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后期，山東的齊、楚、燕、趙、韓、魏六國合縱，對抗函谷關西的秦國， 當時無論是內在力量還是外表聲勢，六國都大大超過偏于西隅的秦國，但其結局恰恰是六國縱散約敗，一個個被秦國蠶食鯨吞。公元前221年，嬴政終于橫掃六合，登上始皇帝的寶座。這一引人注目的歷史現象，一直引起歷代學者的深思，紛紛探究其中的原因，力圖對此作出正確的解釋，以為史鑒。北宋蘇氏父子和元代李楨的《六國論》，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三篇。由于他們立場、觀點不同，觀察問題的角度不同，所以六國破滅這一歷史事件卻得出了不同的結論。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結論雖然不同，但又都能言之成理，史論雖不全面卻又都持之有故，而且選材典型、論證周密，皆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因此，比較一下他們在確立論點、選擇材料、組織論證時的不同方法，分析一下他們之間差異產生的原因，對我們今天從不同角度思考這一歷史現象，乃至論說文的教學與寫作，是有幫助的。

　　蘇洵的《六國論》認為：六國敗亡的原因在于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全文就圍繞這樣一個中心論點來選擇材料、進行論證。

　　文章一開頭就緊扣題目，一語破的：“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勝，弊在賂秦。”這里采用不相容的選言判斷：“非兵不利、戰不勝”，目的在于要把“弊在賂秦”這個中心論點突顯出來。然后，作者從兩個方面來說明賂秦之害：一是從賂秦者來說，“賂秦而力虧”，這是破滅之道；另一是從不賂秦者來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結果“不賂者以賂者喪”。全文就是圍繞這兩個方面來組織材料、進行論證的。

　　首先，作者從敵我雙方的利弊來分析論證“賂秦而力虧”。從秦國方面來看，它擴大領土、增強力量的渠道，不是靠戰爭而是靠受賂，從受賂中所獲得的好處超過戰勝而得的百倍；從賂方來看，他們想通過割地賂秦的方法來茍安，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等到力量消耗殆盡，再想抗秦，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結果只有束手待斃，所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在分析賂者破亡之因后，作者再分析不賂者為什么也會破滅的原因。因為從史實來看，當時割地賂秦的只有韓、魏等少數國家，要想使六國破滅——“弊在賂秦”這個論點得以成立，這個問題是回避不掉的。作者是個善于論事的文章大家，為了除去人們心中的疑問，他對當時未割地賂秦的齊、燕、趙三國逐一分析、論證，毫無吞吐含糊之態、避重就輕之意。他把不賂秦的國家分為三類：

　　一是齊國，它雖不賂秦卻附秦，“與嬴而不助五國也”，這樣自挖墻角的結果，是唇亡齒寒，“蓋失強援，不能獨完”，于是“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在手法上，他采取設疑的方法：“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這就把人們對此的疑問毫不回避地點出來，然后通過條分縷析得出使人信服的結論，以設疑起而釋疑終，正顯出這位文章大家手筆的不凡。

　　二是燕國，作者首先贊揚它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指出該國雖小卻后亡，這正是用兵之效。這是對他賂秦卻以武力抗秦的肯定！但它后來卻采取行刺這種企圖僥幸取勝的方式，放棄了武備、用兵這個堅實的國策，就必然導致禍患。

　　三是趙國，它的敗亡也是由于“用武而不終”，聽信讒言，殺掉了抗秦的良將李牧。

　　在對不賂者破亡之因作了上述三方面分析后，作者再從兩點加以總結：一是從現實出發，稱贊“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仍義不賂秦，堅持用兵，“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這就從正面重申了“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這個論點；二是從假設出發：假使韓、魏、楚三國不賂秦，齊不附秦，燕君不用荊卿，趙國李牧仍在，那么究竟誰滅掉誰，還不一定呢！這是從反面再次重申“六國破滅，弊在賂秦”這個中心論點。

　　從結構上看，文章至此，論點明確、論據充實，論證也完備了，但作者為了增強說服力，又增加了一層主觀感慨的抒發，認為六國如能招賢納士，并力西向，那么秦人就會愁的連飯都吃不下，而他們卻未能認識到這一點，反為秦人積威之所劫，采取割地賂秦的方法，結果日削月割，以趨于亡。作者用“嗚呼”和“悲夫”這些嘆詞來表達他對賂秦之弊的深沉感慨，又用“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這個感嘆句式進一步的重復和強調，使“弊在賂秦”這個中心論點得到進一步的論證和發揮。從內容上看，這段是以上論據的重復和擴大；從效果上看，也使文章變得更加感人和富有說服力。

　　最后一段是從六國談到當前北宋的對外政策，慨嘆北宋以天下之大，而延續六國賂秦之故伎，所以連六國還不如，這是對本文論點的引申，也是本文創作主旨之所在。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本文的中心論點是“弊在賂秦”，而且開篇就予以確定，以下幾段則圍繞賂秦的兩個弊端，選擇典型事例從正反兩個方面加以論述，最后再引申到當今統治者要引以為戒，點破本文的創作意圖。

　　蘇轍的《六國論》雖然同是探討六國破亡之因，但得出的結論和論證的方式都不同于他的父親。他認為六國的破亡之因在于他們不明白天下之勢，不能全力保住韓、魏，失去這個屏障和緩沖地帶，因而導致滅亡。其論證方法也不同于蘇洵：它不是圍繞中心論點分別從幾個方面加以論證，而是探取演繹的方法，逐層推進、步步深入。

　　文章一開頭，蘇轍就提出一個很奇怪的歷史現象：六國以五倍之地、十倍之眾發奮向西攻秦，結果卻以失敗告終，六國亦相繼滅亡。作者以此引起讀者的注意，和他一道來思索這個問題。蘇轍的結論是：六國破滅，是由于他們“慮患之疏，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至于這個天下之勢是什么，為什么不知天下之勢就會破亡？作者并不急于馬上告訴我們，而且也沒有直接作答。他首先著眼于六國與秦的軍事態勢，分析韓、魏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從而讓我們知道齊、楚、燕、趙的失策之處，在于他們不了解這個天下之勢。這樣層層推進、步步演繹，使我們對六國破滅是由于“不知天下之勢”這個中心論點一步步明確起來。首先，作者從韓、魏的地理位置來闡明他們在諸侯攻伐中的重要位置：魏國東有淮潁，與宋、齊為鄰；南有鴻溝，與楚為鄰；北有酸棗，與趙為鄰；西有函谷，與秦為鄰。韓國西當秦的函谷要沖，更是秦吞并六國的第一個障礙。蘇轍認為，從這個軍事態勢來看，無論是秦還是六國要爭天下，都要在韓、魏郊野發生沖突。對秦來說，韓、魏是他的心腹之疾；對山東諸國來說，韓、魏卻是他們的翼蔽和屏障，作者由此得出結論：“故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

　　以上是從地理位置來分析天下之勢，接著，作者又從歷史事實、秦與六國的國策來分析齊、楚、燕、趙等國不審天下之勢，“慮患之疏，見利之淺”，從而導致六國破滅。蘇轍從秦、山東諸國和韓、魏這三個方面逐一加以剖析：首先分析秦國：秦如不先吞并韓、魏，而去貿然進攻山東諸國，就會造成“燕、趙拒之于前而韓、魏乘之于后”這樣一個兩面夾擊之勢，這是“危道也”；而秦之所以敢于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也正是由于韓、魏已依附了秦國。這樣一反一正，就把韓、魏在秦吞并六國中舉足輕重的地位明白地擺到讀者的面前。在列舉史實時也是如此：秦孝公用商鞅之策，先擊敗魏，逼魏從安邑遷都大梁，這樣秦就可以憑藉黃河、函谷天險，出兵進擊山東諸國，從孝公到始皇都執行這個既定國策。秦之所以能統一天下，與這個正確的方略是有一定關系的。至于范睢說昭王收韓也是出于同樣的戰略考慮：韓國山地多、平原少、物產貧乏、人口稀疏，在七國中最為貧弱，易于擊破。更重要的是，它扼守函谷大門，秦要東攻齊、魏，北擊燕、趙，都必須先吞并韓。所以范睢認為“秦之有韓如木之有蠹，人之有心腹之病也”。蘇轍在此段引用范睢、商鞅先收韓、魏的言論，就在于說明商鞅等人明“天下之勢”，他們采取先收韓、魏的方略是正確的，所以能吞并六國。與此相反，山東諸國卻不明白韓、魏是他們的屏障，輕易地讓秦人得以出入其間。作者反問一句：“此豈知天下之勢耶？”

　　最后再分析韓、魏。作者強調他們是強秦窺覦對象，又加上本身弱小，被吞并是在所難免的。韓、魏一旦被吞并，秦人就可以此為跳板去進攻山東諸國，使天下遍受其害。在這里，作者表面上為韓、魏開脫，實際上是在強調韓、魏被吞并的嚴重后果，這樣就愈能顯示出韓、魏的重要，愈能讓人們感到燕、趙諸國不助韓、魏，不明天下之勢的愚蠢和不可原諒。

　　文章至此，是著重分析韓、魏在軍事位置上的重要，告訴人們六國破滅主要在于他們不明白這個天下之勢。那么，怎樣做才算是明白天下之勢呢？作者認為，正確的做法應該是齊、楚、燕、趙諸國厚韓、魏而摒秦。為什么必須這樣做呢？作者仍從三個方面來分析：對秦國來說，它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諸國；對齊、楚、燕趙來說，它可以得以自完于其間；對韓、魏來說，有四國之佐就可以有強大后盾，放心地與秦國抗衡。總之，六國之間如能“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于內，以陰助其急”， 那么就可以應對萬變，不至于為秦所亡。這樣，作者就從正面闡明了六國救亡圖存的根本之道，實際上也就是要明天下之勢。

　　正面闡述之后，作者再從反面指出六國沒有采取上述做法，而是為著尺寸之利背盟敗約，自相屠滅，這正是六國的可悲之處，再次點明六國破亡的主要原因是“慮患之疏，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所以從本文的結構上看，它是圍繞上述的中心論點，采取一正一反的手法，從秦、齊楚燕、韓魏這三個方面逐層演繹、步步深入下去的。因此，無論是論點、論據還是論證方法都不同于乃父的《六國論》。

　　元代李楨的《六國論》也是一篇探討六國敗亡原因的專論，但他認為二蘇之說都是厚六國而薄秦的偏頗之論。他認為六國和秦一樣，都是暴虐無異。六國之亡，就亡在他們力量弱小而又欲為秦所為。而要想免于滅亡，只有行仁義。在論證方法上，他也不同于二蘇：不是開門見山提出論點，圍繞論點選擇材料進行論證，而是先破后立，首先排除對六國敗亡原因的偏頗之論，然后再闡明自己的看法，直到文章結尾時，才點明論點。

　　文章一開頭，李楨先簡要地提出二蘇的論點。二蘇的論點對不對，他先不置可否；本人的論點是什么，也只字未提，而是筆鋒一轉，去駁世人對秦的偏頗看法。作者采用設問的方法：“夫秦后世之所以惡秦者，豈非以其暴耶？”然后針鋒相對地指出：“以余觀之，彼六國者皆欲為秦所為，未可專以罪秦也。”為了證明這個論點是正確的，作者從六國本性、六國謀士、秦國謀士言行等三個方面加以論證。李楨認為六國本性與秦國無異，也是“溺于攻伐，習于虞詐，弱肉而強食”如果他們得逞，未必不是又增加一個暴秦。作者又以六國的主要謀士蘇秦的言行加以證明：蘇秦掛六國相印，力倡合縱，好像誓與六國共存亡，合縱之法也似乎真可抑秦，其實并非如此。作者指出：蘇秦為人朝秦暮楚，惟利是圖，他起初投秦，因為他知道秦必將統一天下，只是秦不用他，他才轉而去倡合縱、說六國的。況且，他也并非不知道縱約之不可保，只不過靠其來沽名釣譽、謀取財富罷了。這樣就會使人覺得六國合縱之不可靠，蘇秦為人之不可信。接著，作者又以秦國謀士張儀的言行來證明：張儀認為父母手足之間尚要爭錢財、耍手段，更何況六國之間呢？再說國家興亡又遠非錢財之類小事可比，又加上秦國的威脅利誘，縱散約敗是不可避免的。作者認為張儀之說雖然露骨，但卻道破了哀世之人情。作者通過以上三方面的論證，無非是要得出一個結論：六國與秦無異，合縱之述違反人情，只不過是蘇秦之類朝秦暮楚之士，攫取名利的一種手段罷了。

　　在論證方法上，作者的安排也是很巧妙的。他的本意是要說明六國破滅之因在于他們力量弱小卻又欲為秦所為，但在上面兩段中卻大談六國本性，絲毫未提及上述論點，這是否離題，顧左右而言它呢？不是的！這是采取側面進擊、迂回包抄之法。因為作者要指責包括二蘇在內的后人袒護六國、專門罪秦的偏頗之論，就必然要證實六國與秦一樣都很暴虐；作者要論證六國必然破亡，當然也必須首先論證六國的所為是違背了天道人情。作者開始不提自己的論點，而首先論述六國的本性，正是要排除人們對六國與秦的偏頗看法，這樣才便于接受作者關于六國敗亡之因的正確解釋。

　　那么，六國敗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作者終于在第三段開頭加以點破：“誤于秦之所為也”，七國都想稱帝，只不過秦得天助得以成功罷了。那么，天意為什么要助秦呢？作者接著解釋道：春秋以來，兵連禍結；迄乎戰國，百姓更受其荼毒。蒼天是愛民的，不愿再任其下去了，這是其一；如果讓六國也稱帝，那么百姓頭上就有七個君主肆虐于其上，那就更加不堪忍受，這是其二；不讓秦極強，它就不能滅六國而稱帝；秦不稱帝，就不能讓其惡貫滿盈，加速滅亡，這是其三。作者從這三方面代天立言，認為秦滅六國是天意，也是秦與六國各自暴虐行為的必然結果，因此，后人關于六國敗亡的議論，是站在六國立場上的偏頗之言，這樣就與第一段二蘇的言論暗相對照，只不過未點出二蘇而以“后之論者”泛言之，批判的范圍顯得更為寬泛。

　　最后一段，作者以設問設答的方式指出六國要想自存，只有實行仁義，這樣不但可存，甚至可王。可惜的是，六國之君不能施行此道，這是令人感慨不已的。最后一段雖短，確是本文主旨所在，作者無論強調天意助秦，還是指責六國欲秦所為，都是從這個主旨出發的；作者否定包括二蘇在內的后人偏頗之言，也是以此為立論根據的。另外，這段雖只有四十多字，章法上卻極富變化：首先它采取設問設答之法來設疑釋疑。強調“其術”極為重要。但究竟是何術并未點破，這是一變；以孟子以“仁義”說梁、齊之君之故實，暗示“其術”就是施行仁義，這是再變；梁、齊之君不納其說，終遭破亡下場，讓人感慨萬端，這是三變。通過如此曲折變化，使作者在篇末點破的主旨，深深地印入讀者的腦中。

　　以上，把三篇《六國論》 論點、論據以及主要的論證方法分別加以闡述，從中可以看出他們是如何為各自的論點選擇論據、組織材料的。為明確計，再把上述三篇主要不同之處列表如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

　　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于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

　　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于秦，二敗而三勝。后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

　　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于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

　　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于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茍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愚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眾，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于滅亡。常為之深思遠慮，以為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疏，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

　　夫秦之所與諸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沖，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于秦而收韓，商鞅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為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見矣。秦之用兵于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于前，而韓、魏乘之于后，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耶？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韓、魏折而入于秦，然后秦入得通其兵于東諸侯，而使天下遍受其禍。

　　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趙之國，因得以自完于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為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于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為哉？

　　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于秦入得何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宋二蘇氏論六國徒事割地賂秦，自弱、取夷滅，不知堅守縱約；齊、楚、燕、趙不知佐韓、魏以擯秦：以為必如是，而后秦患可紓。

　　夫后世之所以惡秦者，豈非以其暴邪?以余觀之，彼六國者皆欲為秦所為，未可專以罪秦也。當是時，東諸侯之六國也，未有能愈于秦者也；其溺于攻伐，習于虞作，強食而弱肉者，視秦無異也。兵連禍結，曾無虛歲。向使有擅形便之利如秦者，而又得天助焉。未必不復增一秦也。惟其終不克為秦之所為，是以卒自弱，而取夷滅。當蘇秦之始出也，固嘗欲用秦，而教之吞天下矣。誠知其易也。使秦過用之，彼其所以為秦謀者，一猶夫張儀也。惟其不用，而轉而說六國以縱親，彼豈不逆知天縱約之不可保哉？其心特茍以弋一時之富貴，幸終吾身而約不敗。其激怒張儀而入之于秦，意可見也，洹水之盟，曾未逾年，而齊、魏之師已為秦出矣。夫張儀之辨說，雖欲以散縱而就衡，顧其言曰，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所以狀衰世人之情，非甚謬也。彼六國相圖以攻取，相尚以詐力，非有昆弟骨肉之親，其事又非特財用之細也。而衡人方曰挾強秦之威柄，張喙而恐嚇之，即賢智如燕昭者，猶且俯首聽命，謝過不遑，乃欲責以長保縱親，以相佐助，豈可得哉！

　　所以然者，何哉？則以誤于秦之所為也。六國皆欲為秦之所為，而秦獨為之，而遂焉者，所謂得天助云爾。嗟夫!自春秋以來，兵禍日熾；迄乎戰國，而生民之荼毒，有不忍言者。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六七君者，肆于人上，日驅無辜之民，胼手胝足、暴骸中野，以終于乎？其必不爾矣！是故秦不極強，不能滅六國而帝，不帝，則其惡未極，其惡未盈，亦不能以速亡。凡此者，皆天也，亦秦與六國之自為之也。后之論者，何厚于六國，而必為之圖存也哉！

　　曰：“若是，則六國無術以自存乎?“曰：“奚為其無術也？焉獨存，雖王可也。孟子嘗以仁義說梁、齊之君矣，而彼不用也，可嘆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