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登的那篇張維迎的封面文章我已經拜讀了。

它的邏輯是
1.張維迎被罵了很多次
2.張每一次的選擇都是合理的
然后暗示 這一次粗暴對待鄒老師也是合理的
3.討論中國經濟學家為什么被罵？

它的論證方法是斷章取義的引用茅于軾，陳志武，吳敬璉等等的言論來為張維迎辯護，它的主要錯誤

第一個錯誤

人是會變的，此時張維迎非彼時張維迎。25歲的年輕人得到他的老師的欣賞，今天快奔5的人的粗暴對待員工，這就是人在變。
張的年輕時代也許不錯(俺不完全清楚哈），但你不能來證明今天的張維迎依然優秀。

第二個錯誤

只挑被罵言論中張可以自圓其說的一部分。事實上，張還有一部分愚蠢的言論被大家罵，張維迎完全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為自己辯解的，南方人物周刊就閉口不說了。
舉例  為什么窮人上不起大學，因為學費太低。
這句話完全違背經濟學常識。被罵活該。此外還有我和誰誰不熟等

第三個錯誤

這個錯誤最嚴重。是對誠信文化缺乏理解。

事實上，張維迎和鄒老師的問題是勞資問題。勞資問題一定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這是肯定的。
張可以為自己辯解，但應該就事論事，而不是“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也不是找一個期刊大談自己的豐功偉績，訴苦不被人理解等等。
張沒有一個真誠的態度！
我是一個旁觀者：張的錯誤是顯然的
1.鄒老師在找龔六堂代課，光華一直默許到2006年9月以前。
2.張希望所有的教師都是全職教師，這是2007年的事吧，或2006年9月以后吧
3.張改變了合同條款
4.張閉口不談自己是怎樣改合同的，反而指責鄒老師找人代課。
5.光華以前默許鄒老師的找人代課行為是因為要借鄒老師的名氣，光華當時找不到很好的師資。
6.找到了師資以后就開始改條款了
結論 光華是機會主義行為，缺乏邏輯的一貫性。

誠信，是一種貴族的品質。我們的民族歷來不缺乏有點小聰明，有點小手腕的人。但精神貴族總是稀缺的。
我們的文化在鼓勵“36計”，“勝者為王敗者賊”，“城頭變換大王旗”，我們沒有看到一種很強的講求信用的文化。中華民族奮斗了幾千年，人民勤勤肯肯，可是現在還是不強大，為什么？人民沒有紀律性，一團散沙！為什么?老百姓知道政府很難得講誠信。大家都追求結果，可以不擇手段。“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今朝有酒今朝醉”，我們沒有誠信，也就沒有很好的產權保護，也就沒有很好的信托責任。

讓我們記住這個神奇的詞語“誠信”，價格雙軌制破壞了這個詞，張維迎起草的北大的改革方案也破壞了這個詞。我們不認識到這個單詞的厲害是要吃大虧的，而且已經在品嘗著破壞它的惡果了！

張維迎 長達25年的罵名

《南方人物周刊》

前不久，與鄒恒甫之間的一場糾葛，再次把張維迎推到輿論的中心，各種批評的聲浪鋪天蓋地而來。

可以肯定的是，這樣的批評對張維迎來說并不陌生。在他所經歷的20多年改革開放歷史中，他不止一次成為新聞的主角。

2004年的“郎顧之爭”以及隨之而起的第三次改革大論爭里，張維迎就是一個重要角色。他那篇《理性思考中國改革》，一句“官員是改革中受損最大的利益集團”，使他一夜間成為“人民公敵”。

2003年，他主持下的“北大改革”，“不升即退”、“終身教席”等措施引發諸多爭議，一場蓄勢待發的中國高校改革最終消弭于無形。

類似的故事，甚至可以追溯到1983年，張維迎在《中國青年報》發表《為錢正名》一文，提出“你能多賺錢，說明你對社會多做貢獻”的驚人之語，文章刊登后，他旋即陷入一場全國大批判。

在過去的25年里，張維迎似乎一直走在“總在挨罵”的不歸路。

經濟學家趙曉說：“過去這些年，經濟學的主流的確是更多地注重了效率而忽視了公平；更多地關注了改革方向的正確卻忽視了過程的公正；更多地關注了民營資本的利益卻忽視了更廣大的民眾的利益；更多地重視了市場化卻忽視了民主化。”

當越來越多的民眾發現自己并未更多分享經濟改革的好處時，拿為經濟改革出謀劃策的經濟學家們開罵出氣，自然成了民眾不滿情緒的宣泄。但我們也無法否認，在過去近30年的改革歲月里，經濟學家們研究的價格改革、宏觀調控、企業家成長、所有制改革、政府和市場關系等課題，不斷給整個宏觀經濟改革提供理論滋養和突破動力。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是這場漸進改革的受益者。

在張維迎身上，我們隱約可以看到某種悲劇性格：他富有戰斗精神，當他認定真理在手時，他的堅持和不屈，往往表現出農家子弟式的真誠的執拗，甚至不惜與民眾發生正面沖突（而民眾，特別是當下民智未開的民眾，常識經常是缺乏的）。這種爽直性格和推土機般的行事方式，自然也是一種難得的品質，但在民主、尊重民意、傾聽民聲已成為普世價值觀的時代大潮里，他與體制之間的密切關聯、他的北大背景、他的頑強性格和不妥協的精英姿態，也就容易為人詬病，甚至成為民眾反感的靶子。

張的被罵，是傲慢的知識精英與逐漸勃興的卑微的民意訴求之間的沖撞，還是知識界“左右”對沖和民眾“仇官心態”下誤打誤撞的犧牲品？誰在真正衛護民眾的利益，誰又站在人民的對面？

如果回望歷史深處，我們也許會發現，飽含情緒的雷霆萬鈞的輿論，以及漠視民意的傲慢的精英氣質，同樣值得警醒。

在社會通向民主、開放、和諧的進程中，簡單的二元對立是不需要的，更重要的也許是：冷靜、平衡、妥協和包容。

我們可能發現，這接連的爭吵也許不過是一場誤會。

這或者是對張維迎另外一種更積極的解讀。

青年張維迎的精神場域

青年張維迎的第一個公共舞臺，是1982年2月23日在西安召開的，全國首屆數量經濟學年會。他所在的西北大學經濟系是東道主，導師何煉成挑選“最好的學生”參加。

與其說這是個學術會議，不如說這是冰釋時代青年才俊的大匯演。參加這次會議的多位毛頭小伙，日后成長為中國經濟學的扛鼎人物，其中包括楊小凱，田國強等人。23歲西大經濟系研一學生張維迎的論文是：馬克思主義和數量經濟學的幾個理論問題。

1980年代初期，現代經濟學的研究人員，一般自稱“數量經濟學學者”，區別于以意識形態文字描述的傳統經濟學，數量經濟學學者有意以數學公式闡釋思想。其時，懂數學的傳統經濟學者不多，大多頭痛于數學符號。真理幸運地躲進了枯燥無味的數學公式，逃過了意識形態的責難。

現代經濟學和傳統經濟學長達30年的交鋒，以1982年的這個會議為縮影。茅于軾是張維迎所在小組的副組長，他注意到這位23歲的年輕人，是因為他的發言。傳統與現代的針尖對麥芒，最后多半演變成各說各的，互不搭理，而這位23歲的年輕人，竟能站在彼此立場，審視對方，并能準確道明傳統的局限、現代的優勢，如他的論文標題。

副組長茅于軾推薦張維迎代表小組參加大會發言，遭到組長的堅決反對，組長是年齡頗大、堅定的傳統經濟學者。兩人一陣好吵，最后茅于軾說服了對方。

無關勝負，這個會議為現代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打開了生路。對于23歲的張維迎來說，這個會議上自由且前瞻的言論，明顯區別于和現實脫節的、僵死的教科書，大大開闊了他的視野。回學校不久，他即創辦了一個6、7人的讀書班，由他主講，每周討論一個主題。通過這個會議，他又結識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師長。在那個沒有人敢自稱信奉市場經濟的年代，和這些師長的辯論和研討，成了青年張維迎最重要的精神場域，影響了他的整個人生軌跡。

大約一年后，張維迎出事了。在1983年8月20日的《中國青年報》上，張維迎發表了《為錢正名》一文，這是他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文章開頭引用了一個小新聞：首都個體戶座談，反對向錢看。隨后他提出自己的觀點：在一個正常有序的社會里，錢是社會的一個獎章，你能多賺錢，說明你對社會多做貢獻，不應該回避錢，把它看作壞東西。

20年后，在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的講臺上，張維迎對他的企業家學生說，要坦蕩賺錢，只要是合法的；我們的傳統文化，對企業家和作為價值度量工具的“錢”有頗多誤會。思路一脈相承，但時過境遷，言論所承受壓力已迥然不同。

那篇文章發表后，全國旋即掀起一場針對張維迎觀點的大批判，首都報紙整版、整版的批駁文章，而且，文章還被陜西省的某位主要領導點了名。西北大學校方承受巨大壓力。躺在病床上的校研究生處處長把張維迎叫去，說：維迎啊，黨和人民培養你這么多年，你怎么能寫出這樣的文章來呢，再說了，寫這樣的文章，也沒找領導報批，成何體統。張維迎意欲辯駁，但考慮到處長病情，違心道了歉。

在北京的茅于軾聽說了此事，無盡擔心。文革結束6、7年，社會風氣雖明顯好轉，但心有余悸。“早些年，寫這樣的文章，是要坐牢的。”茅于軾替張維迎鳴不平，寫了篇《張維迎何錯之有》，四處投稿，始終發不出來。但他對這位年輕人的印象更深了，引為改革戰友和忘年知己。

茅于軾在信中勉勵張維迎說，任何微小的觀念進步，都會遇到莫大阻力；改革中的新觀念，總會被自認為一貫正確的舊觀念視為大逆不道。張維迎回信說，會等到他們向我道歉的一天的。茅于軾又去信了，說，舊觀念何時向新認識道過歉？等下一次保守、改革又交鋒時，又是新觀念、改革派被批。

24歲的張維迎還顧不上下一次，僅這一次已經夠他受的了。他差點畢不了業，而且，西安當地報紙的批判文章連篇累牘，他陜北吳堡縣老家的父母雖不識字，親戚好友總會不經意提到：你家娃出事了。父母傷心之至。張維迎說，他受的委屈，再沒比這一次更大了。

之后數次被罵當口，常有媒體約訪電話，張維迎習慣回復，20年前就罵過了。有時夫人抱怨，不能少說兩句？張維迎便會說起24歲時那個委屈中的自己，等待道歉的決心。

西北大學現象

一年后，張維迎又成典型，不過這一次是正面的。他在《經濟日報》頭版發表文章，次日的《新聞連播》對該文做了摘要播報。《新聞連播》對一個在校研究生的文章做摘要播報，這可能是絕無僅有的一次，學校研究生處那位處長這次的總結是，對研究生的管理，還是要自由且民主。

中國經濟學界，有個獨特的“西北大學現象”，偏居一方的西北大學，為中國經濟學貢獻了數位重量級人物，包括張曙光，鄒東濤、魏杰等人。有人把何煉成領導下的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稱為“青年經濟學家的搖籃”。

西北大學有一說法，當何老師的研究生是最自由的。何老師講授傳統經濟學，但從不批評“離經叛道”，惟一的要求是能自圓其說。張維迎在《恩師引我走入經濟學殿堂》一文中說，“何老師從不按自己的模子教育學生。”

何煉成說，張維迎是他的“最好學生”之一。1984年，張維迎研究生畢業，決定去體改所工作時，何老師“很是舍不得”。何煉成的印象中，張維迎的研究生3年，除了最后一年忙于畢業論文，前兩年，大多搗鼓他的讀書會。他的大量時間，都耗費在研讀現代經濟學的原著上。一次，張維迎從外文書店買回一本臺灣的翻譯版本《中級微觀經濟學》，繁體字，非常厚，鼓動讀書會成員人手一本，一個月后，何煉成又看到這本書時，上頭已被標注得密密麻麻。這本書，張維迎至今保留在手。張維迎到體改所后，常有同事驚詫于他微觀經濟學的地道和扎實，電話何老師，問有何秘訣。何煉成沒有攬功，說是因為讀書會。

張維迎后來說，他們這一代人，上了大學后之所以如饑似渴于新知，首要原因，是為了解釋自己在農村生活的所見所聞：對自留地最了解的農民，沒有權利決定它該種什么；公地上的產量遠遠低于自留地，青黃不接時，能救命的都是自留地；農民自己都吃不飽，還要把糧食以低價賣給政府；不允許土地有償轉讓，不允許農民進城打工經商……

有趣的是，中國經濟改革從農村開始，中國經濟學的變革也首先從農村研究開始。1987年，張維迎署名“陜仁”，為美國的《知識分子》寫過一篇文章《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經濟學家》，說，“后來所謂高深的經濟學理論，大多源于此。”

張維迎在吳堡農村土生土長，1975年，16歲在縣城高中畢業后，回村里當團支書兼會計，兩年后，在一次慣常勞作時，聽到廣播里傳來恢復高考的消息。

茅于軾的道德力量

1982年西安的那次會議后，茅于軾和其中的多位毛頭小伙保持著多年的通信，包括楊小凱、張維迎。一次，張維迎看完茅于軾的《擇優分配原理》，興奮地給先生寫了一封信，說謝謝您幫我們指出了現代經濟學的寶藏在哪里。

茅于軾的印象中，其時的楊小凱，已相當成型，而張維迎，仍在懵懂尋找；在理論的創造性上，楊優于張，而在和現實問題的契合上，張優于楊。

無論如何，1984年4月，25歲的張維迎寫就的《以價格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一文，都是30年改革史最重要的文章之一。他第一次系統論證了價格“雙軌制”隨后，1984年9月“莫干山會議”上，價格改革是爭論最激烈的議題，張維迎說服了多數人，會議組織者以政府“容易聽得進去”的方式修改了他的觀點，“價格雙軌制”成為官方政策。

從此處開始，“雙軌制”——計劃和市場，國有和民營，公立和私立，甚至長安街上的公交和私人小黃包——成為最富中國改革特色的歷史景觀。考慮到1980年代早期，一盒火柴從兩分提到三分都是政治問題，而計劃價格的一統天下和計劃價格制訂者致命的自負，是社會普遍貧困的主要原因，“雙軌制”價格改革的實行意義深遠。

1980年代初期，青年經濟學者展示出爆發力。張維迎后來說，我必須表達對1980年代體改所同事們的感激之情，“因為我的觀點是在和他們的討論中激發出來的，今天，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已經從商或者從政，不再從事經濟理論和改革政策研究，我一直非常遺憾。”這批出道不久的青年經濟學者的驚人創造力，以及其后的命運分野，是了解中國改革的獨特視角。而在當時，對他們中的數位而言，體改所和茅于軾的書房是他們共有的精神場域，兩者是自由、寬松且富有創造力的“議政廳”——1980年代，青年經濟學者擔綱的體改所，是改革的重要推動力量，而后者，又是他們的道德道場。

張維迎在茅于軾書房里的“議政”對手，有他的體改委同事宋國青、張敢明、栗樹和等，他們每個禮拜都要在這“碰幾次頭”。這是張維迎在北京的“讀書會”。

自離開體改所后，張敢明和張維迎已經近10年沒有聯系，但當他看到網上消息，說有人用8萬塊錢買動了張維迎時，他還是下意識地說，“絕對不可能。”與其說，是他對故友學品的信賴，不如說，是他信賴于，那個“議政”書房里，茅于軾維護和供給的道德力量對這些青年才俊的持續影響。

張維迎常跟他的學生說起的當時書房里的故事有二。一是，有一回，其他人都到了，獨缺宋國青，其時電話不便，聯系不上，茅于軾著急。北京六月三伏天，他騎個自行車，從月壇南街的南沙溝，騎到北大，足足三個小時。到宋國青宿舍時，見其光著膀子，趴在上鋪伏案疾書趕制論文，擔憂全無，又頓生欣喜，自己騎著車又回到南沙溝。

二是，另一回，“議政”時間過長，幾個人從先生家出門時，已是披星戴月，又不巧，半路上，其中一位的自行車爆胎了，干脆坐在路邊繼續侃，張敢明其時正讀《居里夫人傳》，有感而發，說有一天，我要給茅先生作傳，一定要用上這句話：有人用智識啟蒙世界，有人用道德感召世界，先生兩者皆有大為。張敢明的又一說法，兩張一宋，都是陜西農村娃，都是犟脾氣，但數宋國青家里最窮，先生給他補助最多。

在送給茅于軾的著述《價格、市場與企業家》的扉頁上，張維迎寫了幾句話，其中一句是，“您高山仰止，是我們做人和做學問的榜樣。”張敢明說，他不相信那個書房里走出的人，“會被8萬塊錢收買”。在采訪中，數位學者對張維迎的觀點持保留看法，但對他的學品和人品，卻一致稱贊。張敢明認為，“有人有意拿張維迎的人品說事，轉移話題。”

“最激動”的歲月

宋國青是張維迎所在研究室主任，也是張最尊敬的學者之一。宋現在就職北大，北大經濟研究中心的同事稱宋為宏觀經濟學的“第一把手”。他的兩句話，在當時的體改所廣為流傳：一是，“以前是報國無門，現在是報國無法，想不出好辦法來了”；二說改革是“草鞋沒樣，邊打邊像”，改革的深入越發暴露體制痼疾，而“學中干”又加大社會對新知的需求。張敢明的印象中，同事們茶余飯后討論的新名詞，很快就會出現在政府的報告中。有人說，體改所是中國經濟學的黃金時代，張維迎說在體改所的6年是他“最激動”的歲月。

25歲張維迎的興趣，涉及價格改革、宏觀調控、企業家成長、所有制改革，政府和市場關系、外匯外貿體制改革等等，“當時，每個現實問題都有吸引力，幾乎所有改革中的重大問題，我都會去思考。但我很自豪的是，在我們這一代經濟學者當中，要找到像我這樣，20年前后寫的東西，前后邏輯保持一貫的，可能還不是太多。我20年前寫的東西，現在還是沒有過時。”

1980年代中后期，整個中國經濟，實際上都是“雙軌制”——計劃一軌，市場一軌，便有權力尋租，調配資源，賺取兩軌之間的差價——腐敗大面積產生。因“雙軌制”導致腐敗，它的創見者遭受廣泛攻擊。張敢明記得當時的一句玩笑話，“魯迅當年罵人的話，現在全罵到張維迎身上了”。

“改政府官僚之革”的價格“雙軌制”出現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以農村改革為例，開始時鄉村干部因為害怕失去特權而反對改革，但不久后他們就發現，他們可以利用自己的“關系”和對外界的了解，比一般農民更快地致富。“雙軌制”使得官僚的境遇變得更好而不是更壞。這是張維迎沒有想到的，他解釋說，“中國的漸進改革并沒有一張精確的藍圖，改革的不同組成部分之間相互依賴只能陸續呈現，是摸石頭過河的‘干中學’。”

吳敬璉在他的《當代中國經濟改革》中解釋說，“雙軌制”的實行使部分能夠從中得益的官員比較容易接受改革，確保了價格改革能夠得以順利進行，這是利大于弊的。張維迎說，回過頭看，“這可能是制度變革不得不付出的代價之一”。因改革要想成功，必須依賴于如何減輕權力官僚部門的抵制。即使今天，可能也想不出比“雙軌制”更好的辦法。

在遭受巨大罵名的《理性思考中國改革》一文中，張維迎說，“評價一種變革和政策優劣時，必須考慮政策的可行性，把這項政策與替代政策相比較，而不能把現實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標作為反對一項政策的理由”，“直覺對我們理解現象是重要的，但通常是不夠的，在當前改革的討論中，一些人全然不考慮政策的可行性，不考慮政策的激勵條件是否滿足，習慣于用烏托邦理想、文革思維蠱惑人心。”

中年張維迎——“人民公敵”

在西北大學的讀書會里，對張維迎影響最大的一本書，是美國學者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自由選擇》，張維迎“讀過好幾遍”。到體改委后，所里的同事常開玩笑叫他“維迎德曼”。

理解1980年代青年經濟學者的思想軌跡，弗里德曼是一條隱秘的線索，他有無數秘密的中國擁躉。2006年，弗里德曼去世時，大陸一位著名的時評家在他的專欄文章里說，“在20世紀的學人里，幾乎很難找到一個像弗里德曼那樣信奉市場、像弗里德曼那樣增進了人類的福祉，但幾乎可以肯定，假如弗里德曼生活在今日轉型中國，他必將是個‘人民公敵’。”

蹊蹺的是，如果我們真的有耐心，在卷帙浩繁的改革文獻里發現中國青年經濟學人的成長軌跡，我們幾乎總能在改革最重要的爭論里——諸如計劃和市場，國營和民營——看到大量引用自張維迎的觀點，他是大陸被引證次數最高的學者。

我們也幾乎總能聽到一個不斷告誡民眾“皇帝衣服的透明度太高了”的無畏孩子的發言，但是，從《為錢正名》到“價格雙軌制”，再到后來的“北大改革”、“郎顧之爭”，在過去的25年里，張維迎無可避免地走上一條“人民公敵”的“不歸路”。

1994年，從牛津大學回國后，張維迎就職于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2003年，張以北大校長助理的身份參與“北大教改”，他是改革方案的主要起草人。這一次，他的敵人是“計劃經濟體制惟一沒有根本性改革的”教育體制，包括高等教育體制。

在2003年“北大改革”的講座上，張維迎說：“在現行的教師人事管理體制下，大學變成了‘家庭企業’。不廢除大學的‘近親繁殖’，不實行教師崗位的分級淘汰，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學術自由，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大學的行政本位。”張維迎倡導的“不升即退”、“終身教席”等措施引發諸多爭議，而科研、教學主力軍的青年講師和副教授，是憤怒主體。方案最后不了了之。因“對我的批評比我的觀點還要流行”，且“我不愿意讓沒有邏輯的觀點流行”，張維迎隨后出版《大學的邏輯》。

其實，北大“癸未變法”只是個開始，2004年的“國企改革大爭論”以及《理性思考中國改革》一文中的“官員是改革中受損最大的利益集團”，使張維迎徹底成為“人民公敵”。網友“你最傻”的評論：“他的‘為錢正名’、‘國有企業私有化’等觀點，有力推動了中國人追逐金錢、私分國有資產和貪污腐敗的瘋狂活動。可以說，目前老百姓最痛恨的特權階層、貪官和富豪們，正在踏踏實實、兢兢業業地實踐著張維迎的‘光輝’思想和理論。張維迎是一個完全背叛了其出身階層的經濟學者，其學術觀點對廣大人民群眾，危害無窮。”

究竟，誰站在人民的對面？

耶魯大學陳志武的看法是，“‘聲討’張維迎、嘲弄‘理性思考’的，除了自我加冕的‘民意’代表和揮舞意識形態大棒的人，更多的是缺乏歷史知識的年輕人。沒有經歷‘三反五反’、‘反右’、‘大饑荒’、‘文革’的荒誕與扭曲，即使對改革的來龍去脈，也不甚了解，對改革中的復雜，自然說不清是非與禍端，于是，‘情緒多于理性，直覺判斷壓過邏輯分析’。”

茅于軾說，“人民群眾往往不明白誰是真正維護他們利益的人，而先知先覺往往成為歷史犧牲品。”

事實上，這并非只是真理和無知、學者和群氓之間的爭斗。在經濟學者的方案和制度的生成、政策的出臺之間，是個漫長而復雜的流程。“那些被提出的改革方案，那些試圖實施但以失敗而告終的措施，以及已經成功實施的措施，都不是簡單的經濟模型所能得到的。”所以，在張維迎的執拗和堅持、民眾的憤怒和怨恨之外，必有一個更重要的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