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經濟至上”摧毀了中國人的生活》、《再談奶粉事件：牛根生的謊言毫無智商》見于網絡后，得到了很多網友支持（在此表示感謝），但也引起了一些爭議，提到了幾種不同看法，比如認為“文章避重就輕，在為制度或貪官開脫”，或認為“文章對張維迎、高尚全、厲以寧、周其仁、茅于軾等改革精英不公”，或以“西方也‘經濟至上’了，但沒出現類似事件”為由，認為“現在舉國瘋狂，錯不在我們實行了‘經濟至上’，完全是因為制度的漏洞和缺陷所致”。
把任何惡性事件的原因都推到制度身上，這是中國部分以精英自居的知識分子群體持續了近60年的毛病，說的難聽一點，這個指向使得我們對于一些事件的認知，往往陷入矯情、膚淺、偏執、宣泄，甚至被帶入一個價值陷阱而誤導整個社會。
不可否認，我們現在的制度存在諸多不足，如官僚主義、不作為乃至貪污盛行，但可能那些反對我觀點的人也同時覺得，現在的制度再差，也好過30年前，那么，為什么三十年前沒有這么多貪腐敗污？沒這么多道德敗壞坑蒙拐騙？沒有化工奶粉、毒大米、地溝油、蘇丹紅、糞坑浸泡的臭豆腐等等諸如此類令人發指的事件……所以，如果我們真想探索真相，就有必要尊重客觀，拋棄偏見，不應簡單從頭到尾把一切都歸于制度，由此使我們看不到真正的真相，讓諸如此類的事件繼續損害我們的生活。讓真正的真兇繼續在社會推波助瀾。
制度于一個社會確實很重要，但它遠遠不是一個時代的全部。此外我還想提示一句，中國目前的制度雖尚有諸多不足，但于食品安全這塊，卻并非無法可依，也就是說，在這一塊制度相當完備，事件發生后，我們也不需要另立法律，才能使這類行為得到應有點法律制裁。這套完備的食品安全生產、監督機制爆出“化工奶粉”的最真實的原因在于——無論是生產的人，還是管理的人，以及政府相關機構責任人，都在圍繞“經濟和效益”思考，加上社會大環境所導致的道德和責任缺位，在“稍微加點不會有事，但卻能實實在在降低成本”之類的僥幸心理下，往奶粉里加三聚氰胺遂幾乎成為一個行業的潛規則。
我們現在的大環境是什么？人人向錢看，也可以說是“人人不得不向錢看”。這樣一個與人的價值和社會發展目的背道而馳的精神指向是怎么產生并最終包圍了我們的？這個現在中國幾乎人人都在抱怨的結果，就與一系列改革精英30年來為我們提供的有關社會發展和人的價值的觀念不無關系。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簡單解釋： 30年前的改革共識，在于我們從實用主義的角度意識到，在當時的管理水平下，用國家統籌一切的方式不利于發揮社會各方面的力量發展生產力，于是政府有限接受了“市場”這一概念，開始逐步放棄計劃經濟，把愈來愈多領域的發展權利交給社會，允許私人、團體乃至境外資本參與，用“市場”來調節資源，試圖以此形成一個有益于激發各方力量共同參與社會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體系。
但諸多改革精英，卻在此期間，把改革一步步引入歧路。逐步在中國誘導出了一個對資本產生嚴重依賴的社會結構以及“一切以‘資本’為中心和標準的”的價值體系。在達到這個目的過程中，他們不但歪曲中國的歷史，也歪曲世界發達國家的歷史及流行價值，并按“社會主義不合時宜”這一預設設計和推動了90年代之后的改革。使這期間的改革尤其具有從價值和社會結構兩個層面“解構中國”的性質。
在4月份博客中國主辦的“激辯廣東模式”研討會上，我有這樣一段發言：現在我們有很多思維定式，比如“七八年前的東西都是錯的”，誰要去肯定那段歷史里的某些東西，誰就有被扣上“極左”這個帽子的危險，很有些風聲鶴唳的味道……一部全部都錯了的歷史大家見過嗎？就連焚書坑儒的秦始皇我們都能客觀肯定他的歷史功績，為什么我們一些人卻如此堅決地仇恨多次打敗列強，把我們帶到現代民族之列、讓我們擁有了完備工業體系的那段歷史？我總覺得這種全盤否定的態度并不僅僅只是個認識偏差這么簡單，而是，從客觀上而言，這種全盤否定的姿態是為了滿足社會按符合這些人意愿的方向發展的需要，他們需要這樣的價值觀來奠定他們一些具體改革主張的合理性。比如解構國企，否定國家發展經濟的正當性。解構勞動者的權利等等。
在不爭論的政治大背景下歪曲歷史，為改革精英實施“解構中國”計劃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和合法性，在厲以寧、茅于軾、吳敬璉、張維迎、周其仁等改革精英的倡導下，一系列具有濃厚新自由主義的發展主張粉墨登場：經濟增長被等同于社會發展，國企因被認為不具有經濟學上的意義而改制，資本被賦予了為勞動者確立價值的權利，甚至公開鼓吹“為了效率，犧牲公平是必要的”。為此，90年代后期，改革派還與被稱為“新左”的學者之間，爆發過一場著名的“效率、公平”之爭，這也是改革精英首次跳出“專業領域”在“社會公共價值領域”發言，這場影響較大的爭論，非常公開地坦白了改革精英一心一意要把“經濟人”這頂帽子戴在中國人和中國社會頭上的意圖，悲哀的是，由于當時社會多數人依然被改革精英所描繪的前景所吸引，他們所主張的改革理論對社會弊端依然具有看上去可信、可行的解釋力，這個對弱勢群體構成權利剝奪的歪理居然最終為大眾接受，并沒能阻止住改革派的步伐。
過分強調“經濟”，一切為“經濟”發展開道，為“經濟”大唱贊歌的結果，是中國社會結構和價值具有了強烈的以“經濟”或“資本”為導向的特色，在世俗生活里，“經濟”也成功成為個人成功最主要甚至唯一的價值標準（甚至，連學者成功與否也打上了物質標準烙印）。
有人說，發展經濟天經地義，西方也“經濟至上”了，怎么沒導致我們現在這樣的精神處境？這個說法是錯誤的，首先，這種“一切向錢看，一切以錢為標準”的精神困境，西方也有過，我們熟悉的《一袋金幣》、《百萬英鎊》、《我的叔叔于勒》、《一根項鏈》等，揭示的都是這樣的精神困境。
西方沒有徹底拋棄道德的原因主要有兩個，第一是他們的基督教傳統，這是維系整個社會道德的重要文化體系，到現在他們中大部分人，也幾乎每個月會去教堂，我們今天早在嘲笑“狠斗私字一閃念”了，但直到現在，大部分西方人依然在一些時候，去過“狠斗私字一閃念”的生活（懺悔），而中國一直是世俗社會，并被改革派為“走向西方”做輿論準備，提前割斷了傳統資源（代表作品：《河殤》），將傳統文化也打上了落后、愚昧的印記。由此，我們的社會價值（傳統文化和社會主義價值）全面淪陷。
第二是二戰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在觀念上的和解（此不同于政治上的對立和冷戰），這個和解在歐洲表現得最為明顯，也有比其他資本主義地區更為深厚的基礎和社會共識，這種基礎和社會共識，甚至導致歐洲在6、70年代爆發過轟動一時的“紅色浪潮”，而北歐則干脆整體走向了“社會主義”。
也正是因為“社會主義”的壓力和影響，西方才真正走上了現代民主之路，逐漸有了福利制度，遺產稅乃至范圍愈來愈廣泛的選舉權，而之前，甚至直到上個世紀50年代初期，在“最自由民主”的美國，黑人在公共汽車上，在白人沒有完全有座位的時候，不能去坐座位，到六十年代，黑人還不能與白人同校。
我這里要特別提提西方發達國家已經普遍實行了的遺產稅，遺產稅的征收體現了這樣一種觀念，就是承認財產的創造是社會公眾參與的結果，具有公共屬性，所以，財富創造者在死后，大部分財產應充公，由全社會支配使用，這個政策實際是認同了馬克思關于“資本、異化理論和人的解放”部分見解的結果。我希望所有反對社會主義的人去思考這個問題：這個制度持續實施100年后，這個制度所在國是不是就自動過度到社會主義了？另一個問題則是——大家可以去查查，有多少個發達國家在實行這一制度。
但是，我們被改革派精英刻意灌輸的觀念卻是，社會主義過時了，“共產主義是二十世紀人類的最大噩夢”，拜改革精英30年努力所賜，現在大多數中國人在思想里幾乎自動屏蔽了社會主義，一提起社會主義就“深惡痛絕”，似乎不深惡痛絕一番就會表示自己“不正?！保@是一個民族多大的悲??？我曾很苦悶地告訴一個朋友，中國真象網上流傳的“城里人鄉下人”段子里的鄉下人，城里人在用紙擦屁股了，我們還樂呵呵地用它擦嘴——國外已經在限制資本權利、不斷用社會主義理念來改造社會了，我們卻在又一個所謂的歷史機遇前，開始為資本高唱贊歌。并認為開始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我最不能寬恕改革精英之處在于他們在新的社會發展方案中毫無顧忌地放棄了社會主義分配原則，這是我們民族已經取得的一大文明成果，內涵著勞動者在社會和勞動中的地位，財富的公共性質及否定資本具有剝奪他人權利的特權。而幾乎是在用18世紀的觀念來解釋勞動、財產、分工、社會發展等諸多對我們生活和社會走向構成重大影響的概念，以致在今天，資本已經主宰對他人的勞動分配，絕大部分勞動者淪為一個經濟元素，在工作中陷入“被異化”的處境，甚至我們中的很多人還開始理直氣壯地維護資本的這種權利，認為“資本是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功臣，資本為我們提供了勞動機會”，真是這樣嗎？資本是為了盈利而雇傭工人的還是因為要解決社會就業而雇傭工人的？——我們已經被顛倒黑白到如此荒唐的程度！
現在很多中國人都在提“民主、自由”，殊不知，就在被他們嘲笑的社會主義價值里（甚至已經明確寫進了《憲法》），有比現在西方更徹底、不單單只有政治民主，還包含了對人人平等的法律認同也即經濟民主。
這是幾千萬先烈用生命換得到一個文明成果。
發生在半個多世紀前的那場戰爭，應該是中國人用戰爭這種最殘忍、最慘烈、也最有說服力的方式來決定未來中國走向的一次全民公決。也許，這幾千萬先烈，并不能像一個學者那樣去清晰地描繪社會主義這種制度，但這種制度的基本價值：直到今天也在世界范圍享有崇高位置，也滲透到了西方社會的血液之中。但我們的改革精英，根本就對這一價值沒有起碼的敬畏和尊重，根本就不告訴我們這個世界的全部真相，或者真正真相，而是按“社會主義是一種過時的專制制度”的預設來安排了這場改革。
因為社會主義在具體執行過程出現了失誤，甚至釀出過悲劇，我們就徹底拋棄這套價值，把“臟水和嬰兒一起潑了出去”，張燈結彩重新迎接資本的回歸，為資本豎立起一個讓全體中國人頂禮膜拜的神壇，這是一個多么荒唐的邏輯推理！這是一場多么壯觀的時代悲??！
我曾說，我并不喜歡愛罵人，我實際很希望贊美人，我的文章也贊美過不少人，比如遭人非議的郭臺銘、張宏良，甚至在一些“高大全”眼里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我都贊美過，我甚至也不排斥資本在一定歷史階段的積極作用，不排斥用“市場”原則去調劑社會資源，激發社會活力，但它們都該有一個重要前提——不能放棄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即不能讓“資本”、“市場”成為剝奪、踐踏他人權利的工具。很可惜，很多知名學者已經越過了這個底線，我實在沒辦法為他們唱贊歌，這次我所點名的這幾位“學者大員”，他們誤導整個社會，或為資本大唱贊歌，或為國企改制鳴鑼開道，或不惜激起眾怒為貧富懸殊提供另類解釋，或赤裸裸為富人得到社會更多保護搖旗吶喊的壯舉，早在社會廣為流傳。
在傳統價值被解構，為國家奉獻的價值被解構的情況下，改革出一個對資本產生嚴重依賴的社會結構，進而衍生出以“金錢為標準乃至唯一標準”的社會價值。必然致使道德觀念日益淡漠，人的行為異化，因為說到底，多數人的行為是由社會流行觀念決定的（關于這一點，行為心理學已經有相當成熟的系統闡述，有興趣的可在網上查閱），于是，我們生活里也順理成章地有了毒大米，蘇丹紅，地溝油，糞坑發酵的臭豆腐，化工奶粉乃至假雞蛋。
所以，在化工奶粉這一事件上，別跟我扯什么制度，這是一種絕對托辭，在這一事件上，制度并不缺位，而是責任缺位；為什么責任缺位？因為道德缺位；為什么道德缺位，是“人人向錢看”、“人人不得不向錢看”的大環境擠壓的結果；為什么會有這樣一個大環境，是因為“經濟至上”的發展觀，催生了對資本產生嚴重依賴的社會結構，并進而衍生出了“以金錢衡量人生” 的價值觀、再進而衍生出了“用金錢幾乎可以無限獲得個人需求”的社會價值和服務體系，這些價值體系和服務體系又反向以“現實”的方式強化和證明著“以金錢衡量人生” 的價值觀；這些社會結構、發展觀、人生觀、價值體系來自何處？改革理論；誰提供或在鼓吹這個理論，答：正是這些改革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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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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