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大家討論張維迎的人格和他的荒唐言論

鄒恒甫按:奇文!怎么會有這樣好的文章報道啊?!

張維迎:我對我的為人很自信

　　　　《南方人物周刊》特約記者 陳東記者 傅小永 發自北京

可以說，我所知道的經濟學者里，我個人的自我保護能力最差，經常把自己當作一個靶子。好多事我是不太想保護自己的( 恒甫按:你已經搞得老厲,林毅夫,海聞,朱善利,老尹,南懷謹(要他說附老尹讓你當院長),田源(拉票被老厲從家里趕出來),曹鳳岐,張國有,老閔...他們都要死了啊!)。

　　如果你罵我道德敗壞、勾結富人、無視民間疾苦，那只能說明你不了解張維迎，我對自己的為人做事很自信。有人說某個企業家花8萬塊就把張維迎搞定，那你就太小看張維迎了 。(恒甫按:8百萬或八千萬可以搞定嗎?搞不定!)

恒甫按: 后面由大家按!

　　《南方人物周刊》特約記者 陳東 記者 傅小永 發自北京

　　是算術題，不是道德題

　　人物周刊：去年三月，你發表長文《理性思考中國改革》前，是你遭質疑和非議最激烈的時候，你的寫作動機是否為回應質疑？是否達到你的目的？

　　張維迎：其實這篇文章不是簡單地為了回應別人對我的質疑。當時，整個社會討論公共問題過分情緒化，非理性，不但對解決問題毫無幫助，而且還可能幫倒忙。每個人都有發泄情緒的權利，但討論公共問題一定要冷靜理性，找到解決辦法。

　　比如最簡單的，造成不合理收入差距的原因是什么，是腐敗，為什么會腐敗，因為政府權力太大、政府壟斷，那就解決政府壟斷、權力過大的問題。不能簡單地說，要殺富濟貧，殺富濟貧從來不能解決分配問題。作為學者，我有責任說清楚應該怎么做。

　　人物周刊：“官員是改革中相對受損最大的利益集團”，是你的文章里最刺耳的一句話，這樣的表述是否進一步刺激了公眾情緒？

　　張維迎：這個問題我不想多說，因為特別容易引起誤解。它不是道德題目，不是我學品有問題，要為官員說話，是他們的代言人。這只是一道簡單的算術題，分析誰的利益受損最大，是為了說明誰最可能給改革設置阻力，利益受損最大的集團，當然是改革的最大阻力。

　　我的看法不一定對，但可以說些生活體會。我在農村時，家里一年也吃不上一頓白米飯，但干部到了農村，家家都爭著請吃飯，你跟干部搞好關系，你的兒子當兵啊、招工啊才有機會。但是現在干部去了，沒有人請，至少沒有那么多人請，從農民和政府官員的相對位置上看，農民的位置上升了。

　　原來姑娘找對象，最好找干部，干部找不到了，才找國企工人，國企工人找不著了，才找集體工。現在未必是這樣了，姑娘不一定喜歡找干部，可以找IT人士、外企員工、自己創業的個體戶等。那個時候裝電話，得是局級干部，坐飛機必須有干部證明，普通老百姓有錢也沒門。

　　這個意義上講，政府官員的整體地位相對(不是絕對)下降了，是相對受損最大的利益集團。改革的過程，也是權力從政府手上轉移到民間的過程。政府官僚是改革最主要的損失者，因為他們的特權和尋租行為都將在改革中被減少或者消除。

　　人物周刊：政府官員內部，相對位置也發生變化？

　　張維迎：官員也有失落感，一些冷門的部門，現在反倒比較牛起來了。稅務、工商、銀行，原來沒幾個人愿意去，什么鬼地方，去的是門路少的人，現在卻是最熱的部門，擠破了頭也要進去。而原來熱門的部門，現在沒幾個人想去。我強調的是，社會變革后不同身份相對位置的變化，這本身是個好事。如果從樸素感情上講，我現在經常回老家去，現在農民在政府官員面前的腰桿比文化大革命時直多了，就這么一句話。

　　人物周刊：對政府官員既得利益的補償，是個容易引發公眾情緒的話題。他們本身是政策制定者，掌握議價的權力，讓他們自己制定方案對自己進行補償，這樣的想法是不是太書生了？

　　張維迎：里面當然有技術性難題，需要好好研究。但不這樣，有什么更好的辦法？改革要想成功，必須依賴于如何減輕來自政府權力部門的抵制。回避這個問題，帶來的社會成本更大。你不給他們明補，他們會偷偷地暗補。

　　改革不同于革命，尊重原體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并對受損者予以某種形式的合理補償，是改革的一個基本原則。我在文章中也說了，為什么國有企業連年虧損但領導人吃喝拉撒都報銷我們可以接受，而給他們一些補償換取他們讓位，我們則不能接受，這其實是一個觀念問題。我的體會，開放近30年，但我們還是習慣于用革命暴力和剝奪的觀念來理解現在的改革，容易把改革簡單化和情緒化。

　　人物周刊：簡單解釋何為革命，何為漸進式改革。

　　張維迎：我贊成漸進改革，這是20多年來的觀點。社會不能休克，一定要持續生存。歷史上看，革命的代價非常大。漸進改革中，可能有一部分人受損，另一部分人得益，但得到的要大于失去的，然后你才拿出東西給受損的人予以補償。這逼著我們把蛋糕做大，蛋糕做不大拿什么來補償？蛋糕做不大，只能是革命了。所以漸進式改革一定追求社會總財富的增加。

　　人物周刊：所謂的第三次改革大爭論中，有不少人懷念文革時代，懷念毛澤東時代，你如何評價這一社會現象？

　　張維迎：我非常遺憾，我們對文革的反思遠遠不夠。如果我們不反思，年輕一代的人大概已經不知道什么是文革了。

　　舉例說，現在，我們對部分富人有仇視心理，憑什么他拿這么多，我拿那么少？我們應該想想，20年前，誰去經商？是社會最底層的人，是當時的弱勢群體。他們沒辦法進入政府、國有企業，找不到工作，只好自己干個體。當時干個體不僅有政治壓力，甚至連對象都找不到，安徽蕪湖“傻子瓜子”年廣久，當時雇了幾個人，公安機關要逮捕他，抓起來坐牢，說他剝削。

　　后來鄧小平批了，說不能抓。現在聽起來是個笑話，自己創業自己養活自己，還要被抓起來。而這是不久前的事。當然，富人中也有不法分子。現在，不少人對這些情況已經不了解，對改革過程的艱難越來越陌生。不懂得歷史，就不可能理解現實，就不可能為未來的發展找到好的解決方案。改革開放是怎么走過來的，需要多一些人多一些書多一些文章，要有人做這件事。

　　我只能說皇帝衣服的透明度太高了

　　人物周刊：有人說你是中國的“教富”(北大光華管理學院是教人致富)。

　　張維迎：教人致富不是什么壞事。但我建議不用這個詞，不希望有新的誤解。學術界，大家都理解你的意思，不會太在意用什么詞，而且我喜歡用一些形象的比喻幫助別人理解，但現在用詞有點提心吊膽。

　　學者用詞拘謹，說套話、假話、錯不了的話，表達思想的語言都死氣沉沉，不是什么好現象。我也不追求什么語不驚人死不休，只是喜歡用大家都能聽得懂的語言表達思想。依我看，大量的經濟學文章都充滿了大話和假話。

　　人物周刊：甚至不敢說話？

　　張維迎：沒有辦法。麻煩不在于你一張嘴，別人就懷疑你的學品、人品，因為不僅在中國，全世界的經濟學家都遇到這個問題。我的擔心是，很多學品、人品不好的學者，反倒被認為是英雄，代表“社會正義”，代表“學術良知”，他們只要喊幾個口號，就被認為是為人民服務，這個現象非常可怕。這個社會是非顛倒，好人被誤認為是壞人，壞人反倒被認為是好人，真正的機會主義者、以學術的名義謀求私利的人，反倒被吹捧為“社會良心”、“民意代言人”。

　　人物周刊：一個普通人，如何識別“民意代言人”？

　　張維迎：如果我們靜下心來看看歷史，就會發現，哪一次運動不是自我標榜為“民意代言人”？標榜自己是民意代言人的，多半是壞蛋，這是歷史的經驗。世相復雜，籠統的“民意”是很粗糙的說法。“民意代言人”了解真實的民意嗎？假如既不了解歷史，也不調查現狀，一上來就是“民意代言人”，我們如何相信他不是在糊弄人？

　　人物周刊：是否認可“企業家代言人”的角色？

　　張維迎：我從來不為討好任何人(包括大眾媒體和企業家)而說話，這樣的討好，其實是愚弄。我也從不認為自己是在代表某一個群體，我只代表我自己。企業家有他們自己的代表，我只是個學者，我對企業家的批評，你可以去網上看看，太多了。學者的主張和建議可能對某一群體有利，但他并不是利益代表，學者既不是利益代表，也不是民意代表。我來自農民，不能說，我全為農民說話，因為農民和工人之間也可能有利益沖突。

　　人物周刊：如何評價經濟學者這個良莠不齊的群體，被利益集團收買應該不新鮮的。

　　張維迎：現實中，肯定是有人被收買了。而且這些被收買的人，善于打著公共利益的旗號，他們實際上是想控制輿論。茅于軾有句話，人民群眾往往不了解誰是真正為他們說話的。我們需要反思的是，為什么大眾這么容易被蠱惑。有位學者說，渾水摸魚什么時代都有，但沒有什么比一個經濟學冒牌貨將自己打扮成人民的朋友而獲得勝利更加容易了。

　　人物周刊：你一直主張學者做學問要獨立，要超越自己的出身和階層，獨立地發表意見。你自己做到了多少？

　　張維迎：我一直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即使我在體改委工作時，我仍然是從獨立的學者角度去思考，我提出的政策，政府你愛聽不聽，不愛聽就別聽。學者觀點的變化，應該源于本身思想的進步，而不是由于政治環境的變化，那是機會主義分子。

　　我強調學者的獨立。做事從個人利益考慮，作為普通人是可以的，但作為學者卻不能這樣。比如我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我不能只想我們村怎么致富，不能說我在北大，我就想著怎么讓北大致富，我要看得更遠。超越身份，這是非常重要的。

　　人物周刊：多數人印象里的張維迎，是不斷挑戰公眾情緒，無視民間疾苦、高高在上的經濟學家，是否打算修正？如何修正？如何看待媒體眼里的自己？

　　張維迎：與其說這是大多數人印象里的張維迎，不如說這是部分媒體印象里的張維迎。我不在乎這個。其實這個社會難的不是罵企業家，難的是面對大眾輿論時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但是非常遺憾，現在誰罵企業家，誰就是“勞動人民的代言人”，誰說一些支持企業家的話，誰就一定拿了人家的好處。這是荒唐的邏輯。

　　部分大眾媒體對學術的摧殘，對科學思想的藐視，對學者人格的侮辱，應該不是少數吧。這是我們這個社會不可饒恕的罪惡之一。

　　媒體在這個社會應該越來越自由，越來越開放了，這是大好之事，但是媒體也應該越來越有理念、價值觀和信仰。如果通過有意誤導，惡意攻擊，博取廉價、非理性的喝彩，我不知道媒體人的信念在哪里。自由，意味著更多的選擇，選擇推進社會進程，還是破壞社會，不要把所有的錯都歸給別人。媒體本身浮躁、造假、嘩眾取寵，你怎么讓這個社會不造假、不嘩眾取寵呢？當媒體說自己為民做主時，他們多大程度上花費心思去調查考證真實的民意，真實的現實呢？

　　人物周刊：你的觀點常引起爭議的原因是什么？

　　張維迎：我的老師、同事，甚至單位領導都經常提醒我，說你政治上還不成熟。所謂政治上成熟，就是說話要圓潤，句句都對，但什么都沒說，誰也挑不出你的毛病來。政治上成不成熟，成了學者說話的一個前提。但我一直不屑于那樣做，還是我行我素表達自己。媚俗和媚上都不是嚴肅學者。

　　也不是說我有足夠的勇氣，完全不顧忌。只能說，我保證不說假話，不能保證所有的真話我都敢說。幾年前，我寫過一篇短文說，我不敢說皇帝沒穿衣服，我只能說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了。這是我能做到的。我不想做無畏犧牲，但是你讓我太委屈自己，說一些連自己都不相信的話，我也做不到。可以說，我所知道的經濟學者里，我個人的自我保護能力最差，經常把自己當作一個靶子。這個東西我不想多談。好多事，我是不太想保護自己的。

　　我的自我說服就是有足夠的耐性

　　人物周刊：是否委屈？如何自我說服，消除委屈？

　　張維迎：你想做嚴肅研究，說真話，就要有這種心理準備。我個人是無所謂的。我的擔心是，如果真正科學、嚴謹的聲音，因為被謾罵，得不到充分自由的表達，社會被非理性的情緒所左右，對大眾的長遠利益是沒有任何好處的。我的自我說服，就是我有足夠的耐性。不喜歡眼前的謾罵，但也不喜歡隨意的喝彩。

　　學者和商人有何不同？商人研究你的偏好，你喜歡什么顏色，他就生產什么顏色。學者是認為什么顏色好，就說什么顏色好，雖然你可能不喜歡，罵我，我也想說服你。學者和商人、政治工作者是不一樣的。

　　人物周刊：你的一個同事對你的評價，典型陜西人性格，耿直、缺心眼、甚至有點二百五。

　　張維迎：我并不把二百五當作一個貶義詞。二百五是很透明的，并不隱藏什么。我認為自己是個比較透明的人，怎么想就怎么講。很多人在怎么想和怎么說之間有個長長的過渡，這一個過渡可能要三個月，你聽他說話，還要猜他心里怎么想的，這個場合說什么，那個場合說什么，想這些花花腸子，沒什么意思。

　　人物周刊：你如何認識自己這個靶子的意義？是否不僅是你和媒體之間的誤解，而且是一類學人和傳統文化、教科書之間的矛盾？你的自我激勵機制？

　　張維迎：如果你罵我道德敗壞、勾結富人、無視民間疾苦，那只能說明你不了解張維迎，我對自己的為人做事很自信。你可以問問我身邊的人。有人說某個企業家花8萬塊就把張維迎搞定了，那你就太小看張維迎了，我不相信能被誰買動。如果你不同意我的看法，我們可以仔細討論，而不是隨意謾罵、斷章取義。我們都是喝狼奶長大的，只是有人反思早一點，有人反思遲一點罷了。

　　我們教科書里的一些基本概念，是需要重新梳理的，而這些概念的混淆、知識的約束，也是改革的阻力之一。舉例說，一講到雇主和雇員，就想到剝削，一講到買方和賣方，就想到利益沖突，實際上他們利益的共生要遠遠大于利益的沖突。

　　我的自我激勵，現在40多歲，希望到60歲、90歲時，我之前寫下的一字一句，還能經得起時間考驗。

　　人物周刊：罵戰的承受范圍，有無不可容忍之時。

　　張維迎：惟一有點難堪的，是有人在《西安晚報》上罵我，說的話齷齪，而老家的父母和親戚看得到。否則我根本不屑一顧。

　　我不是百分百了解情況，但知道有人有意編造故事，我沒回應過。我不愿糾纏于概念之爭，所謂左派右派，沒有興趣，喜歡單刀直入討論問題。我們老家有句話，寧跟君子打個架，不跟小人說句話。和正人君子打架都行，和小人話都懶得說。

　　人物周刊：你是否激進、理想主義？反觀現實，你的邏輯實現與否？

　　張維迎：我從不認為我激進，我只是認為我理論比較徹底，講究邏輯。認可坦誠、有信念、與人為善的人。經濟學者大都貼近現實，喜歡問可行性在哪，要素條件是什么。

　　我覺得實現了。當然沒有任何一種邏輯可以在現實中完全實現，但我自豪的是，在我們這代經濟學者中，要找到像我這樣20多年里，寫的東西前后保持一貫性的，可能不太多。前兩年出版文集，20多年前發表的文章一個字沒改。還沒有過時。

　　在“改革”名義下，干著和改革不相符的事

　　人物周刊：青少年時期的生活，以及對日后學問和為人的可能影響？

　　張維迎：出生在農村，成長在農村，上高中到縣城，畢業后回農村。兩年后，聽到村里的廣播說恢復高考。1977年上大學，坐火車到西安，第一次見到火車。

　　日后的研究，和這段經歷密切相關。在農村時，沒有系統的知識，也不敢做系統的質疑，但是很多現象，是困惑已久的。我們這代人，到城市后饑渴地學習知識，很重要的動力，是為了解釋我們在農村生活里的種種困惑。

　　可以舉好多例子。大面積的公地，小量的自留地，但是大量的糧食產出不是來自公地，而是來自自留地，青黃不接時，救命的，就是這自留地了；農民自己都吃不飽飯，還要把糧食以低價賣給國家；農民想養雞，政府限制不能多養，下的蛋自己不能吃，要交給國家。

　　小的時候，一句話記得很清楚，大人說，生產隊里年齡越大的，干活越老實，越年輕的，越愛偷懶。這是實話。但是等我自己當了農民，年齡大的也開始偷懶了。后來想清楚了，年齡小的，一參加勞動，集體公社，激勵機制就是錯的，自然偷懶，而年齡大的，年輕時因有好的激勵機制，可能養成了好的負責的勞動習慣，但激勵機制變了，時間長了，自然也開始偷懶了。

　　10來歲時，我也做過小買賣，自家有果樹，自己挑著水果去賣。也當過建筑工人，在一個工地，修水渠，12歲利用假期去干了一個月，離我們家60里，開山放炮，打掃炮眼。在農村的經歷看似簡單，但是后來研究的所謂高深的經濟學理論，大都源于此。

　　人物周刊：大學時的思想轉變過程。

　　張維迎：喜歡讀原汁原味的，而不是中國學者批判性介紹的書。印象最深的是《自由的選擇》，讀了好幾遍。另一本《中級微觀經濟學》，臺灣出版的繁體字版，我至今還保留著。學校也沒有學霸，我可以毫無拘束提出任何一個觀點。后來到了體改所，盡管所里思想開放，但像我那樣對市場經濟、對市場機制有那么深的信仰的人，應該說還是不多。

　　現在，大家基本上已經同意了，市場經濟不是個經濟術語，它是文明社會最底下的一塊基石。

　　人物周刊：1984年，你第一個提出后來影響巨大的價格雙軌制，當時你25歲，如何做到這一點？因雙軌制而來的官員腐敗，是針對你的最激烈的批評？

　　張維迎：不是念舊之人，但回頭看，1980年代還是最激動人心。新思想風起云涌，滿足變革時代的需求。我運氣好，另外，可能也因為我思考問題喜歡追根究底，不人云亦云。我的文章，在當時也是很有爭議的。當年的“莫干山”會議上，我的文章是爭議最大的議題，后來我說服了大家。

　　雙軌制產生了官員腐敗，這是它受到批評的原因。但回過頭來看，這可能是制度變革不得不付出的代價之一。現在雙軌制壽終正寢了，這是它的勝利，不是它的失敗。不僅當時，可能現在，也想不出更好的替代辦法。

　　人物周刊：1980年代初，老一輩學者無力回答現實問題，為年輕學者提供了機會。西北大學研究生畢業，直接到了改革的前沿機構“體改所”，你是否意識到或如何定義自己的使命，體改所6年對你的研究及影響是什么？你認識的體改委是怎樣的？

　　張維迎：當時體改委場面熱鬧，隨處可見新知識、新見解，可想而知，一個26歲年輕人的興奮和激動。到體改委之前，我只是一個窮學生，從社會底層，突然間變成一個對改革政策有一定話語權的國家機關研究人員，當然不會再有報國無門的牢騷。還可以出去調研，掌握大量一手資料。

　　也近距離觀察了改革本身的難度。政府官僚總是按照他們的利益利用手中的權力操縱改革，使得原本很大膽的改革措施變得謹慎小心，敷衍了事。我的一位同事說，所有被提出來的方案，包括試圖實施但以失敗告終的，和已經成功實施的，都是各種復雜力量角力的結果，而不是簡單地運用經濟模型所能得到的。這也是不少學者同意對政府官僚既得利益補償，減小阻力的原因。

　　實際上，政府各部門坐在一起，為某一方案爭論時，每一部門申辯的都是自己的利益。改革方案本身就是博弈過程，不同利益的博弈。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之間，計委、經委、體改委之間都有矛盾。體改委的特殊性，在于它只研究問題，提出建議，并不掌握資源配置的權力，這種相對的利益中立和超脫，是至關重要的。

　　人物周刊：如何看待那一代年輕經濟學者后來的命運分野？

　　張維迎：自由寬松、追求卓越的學術范圍，使他們提出了既對當時的政策有影響，又有一定學術生命力的觀點，但是他們中的大部分，或從商或從政，已經不再從事理論和改革政策研究了。非常遺憾。實際上，中國漸進式的改革絕不是人為設計、自上而下的結果，許多重要的改革措施是由普通老百姓發起的。

　　人物周刊：近年不少學者撰文“想念體改委”，以及建議“恢復體改委”。你的看法如何？

　　張維迎：我當然想念那一段生活，它對我后來的成長非常有意義。但1990年代后已經名存實亡，后來甚至連名分也沒了。現在各部門一匯報，沒有任何抗衡力量，使得“改革措施”更加容易變成某些部門追求自身利益的借口。各部門自行制定“改革措施”，在“改革”的名義下，干著和改革不相符的事。

　　從來沒寫過奏折什么的

　　人物周刊：“對學者而言，理論上的徹底性，比什么都重要”，在體改委工作期間，如何平衡政策建言和理論徹底性之間的矛盾？

　　張維迎：我從來沒寫過奏折什么的，也從來沒有寫過給領導的建言什么的。我的政策建議，不過是理論研究的副產品，絕不會為了政府已經頒布的政策做注腳，也不會為了迎合政府口味而修改自己的觀點。我直截了當表達自己的觀點，聽不聽是政府的事。

　　我自己選擇離開，不在政府部門工作，但我仍然希望，政府有更高質量，學者能在政府里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我也絕不會因為政府沒有采納我的觀點，而認為政府不尊重學者意見。政策復雜是政治的產物，不是科學研究。一項政策，我推導出三個可能結果，必須說完，政府說，說第一、第二吧，第三個要反著說。有人喜歡第一點，說一好，有人說二好，不說完，等于什么都沒說。

　　我從來不寫約稿、專欄，誰約也不寫，也是擔心東切一塊，西切一塊。現在更是這樣，發表文章，膽戰心驚，害怕被人抓住小辮子。

　　人物周刊：從1982年開始研究經濟學，至今25年，“中國的經濟學家最難做到的是表達自己的真實觀點”，因何有這一感受？

　　張維迎：一年不同一年，一陣不同一陣。今年可能松了，明年又緊了。我喜歡1980年代，大概也因為年輕，凡事憧憬、興奮。那時候，1萬字的文章，一個晚上能寫完。水自然往上噴起的感覺。但無論1980年代、1990年代，學者表達思想，最大的顧忌還是意識形態。

　　1983年，受全國批判時(因發表《為錢正名》)，學校開會總結教訓，說對研究生的管理太松了，發表文章，也沒有請示領導。1984年又不一樣了，《經濟日報》頭版發表我的文章，央視的新聞聯播也播了摘要。學校又總結了，要用民主的方法培養研究生。1983年我是壞典型，1984年又成了好典型。

　　這事也給我一些啟示，做學問不要太著急，只要你的研究有價值，早晚會得到承認的。我在1986年寫的一篇文章，2萬多字，《經濟研究》1987年第一期，清樣都做好了，突然之間說要撤掉后一半，到1999年才全文發表，但它仍然是有價值的。2000年，楊小凱引用了我在1986年的那些觀點。不是吹牛，我是中國學者里論文被引證次數最高的。

　　人物周刊：你的自我評價，更希望是個純粹學者，還是管理者？

　　張維迎：我自己希望是一個純粹的學者，但是有時候身不由己。我以前說過，我夫人曾經跟我講過一個故事，兩支足球隊比賽，A隊頻頻破門得分，而B隊連人家的半場都過不去，后來B隊的守門員一氣之下自己帶著球沖破防守，終于打入一球。我有點像那個守門員，看到現狀著急。我還是回來守門的好。

　　可能，我最應該是個學者。現在，不少學者，認真調研，對現實有見地，但因為各種原因，不愿意說話。嘩眾取寵的商人學者俯拾皆是，真正的思想者卻沉悶著，不敢說話，不愿意說話，這不是個好現象。

　　人物周刊：是否財富過度集中于少數人手里、貧富懸殊過大？

　　張維迎：我一直懷疑。我所了解的數據，城鄉差距，在0.35(基尼系數)以下，嚴重地區也很少超過0.4。這是復雜問題，要翔實調查才能有結論。

　　人物周刊：何為主流，你的看法是否主流？

　　張維迎：我也鬧不清什么是主流，其實主流這個詞有一定的誤導。在中國，官方的主流和民間的主流不太一樣。好多東西，都安上主流的名字，其實只是官方的意識形態。我過去發表的東西，經常不合主流，是異見分子，你看我的書就知道了。如果我的東西變成了主流，是社會的進步，而不是社會的悲哀。

　　(實習記者周璇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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