如果有同住的房客，我首先就采取這個辦法。因為一瞅書架子。馬上就可以估量出這個人究竟是個什么人。——書架子上擺的都是一些很普通的書，大多是地理、歷史之類，看來大概是哪個學校的教員。不過桌子上放了一本《日本文學全集》。我迅速地瞅了一眼，書是打開著的，正好翻到卷頭，上面刊有片岡鐵兵①和葉山嘉樹②等人的照片。但是這種書只有這一本，別的好像沒有。
　　
　　在我們的同志當中，常常發生這樣的事情，好容易搬了一次家，可是卻發現這家房東原來是在警察局里做事的。馬上能發現房東的職業，那還算好的；而有時甚至過了一兩個月還不清楚。因為我們是干這樣工作的人，就連“您家先生是做什么的”這樣簡單的問題，也不能隨便地問的。
　　
　　我向大嬸打聽了澡堂在什么地方，就出去作第二步調查。我手里拿著毛巾和肥皂，閑閑散散地走著。首先注意地看了看每天要經過的路旁兩邊人家的門牌。走過了五六家，在拐角上有一家名牌上寫著“警視廳巡警×××”。但這是一家大宅院的后門，還不用十分擔心。從澡堂出來，我調查了一下這附近一帶的胡同和岔道，就回來了。一般來說，這個地區(其他地區說不定也是這樣)的特點，是工廠區和有錢人的住宅區交錯地緊聯在一起。這一帶盡管和倉田工廠同屬一個地區，但是一出擁擠的大街，就是幽閑清靜的住宅區，而且好在走完一條清靜的長長的大路，馬上緊接著既是熱鬧的大街，所以辦完事回來，可以發現后面有沒有人跟蹤；出了家門馬上可以走上熱鬧的大街，混進擁擠的人群。條件確實很好。
　　
　　①片岡鐵兵（1894－1944）日本作家。
　　
　　② 葉山嘉樹（1894－1945）日本作家。
　　
　　我發現二樓上我的房間的窗子緊挨著曬臺，而且一步就可以跨上鄰居家的曬臺，從那兒可以很容易地越過別人家的墻頭。于是我準備買一雙草鞋來放在曬臺上，以便一打開窗子馬上就可以穿上①。麻煩的只是這一帶人家簡直就像《巴黎屋檐下》②那樣擁擠在一起，你稍一打開窗子，就有被周圍五六家人家和租居在二樓上的房客們看到自己的危險。在沒有弄清楚這些人家的職業之前，我只好呆在房間里，把四面窗子關得嚴嚴的。為了和房東拉拉閑話，我就下樓去了。我是想從閑談里了解一下附近的情況。
　　
　　①日本人在室內不穿鞋子，這里說準備在曬臺上放一雙草鞋，是準備必要時穿上逃跑。
　　
　　②法國的一部影片的名字。
　　
　　一打聽，住在附近的，有在法律事務所工作的事務員，三味弦①的教師，他樓上住的是股票經紀人，還有“臨時女傭會”②的女工，其他七八家都是公司的職員，有一家是這一帶的財主，家里備有鋼琴。搬來的當天晚上，就了解了鄰近的這么多情況，確實是很大的收獲。除了那些多嘴多舌的“臨時女傭會”的女工，恐怕應該說周圍的環境還算是不錯的。
　　
　　不過，按過去的經驗，還必須要準備一個另外的住處，以便秘密住所一旦遭到襲擊，或者發現有可疑的跡象，馬上能夠有地方住。一個住所不管看起來是多么安全，但絲毫不意味著它永遠安全。事實上在這很久以前的那個住所，剛搬過去的第二天，我從澡堂回來，就發現住所的門前站著一個穿西裝的家伙。那里只有一條道，我發現了他的時候，已經走到了眼前，沒法再后退了。沒有辦法，我只好搖擺著身子，把濕毛巾掛到腦門上幾乎要碰著眼睛的地方，嘴里吹著模糊記著的“我追求著幻影，在遙遠遙遠的地方……”的口哨，沒有進住所就打門前過去了。穿西裝的好似看了看我，但那種看法又令人感到有點不像是暗中監視人的樣子。我走了一段，回頭看了一看，那家伙還站在那兒，朝我這邊望著。那天晚上我睡到一個同志的家里。這個同志是個很有經驗的同志。據他判斷，第一，監視人不會是這種的樣子，第二，剛搬去兩三天，不可能預先沒有經過任何調查就跑來監視。第二天派人一調查，果然沒有什么事。不過，不管怎么說，為了能夠及時對付突然降臨的災難，做好第二步的準備總是必要的。在下一次出去聯絡的時候，我把這件事拜托了笠原。
　　
　　①三味弦是日本的一種樂器。
　　
　　②是一種臨時女傭的職業組織，某家臨時有事需要幫忙，可通過該組織介紹女傭去工作，領取一定的報酬。
　　
　　工作很快就恢復了。伊藤芳最近特別積極，因此決定讓她填補了太田的空缺。當強烈的鎮壓風暴刮起的時候，表現出積極性的人是不多的。她雖然是高等學校①畢業的，由于長期不斷地經歷了工廠生活(雖然一直到處流動)，身上早已沒有以前的那種學生氣了。自從被迫轉入地下以后，她一直是打入工廠活動，曾經被捕過好多次，而這恰好鍛煉了她。一般人一轉入地下，就進入街頭活動，就會脫離現實的工人生活的氣氛，而這個伊藤卻正好走著相反的道路。伊藤每次被捕，警察總是把她母親叫去，讓母親把她領回家。而母親每次總是求她：“這次你可別出去了。”可是在家里呆不到半天，她又跑出去。潛入地下，開始活動。即使是這樣，她母親一接到警察局的通知，說她女兒被捕了，要她上警察局去，她總是很高興，在警察局里再三地道謝，把女兒領回來。大概是第三次還是第四次回家的時候，伊藤心里想，承擔的工作越來越重要，今后恐怕不可能像過去那么容易放出警察局了，因此很少有地和母親一起去了一趟澡堂。這里面暗含著要和母親告別的意思。據說母親在澡堂里一眼看到自己女兒的光身子，一下子就癱軟地坐在地上。原來伊藤的身子因為多次受刑拷打，遍體都是青紫的傷斑。據伊藤說，從此以后，母親突然對自己的女兒同情起來，而且慢慢地開始理解自己的女兒了。母親氣憤地說，“警察把我女兒弄成這個樣子，我再不向他們低頭了！”以前伊藤交通費或生活費發生了困難，沒有辦法只好托人上母親那兒去要錢，母親總是說，要不回家就不給錢。可是打那次以后，要兩塊給四塊，要五塊給七八塊，還叮囑說：“不要惦記家！”母親見人還這么說：“只不過為窮人干點事，就把一個無罪的姑娘打成這個樣子。這肯定是警察方面不好！”假如連自己的母親都不能爭取到自己的一邊來，那怎么能在工廠里把許許多多各種各樣的伙伴組織起來呢？一一如果說這話里包含著許多道理，那么像伊藤就是一個證明。她的那些爭取群眾的“辦法”，確實叫我五體投地。她稍為有一點空閑，就跑到淺草①去看歌舞劇，看國產的電影，或者讀無產階級小說。而她在爭取群眾的時候，能馬上把這些看過的東西拿來作為話題，巧妙地加以利用。(這是題外的話，她長著一副漂亮的面孔，很引人注目。男工們放工回家的時候，即使她不開口，也會有人拉著她到白木屋的分公司或松坂屋②去，給她買各色各樣的東西。她對這樣的機會，也能非常沉著地很好地加以利用。)
　　
　　①相當于高中
　　
　　她是一個直率的姑娘，很能聽取別人的意見，但是她對于通過自己過去幾十次的經驗所獲得的工作方法，卻像一塊頑石似地堅持。現在正需要這樣的女同志，尤其是倉田工廠八百名工人中百分之七十是女工，其意義就更大了。
　　
　　除了倉田工廠的工作外，我還擔任“地方委員會”的工作。胡子被捕的事，差不多是確實無疑了，我還必須承擔他的一部分工作。工作一下子緊張起來。不過，秘密住所已經建立起來了，而且不必過工廠的生活了。所以我可以充裕地制定自己的日常生活計劃，比以往更加精力充沛地去從事工作。
　　
　　①淺草是東京臺東區內的一個鬧市區。
　　
　　②白木屋和松坂屋均為東京的大百貨公司的名稱。
　　
　　以前在工廠的時候，可以了解廠子里每天每天的“動態”，并且馬上能反映到第二天的傳單里去。現在這些工作都讓須山和伊藤去負責了。起初我還擔心脫離工廠會帶來不良的后果，可是現在由于和須山他們在組織上保持密切的聯系，不但沒有浮在表面；有意義的是，離得遠一點，反倒了解到須山和伊藤(也包括以前的我)只被眼面前的事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力，而不能進一步從發展的眼光來看待事物。那時看起來好像觀察的非常仔細，其實應該說是在一個固定的框框里坐井觀天。當然，這還由于我擔當了便于展望全局的“地方委員會”之類的工作。所以現在我體會到沒有必要擔心自己會漂浮在上面。
　　
　　我首先注意到一種傾向，在這樣一個八百人的工廠里，僅有由四五個人組成的支部在拼命(確實是拚命！)地工作。當然，盡管說是四五個人，如果沒有這四五個人的支部在拚命地工作，那就不可能把整個廠子推動起來。但是，這四五個人要想努力工作來推動全廠，就必須要具體地來研究如何和廠子里的群眾組織相結合(或者建立這樣的組織，在里面活動)。如果不考慮這樣做的具體計劃，那就仍然只是這四五個人在唱獨腳戲，就不會有任何發展的可能。而實際上臨時工中的女工們，認為她們好不容易互相認識了，馬上又要四分五散，各奔東西，覺得“同舟過渡也是前生的緣分”，因此正準備建立一個臨時工的“友誼會”之類的團體。臨時工和正式工因工資和待遇的問題，關系不好，那是廠方故意制造的，而其中有些人也因“同病相憐，互相關照”結成了朋友。盡管這只是少數一兩個例子，但是，如果支部懂得怎樣努力把這些自發的東西加以擴大和組織起來，并在里面(不是只在自己的四五個人當中)做工作，那末在最近即將有六百人就要被解雇的時候，把全廠發動起來，也決不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倉田工廠是個制造防毒面具、降落傘和飛艇外殼的軍需工廠。在戰爭時期，在這樣的廠子進行組織工作的重要性，那是自不待說的了。從戰爭開始以來，我們就把組織工作的重點放在軍需工廠(主要是金屬和化學工廠)和交通運輸企業(這是運輸軍隊和軍火的)來開展工作。這也是我和須山、太田、伊藤等人打進倉田工廠的原因。問題是我們都是臨時工，不到半個月就要被解雇。我們必須在這期間讓組織多少扎下一點根。因此就必須爭取正式工。能爭取到他們，即使我們被解雇了，也可以依靠從外面和遺留下來的組織保持緊密的聯系，毫無障礙地繼續開展工作。所以我們決定的方針是：不管在怎樣小的問題上，都要經常讓正式工和臨時工接觸，促進他們結合起來。而同時也要重視臨時工的組織工作。因為他們這些人在被解雇之后，又要去尋找另外的工廠，進入不同的單位，是所謂的“種子”。所以從始到終決不能脫離每一個臨時工。——在解雇之前的極短的時間內，我們必須要做好這些工作。
　　
　　兩三天之后，我和須山進行街頭聯絡的時候，只見須山怪摸怪樣地擺著胳膊從對面走過來。他這個人一有什么事情，總是要做出這副樣子，就好像等不及見面之后慢慢地談，而首先在動作上表現出來。我心里想：又出了什么事啦！我剛拐進路旁的一條小胡同，按規定本來是要再拐一條胡同，然后我們才走在一起，而須山卻小跑著趕上來，從背后叫了我一聲說：“太田來信啦！”
　　
　　我心里想，果然不出所料。
　　
　　據說信是在拘留所里托一個流氓捎出來的。從倉田工廠一走上電車道，那一帶都是“花柳街”；夾著電車道兩旁的小胡同里，是一排排帶有圓形小窗的妓院。一到晚上，這兒就成了夜市，熱鬧非常。在這一帶橫行霸道的是一些叫做“某某”幫的某某把頭（流氓)。而有個渾名叫作“瘋子”的流氓，曾經因威脅罪而被N警察局抓了起來，偶然和太田關在一個牢房。所以當這個“瘋子”流氓放出來的時候，太田就托他把這封信交給了我們所認識的T。
　　
　　據信里說，警察正在加緊追捕我，甚至還知道我戴的是寬邊眼鏡，還說像我這種角色，只要稍為花點錢，馬上就能把我抓到，因此希望我要特別注意。
　　
　　聽到這些話，我說：“恰恰相反，正是因為太田把什么都說了，我才受到警察的追捕。”
　　
　　須山也笑著說，“是呀，特務竟然知道你戴沒戴寬邊眼鏡。他們沒有見過你，那怎么會知道呀？！”
　　
　　我們認為太田寫這封信完全是為了給自己的行為辯解。比這更要緊的，我們倒是想知道太田在警察局里究竟供認了些什么，供認到什么程度。我們必須根據這些立即制定對付的辦法。我認為太田這么一來，肯定很快就會放出來，對于采取這種態度的家伙，一定要十分注意。
　　
　　但是在工廠里，太田是在干活的時候給抓走的。就憑這一點也給廠子里帶來了不小的波動。大家了解到以前為他們帶傳單進來的原來就是太田，對他產生了一種親切的感情。而且還明白了以前動輒就被工頭說成是“豺狼虎豹”，說成是“賣國賊”的“可怕的”共產黨，原來竟是太田，原來以為共產黨是在自己看不見的遙遠的地方，現在明白了原來就是每天跟自己一起拿熨斗熨降落傘的太田。——這些事太出乎意外了，大伙兒都感到吃驚。伊藤芳立即抓住這個“太田事件”，在工人中這么宣傳說：“太田經常關心咱們女工的事，現在他給抓走了，咱們應該用工廠部分工人的名義，到警察局給他送點什么東西吧！”于是募集了一些現款和物品。大約有七個人出了錢，其中還有個據說是喜歡太田的女工。伊藤芳從太田的事談到傳單，談到工廠的活兒，終于爭取了七八個女工。她根據自己長期工廠生活的經驗，懂得提出什么樣的問題，群眾就會跟上來；再說降落傘車間幾乎全是女工，而太田在那兒是頗得“好評”的。她也巧妙地抓住了這一點。她從這八個人當中挑了幾個比較積極的女工，打出“倉田工廠部分女工”的名義，上警察局去給太田送東西。送的東西有褲衩、襯衣、夾衣、帶子、手巾和手紙，另外還有一塊錢現款。警察局讓這個拿東西的女工稍等了一會兒，然后有個警察跑出來說，太田感謝大家的盛情，但他有顧慮，不能接受這些東西。因此要她們帶回去。這個女工沒有經歷過這種事，和其他同去的四五個女工把這些東西又帶回來了。而伊藤自己過去關押在警察局里的時候，曾經被警察要弄過這種騙人的鬼把戲，因此她又跑到警察局去了一次，硬把這些東西留在那兒。可是，后來她從須山那兒聽到太田的情況，簡直把她氣壞了。
　　
　　像太田這種家伙，說不定會以為自己的變節和卑躬屈膝只是他個人的事，卻不知道會給許多工人的心靈上帶來了多大的陰影。他是個自私自利的人，是個投降主義分子，是叛徒。他要是說出了警察還不知道的我的部署和今后的行動計劃，我和倉田工廠的同志們今后要進行的工作，將會困難十倍。——我們就是這樣，不僅從敵人那兒，而且還要遭到自己內部的“蛻化分子”的交叉火力的攻擊。那天我的交通費不夠，只好走著回去。一路上我的神經顯得異常敏感，碰到的每個人，都覺得好像是特務。我不斷地回頭注意著身后。特務們想要抓住我，一定會根據太田的口供在這個地區嚴密戒備的。據胡子說(他以前對我說過)，他們抓住咱們一個人，就可以領到五十塊錢。他們在這種誘餌的引誘下，一定在千方百計地搜捕我。——不過，我又想到，我這么心神不定，是很危險的。我可不能被他們抓住！于是我走進一家賣小豆年糕湯的鋪子，讓心情慢慢地平靜下來，然后才回了家。
　　
　　我們是沒有所謂退路的。我們的按個生命都獻給了黨的工作。這跟做公開工作的人是不一樣的。在這種狀況下碰上了這樣的背叛行為，我們的整個身心都感到憤怒和憎恨。現在，我們沒有可以稱之為“私人生活”的東西，所以我們是用整個生命的感情(如果可以使用這樣的語言的話)來憤怒，來憎恨。
　　
　　也許我是氣糊涂了。平常出入寓所，我總是要正正經經地給房東大嬸打個招呼。而這次我連這個也忘了，就直接跑上樓去了。一坐到桌子面前，就脫口罵了一聲“渾蛋”！
　　
　　在這以后，連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跟笠原突然親近起來了。凡是托她的事，不論是什么事，她都一一地滿足我的要求。由于太田叛變了，我決定最近搬到別的地區去。但我不能到處去找房子，因此拜托了笠原。這時我就聯想到和笠原同居。為了切實地，長期地把地下工作堅持下去，這樣做也有好處。
　　
　　一個單身漢住在寓所里，不到哪兒去工作，而且每天一到晚上就外出，一一單憑這一點就足夠人家懷疑了。以前在工廠里做工的時候，問題還不大。而現在一個晚上平均有三四次聯絡，尤其是有的時候中間還有一個來小時的空隙，又不能在外面逛蕩，只好先回家，然后再出來。這時候，房東大嬸馬上就露出一臉懷疑的臉色來。大嬸的那副疑心的臉色，就好似說：這家伙靠什么吃飯呀？警察來查戶口的時候，她要是說出是這么一種情況，馬上就有極發覺的危險。
　　
　　笠原在公司里工作，早晨上班走時，要是能跟她同居，即便人家看著我好像整天游游逛逛，也會說我是靠老婆的薪水過日子。社會上總是只信任有固定職業的人。因此我就問笠原能不能跟我住到一起。她一聽這話，突然睜大著眼睛直瞪瞪地看著我。但是什么話也沒說。過了一會兒，我催她回答我。她還是不言語。那天她到底什么也沒說就回去了。
　　
　　第二次跟笠原見面的時候，她從來沒有過那樣畢恭畢敬地跪坐在我的面前。她緊縮肩頭，兩手放在膝頭上，身子僵直著，那樣子實在是拘謹極了。回想在她那兒過夜的第二天早晨，剛一步跨出門外，她就用一種爽朗的男人腔調大聲地說：“啊——，臭老婆子！”而現在這種女人氣一點兒也看不到了。我奇異地看著她。
　　
　　我們談了各種事情。但是話頭一斷，她就顯得局促不安起來。我們倆都回避上次的談話，盡量把它往后拖。事情談完之后，我終于提起那件事，她說她是下定了決心才來的。
　　
　　在這以后，我和笠原很快就一起搬到新的住處去了。那兒離倉田工廠雖然稍為遠一點，但須山和伊藤還有著可以公開坐電車、走路的“身份”，因此就讓他們上我這兒來。這樣既能夠節省交通費，也減少了路上的危險。
　　

四

　　
　　須山有事到我這兒來，經常順便上我母親那兒去一趟。他跟我母親說我身體很好，又把母親的情況告訴我。
　　
　　我離開自己的家的時候，是非常突然的，連自己唯一的母親都來不及把情況說清楚，就被迫轉入了地下。那天晚上六點鐘左右，我跟往常一樣出去聯絡。當時我正從事“非法”的活動，不過是以一個黃色工會的會員的身份，利用一切合法的場合，作為工會內部的反對派來積極進行活動。那天六點鐘跟我碰頭的那位同志對我說，和我一塊兒工作的F突然被捕了，被捕的原因雖然還不清楚，但我是直接和他發生聯系的，必須馬上轉入地下。我一下于愣住了。如果因F的關系而知道了我的情況，那就不僅僅是黃色工會的革命反對派的問題，還會牽涉到“老頭子”①的關系。我說我想回家去一趟，收拾收拾，準備一下再轉入地下。我以為這么一點余裕的時間總還會有的。而那位同志(他就是胡子)卻說：
　　
　　①對黨的上級領導稱呼的隱語。
　　
　　“開玩笑也得看時候呀！”
　　
　　他說話的語氣好像是開玩笑，但是他要我一定不能回家，要整理東西托別人去做，即便只穿著身上那套衣服也要走。他還笑著說：“這可不是學生旅行啊！”胡子是個很難得的同志，他能夠把最堅決果斷的意見用親切的語氣說出來。他還舉了一些例子，說有個轉入地下的同志，因為實在無處可去，就以為“今天晚上大概不要緊吧”，于是又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住，結果第二天一早就被抓住了，還有個同志因為要處理一些重要的事情，沒有充分地考慮到搜捕的危險，結果一出門就給抓走了。他不怎么說為什么不能這么做，碰到這樣的情況，只是舉一些適當的事例。看來他是經歷過各種各樣生活，這方面的經驗相當豐富。
　　
　　我向胡子借了他身上僅有的五塊錢，匆匆忙忙跑到一個朋友的夫婦家里。后來聽說警視廳和S警察局的四個特務果然在第二天早晨就跑到我家里來抓我了。我母親什么也不知道，大吃了一驚，告訴他們說我昨天晚上出去之后就一直沒回來，其中一個好像是“頭頭”的家伙，說我大概是聞風逃跑了。
　　
　　從此以后我就一直沒有回過家。所以須山帶著我的消息去看望我母親的時候，母親就好像自己的兒子回來了似的，把須山讓進屋里坐下，端上茶，然后就目不轉睛地瞅著他的臉。須山給瞅得不好意思，一個勁地搔著腦袋。須山談起我離家以后的情況，中間稍一停頓，母親就催著說，“以后呢？以后呢？”母親長期夜里睡不好覺，弄得眼泡浮腫，眼囊下垂，兩個腮幫子瘦削了下去，頸脖子又細又干，腦袋在脖子上戰戰兢兢地來回晃蕩，乍看起來，簡直叫人感到就要掉下來似的。
　　
　　據說最后母親問須山說：“還要多少日子安治①才能回來呀？”這一下子可把須山問住了。多少日子？！眼瞅著母親那搖搖晃晃的小腦袋，須山怎么也無法把真話說出來，他說：“嗯，不會太長吧。……”
　　
　　以前我多次被抓進警察局，在拘留所里度過好多個“二十九天” ②。母親對這些當然是習慣了。尤其是前年蹲了八個月的監獄，母親在這期間還給我往監獄里送過東西。由于這些情況，母親反而對我所從事的活動慢慢地理解了。她只是不明白我這次為什么不跟往常一樣，老老實實地讓警察抓去，擔心我到處逃跑，將來的后果會更加不好。
　　
　　①作品中主人公“我”的名字。
　　
　　②據當時日本政府的法律規定，警察局拘留的人，必須在三十天內送交法院受審。而警察局為了長期拘留和刑訊革命者，往往在拘留的第二十九上，把革命者由一個警察局秘密轉移到另一個警察局，這樣就算不違反“法律”。
　　
　　在以往的日子里，我也許太使母親傷心了。但是，最后我還是用自己的破釜沉舟的行動來對待了母親。我意識到六十歲的老母親正在向我的心情靠近，可以看出她內心經歷的痛苦的斗爭，比我們投身于革命運動還要困難百倍。我的母親原來是一個貧苦的農民，連小學也沒有上過。可是，在我還沒離開家的時候，她卻學習起字母來了。曾經有過這樣的事，她戴著花鏡，弓著背，把腳伸進被爐子里，被子上放著一塊小薄板，把我用過的廢稿子收集在一起，在稿紙的背面，用鉛筆練習著寫字。我笑著說，“媽，你打算干啥呀？”她說前年我關在監獄里的時候，就因為自己一個字不會寫，沒有給我去過一封信，“唯有這件事感到過意不去。”加上我出獄以后，母親也看出我越發深入地投身于運動了。她覺得這么一來，今后肯定還要被抓走。再說，即使不抓我的話，(那次我是被保釋出獄的)刑期一判決下來，總歸我還是要進監獄的。為了準備我蹲監獄時給我寫信，母親就開始學習認字了。在我轉入地下之前不久，母親寫的字雖然又大又不整齊，但是能夠辨認的出來。這使我大為驚異。——而這次據說母親問須山說：“能不能見一面呢？”須山回答說還是不見為妙，母親就說，“那末，連信也不能寫羅。”我從須山那兒聽到這些話的時候，想到母親說這些話的心情，心里感到很難受。
　　
　　須山從我家要走的時候，母親把我的夾襖、襯衣、褲衩和襪子交給了他，然后還要他等一會兒，自己跑到廚房里去了。在廚房里忙活了好一陣，須山正奇怪老太太在忙什么，母親拿著五個煮雞蛋走出來了，還囑咐須山跟我說，雞蛋一毛錢可買三四個，要我一定挑新鮮的多吃點。我和須山、伊藤他們把這些煮雞蛋吃了。須山笑著說：“喂，伊藤，咱們吃一個就得啦，要不老太太以后該恨咱們羅。”伊藤裝著不懂他的意思，偷偷地擦著眼睛。
　　
　　以后須山順便又上我家去的時候，我決心要他明確地告訴我母親，說我是四年五年也回不了家的，還要他跟我母親說，我回不了家并不是因為我從事革命運動，而是有錢人的走狗——警察不讓我回家；所以不應該恨我，而要痛恨這個是非顛倒的社會。我覺得與其含含糊糊，還不如讓母親明確地知道，反倒會產生一種抵抗的力量。另外，還有這樣的事，我認識的一些同志，他們被警察抓去之后，人家說他們跟共產黨有關系，家里的妻子和母親就說，我的丈夫、我的兒子不會干這種“見不得人的事”，或者說這是捏造，是因為“要加個罪名”，才說他是共產黨。如果真是這樣，那就等于是這些同志的親屬親口說出了共產黨專干“見不得人的事”，對共產黨就可以隨意加個罪名。我母親雖然六十歲了，但我認為她是不會這樣想的，也不會這么說的。我的母親過去五十多年的生活是在貧苦的深淵里度過來的，如果把道理給她講清楚，我想她是能夠理解的。
　　
　　據須山說，我母親默默地聽著這些話。但她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說她今年六十了，一旦病，說不定今天明天就會死，在臨死的時候，我能不能回來一次。須山沒想到她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不知道該怎么回答才好。我聽了之后，要須山給她說，就是那時候也不能回去。
　　
　　“這樣的話，我說不出口！”須山露出為難的臉色說。
　　
　　我并不是沒有想到這對母親是殘酷的，但是我想這又有什么辦法呢，應當讓母親通過這一切的事實，對統治階級終生感到仇恨(事實上母親的一生確實是這樣)。因此我一再囑咐須山，要他反復地給母親講清楚，我不能給她養老送終，那也完全是統治階級造成的。——可是，后來我再次和須山見面的時候，心情仍然無法平靜。
　　
　　“怎么樣？”我問須山說。
　　
　　“按你說的那么說了呀。——”
　　
　　須山說我母親最近似乎瘦了一點，臉色也有點發青；她問須山只見一面行不行。
　　
　　我突然想起了渡政①。據說渡政轉入地下以后，他的母親(這位老母親現在已經不只是渡政個人的母親，而且也是整個無產階級的母親)問同志們說：“跟阿政再也見不上了嗎？”同志們說，“見不上了。”我把這些事告訴了須山。
　　
　　“這個我明白。不把你的地址告訴她，找個什么地方跟她會一面吧！”
　　
　　實際上須山見到我母親的那種樣子，內心里早已被感化了。
　　
　　“可是，那幫特務正在到處找我，不這么做已經夠危險的了，萬一要是出了事，……”
　　
　　不過，我到底還是被須山說服了。決定多加小心，約定在一個我們平常不去的地方，由須山用汽車把我母親接去。我按時來到了這家小飯館子。母親在桌子的對面，遠離著桌邊，拘拘束束地坐在那兒，臉色顯得相當憂郁。我一見母親穿著出門的最好衣服，心里產生了一種說不出的感情。
　　
　　①渡政是渡邊政之輔(1899-1928)的愛稱。他是戰前日本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曾任黨的總書記。一九二八年在我國臺灣被日本反動派殺害。
　　
　　我們并沒有談多少話。母親從桌子下面取出一個包袱，從包袱里拿出香蕉、枇杷，另外還有“煮雞蛋”。須山很快就回去了。臨走時，母親把雞蛋、香蕉硬塞到他的手里。
　　
　　過了一會兒，母親慢慢地談開了。她說：“你比在家的時候好像胖了一點。我這就放心了。”母親還說她最近幾乎每天都要做夢，夢見我非常瘦弱，被警察抓住了，在警察局里受“折磨”(母親總是把拷打說成折磨)，每天都是從這樣的夢里驚醒過來。
　　
　　母親還談到茨城縣的女婿，說是今后要來照顧她，要我放心去工作。因為談到了這些事，我就把以前托須山向母親說的話，又親口說了一遍。母親笑了笑說：“我明白！”
　　
　　在談話的中間，我注意到母親有點心神不定，好像沉不下心似的，說話也吞吞吐吐，不能盡情地把話說完。——后來，母親終于說出了原因。她說沒有見到我之前，想得她坐臥不安；一旦見到了我，又擔心在見面的時候，我被人家抓走，心里七上八下的，心想還是趕快回去吧。怪不得母親不時地注意著別的桌子上來的客人，一有客人進來，她就直朝那邊瞅著說：“那個客人好像不要緊吧。”進來另外一個客人，她又說：“那個人相貌很兇。”相反地，當我不知不覺地用在家時那樣的大聲說話時，她就提醒我把聲音放低些。母親說，與其見到我這么提心吊膽，還不如不見我，知道我平安地在工作就行了。
　　
　　母親臨回去的時候說，她今年已經六十歲了，雖然還想活上二十年，活到八十歲。但是，現在畢竟是六十歲的人了，說不定明天就會死，我要是得到她死的消息，恐怕說不定還會跑回家來一下，那樣做是很危險的。因此決心不讓我知道她死的消息。對于一個普通的常人來說，恐怕再沒有比臨死的時候見不到自己的親人更大的事了，更何況是一個六十歲的老母親呢！母親向我表示了這么大的決心，使我整個的身心都感到激動，我默默地說不出一句話。我除了沉默又能說什么呢！
　　
　　走出飯館的時候，母親在我的身后說：“我可以一個人回去了，你小心點，回去吧。”接著，突然擔心地說：“你那個肩膀就是有毛病。……認識你的人，從背后也能一下子認出你。你得把搖著肩膀走路的毛病改掉才好。……”
　　
　　“噢，大家都這么說哩。”
　　
　　“就是嘛，一下子就能認出來！”
　　
　　一直到分別的時候，母親還自言自語似地說了好幾遍“一下子就能認出來。”
　　
　　從此以后，我把過去留下親的個人生活的最后的退路一一和親生母親的關系徹底切斷了。在今后多少年內，只要新的世界不到來(我們正在為著這個新世界的到來而戰斗)，我跟母親將不能生活在一起了！
　　
　　正在這時候，胡子來信了。
　　
　　胡子最初在T警察局只呆了五天，以后轉到K警察局，在那里給關了二十九天。有一個朝鮮工人，曾經和胡子同住過一個牢房，由他把這封信捎到須山和伊藤他們常去的T那里，這樣才了解到胡子的消息。信上寫著他是在秘密住所里被捕的，但原因至今不明，還說，要重建自己的隊伍，決不能“急躁、冒進，不能簡單從事”。在“急躁、冒進”和“簡單從事”的旁邊，還特別打上了圓圈。
　　
　　看了這封信，我和須山、伊藤都覺得自己沒做什么工作，連“急躁”、“冒進”都夠不上，感到很慚愧。
　　
　　胡子的家里有父母和兄弟。他還通過他的家給我來了信(用的是僅在我們中間稱呼的名字)。胡子在這封信里說，他準備給敵人創造一個“白紙的審訊記錄”，對一切的訊問，只用“不知道”三個字頂過去。看了這封信，我們都說：“太田這小子給咱們帶來的一肚子氣，這一下子都出了。”
　　
　　我們堅定地相信，不管出現什么樣的叛徒和機會主義者，一條又紅又粗的正確路線始終還是鮮明地貫穿在我們當中。
　　
　　胡子平時經常給我們說，什么也不說，這是咱們的鐵的紀律，讓咱們說點什么，這是敵人規律。面對敵人的審訊，哪怕說了一句，這就違背了咱們的紀律，屈服于敵人的規律。對于一個共產主義者，一個共產黨員來說，當然不能屈服于敵人的規律，而必須遵守咱們的鐵的紀律。現在，他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做到了這一點。
　　
　　“阿芳，有一個叫肖瓦洛夫的人，你知道嗎？”須山問伊藤說。
　　
　　“馬克思主義者呀！”
　　
　　“你又翻開剪報簿了吧？！”我笑著說。
　　
　　“據說肖瓦洛夫被捕的時候，堅持了七個月，一句話沒有回答。他還這么說呢——一個平凡的人來說，最好的辦法是不做任何的供述，也就是說，要學咱那個堅持七個月的戰術。”
　　
　　伊藤一聽這話就說：“咱們有個女同志，敵人明明知道她的姓名和籍貫，可是她就連這一點也不說，一直堅持到底，最后還是放出來了。這件事前些時候還編成無產階級戲劇來演呢。——她可是比肖瓦洛夫還堅強！”
　　
　　她就好像在說自己的事情，弄得須山很尷尬，一個勁地搔腦袋。
　　
　　于是，我們決定把“作為一個平凡的人”，對敵人的審訊一言不答，作為我們支部的決議付諸實行；另外還決定這個決議不僅要在我們的支部執行，還要呈報給上級機關，使它能夠成為全黨的決議。
　　
　　從以后送到T那兒的信里知道，胡子又由K警察局轉押到0警察局；在那里，一連三天從早到晚，七八條漢子不停地對他進行拷打追問。他的兩手被綁在背后，吊在審訊室的天花板上，下面由拷問的人用竹劍毆打他；暈過去就灌涼水，反來復去折騰了他好幾十次，但是，他仍然一句話也沒有說。
　　
　　看了這封信，伊藤說：“真叫人可恨呀！”她自己就有兩三次在警察局連短褲衩都被剝去了，弄得赤身裸體，然后警察就用竹劍的尖子朝她的身上到處亂戳。
　　
　　這些同志們的英勇斗爭，使我們振奮起來。每當有些工作非干到第二天不可，但自己又困得不行，直想睡，這時候想到獄中的同志，就忍耐著堅持下去。一想起獄中的同志，困一點又算得什么！——現在獄中的同志怎么樣了呢？正在遭到拷打吧？一想到這些，就決心把工作堅持干完。我們的日常生活，就是這樣地和獄中同志們的生活直接聯系在一起了。獄中和獄外雖然不同，但是在向統治階級進行斗爭這一點上，是沒有任何差別的。
　　

五

　　
　　伊藤在臨時工里爭取了八九個人。——倉田工廠要解雇六百名臨時工的消息，越來越確實了；  自從共產黨撒了傳單之后，誰的眼里都看的很清楚，那十塊錢津貼廠方也是不會給的。這種不安的情緒，正好適應了我們的方針，像交友會之類的小團體，比預想要容易得多地組織了起來。
　　
　　女工們從廠子里放工回來，肚子都餓得癟癟的，伊藤、辻和佐佐木他們(辻和佐佐木是我們爭取到的一伙人當中品質最好的)就拉著大伙兒一塊兒上小點心鋪子或小面鋪子。大家站著干了一天活，累得精疲力竭，都盡挑好吃的吃；加上這一天第一次聽不到機器的轟鳴聲，大家都高聲地談笑起來，簡直想把這一天的話兒一下子統統倒出來。
　　
　　伊藤她們一般是這樣做工作的：伊藤在大伙兒當中，已經被人們叫做“那個”①了，所以她在小點心鋪子里說一些“那一類的話”②，也并不顯得怎么不自然，辻和佐佐木擔任“敲邊鼓”的角兒，一到跟大伙兒在一起，就故意給伊藤提出種種的話題，有時甚至說些反動話，好讓伊藤就這些話題發揮一通。起初互相配合的不夠好，往往在同一個問題上翻來覆去地兜圈子；有時險些露出了馬腳，暴露出她們是串通一氣，弄得她們捏了一把冷汗。在這樣的時候，談完話，走出小點心鋪子，三個人都發現自己出了一身大汗。不過，這么做過一兩次，很快就配合的很巧妙了。“敲邊鼓”的人要是敲得好，甚至能把那些沒有任何想法，只是想交個朋友而跟著來的女工，順利地爭取過來。所以擔當“敲邊鼓”角兒的人，必須要清楚地了解那些覺悟不高的普通女工內心里存在著什么樣的想法或偏見。
　　
　　①指共產黨員。
　　
　　②指革命的道理。
　　
　　女工們一湊到一起，所談的不外乎是誰和誰的關系可疑，誰和誰有沒有勾搭上這一類的話題。伊藤來和我聯絡的時候，跟我談過這樣一件事。一一防毒面具車間的一個正式工吉村，給降落傘車間的女工小娟寫了一封情書，情書上寫著：“想找個清靜的地方，跟您細細地談談。”女工們一出工廠，就嘁嘁喳喳地談論這件事，坐在小面鋪子里也盡談這件事。說是小絹接到這封情書之后，臉上搽的香粉陡然增多了起來，還把小圓鏡子系上一個紐子，掛在衣帶上，一邊干活，一邊不停地照鏡子。有一個機靈的女工叫阿繁，她說小絹跟她談心時訴苦說：“說是想找個清靜的地方，細細地談談，可是工廠里整天這么丁丁當當的，上完夜班往家走，已經是九、十點鐘了，人累得像一攤泥；再說那人七點來鐘就下工，又不能走到一起。”聽了這些話，不知誰說了一聲：“真可憐呀！”于是“敲邊鼓”的佐佐木趕緊接著說：“咱們真是連和愛人說句貼心話兒都辦不到呀！”于是大伙兒七嘴八舌地說：“是呀！”“真是這樣！”
　　
　　“想說句貼心的話兒吧，首先勞動時間這么長，就辦不到；再說，有時還想兩個人去看看電影哩！……”
　　
　　大伙兒都笑起來，說：“這是真話！”
　　
　　“而且每天掙這么點錢，那也不行喲！”
　　
　　“是呀！勞動時間不減少，工錢不增加，戀愛也談不成！”
　　
　　“工廠實在是太刻薄了！”
　　
　　“咱們那兒的工頭，今天還跟咱們這么嚷嚷呢。你們知道不知道，現在是什么時期呀？是戰爭時期！你們應該把自己看成是軍隊的一部分，要豁出性命好好地干活！戰爭稍為一擴大，就要你們跟當兵的一樣，發一點點餉金，也要照樣地下活。這就是為國效勞。一一這個禿頭的兔崽子就是這么說的。”
　　
　　這些話使伊藤也感到吃了一驚。伊藤還沒有意識到，話題就已經從戀愛而轉到工廠待遇的問題上了。這時候，連“敲邊鼓”的也傻了眼。以后的談話，絲毫沒有牽強地，自然而然地轉到攻擊工廠的做法了。
　　
　　我從伊藤那里聽到這些話，感到確實是這樣。自從戰爭開始以來，到處都在殘酷地增加勞動強度。女工們雖然和男工干的是同樣的勞動(甚至比男工還要重)，但她們所受的剝削在迅速地加重。在現在的情況下，如果不解決經濟問題，確實是連“談戀愛”都辦不到。即使沒聽到大家所說的這些話，我也是感覺到了這一點。
　　
　　伊藤最近要帶這些女工去看點有意義的戲，但大伙兒一直想看淺草的歌舞劇或片岡千惠藏①的戲，所以伊藤藤、辻和佐佐木決定用“敲邊鼓”的辦法，做點宣傳鼓動工作，讓她們去看左翼劇場的戲。
　　
　　聽了伊藤的報告之后，我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我認為要吸收男工參加這個集團，這只要跟須山聯系一下，不會有什么困難，哪怕有一個男工參加，大家的勁頭就會不一樣，另一點，這個集團不能盡是臨時工，要讓正式工參加進來，我覺得這一點最為重要。伊藤同意了我的看法。
　　
　　另外，我們過去帶進工廠的傳單總有點工廠小報的味道。為了對付對六百名臨時工的解雇，我們決定停止這樣的做法，把傳單和工廠小報分開，各自獨立起來。
　　
　　我讓須山考慮考慮工廠小報的名字，他抽動著鼻子說：“就叫《降落傘之戀》，怎么樣？”
　　
　　工廠小報最后決定用《防毒面具》的名稱來出。因為我現在不在廠子里做活，決定由我從S那兒接過小報的編輯工作。我把伊藤和須山送到我手頭的報告收攏在一起，根據這些報告寫成稿子，送到油印的地方。伊藤一清早就到負責油印的聯絡員那兒去取。我和須山、伊藤每天保持聯系，了解工廠小報的影響，從中吸取經驗教訓，并把它立即反映到下一期的《防毒面具》的編輯工作中去。
　　
　　①片岡千惠藏（1904—），又名植木正義。當時的著名電影演員，現在是電影資本家。
　　
　　聽了伊藤和須山的報告，知道廠方也在時時刻刻策劃對付我們的辦法。現在他們對發十塊錢津貼和解雇的事，令人不安地只字不提了。這顯然是已經策劃了什么第二步陰謀。不用說，可以想象這種陰謀的目的，是既不發十塊錢津貼，又能巧妙地把臨時工強行解雇掉。但是，如果不清楚地了解這究竟是個什么樣的陰謀，并在群眾的面前揭露它，那還是不行的。假如仍然按過去的老辦法行事，群眾就會離開我們。我們的戰術必須準確地適應敵人的那種資產階級的狡詐的戰術。回顧我們過去失敗的教訓，一開始總是我們壓倒了敵人，但是，敵人一旦摸透了我們的做法，就會出其不意地來襲擊我們，而我們卻不留意敵人究竟要怎么干，死抱住老辦法干下去，這樣，敵人的陰謀就會得逞，就會在最后的關鍵時刻把我們打倒。
　　
　　伊藤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她說：“最近的情況有點兒怪！”但是她不知道怪在什么地方。
　　
　　第二天須山拿來了一張紙片。紙片上寫著：
　　
　　布告
　　
　　由于大家的勤奮努力，使得本廠的事業進展非常順利。對此，我和大家都感到高興。大家都知道，戰爭決不是僅靠士兵所能進行的，如果大家不努力進行制造防毒面具，降落傘和飛艇外殼的工作，我們就決不可能取得勝利。因此，工作中如有某些困難，希望我們能以士兵在戰斗中冒著槍林彈雨、英勇奮戰的精神和決心，加以克服。
　　
　　為促進大家的決心，特進此忠告。
　　
　　廠長
　　
　　“咱們的工作進入了第二階段啦！”須山說。
　　
　　工廠按原來的規定，等工作到一定階段，就把六百名臨時工解雇。而現在據說要改變方針，對工作成績優秀的臨時工，要挑選二百來人升為正式工，因此希望大家努力干活。并且已經在工廠里到處放出了這樣的風聲。
　　
　　我和須山這一下子才明白了。他們放出這樣的“風聲”，顯然是一種陰謀，一方面是為了在實行解雇之前，破壞工人進行有組織的反抗；另一方面利用這個“布告”，散布“也許能提升為正式工”的幻想，誘騙臨時工為他們賣命干活，進一步加強剝削。
　　
　　須山為了揭露事情的真相，他把布告給抄來了。經過研究，我們明白了工廠的第二階段的策略。
　　
　　我和須山、伊藤每天都保持聯系。但光靠這樣的聯系，還不能商定出精密細致的措施，因此約定每星期有一次三個人在一起“坐坐”(坐下來討論)。地點由伊藤去找。須山和伊藤的身份是“合法的”，沒有什么問題，而我要是在一個固定的地方呆上兩三個小時，那就相當的危險，因此要特別小心注意。我們規定了這樣的辦法，我跟伊藤在街頭聯絡時，問清楚地點，察看一下周圍的情況，感到確實安全時，才讓她和須山先去，然后我抄另外一條道到那兒去。我到那兒去也不是直接走進去，而是要先看一看某一個約定的地方，如果沒有什么異常的情況，伊藤就會預先在那兒做好一個安全“記號”。
　　
　　一天晚上，由于白天曬熱的柏油路的蒸發，風中帶著暖烘烘的熱氣。我帶著要交給須山和伊藤的《旗》(機關報)和宣傳小冊子，走出門去。我們約定這天晚上在一起“坐坐”。走到半路上，看到街角上站著兩個警察，走到另一個街角上，那兒又站著三個警察。我感到情況不妙。心里捉摸著，我身上還帶著東西呢，今天的會怎么辦。我一邊這么想，一邊還遲遲疑疑地往前走。走到派出所的前面，那兒又站著兩三個警察，令人吃驚的是他們都把帽帶緊扣在下巴頦底下。我要是中途往回走，顯然不妥當。沒有辦法，只好繼續往前走，但腳步有點猶豫起來。這時，派出所前面的一個督察好似已經注意到我，做出一副就要朝我這邊走來的樣子。——我馬上裝著有點迷路的樣子，把帽子拿在手里，迎上前去問道：“請問這兒是S街嗎？還是……”
　　
　　警察用討厭的眼光在我的身上掃了一眼，說：“是S街。”
　　
　　“啊，謝謝您啦！”
　　
　　我朝S街走去。走了不一會兒，我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回頭瞅了一下，剛才注意過我的那個警察已經背轉過身子，跟另外兩個警察在談話。我敲了敲掖在衣服里面的《旗》和宣傳小冊子，心里暗暗地罵道，“兔崽子！該感到可惜吧，白白地把五十塊賞錢放過去了！”
　　
　　我擔心萬一會出事情，就直接回家了。第二天早晨一看報，才知道原來是出了一件殺人案子。我們往往因為一些別的事件而遭到連累，敵人也常常利用這類事件來搞什么“抓共黨”。現在每逢發生這樣的事情，他們就吹噓一番，說是“得到了意外的副產品”。這句話就足以證明他們所搞的陰謀。據S說，外國的雜志上說，日本沒有夜里外出走路的自由，沒有在咖啡館里暢談而不受警憲無理盤查的自由。事實確實是如此。而他們這樣做，那是專門為了向我們進攻。
　　
　　我平常很留心報紙，早晚出去，事先都要調查一下我要去的那些地方有沒有發生什么事情，特別是有關捕獲過去在逃的殺人犯或強盜之類的報道。我總是要從頭到尾閱讀一遍。當時，我不僅自己訂了報紙，還讓笠原給我買來各種各樣的報紙，我都要仔細閱讀。有一次，有一段關于一個隱藏了七年之久的犯人的報道，我感到從中學到了很多有用的東西。每天早晨來的報紙，我首先就是從這一類的報道讀起。
　　
　　我現在跟和我一起從事地下工作的S、N等人，訂了一個“五年不被捕計劃”，開展社會主義競賽。五年計劃要爭取實行六年、七年，年頭愈長，成績就愈大。所以我們提出的口號是“五年計劃六年完成，”因此，我們的日常行動就不能依賴于偶然性，而應該立足于科學的考慮來開展我們的活動。笠原經常從舊書店里買來《新青年》①叫我看，有時我也不知不覺地，認真地讀起偵探小說。
　　
　　①當時專載偵探小說的雜志。
　　
　　第二天，我去進行定期聯絡，須山一見我就說：“放心了！放心了！”因為我從來沒有失過約，所以他以為我一定是被捕了。他說沒有見到我之前，想的盡是一些不吉利的事，弄得心神恍惚。我談了昨天險些遭到牽累的事，接著笑著說：“我不是說過嗎，五年計劃要六年完成嘛！”
　　
　　“話是那么說，可是……。”
　　
　　昨天因為我受殺人案的連累，沒有能夠去“坐坐”，今天須山又為此作好了準備，地點是伊藤的住處。這一兩天她就要搬離那兒，因此決定使用她的住處。那兒同住的有七八個房客，條件不太好。因此決定我要小便的話，就使用伊藤生病時買來的尿盆，而不要到樓下的廁所去。上廁所碰上同住的房客，如果正好又是個熟人，那就麻煩了。
　　
　　“轉過臉去！”我跟他們倆這么說了，就走到屋角里，用那個玻璃的尿盆解了手。伊藤聳動著肩頭，吃吃地笑。
　　
　　“好躁！”須山裝摸作樣地捂著鼻子這么說。
　　
　　“麒麟牌的生碑酒！”我一邊把尿盆推到屋角里，一邊這么說著，把他們倆逗得哈哈大笑。
　　
　　看來倉田工廠就要發動最后的攻勢了。這從伊藤的匯報中也可以看的出來。據說跟伊藤在一塊兒做活的一個縫降落傘的女工，正在看我們早晨帶進廠子里來的《防毒面具》第三期，一個四五天前新調到車間里來的男工，猛地把小報奪過去，還把這個女工揍了一頓。過去帶進《防毒面具》或傳單，大伙兒只是提防著工頭，對同伴們并不注意，因而放松了警惕。伊藤看到這種情況，感到事情有點怪，就去調查這個男工。后來她從一個清潔女工那里了解到，這個男工是本地區青年團①的團員，又是在鄉軍人②，是戰爭開始以后特別雇進來的。以后注意觀察了這個家伙，在第一車間和第二車間好像都有他的同黨。有時在工作時間也離開工作臺，跑到別的車間去，再一注意，工頭看到這種情況也從來不說什么，另外，最近還發現他跟倉田工廠里的大眾黨系統的“僚友會”(這個組織以前就存在，但沒有開展過任何活動)的清川、熱田那些家伙好像也有往來。
　　
　　令人奇怪的是，過去一直默默無聞的“僚友會”，最近也慢慢地活躍起來；其次，不知道從哪兒放出了風聲，說現在國家處在非常時期，本廠工人負有重大責任，應當比其他產業的工人更加自愛自重，更加緊張地干活，因此倉田工廠里服過兵役的人應當成立一個在鄉軍人分會，據說廠長等人都表示贊成。看來這些話大概是那些特別雇來的家伙放出來的，一兩個僚友會的家伙明確表示要給予協助。事情很清楚，廠方要是出面來干這種事，效果會不大，因此玩弄陰謀，好像這是從職工中自發搞起來的。
　　
　　①當時的反動青年組織。
　　
　　②指非現役的日本法西斯軍人。所謂“在鄉軍人會”就是由這些人組成的反動組織。
　　
　　我問須山說：“你那邊的情況怎么樣？”他說他那里還沒有明顯的表現，但他想了一想，說最近在午休的時候，有些家伙跑來跑去，到處大談特談戰爭的問題。他說聽了伊藤剛才的匯報得到了啟發，以前他以為午休的時候，大伙兒談談戰爭，談談經濟行情，只不過是把從什么地方聽來的消息或自己的樸素的想法，作一番渲染，以顯示顯示自己，或者說一些泄氣的話。而現在仔細一想，事情并不這么簡單，看來是有人在那里有計劃地到處進行煽動。——由此可以看出，敵人已經全面出擊，這已經是毫無疑問的了。
　　
　　我們要戰勝敵人，就必須對敵情有一個正確的、科學的認識。現在，敵人知道了，單憑自己從上面來壓制職工已經不行了，光靠便衣警察來監視工人的上下工也不夠了，因此又想出了第三套辦法，認為必須從職工的內部來阻止我們組織的深入發展。看來正因為是要達到這個目的，所以“僚友會”才活躍起來，才企圖在工廠里擴大青年團和在鄉軍人分會這一類的組織。因為這里是工廠，而且是軍需品工廠，它具備著易于建立這些組織的危險的條件，我們必須認識到，現在我們在三條戰線上同敵人的勢力遭遇了。
　　
　　據須山說，敵人現在在工廠里大肆宣揚戰爭的辦法，已經不像過去那樣，只是說什么要“忠君愛國”呀，什么中國佬可恨，非把他們打倒不可呀，而是說這次戰爭跟以前的戰爭不一樣，最終的目的不是為了三井、三菱這些大資本家在占領的地區建立大工廠，而是為了無產階級找出路，說什么打下了滿洲①，把資本家排除出去，由我們自己建立一個王國，內地的失業者就可以大批大批地進入滿洲，這樣就可以逐漸地使日本沒有一個失業的人；俄國就沒有一個失業的，我們也應該跟它一樣，因此說，這次的戰爭是無產階級的戰爭。我們應當盡自己的微薄的力量，要按照戰爭需要交給我們的每一個部署努力地干活。
　　
　　僚友會的清川和熱田說，這次的戰爭歸根結底是為了大資本家在殖民地進行新的剝削，在午休的時間，同在鄉軍人及青年團的職工展開了辯論。不過，清川又說，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次的戰爭也給無產階級帶來了好處。比如金屬和化學之類的軍需品工廠，增添多少工人也顯得不夠用，出現了空前的盛況，還說從所謂“戰爭股票”的猛漲來看也可以得到證明，帝國火藥公司的股票原來是四元，現在是九元，提高了一倍多；石川島造船廠的股票由五元增加到二十五元；造子彈用的銻的市場價格，由以前的二十元左右漲到現在的一百元左右，另外像德國，人們都以為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一敗涂地，其實像克虜伯鋼鐵廠卻比平時獲得了十倍的純利(這些大概都是從什么地方聽來的)，所以我們的生活也可以沾戰爭的光而得到好處，一概地反對戰爭不劃算，應當盡量地來利用戰爭。——這就是他們的觀點。盡管最初他們跟青年團、在鄉軍人爭論不休，但一談到這兒，彼此的意見又不知不覺地一致了。
　　
　　①指我國東北。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占領我國東北，翌年建立了傀儡政權“滿洲國”。
　　
　　
　　從午休時間工人們談論的情況來看，他們聽了青年團所說的“滿洲王國”之類的話，感到簡直像做夢一樣，不知道是相信好，還是不相信好。最多也只是覺得，如果真能實現，那倒也不錯。不過對清川這些人的話，臨時工們倒是贊同，他們認為，要是去打仗的話，不是白白地送死，就是變成個殘廢，即使最后能成立個“滿洲王國”吧，但也弄不清楚它會不會真地給自己帶來好處；可是，話又說回來，到底還是因為有了戰爭，自己總算是從長期的失業中找到了職業。所以，盡管干的是臨時工，拿不到津貼，還要被強迫加班加點，和正式工干的是同樣的活，只因為是臨時工，工資卻要少的多，心里感到不滿意，但是，到底還是得到了一點戰爭的好處。
　　
　　像清川這些家伙，本來是標榜所謂“為了工人的利益”的政黨——大眾黨的一員，而現在他們連這一點起碼的招牌都忘掉了，簡直就像個資本家，居然熱心地關心起股票的價格，只考慮獲得戰爭的好處。可是他的這些論調，卻巧妙地抓住了有些職工(尤其是帖時工)只顧眼前利益的心理。
　　
　　伊藤說，她自己和她的那些伙伴，想要在群眾的面前揭穿這些論調的老底，讓女工們正確地了解事情的真相，可是一到實際做的時候，就很不得手，不能對他們進行有力的反駁，“恨得牙癢癢的，就是沒有辦法。”我感到伊藤說的是實話。我們清楚地了解這次戰爭的本質是什么，但是不能以此為滿足，我們在密切結合群眾的日常生活加以解釋，使群眾都了解戰爭的本質這一點做得很不夠。列寧就說過，就連一些革命的工會，也往往會在戰爭的問題上犯錯誤。更何況現在清川和熱田這些家伙正在極力把水攪渾，把問題弄得更加模糊，所以就越發困難了。
　　
　　工廠最近幾乎每天都要把下班的時間由五點延長到六點，甚至七點，而且多干活也不增發工資。臨時工們雖然嘀嘀咕咕地有意見，但又擔心不干的話，以后說不定改不成正式工，只好留下來干。可是要干到六點的話，不帶飯來吃是不行的，飯錢又沒有出處。這么一來，干活延長到六點，一天的工錢反而減少了，這種做法，盡管沒說要降低工錢，實際上是降低了。大伙兒都說這是“欺侮人”，感到很憤慨，伊藤所在的降落傘車間，要工人們留下來加班到六點，她們就說：“不給我們出飯錢可不成！”
　　
　　不僅這樣，最近在勞動時間方面，雖說也是干十小時，可是勞動強度跟以前完全不一樣了。因為抱著也許能升為正式工的指望，大家的話兒眼看著大大地加緊了，以前還可以邊干活邊跟旁邊的人說說話，還可以像小絹那樣，在衣帶上掛個小鏡子，不時地拿起來照照。而現在連用袖子擦擦汗的工夫也沒有了。像降落傘車間是使用電熨斗，大家渾身都被汗水濕透了，大顆大顆的汗珠，撲嗒撲嗒地滴在鋪開的降落傘上。從生產量上可以推算出來，工廠賺的錢要比以前多百分之四十，可是發給工人的工錢仍然照舊。這對于實際在干活的職工來說，那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大家一談到自己的生活，仍然是戰爭歸戰爭，干活歸干活，把它們割裂開來考慮。他們不了解，勞動中日益加重的殘酷性，都是來源于戰爭。所以，只要讓他們懂得把這兩方面問題結合起來考慮，大伙兒憑直覺也能識破清川和青年團的謬論。
　　
　　通過以上的討論，我們明確了支部應該把新的斗爭的重點放在什么地方。要想杜絕清川、熱田這些家伙在臨時工中散布的影響，就得要大家在僚友會里提出“反對加強勞動強度”、“提高工資”和“改善待遇”等問題。這么一來，他們就會提出種種的謬論，到最后，他們決不會站到這一斗爭的前列，反而要拉群眾的后腿。那末，我們就立即抓住這一點，在群眾的面前，揭露他們不是站在工人的一邊。我們還決定要在《防毒面具》上，重新提出工廠里的法西斯分子和社會法西斯分子的問題，不斷地對他們進行揭露。把這作為支部會議的決議。
　　
　　“這么看來，一場你死我活的決戰，就要到來了！”須山一邊用火柴一張接一張地燒著亂劃著字的信紙片，一邊這么說。
　　
　　“對！要戰勝他們、就得要有科學的正確的方針，要有在任何情況下，都要把這種方針貫徹到底的央心。法西斯分子要是蠢動，咱們就跟他們拚命！”
　　
　　我這么一說，須山就笑著說：“對我們來說，工廠不是城堡，而是戰場！”
　　
　　“這又是誰的典故？”
　　
　　“我自己的！”
　　
　　后來，我參加黨的地方委員會的組織部會議，聽到一個匯報說，在國營N軍火工廠，用荷槍佩劍的憲兵來監視還嫌不夠，還讓憲兵穿上工人服混進了各個重要的車間，那里的支部最近被破壞了，原因就是由于不明底細，而向“穿著工人服的憲兵”做起了工作。因為這樣的“工人”表面上都故意裝著很有覺悟的樣子，所以是非常危險的。倉田工廠本來不是軍火工廠，所以目前還沒有派憲兵來。但是應該考慮到，事態再發展下去，憲兵也不是不會來的。
　　

六

　　
　　一看表，還只有九點，于是決定閑聊一會兒，我們都把身子橫躺了下來，我一看伊藤的梳妝臺，那比笠原的梳妝臺要漂亮的多了，連黃的、紅的，綠的胭脂香粉都樣樣齊全，我就說了一句，“啊喲喲，可不得了。”
　　
　　伊藤明白了我的意思，站起來說，“討厭死了！”
　　
　　“伊藤搽上紅的、綠的、黃的睏脂香粉，搖身一變，天天晚上玩弄各種迷人的手腕呢。”須山笑著說：“你看，那兒有那么多三越①、松坂屋的包裝紙，全都是進貢的，真是幸福的人兒呀！”
　　
　　在工廠里，只要是稍為能看上眼的漂亮的女工，工頭、各部門的主管人和一塊兒干活的男工，一般都會給她們買禮品，帶她們上松板屋，或者一塊兒上小點心鋪請她們客，伊藤對那些看來有培養前途的普通職工，只要他們一邀請，伊藤就跟他們出去，當然她自己也愿意主動地去邀請他們。所以她總是把臉蛋兒打扮的漂漂亮亮地才去上工。而男工的情況也是一樣，只要是穿著還干凈整齊、相貌長的還不錯，就會像太田所說的那樣，“直接而具體地”被女工們纏上。
　　
　　“你最近怎么樣？”我問須山。
　　
　　須山摸著下巴，笑嘻嘻地說：“一向運氣不佳！”
　　
　　“小芳還沒有……？”我兩手托著腮，沒有轉過臉，只用眼睛看著伊藤，這么問道。
　　
　　“什么？”伊藤反問了一句。可是她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眼睛的表情(在一剎那間)稍為動了一下，馬上又恢復了平靜，回答我說：“早著呢！”
　　
　　①東京的大百貨公司的名稱。
　　
　　“說是要等革命成功以后再談呢！據說是因為咱們這些男同志，一旦結了婚，盡管是馬克思主義者，三千多年的舊意識仍然會發作，也會把咱們的阿芳當作奴隸來看待啊！”須山笑著說。
　　
　　“須山在作自我坦白呢！”伊藤幾乎是帶著冷冰冰的表情在說話。
　　
　　“是沒有碰到好的同志吧。”我看著伊藤這么說。
　　
　　“你看我怎么樣？”須由骨碌一下抬起上半個身子說。
　　
　　“太不相配了！”我說。
　　
　　“誰不相配？我嗎？”須山嬉皮笑臉地說。
　　
　　“這小子，真不要臉！還以為自己挺美呢！”
　　
　　我們三個人都放聲大笑起來。——我把我們周圍的同志都想了一遍，感到能配得上伊藤、和她一起生活的也確實不多。如果真是她看得上的對象，那一定是一個很優秀的同志，這么兩個人生活在一起，互相幫助，為黨工作，那該是多么理想啊！——我跟伊藤一直是這樣在一起工作過來的，但我從來沒有把伊藤當作這個問題的對象考慮過。當然，這也說明了伊藤一向是非常嚴肅的，所以也就自然地在我的思想上反映出來。
　　
　　“我負責給你找一個好樣的！”我用開玩笑的語氣對她這么說，但也包含著我的真心。這時，伊藤用一種苦惱的神情看了我一眼。……
　　
　　回去的時候，我到大街上雇了一輛出租汽車。車子好像是要抄近道，轉了好多條黑暗的街道，突然開進一條熱鬧的明亮的大街。我趕忙裝做有點醉了的樣子，把帽子蓋在額頭上。
　　
　　“到哪兒了？”
　　
　　一問，說是銀座①。我想這一下可槽了。這種繁華的場所是很不好對付的。可是我又不能說，只好裝做沒事的樣子，把帽子又往下拉了一點。但是我又想，我不是好幾個月沒有見過銀座座了嗎？！掰著指頭一算，有四個月沒見了。我不時地抬眼看看大街的兩旁，這一帶跟我從前從這兒走過的時候大大地不一樣了。我不知不覺地貪婪地看的入了神。以前我也曾經產生過和這類似的感情。那是前年蹲監獄的時候，因為要出庭預審，我被戴上了手銬，裝上監獄的囚車，在開往法院的途中，我從鑲著鐵格子的車窗中，看到了半年未見的新宿②的熙熙攘攘的人群。那時候，我真想把每一個建筑物、每一塊招牌、每一輛汽車，乃至擁擠的人群中的每個人都看個仔細，我非常留意，想從人群中看到一個熟悉的同志。記得后來回到監獄的單身牢房時，眼睛酸溜溜地痛了一兩天。
　　
　　①東京的一條大街。
　　
　　②東京的一個區。
　　
　　車子開到第四條街的十字路口，電鈴滴鈴鈴地響起來，對面電桿上的紅燈亮了。我坐的車子只好在停車線前停了下來。各種各樣的行人立即川流不息地從車窗外擁過去。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行人中還有的朝車子里瞅著呢！為了萬一出事好逃跑，我把手握著另一邊車門的把手，把腦袋搭拉到胸前。過了一會兒，電鈴又滴鈴鈴地響了。我這才松了一口氣，放松了把著車門的手。
　　
　　我看到無數個漫步的行人川流不息地走過去，就想到自己的生活中根本沒有漫步這回事。對我來說，既不允許隨便到外面去溜達，就連在屋子里也不能輕易地打開窗子，讓外人看到我的臉。在這一點上，我跟關在拘留所或單身牢房里的同志們沒有什么兩樣。而在某種意義上比這些同志更加難受，因為我雖然能夠隨便外出走走，但是必須要竭力加以抑制。
　　
　　我是有了自覺，感到非這么做不可，所以還算好一些。而跟我一塊兒生活的笠原，看來是很難適應這樣的生活。她有時還是想跟我一塊兒到外面走走，可是這根本辦不到，她就顯得有點煩躁不安了。再說她白天上完班回家來，我總是老早就出去了，跟我碰不到一起。因為我是白天在家里，只是利用晚上出去，所以連一塊兒坐在屋子里的機會都很少。這樣的狀況繼續了一兩個月，眼看著笠原一天比一天不高興起來。她似乎意識到這樣下去不行，極力克制著自己，可是日子一長，就受不了了，朝我的身上發泄起來。一個完全不能過私人生活的人，跟一個有大部分私人生活的人生活在一起，確實是一件苦惱的事。
　　
　　“自從跟你在一起，沒見你一個晚上呆在家里，沒有一次帶我出去散過步！”
　　
　　笠原終于說出了這樣明顯的糊涂話。
　　
　　為了縮短我們之間的距離，我曾經想過也讓笠原參加我們的工作，而且也試著這么做了好幾次。可是，自從跟她一塊兒生活之后，我發覺她不是適合做這樣工作的人。她是一個感情脆弱、缺乏毅力的女人。我跟笠原說過：“你是個氣象臺！”為了一點點瑣碎的小事情，她就犯急躁，或者相反，動輒就跟你慪氣。這樣性格的人，根本不可能干我們這樣的工作。
　　
　　當然羅，她一天的大半時間，在打字員這樣一種脫離工人生活的工作上消磨掉了，回到家里還要做飯，逢到星期天什么的又趕著洗兩個人衣服，很少有空閑，生活的負擔重，確實是夠可憐的。可是，她自己沒有決心從這兒擺脫出來的勇氣和愿望。我想幫著她這么做，她就是不跟著來。
　　
　　我半路上下了汽車，走了兩站地，然后踅進小胡同，回到了家里。笠原臉色蒼白，沒精打采，橫著腿坐在屋子里。她一見到我就說：“我被人家裁了！”
　　
　　這太突然了，我一句話也說不出，只是呆呆地站在那兒看著她。
　　
　　——其實笠原并沒有干過什么事，而公司里卻在議論她是赤色分子。于是主任就跑去找她原來的房東(也是她的保人)，發現她早就不住在那兒了。我的住處是絕對不能告訴任何人的，所以她把自己的住處仍說是以前的地方。這么一來，公司方面就更加感到可疑了，趕快把她解雇了。
　　
　　最近以來，我一直是靠笠原的薪水來付房租和零零碎碎的日常費用，勉勉強強把生活維持了下來，沒有使工作受到妨礙。所以她的解雇，確實是一個相當大的打擊。原來公司決定要解雇一個人，起碼得要向它要一筆相當可觀的退職金，可是，因為我是從事非法的活動，就沒法去硬要，實際上，公司的主任早就暗中安下了釘子，說沒有把笠原送到警察的手里，就已經算是便宜她了，所以還是希望她老老實實地自動退職。
　　
　　我們立即面臨極大的困難。糟糕的是樓下房東大嬸很快就會知道。如果得不到房東的很好信任，單憑這一點，就會被人們懷疑。這么一來，就不僅是糟糕不糟糕的問題了，而是非常危險了。所以無論如何首先得付房租，而付了房租，剩下只有兩三塊錢了。兩三塊錢很快就會花光。笠原每天跑出去找工作，我一天平均得出去四次，以前坐車去的地方，現在我決定改為步行了。所以每進行一次街頭聯絡，前后要多費三四十分鐘，有的地方來回一道要花兩個小時，工作效率眼看著大大降低了。我向同志們發起了“募捐”，見到一個同志就苦笑著說：“當不成須山的‘神田伯山’了！”要他們給我五分、一毛。須山和伊藤很為我擔心，他們說自己是過著合法的生活，沒有錢關系不大，而且還可以向別人借，因此從每天的工資里拿出五毛一塊的給我花。我感到不能隨便地花這些錢，只用于聯系工作的交通費，吃飯方面就盡量節約。茄子很便宜，五分錢可以買二三十個，把它塞進樓下房東大嬸的糠醬里，早晨、中午和晚上的三頓飯，就靠邊種醬茄子湊合過去。接連吃了三天，身體馬上就受到了影響，一上樓梯就氣喘、出汗，感到吃不消。
　　
　　
　　盡管肚子餓，身子發軟，可是每天吃的是老一套，弄得一點食欲也沒有了。后來就用開水泡上飯，使勁地閉上眼睛，稀里糊涂硬往嘴里扒。有飯吃還算不錯呢，有時候只在早上吃一頓飯，晚上要進行三次街頭聯絡，而且沒有錢坐車，必須要步行著來回，自己感到確實夠慘的。有一次，心里想，見到那個同志，總會吃上一頓面包吧，于是抱著指望去了，結果卻大大地失望了。那個同志感到很過意不去，說他現在就去見M，也許他會拿出面包錢，要我一塊兒去試試。我餓得實在忍不住了，加上M又是熟人，因此就決定跟著一塊兒去了。在M那兒，我吃上了奶油和面包。M笑著說：“為了吃一塊面包，你達樣一個大人物，居然大大咧咧地跑到我這兒來了，要是給抓住了，那可不得了啊！”我說：“抓住了，我第一句話就說：給我面包！”說完我也笑了。——不過，我也感到這樣繼續下去，確實很不妙。為了踏踏實實，專心致志地把工作長期堅持下去，不遭逮捕，這么蠻干和冒冒失失是不行的。
　　
　　我下了決心，要采取最后的手段。這天，我回到家里，鼓起勇氣跟笠原商量，她能不能上咖啡館去當女招待。她最近由于每天到處去找工作，弄得疲累不堪，情緒很不好。她一聽我的話，突然扭轉過身子，露出一副厭煩的、陰沉沉的臉色。我簡直不敢看她了，而她就這么一動不動，頑強地一聲不吭，我沒有辦法，也只好不說話了。
　　
　　“你又說是為了工作吧？！……”笠原并不看我，反而冷靜地低聲地這么說。接著，也不等我回答，卻突然尖聲地喊著：“當妓女也行呀！”
　　
　　正因為笠原平時總是不愿跟我走，所以她把自己所做的一切都看作是為我的犧牲。如果要說犧牲，那我幾乎是把自己的全都生活都犧牲了。每當跟須山、伊藤他們碰頭之后往回走的時候，想到他們是回到普通的世界、普通的自由的生活里去，而自己仍然要回到一點不能疏忽、絲毫不能隨便的生活里去，心中不免要產生一些感慨。而且要是一旦被捕的活，就會有四五年的監獄生活在等待著。不過，這些犧牲，要跟千百萬工人，貧農在每天的生活中所作的犧牲比較起來，那簡直是微不足道。我從自己的父母當了二十多年的貧苦農民嘗盡痛苦的生活中，可以切身地體會到這一點。所以我認為自己的犧牲，是為了解放千百萬工農，避免他們付出巨大的犧牲所必不可少的犧牲。
　　
　　可是，笠原還不能真正領會這個道理，更糟糕的是她把什么事都看成是“為我犧牲”。她說：“你是個了不起的人，像我這樣一個糊涂蟲，就應該為你犧牲！”——可是我是一個根本沒有個人生活的“我”，所以事情很清楚，為這樣的一個“我”而犧牲，那是意味著什么。我是組織的一員，保衛組織就是我們的工作，就是解放整個無產階級的工作，我有義務要把這一工作進行到底。所以我必須要十分保重我自己。這并不是因為我有什么偉大，也不是因為我是什么英雄。一一笠原只知道個人生活，所以她只能用個人的尺度來衡量別人。
　　
　　我跟笠原仔細地說了這個道理。她默默地聽著。這天晚上，她以后一句話也沒說，很快就睡了。
　　

七

　　
　　晚上，給《防毒面具》寫稿子，整理準備提交地方委員會的報告，又讀了積壓下來的、由負責發行的同志轉來的宣傳小冊子和資料，弄得很晚，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十點來鐘。我好像猛地一驚，睜開了眼睛，一一我對樓下有人來這類事，是十分敏感的；這一點，連我自己也感到驚奇。一一抬起身子注意一聽，果然是來了警察，是來查戶口的。我早就把自己的籍貫，姓名等等都寫好了，交給了大嬸，免得在這種時候把自己叫出去。
　　
　　警察正在仔仔細細、追根盤底地詢問大嬸的家庭，簡直就像審問犯人一樣。我感到情況有點不對頭，一邊把裝著文件的皮包上了鎖，不聲不響地開始換衣服，一邊豎起耳朵聽著。——“有房客嗎？”警察問。“有。”……大嬸又回到了飯堂，好像是把我寫的紙條交給了警察。
　　
　　“這上面沒有寫以前住的地方呀。”……“是夫婦嗎？”“是什么時候登的記①，還是沒有登記，這一點沒寫清楚。”大嬸說了些什么。“丈夫不工作嗎？”……“現在在家嗎？”一一我想：果然來啦！只聽大嬸回答說：“現在出去了。”我這才拾了一口氣，馬上就想到，還是把僅有的錢都掏出來付了房租做對了。“那末，回頭再給我仔細問一問。記住！”警察這么說了之后，好像就要走了。我心里想：好啦！好啦！又重新坐到被子上，只聽警察一邊開門一邊說：“最近赤色分子常常租人家的房子住，你可要當心！……”我心里撲通了一下。“啊？”大嬸反問了一聲。警察好像又說了兩句什么話。大概大嬸還不懂得什么叫“赤色分子”吧。
　　
　　通過這樣的盤查，我感到這不是一件尋常的事。這一天，出外聯絡回來，在附近的一條街上，看到一個警察捧著戶口冊子走進一家小鋪子；而在同一條街上隔不多遠，又有兩個警察拿著戶口冊子從一條胡同里走出來。和S會面的時候，我提起早晨查戶口的事，他說現在全市好像在挨戶調查出租房子的人家，要我千萬小心注意。我從這種大張旗鼓的調查中也意識到了這一點。
　　
　　①這里指正式的結婚登記。
　　
　　敵人過去不知有多少次說我們黨已經垮了，已經被連根拔掉了，在他們的大報紙上大登特登這一類的消息，極力想讓不明真相的工人相信他們的那一套，企圖切斷黨對群眾的影響。可是，就在他們這么大肆宣傳之后不久，黨還在到處活動。不管他們怎么進行欺騙，也是沒有什么效果的。現在，在這個戰爭時期，尤其是面臨像“國際勞動節”或八月一日的“國際反戰日”之類的重大節日，他們總是要千方百計地想把黨的力量連根鏟除。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正使出全部氣力，把他們所掌握的全部國家權力來一個總動員。他們造謠誹謗，嘴上蔑視黨，把黨不看在眼里，可是事實正好相反，這表明了黨是他們最強大的敵人。據說某個外國報紙把日本的黨稱作“小而有戰斗性的黨”。S(他跟須山不一樣，須山很熟悉“神田伯山”之類的典故，他很了解這方面的情況)跟我談起這個問題時說：“這個小而有戰斗性的黨可是一個巨大的力量，它站在對等的地位。不，超過了對等的地位，在跟一個國家政權對抗！”他說：比我們要龐大幾百倍的敵人，正在拚命地想把我們這個“小而有戰斗性的黨”連根拔掉，所以我們中間的每一個人，都應當帶著這種“自豪感”來進行工作，他還說：“這是一種了不起的自豪感”。這時，我們都非常興奮。為了把這種自豪感堅持到底，我們就決不能讓他們逮住。
　　
　　在這樣的情況下，住在出租的房子里是極其危險的。我和須山，伊藤還指望倉田工廠在五一節那天有所行動。結合六百名臨時工解雇的問題，只要我們努一把力，這還是很有可能的。現在如果就被敵人抓去，那簡直就等于是對階級的背叛。據說S最近在枕頭邊放了一根粗大的手杖和一雙草鞋睡覺。我早已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打算在曬臺上放一雙草鞋，但是還沒有實行，因此在回家的路上，買了一雙。
　　
　　跟須山一見面，我才知道“搜捕赤色分子”的活動并不只是在工廠外面進行。事情是這樣——去進行街頭聯絡，只見須山滿臉包著繃帶，一瘸一拐地從對面走過來，我吃了一驚。他說是“捱打了！”不時地按著包著繃帶的臉。原來是傷口發痛，他一直考慮是出來還是不出來，但想到現在是這樣的時期，聯絡一斷就會引起麻煩，因此還是勉強地來了。我們決定不在外面走動了，進了一家小點心鋪子。
　　
　　據說工廠方面單靠廠外的警察效果不大，于是讓清川、熱田的“僚友會”和在鄉軍人的青年團打進工人里面，企圖從內部來“搜捕赤色分子”。可是，《防毒面具》和傳單上連這件事也把它揭露出來了，這一下他們好像是著了慌，從兩三天前，工廠就搞了一次所謂的“慰問金”的募捐。本來這類事早已過時了。倉田工廠搞它的目的，是想用它來在工廠里造成一種氣氛，不讓所謂的赤色分子有滲透進來的余地。由此可見，不論是所謂的“忠君愛國”也好，什么也好，如果對他們沒利，他們是不會關心的。給工廠出這個壞點子的，據說就是那些在降落傘車間毆打拿了《防毒面具》的女工、穿著工人服的在鄉軍人青年團員。
　　
　　須山想抓住這個問題，使群眾擺脫“僚友會”的清川和熱田這些家伙的影響。伊藤對此也表示贊成。他們的那個工農大眾黨現在還標榜是為工人服務的政黨，還打著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旗號。而實際上它根本不是“為工人服務的政黨”，只是口頭上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而已。很有必要在群眾的面前揭露這個問題。須山和伊藤已經加入了“僚友會”，是普通會員。無產階級要揭露資產階級的一切欺騙政策的本質，要反對戰爭。而要進行這樣艱巨的工作，首先就必須要同表面上裝著是自己人、像“僚友會”的那些右傾機會主義者作斗爭。須山就慰問金的問題，跑到清川那兒，向他建議是不是開一次“僚友會”的全體大會，同時又通過自己和伊藤結識的人，把募捐“慰問金”的問題在群眾中散布出去。
　　
　　到大會場上一看，想不到青年團的職工也來了。我們之所以重視“僚友會”，是因為那里面正式工多，臨時工只是極少數。在伊藤和須山爭取過來的工人當中，只有一兩個正式工。盡管我們過去反復地強調爭取正式工的重要性，但是做起來很困難，所以成績不大。而“僚友會”里的人，除了兩三個人之外，其余都是稀里糊涂地參加進去的。所以在她們的面前弄清楚是清川正確還是須山正確，就很有可能把這些人爭取到我們這邊來。
　　
　　戰爭開始以來已經快半年了，而“僚友會”只開過一兩次會。會員中間對這件事都有點不滿。所以須山在群眾的面前一開頭就說，現在有這么多的工人農民被送上戰場，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又是這么被迫趕著往前跑，而“僚友會”卻從來沒有認真地開過一次會，這簡直是對階級的背叛。他這么一說，就有五六個人一齊說：“完全同意……”這幾個人這么說了之后，底下又嘀咕起來。我和須山都有在反動工會里當“革命的反對派”的經驗，對于這種喊過“完全同意”之后底下又嘀咕的情況是很了解的。所以我笑了，須山也笑了。可是他一笑就震動了傷口，趕忙用手捂著纏著繃帶的臉，連聲地叫著：“哎喲！哎喲！”在談話中，須山還善于抓住別人的特征把它模仿出來。
　　
　　談到“慰問金”問題的時候，清川這么說：現在開到滿洲去的士兵都是工人、農民，是我們的伙伴。所以從加強無產階級的團結來看，給他們捐送慰問金，并沒有什么不妥。大家都搓著自己的手指甲，默默地聽著。清川接下去說：我們的同志在工廠里受資本家的剝削，現在又開到前線上，在敵人的槍彈下犧牲，而保護我們這些同志的只有我們自己。所以我們可以響應慰問金的募捐。——對清川這次的講話，大伙兒似乎感到還有些道理，紛紛點著頭。
　　
　　伊藤一見這種情況，感到有些不妙，皺了皺眉頭。
　　
　　“事情真的是這樣嗎？……”她發言說。
　　
　　“僚友會”里有十四五個女工，平常參加會的只有一兩個人。這次由于伊藤邀集大家來，才算來了六個。而這對于“僚友會”卻是罕見的事。至于女工在“僚友會”上發言，那更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所以大伙兒的眼光一下子都集中到伊藤的臉上了。
　　
　　“聽了清川的發言，似乎很有道理，不過，總覺得好像是在聽陸軍大臣的訓話。”
　　
　　大家哄的一下笑了起來。
　　
　　“清川也好，誰也好，都很明白這次戰爭不是為咱們的，歸根到底還是為了資本家。如果是為了咱們職工、失業的人或是貧苦農民在打仗，沒有問題。咱們就是穿不上吃不上也應該把所有的錢拿出來當作慰問金捐獻出去。可是，情況并不是這樣呀。”
　　
　　伊藤這么一說，青年團的工人就突然插嘴進來搗亂，于是須山也插了進去。他利用清川的話這么說：“我們在工廠里受剝削，資本家用不著我們的時候，就隨意地把我們趕出去；一到戰爭，首先把我們拉去打仗，不論是什么情況，都是當資本家的犧牲品。所以要出慰問金，應當要他們去出！”
　　
　　須山這么一說，大伙兒的臉上露出一副“這話也有道理”的神情。
　　
　　“讓我們出慰問金，這是陰謀詭計，目的是要我們相信：戰爭不是為了他們自己，而是為了全體國民。”
　　
　　這時，伊藤又接過須山的話，說了“紅色慰問袋”的事，談了戰爭開始以來大伙兒的生活沒有任何改善等等。這么一來，清川這幫人已經沒有還手的余地了。清川作為“僚友會頭目”的那種威嚴已經在群眾的面前給打下去了。至于青年團的家伙們更是無能為力了。但是，如果認為這樣就會萬事大吉，那將是大錯特錯。因為這些社會法西斯分子的本質，不是在群眾的面前面是在群眾的背后來演他們真正的好戲。
　　
　　在開完會回去的路上，兩三個青年團的家伙對須山說：“你小子是共產黨，你來一來！”一走進小胡同，就猛地撲過來，把須山狠揍了一通。
　　
　　“他們是三個人，沒有法子，我挨了一頓窮打！”須山說著笑了起來。
　　
　　須山決定通過伊藤，立即把他們這種卑鄙懦弱的行為告訴給昨天參加大會的“僚友會”的成員。因為這將最好不過地說明了誰是誰非。
　　
　　跟須山見面之后一個小時，我又見了伊藤，她說工人們都很關心地打聽為什么因為慰問金的事而打了起來，所以趁著談打架的事，恰好可以給大家說明慰問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此她非常高興。——以前我們總覺得未能夠讓群眾充分了解慰問金的問題，感到放心不下，而現在正當大家被活兒累得夠嗆的時候，又要他們出錢，所以不必講許多大道理，群眾就說，“這簡直是要我們的命！”結果，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募捐以失敗而告終了。伊藤告訴我說，從廠子里的情況來看，須山自從挨打之后，威信一下子增高了；工人們知道了原來是這么一回事，立即對他產生了一種感激的心情，但是另一方面，工頭開始注意起須山來了，說不定會出危險。
　　
　　“這次募捐慰問金，說不定是工廠故意干的，好從職工中發現赤色分子。……你說呢？”伊藤這么問我。
　　
　　我說確實是這樣。
　　
　　于是，她說：“我們有點上當了。……”
　　
　　我感到伊藤和平時有點不一樣。
　　
　　“這不對！”我說：“盡管是這樣，但咱們在幾十個工人的面前，表明了誰是誰非，同時在‘僚友會’的內部，造成了我們的影響。只要我們繼續擴大這種影響，并從組織上加以保證，就會取得很好的成果。不付出一點代價，是不可能成就事業的。在最后的關鍵時刻，這一切肯定會起作用的。”
　　
　　伊藤的臉一下子紅了起來，一邊說：“我明白了！對！我明白了！”一邊帶著她那特有的深思的眼色，接連地點著頭。
　　
　　我開玩笑地說：“最后笑的才是真正的笑，現在暫時讓須山哭喪著臉吧！”
　　
　　伊藤也笑了。
　　
　　她接著給我談了她帶著自己小組的人去筑地小劇場①看戲的事。任何一個女工，一說戲就只知道歌舞伎②（雖然她們自己并未看過)或者水谷八重子③，而這次工人呀女工呀居然也出現在舞臺上，“鬧鬧嚷嚷”，看來真叫她們吃驚不小。據說看完戲之后，大家都說：“這不是戲呀！”伊藤就問：“那是什么呀？”她們說：“是真事情呀！”再問她們：“有意思嗎？”大伙兒說：“啊！怎么說，……。”一一不過，看來她們是受了狠大的震動，據說以后還經常談起筑地小劇場。有一個矮個子、平常跟伊藤要好的女工，人們叫她小君。她說：“人家一說我是女工，我就感到很寒傖。可是，那個戲里面，一說是女工，還驕傲的了不得呢。我覺得有點不真實。”但是，她想了一想，又說：“要是真的罷工，我也能挺起胸膛大干一下。可是，聽到左鄰右舍說我是女工，還是感到寒傖！”
　　
　　據說問她們想不想什么時候再去看一次，大多數人說還想去一次。原因是那個戲里面，有一個跟她們家(所謂家，是指她們自己的車間)的工頭很相似的家伙，被大伙兒狠狠地整了一通。
　　
　　①是當時日本專演進步話劇的劇院。
　　
　　②日本的古典戲劇。
　　
　　③水谷八重子(1905-)，日本著名的話劇演員，現為日本藝術院會員。
　　
　　伊藤裝作漫不經心的樣子說：橫豎要被人家裁掉，乖乖地干活也指望不到津貼，咱們干脆像那個戲里那樣，大家一塊兒來它一次罷工，治一治工頭怎么樣？伊藤這么一說，大家嘻嘻地笑了起來。
　　
　　“嗯！……”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說：“來它一下，也挺有意思呀！”于是嘁嘁喳喳地商談起怎樣治工頭的辦法，最后說出的辦法，不知不覺地竟和筑地小劇場的戲里的一樣。
　　
　　由于伊藤的影響，“僚友會”的三個女工加入了她們的那個小組。這三個人多少呼吸過一些正式工會的空氣，伊藤她們平時故意避諱說的一些新詞兒，她們卻滿不在乎地說個不停。這樣一來，和其他人的關系就造成了一些隔閡。這三個女工還有點“擺老資格”，常常擺出一副很熟悉“革命運動”的架勢；伊藤現在正抓住一切機會來搞好她們彼此之間的關系。所以伊藤笑著說：“事情可不像小說里寫的那樣順利啊！”
　　
　　我和伊藤商定了“坐坐”的日期，由伊藤去找地點。越來越有必要決定最后的對策了。
　　
　　“你還是在吃茄子嗎！”伊藤一邊站起來，一邊這么問我。
　　
　　“嗨！”我笑著說：“托它的福，兩個膝蓋骨都發軟了！”
　　
　　伊藤把手伸進衣帶里，掏出一個折成四方的小小的紙包。我以為是匯報，看了看她的臉，就把它裝進了衣袋。
　　
　　回到住處，掏出來一看，原來是用薄薄的手紙包著一張五元的鈔票。
　　

八

　　
　　笠原終于進了一家小咖啡館。決定上這種地方去，確實是夠慘的。從事革命運動的人，為了生活而去進咖啡館，不能不說是一件可怕的事。這樣的同志盡管自己怎么想嚴律自己，但是，眼看著還會垮下去。“環境氣氛”對我們的重要性，如同水對魚一樣。一個女同志不論地是為了個人的生活，還是由于男女一塊兒從事活動，為了避免雙方都垮掉，到咖啡館里去當女招待，其結果，同樣都是很危險的。更何況是笠原，她從來沒有受過革命工作的鍛煉，自己就會很快地朝下坡路滑下去。這是明擺著的事。一一可是，她自己既沒有把全部身心投入革命運動的決心，而我這一方面又處在必須堅決保衛我們組織的關鍵時刻，所以不能有任何傷感的情緒。
　　
　　最初，笠原是從家里到咖啡館去上班。由于工作很累，又不習慣，晚上很晚帶著一副疲勞、不快的神色回到家里，把手提包一扔，橫著腿往那兒一坐，軟癱癱地搭拉著兩個肩膀，連話也懶得說。過了一會兒，她什么話也不說，把兩條腿往我的面前一伸。
　　
　　我感到莫名其妙，瞅了瞅笠原的臉。一摸她的腿，腿腫得上下一般粗，已經分不清膝頭和腳踝了。她試著在鋪席上把腿彎了彎，膝蓋上的肉發出咯咯的響聲，聽起來真叫人難受。
　　
　　“一整天都得站著，真受不了呀！”她說。
　　
　　我給她說了某個紡織廠的事情。一一這是我從伊藤那兒聽來的。那兒的女工們整天站著干活，兩條腿都站腫了，直打哆嗦，怎么也跟不上機器的轉動，工頭就在背后用皮靴踢著她們干活。我跟笠原說：不要把這種工作的痛苦，僅僅看成是自己個人的痛苦，是個人所能擺脫的痛苦。而應該聯想到這是強加在整個無產階級身上的痛苦。笠原聽了我的話說：“你說的對！”
　　
　　我把笠原嬌小的身子抱在自己的懷里。我好久沒有這樣做過了。她閉上眼睛，在我的懷里一動不動。
　　
　　以后，笠原又住進了咖啡館。這家咖啡館的老板是個女的，好像是什么人的姘頭。據說是一個女人照顧不過來，希望笠原搬進店里去住，在店里吃飯，還照樣發工錢，于是笠原跟房東說，要暫時回娘家去一下，就搬去住了。這個女主人可能念過高等師范或女子大學，英語說的很漂亮，她的男人不只一個，好像有三個，其中有大學教授，有著名的小說家，還有電影明星，這女的一回來，連那些不堪入耳的事情也要詳盡地敘述一通，而且還要作一番比較，窘得笠原不知怎么辦。女的談完之后就睡大覺，一直睡到下午兩三點。有時我早晨起來沒有早飯，就跑到咖啡館去。那里早晨很少有客人。笠原裝做像是做自己吃的飯，其實卻填飽了我的肚子。起初笠原還有點不愿意這么做，后來卻說：“吃她一點飯也是應該的！”咖啡館的廚房又小又亂，濕漉漉地直冒水氣。我蹲在那兒，急急忙忙在嘴里大口地扒著飯。
　　
　　“你這樣子真好看呀！”笠原一邊留神著樓上，一邊看著我的樣子，低聲笑著說。
　　
　　不過，笠原的環境確實是糟糕透了。女主人的生活是那個樣子，到有女人的咖啡館里來的客人，是不會只喝點咖啡就走的；很多家伙是專門來跟女人說混賬話的，你還得要一一地跟他們應付。我知道這些東西會慢慢地滲透到笠原的心里去，但我現在對笠原還沒有完全絕望，一有機會，還給她送去各種書籍，盡量多給她說談各種事情，可是，她對各種事物比以前更加不起勁了，遇事都不量多動腦筋了。
　　
　　而我跟笠原這種聯系也不能維持下去了。繁重的工作拖住了我，隨著倉田工廠的形勢愈來愈緊張，我到笠原那兒去，只是要點交通費，或者吃頓飯，幾乎沒有時間和她談什么了。我感到笠原經常流露出寂寞的神情。不過，不管怎么說，我現在的日常活動，正是靠了笠原才能順利地進行。從這一點來說，盡管她是那樣的一種狀況，但她畢竟還是承擔了我工作中的一項重要任務。我跟笠原談了我的這種看法，要地應該明確地具有這樣的覺悟，努力不使自己垮下去。
　　
　　我漸漸地連去要交通費、吃飯的時間也沒有了。先是三天去一次，后來是一星期一次，再后來是十天一次，去咖啡館的次數越來越少了。地方委員會、地區委員會以及工廠支部的工作都堆積在一起，有時一天要進行十二三次聯絡，早晨九點鐘左右出去，一直要跑到晚上十點鐘左右。回到住處，脖頸子硬得像一根棒子，腦袋像針刺似地發痛；好容易爬上了樓，就地就趴在鋪席上躺下了。最近這些日子來，我簡直就不能仰面躺下舒舒服服地睡覺了，由于過度的疲勞，大概是身體的哪個部位出了毛病，就像身體孱弱的孩子一樣，只能趴在那兒睡覺。我想起我父親在秋田種地時的情景，他從地里回來，常常連沾滿泥巴的草鞋也來不及脫，跨進門檻就趴在鋪簾上睡起午覺。父親不顧身子，拚命地干活；由于地租太重，那些滿是石頭碴子的“賴地”，村里人誰也不愿接手耕種，而父親租種的比誰都多，想從這里多少撈一點收獲，來填補一下生活。父親就是這樣把心臟搞壞了。一一現在當我不能不趴著身子睡覺的時候，不由得不想到自己慢慢地跟父親有點差不多了。但父親不是去向地主抗議，要他們減輕地租，而是搞垮自己的身子，想靠拚命地干活來逃脫地主的剝削。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的情況和父親不一樣了。雖然我跟自己唯一的母親斷絕了往來，弟弟妹妹也不知道我的去向，如今連跟笠原同居的生活也犧牲掉了，而且連自己的身子也快被工作拖垮了。但是，這一切并不是像我父親那樣由于被迫著要更好地為地主資本家服務，而恰恰是為了反對地主資本家。
　　
　　在我的身上，一絲一毫的個人生活都沒有了。現在就連各個季節也成了我為黨而生活的一部分。四季的花草、風景、藍天和陰雨，在我看來都不是孤立的。天一下雨，我就高興。因為出去聯絡可以打傘，人家就不容易看到我的臉。我希望夏天快快地過去，倒并不是我討厭夏天，而是因為夏天一來，衣服穿的少了，我那有特征的身段(讓這種特征喂狗去吧！)會一下子讓人家識別出來。冬天一到，我就想：“好啊！又多活了一年了！又可以干工作啦！”只是東京的冬天過于明朗，對工作不方便。一一自從轉入這樣的生活以來，我對季節不是不關心，反而非常敏感起來，敏感到幾乎過去根本沒有想象過，但這和前年在監獄里的時候，對季節的變化感到的那種特別的敏感，又有明顯的不同。
　　
　　這一切都是在無意識中形成的，是自己被迫所過的生活不知不覺地造成的。本來在我還沒有遭到警察追捕的時候，盡管那時已經獻身于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但還是有許多“自己的”生活。有時還和廠子里屬于同一個工會的伙伴們(這個工會是社民黨系統的反動工會，我要作為那里面的反對派在進行工作)在新宿、淺草之類的地方一邊散步，一邊聊閑話，雖然受到工廠支部嚴格的政治生活的限制，但是像合法生活中應有的“交際”，看看電影(最近我連是否有電影的存在都完全忘記了)以及飲食吃喝之類的事情，仍然占據了我相當的一部分生活。有時還由于這些個人生活而把支部的工作拖后了一兩天、而且個人的榮譽心還不知不覺地在作怪，當可以提高自己榮譽的工作和支部的工作發生矛盾時，往往先著手干自己的工作。當然，這些毛病在以后的工作中還是得到了改正。但是作力一個黨員，還不能說我是過著“二十四小時的政治生活”。不過，這不只是我個人的過錯。一個人如果沒有一定的生活環境，主觀上的努力總是有限的。當我一切私人的來往都遭到隔絕，置身于黨的工作以外的一切個人欲望都受到抑制的生活之中，我才體會到過去怎么努力清算也很難做到的事情，卻出乎意外地非常自然、非常容易地做到了。過去需要花兩三年的努力才能做到的事，現在縮短到兩三個月就可以實現了。最初開始過這種新的生活的時候，就好像小時候和人比賽誰能鉆到水里呆的時間最長那樣，也曾經感到過一種堆以忍受的、說不出滋味的憋氣。一一當然羅，就是現在也不能說我已經經受了真正的困難的考驗。喜歡引經據典的S(但他使用的典故和須山不一樣)，聽我說要過“二十四小時的政治生活”，他就說，必須把自己鍛煉成“一天工作二十八小時也不知道疲倦的人”。
　　
　　最初我不太理解一天工作二十八小時這句話，可是當我一天不得不進行十二三次的聯絡時，我才懂得了這句話的含意。——個人的生活，同時也是階級的生活。起碼從我的本心來說，我是愿意接近于這樣的生活。
　　
　　在倉田工廠，從放出可能把一些臨時工改為正式工的風聲來看，他們準備要加快和我們攤牌了。為了準備對付這一招，我們決定改組支部,從須山小組里挑出一人(是個年輕的正式工)，從伊藤小組里挑出兩人(其中一個是正式工，一個是臨時工)，決定把這三個人推薦為新的支部成員，寫了他們三人的“履歷”，由我帶到地方委員會，取得了上級的批準。接著又決定了計劃部署：把支部的各個成員作了明確分工，讓他們分別承擔車間里的任務，在須山或伊藤萬一出事時，后繼的人立即按預定的新的部署投入戰斗，不使工作有一天中斷。須山和伊藤要是出了什么事，在工廠里馬上就會知道，因此規定支部新的成員要立即到須山和我聯絡的地方去向我報告。我們之間的會晤就是斗爭的司令部，所以不管有什么原因，如果聯絡斷了，不爭分奪秒地為恢復聯絡而拿出方針和措施，那就是對階級的背叛。過去一有人被捕，聯絡就斷了，使得工作不能順利進行。一一對此不采取任何措施，恰恰是出于一種機會主義的觀點，好像根本不存在或完全沒有預想到對我們的鎮壓。總有人可能被捕，這是很明顯的事，所以我們進行斗爭，從一開始就必須要做好第二步、第三步的準備。
　　
　　事實上自“僚友會”的毆斗之后，須山的處境已經非常危險。須山每天去上工，已作好了隨時都會被捕的思想準備。因為是工廠，正當你在干活的時候，特務說一聲“你來一下”，就算被捕了。事情就是這么簡單。不過，現在發展組織的可能性是增大了，所以他還是堅持去上工。盡管狠危險，但是另一方面，他獲得了在車間里公開說話的一定的自由，群眾也對他產生了信任。
　　
　　快到月底了，看來工廠在三十號或三十一號就要實行解雇。他們口頭上說是要把臨時工改為正式工，但是至今仍然未見任何具體的行動，大家終于產生了懷疑。我們在《防毒面具》上揭露這是一種欺騙，其目的是利用這種欺騙手段，一方面提高勞動效率，另一方面是遏制大家的反抗。大家很快就明白了這個意思。可是，大多是臨時工，一旦宣布了解雇，團結就會渙散。所以最近兩三天內必須把事情決定下來。
　　
　　我們一向在傳單和小報上號召必須要反對戰爭。如果工人們一旦因解雇而起來斗爭，那就會如列寧所教導的那樣，工人們會以“童話般的速度”，懂得為什么必須要反對戰爭。尤其是在制造軍需品的工廠，可以引起目的性很明確的斗爭。——現在首先必須要發起斗爭。
　　
　　我下了最后的決心。
　　
　　辦法是讓伊藤和須山影響下的同志和新的支部成員分別負責各個車間，同時舉行“反對解雇”的車間集會。而為了使這次集會成功，得要須山在工廠里公開散發傳單。一一伊藤的那個“小點心鋪子小組”里有個女工，她的哥哥是倉田工廠的職員。從這個女工的嘴里了解到工廠不是在三十一號(他們故意讓人以為是三十一號)，而是在二十九號就要“先發制人”，全部解雇臨時工。據說那時不僅有警察，可能還有軍隊出動。所以我們無論如何必須在二十八號發起罷工，反過來給他們一個先下手為強。
　　
　　須山最近可能有被捕的危險。據伊藤報告，她有一兩次看到便衣警察從工廠辦公室里走出來，并且常在須山的第二車間門口跟工頭站著說話。這都是最近一兩天的事。自從太田被捕以后，廠子里又撒了兩次黨的傳單和兩次《防毒面具》。敵人正在盯著須山，這已經是毫無疑問的了。再說，一提起“共產黨”，人們就認為(統治階級也是這么向他們灌輸)好像是藏在“天上”、鉆進“地下”，出沒無常的神仙或鬼怪。其實共產黨就是像須山這樣受群眾信任，在他們的身邊并肩勞動的人。我們應當向大家明白地說明這個問題，使大家感到親切和信任。一一我之所以決心要讓須山公開散發黨的傳單，也正是出于這種考慮。為了進行最后的戰斗，即使沒有須山，這個任務也必須由其他哪個同志來承擔。光是采取隱蔽的辦法，是動員不起來群眾的。我們應當像蜘蛛結網那樣發展秘密組織，然后發起公開的宣傳鼓動。
　　
　　為了商定最后的對策，我們決定在一起“坐坐”。在那里要提出我的方案，并作出決定。一一可是一想到須山，我心里就難受得要命。撒一次黨的傳單被抓住，雖然根據各人的斗爭經歷判刑不一樣，但起碼要準備坐兩三年到四五年的牢房。平時我邁出門一步就跟在屋子里完全兩樣，把一切空想和思考的問題統統都拋在一邊，只是留心著四周走路(我對這已經相當習慣了)。而這天我動輒就想到須山。可是，我這么老是想著須山是很不好的。從須山來說，他如果能清楚地看到我們所面臨的形勢，他也會理解到這樣做是一項必不可少的措施。如果說為了無產階級的解放無論如何必須要走這條路，除了這條路沒有第二條路可走，那末，我們就不應該拋開工作而從這里產生任何其他的想法一一比如說，認為這樣做是不是“太殘酷”了啦、“太可憐”了啦等等。
　　
　　話雖這么說，我在到達會面地點的路上，腦子里還不時地閃現須山那經常用一些突乎其來的典故逗我們發笑的面孔，心里感到很不好受。
　　
　　地點是在須山過去的一個酒友的家里，這里以前我們已經用過三次。我在黑洞洞的外屋脫下木屐，把它夾在懷里，向樓上走去，只見一道斜射進來的光線，映出了須山的面孔。
　　
　　伊藤靠在墻壁上，伸出兩條腿橫坐著，正在揉自己的腳。我一進來，她用手攏了攏垂下的頭發，抬眼瞅了我一下。我跟她說：“上次謝謝您啦！”她并沒有答話。伊藤在做工廠的群眾工作時，總是要涂脂抹粉地打扮一番的，而參加支部的會議，因為沒有必要，從來沒有涂脂抹粉過。可是，今天一看，伊藤的臉蛋兒卻打扮得從未有過的美麗。
　　
　　“伊藤同志正做剛剛‘組織’了一個男的正式工回來。……”須山指著伊藤的臉，又開起玩笑來了。
　　
　　平時這種時候，伊藤總是默不作聲。今天不知為什么，她抬頭望了一下我的臉。
　　
　　會議開始以后，我特別注意須山照例所作的匯報。也根據上次支部會議的決定，已經在各個車間作了布置，準備舉行集會。他說：從工廠的情況來看，最近兩三天可能是關鍵的時刻，因此必須立即采取緊急措施。伊藤接著補充說：上次向我匯報的裁人的事，表面好像要在這個月的三十一號進行，實際上可能在二十九號就要動手。從接受的降落傘和防毒面具的定貨量來估計，也正好和這個日期吻合。因此最遲必須要在迫在眼前二十八號發起決定性的斗爭。
　　
　　大家的意見早已一致了，問題是用什么樣的形式來發起這一場決定性的斗爭。須山考慮了一會兒說：“已經準備到這種地步了，群眾的情緒也很高，剩下的問題是鼓動群眾，一氣把它干下去。”他停了一停又接著說，“能不能一氣干下去，是決定勝敗的關鍵……”
　　
　　“對！現在需要的是一個點火的人。一一為了八百名工人！”
　　
　　伊藤的臉上流露出從未有過的興奮。
　　
　　“我，最近一一尤其是最近這兩三天，心里真有點焦急。以前，我們雖然采取各種措施清算了福本主義①時代的關門主義，但是它的流毒還是存在的。現在，在這個需要一鼓作氣的關鍵時刻，不能和這個工廠進行堅決的斗爭，恐怕就是這種流毒在作怪吧？……”須山看了看我臉，又說：“我認為，要是沒有人在群眾的面前公開地干它一下，這一場斗爭是發動不起來的。這是從量變到質變嘛！一一我想，這不能算是極左吧！您看呢？”須山好像有誰說他是“極左”似的，說這句話時，特別使上力氣。
　　
　　①是指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期間，在日本共產黨內產生的以福本和夫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
　　
　　我認為要進行斗爭，應當依靠“說服”，而不應該采取“主觀武斷”的辦法。所以我沒有說話，“只是注意著問題是否向正確的方向發展。而討論確實是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了。尤其是伊藤和須山，他們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不是從大道理、而是從如何解決工廠里每時每刻的動向出發，所以一致地得出了正確的看法。這正是由于不脫離工人生活的緣故，我們在這里取得了理論與實踐的巧妙的統一。
　　
　　我跟須山說：把這說成是極左，那是卑鄙懦弱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對我們的污蔑，是為了掩蓋他們在實踐上的失敗主義。須山說：“對！”
　　
　　這時，我提出了我的方案。一剎那間，屋子里充滿了一種被壓抑般的緊張氣氛。但這只是極短的一剎那間。
　　
　　“我認為也是這樣，……”須山第一個打破了沉默，聲音確實有點兒不自然。我看了須山一眼，他接著說：“這當然應該由我來干了。”
　　
　　我點了點頭。
　　
　　伊藤的身子好像突然僵硬起來，只是用眼睛來回地望著我和須山。當我把眼光轉向她的時候，她嘴里低聲地說：“沒有一一意見……”
　　
　　再一看須山，他盤腿坐在那兒，無意識地把面前一個蝙蝠牌香煙的空盒子撕成一片一片的。
　　
　　事情作出了決定，突然出現了一陣短暫的寂靜。于是剛才一直沒有注意到的大街上來往行人雜亂的腳步聲，和不斷喧叫著的夜市上攤販的叫賣聲，一下子傳進了耳朵。
　　
　　接著又討論了具體的問題。一一最近，他們發現由于疏忽了搜查女工身體，讓傳單和工廠小報《防毒面具》經女工的手帶進了工廠，所以對女工的身體搜查突然嚴格起來。我們決定采取這樣的辦法，那天由伊藤全面負責，她穿上兩腿用橡皮筋勒緊的短褲衩，傳單就裝進褲衩里，她早晨從S那兒拿到傳單，立即到街上的公共廁所里，把傳單塞進褲衩，進廠以后，按規定的時間，仍然利用廁所，把傳單交給須山。我們還決定傳單在午間休息時間從屋頂上撒。
　　
　　會議一結束，剛才一直壓抑著的感情，突然一下子涌上了心頭。
　　
　　“咱們恐怕要有一段長時間的分別了！”我跟須山這么說。
　　
　　“我有這樣的兩個朋友。”須山說：“他們倆是很要好的朋友，一個因‘三．一五’①給關了三年，另一個因第二年的‘四．一六’②披判了四年。‘三．一五’的那個出來之后，去年十二月又被捕了，又判了三年。他本來是高高興興地等著‘四．一六’的那個出獄的，所以他在臨入獄的時候說：咱跟他恐怕就是這么輪流著坐牢，再也見不著了。不過，他說這樣也不錯！……”
　　
　　接著，他自己說：“這大概是我最后的一個典故了吧！”
　　
　　我和伊藤不覺笑起來。但是我的臉緊繃著，簡直像哭一樣。
　　
　　“不管出了什么事，只要咱們的組織牢靠地保存下來，斗爭就能扎扎實實地繼續下去，所以你可不能被他們抓住！一一你要是被抓住了，那連我做的事情也白干了，變成無謂的犧牲了！”須山這么說。
　　
　　①②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和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日本反動政府在全國大規模逮捕、鎮壓共產黨和革命的人民。一般稱為“三一五事件”和“四一六事件”。
　　
　　我們決定按今天的決議進行準備。在二十六號的晚上再碰一次頭，于是說了一聲“行啦！……”大家都站起身來。這時，我和須山都不由自主地站到屋子的中央，兩人都使勁地握起手來。須山忽然像孩子似地靦腆地跟我說：“啊呀，佐佐木①的手這么瘦小呀！”
　　
　　①佐佐本是作品主人公“我”的姓。
　　
　　
　　須山一邊往外走，一邊跟我談到他擔心今后恐怕再沒有機會到我家去了，因此又到我家里去了一趟。他說：“你的老媽媽不知怎么的，好像越來越瘦弱了。”
　　
　　我本想說些什么話，但須山說的“越來越瘦弱了”這句話，猛地打動了我的心。從他這句話里，我感到母親因擔驚受怕而日益消瘦的矮小的身影就好像出現在我的眼前。一一但是，我覺得不應該在這種時候說這樣的話。我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只說了一句“是吧！……”底下的話就沒說下去了。
　　
　　跟須山分手以后，伊藤說她離下面的聯絡還有半個來小時，于是跟我散了一會兒步。我們商量了二十六號那天要給須山開個小會，讓伊藤買點水果、點心帶去。
　　
　　伊藤平時走路的特點是邁著大步，搖擺著肩膀，就像一個男人一樣。而今天不知怎么的，走在我的身旁卻邁著小步，道道地地像個女人。臨分別的時候，她讓我“等一會兒”，自己走進一家小鋪子。不一會兒，買了一包東西走出來。
　　
　　“這個送給你。……”她這么說著，就把東西遞給我。我說：“這怎么行呀？！”她卻硬把東西塞進我的手里。還說：“最近你的襯衫這么臟，那些家伙好像很注意這些地方啊！”
　　
　　
　　回到家里，打開那個小包，我忽然意識到自己把伊藤和笠原對比起來。她們同樣都是女人，可是我從來沒有想過要把她們比較一下。現在跟伊藤一比，我才感到笠原離我是多么遠啊！
　　
　　——我已經十來天沒有上笠原那兒去了。……
　　

九

　　
　　倉田工廠的屋頂上，正準備建造第三車間。一到午間休息的時候，大家都跑到屋頂上，有的把整個身子躺在陽光里睡覺，有的聊天逗趣，有的玩著排球。這一天，初夏的陽光耀眼地映射在洋灰的地面上。須山把自己人布置在自己的周圍，準備一旦來抓他時好進行阻攔。
　　
　　十二點三刻，須山猛地使出全身的力量，把傳單一束接一束地拋向天空，大聲地喊著，“堅決反對大批解雇！”“舉行罷工！反對解雇！”……后面的話立刻被群眾的聲音遮蓋了。紅的黃的傳單在陽光中閃耀著。傳單剛一撒，大家一下于給愣住了，但立刻就喊叫著朝傳單落下的地方擁去。其中還有幾十個人，把拚命搶到的傳單，又高高地向上拋去，這樣一來，最初在一個地方撒的傳單，一眨眼的工夫就分散到六百名職工的頭上。一一工廠好像已經預料到會發生這樣的事，預先讓守衛在屋頂上各個地方布了崗。守衛們一邊聲嘶力竭地叫喊：“喂！喂！不準拾傳單！”一邊硬往人群里擠。可是，早已看不出傳單是誰撒的了。乍一看，好像誰都在撒傳單。
　　
　　守衛沒有辦法，只好把屋頂的狹窄的出口把了起來，想讓人們一個一個地從這兒通過，好檢查傳單到底是誰撒的。可是這么做起來，一個小時也上不了班。當粗大的混凝土的煙囪上響起上班的汽笛聲，大伙兒就手挽著手，嘴里“嗬嗨嗬嗨”地喊著，朝著狹窄的出口沖過去。這一來，守衛就再也招架不住了。——后來聽伊藤說，她看著須山擠在人群里，不慌不忙、悠然自在地走下去了。
　　
　　后來工頭捱個兒問：“傳單是誰撒的？”雖然有的人明明知道是須山撒的，可是誰也沒有說。青年團的那些混蛋們恨得要命，氣得了不得。當天，須山所在的第二車間和伊藤的降落傘車間，群眾的情緒很高，選出了代表和其他車間聯系，準備向工廠提出抗議。
　　
　　下工的時候，須山和伊藤走在一起。須山說：“在這樣的時候，咱們真應該哭一場呀！”他一會兒把頭上的帽子扯來扯去，一會兒一個勁地擦著自己的臉。
　　
　　一路上須山反來復去說了好多遍：“真沒想到！”“真沒想到！群眾的支持真了不起啊！”
　　
　　為了聽取那天撒傳單的情況，那天很晚我和伊藤還約定進行聯系。但我根本沒有想到須山會跟著一塊兒來了。當他跟在伊藤的后面進來時，我足足地把他看了兩三遍。當我認清了他確實是須山時，我不覺站了起來。
　　
　　我聽他們說了詳細經過。我也非常興奮，我學著須山跟伊藤說話的腔調說：“在這樣的時候，咱們也該喝它一瓶啤酒吧！”于是我們三個人喝了一瓶麒麟啤酒。
　　
　　決定性的斗爭還在于明天的奮戰，我們對明天的準備工作又作了周密的研究。
　　
　　第二天早晨，工人們去上工的時候，工廠給六百名臨時工中的四百人，每人發兩天的工資，攔在門口把他們解雇了。那些領了工資的女工們，茫然不知所措，在門前來回徘徊。派來的十五六個警察追著她們大聲地嚷著：“回家去！回家去！”把她們攆了回去。
　　
　　發工資的窗口邊，出了一張很大的告示。上面寫著：“原定二十九日結束工作，現改為本日。但本廠為照顧諸位工友，決定增發兩天的工資，希能體會本廠的心意。另，今后如有新的工作，本廠承認諸位有優先錄用權利。特此通知。”他們留下了二百名臨時工，這里面有他們的陰謀，目的是要打亂我們的步驟。
　　
　　被解雇的人當中，也有須山和伊藤。一一在斗爭的緊急關頭，我們被他們來了一手先發制人。一一須山和伊藤簡直是垂頭喪氣。我也是一樣。不過，敵人終歸是敵人，不是木頭人兒。對于這種逆轉的形勢，我們不能聽之任之；應該立即振作起來，吸取這次失敗的教訓，以利于今后的斗爭。
　　
　　雖說被他們攆散了，但正式工中還留下兩個支部成員，被裁的工人，雖說要各自去謀求工作，各奔東西，但其中伊藤和須山的小組就將近十人，所以今后只要和他們保持聯系，我們斗爭的范圍反而會迅速地擴大。
　　
　　他們來了個先下手為強，就滿以為已經搞垮了我們的工作，其實這些先生們卻沒有料到，正是用他們自己的手傳播了我們組織的種子！
　　
　　現在，我和須山、伊藤更加抖擻精神，正在從事新的工作。……(前篇完)
　　
　　作者附記：這部作品獻給藏原惟人。
　　
　　1932.8.25

譯后記

　　
　　小林多喜二是我國讀者所熟悉的一位日本革命作家。他于一九〇三年十月十三日出生在日本秋田縣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在他幼小的時候，由于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家庭生活難以維持，父母帶著全家人像逃荒似地跑到北海道小樽地方去投靠親戚謀生。在這里，小林多喜二度過了二十多年寄人籬下的貧困生活。一九二四年，好容易從商業學校畢業，在當地的銀行里當一名小職員。他從學生時代就愛好文藝，追求進步，接受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后，堅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利用一切機會參加當地的工農革命斗爭，自覺地改造世界觀，并根據參加現實階級斗爭的體驗，刻苦地從事革命文學的創作。一九二八年發表了《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一九二九年發表了《蟹工船》。這兩部充滿革命斗爭精神的中篇小說，使得他成為著名的日本無產階級革命作家，并奠定了日本現代革命文學的基石，但也因此遭到反動統治階級的痛恨和迫害。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他被銀行解雇。第二年三月他來到東京，把自己全部身心投進當時轟轟烈烈的日本革命斗爭和革命文學運動。一九三一年他擔任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書記長，同年十月參加地下的日本共產黨。一九三二年四月被迫轉入地下，在日共中央擔任文化方面的領導工作，奮不顧身地參加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斗爭。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他正在進行街頭聯絡時，因內奸告密而被捕，在敵人的嚴刑拷打面前，威武不屈，當天就被法西斯警察活活打死，壯烈犧牲。日本反動統治階級奪去了小林多喜二年輕的生命，但他的革命的戰斗精神和文學作品將永遠銘刻在人們的心中。
　　
　　小林多喜二只活了三十歲。他的一生是短暫的，卻給我們留下了相當豐富的遺產。除了十余部中篇小說和五十多篇短篇小說外，他還寫了許多文藝評論、散文、書信、日記和詩歌等。特別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六年，在尖銳復雜、艱難困苦的革命斗爭中，他仍然克服種種困難，進行革命文學的創作。這部《為黨生活的人》脫稿于一九三二年八月，就是在緊張的地下工作時期寫的，在他犧牲后的一九三三年四月才正式發表。
　　
　　《為黨生活的人》是小林多喜二最后發表的一部中篇小說。它以日本文學傳統的第一人稱的形式，簡潔、明快、生動地描述了三十年代初期日本人民革命斗爭的巨大主題，刻劃了革命人物的光輝形象，好像一個革命者在敘述自己平凡而又偉大的斗爭經歷，令人感到質樸、逼真，富有教育意義。
　　
　　作品的時代背景是三十年代初期。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侵占了我國的東北，并為進一步擴大對我國和亞洲的侵略戰爭，在國內一面殘酷地鎮壓共產黨人和工農革命群眾，一面收買和利用工賊、叛徒、社會法西斯分子，大肆宣揚所謂的“愛國主義”，鼓吹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對無產階級有利”等反動謬論，妄圖欺騙工農群眾為反動統治階級效勞賣命，充當法西斯的炮灰。作品正是抓住了這一時代的本質的特點，通過日本共產黨的一個支部在一家軍需工廠進行艱苦細致的工作，緊密結合工人群眾日常受剝削受壓迫的現實生活，揭露了資本家和反動當局的兇殘狠毒，從而教育了工人群眾“從日常生活的不滿達到了解帝國主義戰爭的本質”。作品難能可貴的是：它不僅描寫了共產黨人在進行反對侵略戰爭的宣傳上，自覺地克服忽而“公式化、抽象化”，忽而“把問題局限在經濟要求上”的兩種錯誤傾向，而且以憤怒的筆墨，抒發了他們對“個人主義者、投降主義者、叛徒”這些“自己內部的蛻化分子”的鄙視和憎恨，描繪了他們與那些偽裝是工人朋友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進行針鋒相對斗爭的生動情景。列寧指出：“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如果不同反對機會主義的斗爭緊密地聯系起來，那只是一句空話或欺人之談。”（《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作品正是遵照列寧的這一觀點，通過生動的藝術形象，戳穿反動統治階級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丑惡的偽善面孔，揭露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反動本質，同時熱情歌頌革命路線在群眾斗爭中所發揮的巨大威力。這樣就把作品的思想性提到新的高度，使我們可以從中看出當時尖銳復雜的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的概況。
　　
　　作品的另一個特色是，通過激烈的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刻劃了無產階級革命英雄人物的成長。作品的主人公“安治”以及工人出身的須山和知識分子出身的伊藤這些革命者，由于出身、境遇和經歷的不同，作者賦予了他們以各自不同的個性，但在嚴酷的階級斗爭中，經過革命烈火的鍛煉，又形成了他們共同的高貴的革命品質。他們對敵人、叛徒、機會主義分子懷著滿腔的仇恨，對同志、戰友、工農群眾充滿著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為了黨的工作，為了人民的利益，為了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戰爭，他們赴湯蹈火，不惜犧牲。作品特別突出了主人公“我”的塑造。他把自己的一切全部無條件地獻給了黨，獻給了革命；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他自覺地割斷了個人生活中的一切牽掛，甚至與自己唯一的老母親也忍心斷絕了聯系。他生活著就是為了黨、為了革命，他的生活與黨的革命工作已經融化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她不愧是“為黨生活的人”。像這樣一個與黨同呼吸共命運、每一滴血液中都充滿著革命感情的共產黨員形象，正是當時許多不畏犧牲、英勇戰斗的日本革命家的集中代表，在今天仍然值得我們尊敬和學習。
　　
　　這部作品自始至終都貫穿著崇高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和廣大工人群眾不怕犧牲的英勇斗爭，既是為了他們自身的解放，也是為了反對當時我們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今天重新翻譯出版這部作品，不僅能使我們從中吸取思想上和藝術上的教益，而且讓我們再一次重溫中日兩國人民傳統的戰斗友誼，進一步鞏固和加強我們兩國人民的團結。
　　
　　譯者 1979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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