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國內對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的研究，主要圍繞“物化理論”、“總體性思想”、“階級意識”、“正統馬克思主義”以及《歷史與階級意識》的總體作用等主題而展開，研究的數量和質量隨著研究的深入不斷提升，在研究方法上有對比研究法、文獻綜述法、系統說明法等，各種研究的主要爭議點為：盧卡奇早期以《歷史與階級意識》為代表的基本思想與晚期以《社會存在本體論》為代表的思想差異及研究重點之爭、由盧卡奇為主引出的“國外新馬克思主義”的性質與歸屬之爭、統攝《歷史與階級意識》全書的核心范疇之爭。但現有的一些研究存在隨意化的問題，研究的科學方法不夠，未來研究應該采用歷史方法，抓住文本本質，走中西研究相結合的“綜合化”道路。

　　關 鍵 詞：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研究綜述

　　作者簡介：黃廣飛，中共廣東省委黨校碩士研究生。

　　盧卡奇的早期著作《歷史與階級意識》自20世紀20年代剛一問世，就引起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陣營中的批評和爭議，而且這種批評和爭議一直持續到今天。該書傳入中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也一直是國內哲學界研究的一個熱點，八十余年的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對這些成果先后經過了幾次梳理，面對當今中國發展的諸多問題，再次對其進行梳理，有利于我們更好地立足當下在未來做好進一步深入而有價值的創新研究。

　　一、研究基本情況

　　（一）研究數量不斷增多，質量逐漸上升

　　我國對《歷史與階級意識》的研究歷經八十余年，研究的數量和質量都不斷上升。據2011年由中央編譯局舉辦的“深化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紀念盧卡奇誕辰126周年小型學術研討會”相關資料顯示“在我國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蓬勃發展的這30年間‘關于盧卡奇的研究也日漸加強：哲學方面專題論文的數量由20世紀80年代的30多篇、90年代的100多篇’發展到21世紀這10年間的300多篇;研究的質量也大有提高”，但“‘我國的盧卡奇研究還有待持續深入的發展’”。[1]

　　從研究時間來看，現有對盧卡奇及其《歷史與階級意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80年代以后，主要原因是改革開放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學術界結合我國發展所面臨的一些該書引出的命題和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從研究質量來看，核心期刊所占比例在29.09%[2]，從國內外的對比來看，國外研究在很多方面走在了國內前列，西方學界70年代末期就對該領域進行了長期研究，形成了相當數量的高質量成果。[3]從研究視角來看，有對某一篇文章的研究，也有對某一主題的研究，也有將這本書中的某個思想與晚期思想進行比較。從研究的軌跡來看，各個時代深深的歷史烙印。西方經歷的是“從點到面的轉化”，蘇聯和東歐經歷的是“從貶到褒的轉化”，中國經歷的是“從冷到熱的轉化”。[4]就國內研究來說，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革命時期的“政治誤讀”。第二階段，轉型時期的“視域轉化與話語分裂”。第三階段，后革命時代的“研究熱潮及其缺憾”。這時期的研究成果“真正具有學術創建的著作并不多。相當數量的研究者其實并不具備與盧卡奇進行思想對話的基本理論平臺，僅僅因為相信自己已經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絕對真理，就想當然地對盧卡奇指手畫腳起來，甚至在根本不懂得盧卡奇為什么那么說的時候，就義正詞嚴地批判他走向馬克思主義的對立面了。”這種性質的著作“視域狹窄”、“理論含量低”、“原創性差”等三個主要缺陷。[5]

　　（二）研究主題主要圍繞“物化”、“總體性”、“階級意識”、“正統馬克思主義”等核心問題

　　1.物化理論的研究。主要包括對物化的基本內涵、來源、倫理意蘊、人道主義解釋、物化與物產階級意識等的研究，主要的觀點如下：

　　我國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具有開創性作用的徐崇溫認為，盧卡奇的異化、物化理論“實際上”是受到“存在主義的先驅克爾凱郭爾、盧卡奇的老師席美爾和韋伯的影響”[6]而產生的。繼徐崇溫對盧卡奇物化思想的人道主義解釋之后，“國內學者就盧卡奇物化思想是否是馬克思主義的進行了爭論。但肯定盧卡奇物化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方，也沒有涉及到‘人道主義’這一問題”，“在一段時期之內，對盧卡奇物化思想的人道主義的解釋，主要是徐崇溫及其追隨者的聲音。直到21世紀初，盧卡奇物化思想的人道主義問題再一次由張西平提出并賦予了不同的涵義。”張西平認為“盧卡奇是從異化的批判及人道主義的認可這正反兩方面表述他的人道主義思想的。從盧卡奇批判異化對人性的泯滅和扭曲，可以看到他是側重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控訴。而對人道主義的認可則意在重建馬克思主義，意在對人性的弘揚和肯定。”可以說，“張西平辯證看待盧卡奇的物化思想，從歷史的角度挖掘這一思想蘊含的人道主義更深刻的理論根源，在這方面，他比徐崇溫走得要遠。”[7]

　　華東師范大學的孫全勝認為，盧卡奇的物化理論與馬克思異化思想具有“同質性”，“盧卡奇所說的物化也就等同于異化”，“在實質上是一致的”，而且“物化或異化，分別構成了盧卡奇和馬克思意識形態理論的批判維度”，也“都與資本主義的商品拜物教現象聯系”，也“提出了揚棄異化、物化途徑”[8]。

　　北京師范大學的牛紅梅認為“盧卡奇的物化異化觀雖然存在著重大失誤，但是它揭示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人對物的依賴關系的實質是物對人的支配和奴役。這對于我們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防止人對物的依賴關系可過度發展而導致種種負效應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9]

　　葉艷君等認為“盧卡奇對物化的批判更重要的是體現在思維方式和思想理論的批判上，他沒有直觀地看問題，他的批判也不同于康德僅僅把批判停留在理性本身，而是站在社會歷史的角度對資本主義反總體性的物化結構加以批判，他進行批判的目的是要彰顯物化的內在結構、揭示物化的歷史規律，批判資本主義反總體性的物化世界，呼喚無產階級的主體性。”[10]

　　揚州大學李慶鈞等認為“對異化問題的探討貫穿了盧卡奇的一生”，然而《歷史與階級意識》時期的異化與晚期的異化思想“實質與內容都不一樣”。前者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由‘商品結構’和現代科學技術所決定的物化(異化)現實，把辯證法看作批判這種異化現實的張力之源，把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看作是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前提和保障。”這主要是由于“受黑格爾的影響”，“未將異化與對象化分開”，“帶上了一種宿命論的色彩”。而后者“將異化與對象化區分開來，從而把異化作為一種社會歷史現象來進行科學的研究奠定了基礎。”發生這種“根本性的轉變”的原因是由于“理論環境”、“理論前提”、“理論方法”和“理論基礎”四方面的變化。最終認為從盧卡奇前后異化思想轉變過程來看，“應把‘異化‘看成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社會現象，要在唯物史觀的基礎之上對它進行科學的分析。”[11]胡曉明認為盧卡奇的物化對現代性批判具有貢獻，他“把物化的現代性特征主要地揭示為抽象化、形式化和合理化，并就此作出了較為充分的發揮;而這種發揮在今天仍然是相當有效的。”物化的表現分類。北京師范大學的牛紅梅將其分為“經濟領域”“人的數字化與原子化”和“政治領域與人的思想領域的物化”兩大類。[12]而中共廣東省委黨校的高茹則將物化分為“自然”、“勞動”、“人”、“經濟”、“政治”與“意識”六個方面。[13]物化理論的批判路徑。上海理工大學胡緒明等認為：“《歷史與階級意識》是在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批判的框架之內展開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物化現象及其普遍化問題的討論”，“這個批判的過程中凸顯物化理論的現代性批判路徑”為“商品-時間的空間化-物化意識”。而這一理論的現代性批判原則是“抽象化、形式化和合理化”，其價值和當代意義是“‘繼往’與‘開來’”[14]然而，杜章智認為“盧卡奇由于受黑格爾的影響，一度混淆了物化(對象化)和異化概念，導致了在哲學理論上對資本主義社會永恒性的肯定。”因為“對象化是一種中性現象，真和假、自由和奴役都同樣是一種對象化。只有當社會中的對象化形式使人的本質與其存在相沖突時，只有當人的本性受到壓抑時，才出現了異化的社會關系。”[15]

　　2.總體性思想的研究。總體性問題引起學術界廣泛關注始于20世紀50年代，主要有四個方面的研究視角。一是將總體性當作思想理論來研究，二是將總體性當作方法來研究，三是將總體性作為哲學范疇來研究，四是將“總體性”與“總體化”進行對比研究。

　　徐崇溫通過比較盧卡奇的總體性方法與馬克思、黑格爾的辯證法的異同，“認為盧卡奇克服物化的總體性方法不是來源于馬克思，而是來源于黑格爾。徐崇溫認為，馬克思的總體性是指辯證法的實質，它來源于一切現象同整體、總體關聯起來的那種正確的辯證方法，現象與思維是辯證統一的。而盧卡奇的總體性認為‘總體’是先行的，現在的事實職能是從它同未來的關系中加以考察和理解。”而“徐崇溫之后，中國學術界出現了很多與徐崇溫一致的聲音。”[16] 1984年《紅旗》雜志發表署名文章，對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進行批判，基本結論是：“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提出的是一種抽象的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這是一種錯誤的極左思潮，本質上是1920年代被當時歐洲革命的暫時失敗而摧殘得發狂的小資產階級情緒的反映。”[17]

　　楊伍栓認為，盧卡奇“總體性范疇是個概括了社會、自然相互作用、相互區別、普遍聯系的哲學范疇”，“是指整個人類社會生活的總體的、全面的”聯系，“是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法的實質所在”，“蘊含著豐富的人學內容”。這種思想“是盧卡奇在學習、研究、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過程中提出的”，“在主體和客體的關系上，盧卡奇既不同于黑格爾也不同于恩格斯”，但這一理論“既受到黑格爾‘實體即主體’的影響，又受到馬克思的辯證法思想的影響，充分體現了由黑格爾主義向馬克思主義過渡的特征。”但“盧卡奇的總體性觀點和馬克思的有關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總體性理論對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有可借鑒之處”，“不但對以新的方式解釋社會歷史過程諸要素的復雜性、關聯性具有啟發意義，而且也拓寬了理解人類社會現實實踐活動的理論視野，對于我們當今從實踐層面把握人與自然的關系、人和人之間的關系、人類社會自身的結構系統的發展過程，是有幫助的。”[18]

　　張康之認為，總體范疇具有“科學性”，而且這種科學性“一開始就在研究資本主義社會及其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內在對抗性時表現了出來”，“根據總體范疇所提供的方法，把資本主義放在人類歷史發展的總過程中，就自然而然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真正趨勢，從而找到苦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途徑。”而且“總體范疇的提出改變了資本主義社會在科學上的分工和專門化的影響，開始了從總的聯系中認識歷史的理論活動。”總體范疇的產生“需要從無產階級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過程中來理解。當物產階級還是一個自在的階級時，盡管它有著沖破資產階級羅網的愿望，但卻無法成為現實，即使在這個階段中會產生出某些思想體系，也只能是在方法論上依然屬于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空想主義。只有當無產階級在階級斗爭中成長為一個自覺的階級，即成為‘認識社會總體現實的自覺體’時，才能夠提出科學的歷史總體范疇。”“歷史總體范疇的提出，打破了概念僵硬的自我封閉性。歷史的總體性范疇在概念的歷史生成中來理解概念，認為造成概念獨立性的一切因素都在歷史生成中消除了，任何概念的結構都由于建立在具體內容上而不斷獲得新的性質，從而迫使概念的結構不得不時常通過變化來適應內容，達到與內容的統一。”[19]杜章智認為“盧卡奇再強調‘總體’范疇的實踐本質的同時，過分突出了這一概念在方法論上的核心地位與經濟優先性的對立”，“是一種‘黑格爾主義的歪曲’”。 “‘總體’范疇作為體現實踐唯物主義的理論和方法，與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經濟優先性的強調并不是對立的。所謂經濟優先性所突出的恰恰是經濟社會關系的決定作用，這與‘總體’范疇所注重的人類社會活動的實踐性、社會性基礎并不存在任何沖突，而且是對‘總體’范疇的具體展開。”[20]

　　蔣斌認為理論界對盧卡奇總體性思想的批判主要有二，其一是“說他按照黑格爾的方法把總體(實體)歸結為主體，因而陷入了黑格爾式的唯心主義。”其二是“指責他從‘總體性’范疇出發對自然辯證法的否定，取消了‘客觀辯證法’，取消了馬克思主義的本體論的基礎，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了僅僅是一種關于社會的哲學”。其三是“認為他用總體性范疇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然而“盧卡奇所提出的總體即是主體的思想，雖然直接繼承了黑格爾的‘實體即主體’的命題，但他并沒有象黑格爾那樣把主體設定為‘絕對精神’，而是歸結為現實的人——無產階級;更加沒有賦予這個‘主體’以世界本源的意義。”他從黑格爾的這一命題中所接受過來的僅僅是“現實的外部世界并非純粹的‘自在之物’，而是一個以主體的對象性活動為中介的、生成和發展著的歷史過程”“這樣一個深刻的辯證法‘內核’”。“在這個問題上，盧卡奇更多的是以馬克思的‘實踐唯物主義’為依據，強調要從‘主觀方面’去理解外部實在，把事物、現實、感性‘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而不是僅僅‘從客體的或直觀的形式去理解’。”即“盧卡奇并不是在世界何為本源的意義上，而是在歷史的實踐發生的意義上談論總體性即主體的”，“他的這一思想并不包含主體作為本源創造總體的唯心主義含義，而僅僅是體現了主體與客體在實踐中相互生成、相互規定，由此推動歷史發展的辯證法原則，盡管這一原則有時是用黑格爾式的思辨語言和敘述方式表達出來的。”[21]

　　吳靜認為“從詞形、詞義的表面來看，‘總體化’是‘總體性’動詞化后的名詞形式，它所標注的正應是‘總體性’的形成過程”，“二者存在著必然的因果關系”， “相對‘總體性’的靜態結果而言，‘總體化’是一個動態的進行時。”總體化“是一種多元綜合的動態進行的過程。它以個人實踐為基礎，歷史向前地以實現總體為目的。”然而，“總體化對總體性的突破并非簡單地對總體性進行否定，而是將這些現成性作為因素綜合進行總體化運動之中，形成形式的統一。”[22]

　　3.對階級意識的研究。

　　南京大學張一兵教授認為：“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他對階級意識的歷史分析是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方法論前提的;但他對無產階級意識的確認卻是黑格爾式的。”盧卡奇的階級意識“是一種很形而上的規定”，“是以一種與社會發展特定狀況相關的客觀可能性為尺度，以確定作為一定階級的總體一是狀況。”由于青年盧卡奇的研究方法“是基于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原則的，所以，他的階級意識研究一開始就表現出一種非凡的理論氣度。”而且把盧卡奇的階級意識分為“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亞階級意識”、“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階級意識”和“”三個時段，而“無產階級革命階級意識最重要的本質”是“中介性”，不過如何將無產階級意識“這種主觀力量”“轉換為能夠真正打破資本主義現實經濟政治的統治，我們卻沒有看到任何通向現實的道路。”[23]中山大學的羅嗣亮從“階級意識主體”、“階級意識本身”、“矛盾”“克服”、“功能”等幾個方面來對盧卡奇的階級意識進行界定，認為“從階級意識的主體來看，它不同于單個階級成員的意識，而是階級總體的意識”，“從階級意識本身來看，它是一種總體性意識”，“無產階級意識必須克服各種矛盾，才能走出危機”，“階級意識具有某種顛覆性的功能，但這種功能仍然不是決定性的，如果離開了實踐，則一切都不可能”。 [24]

　　4.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研究。

　　尤昊認為盧卡奇所談到的“馬克思主義問題中的正統僅僅是指方法”[25]，是一種“方法至上論”，而這種觀點恰好 “某種意義上會被某些‘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人為自己扭曲馬克思主義思想來作理論上的基礎和辯護”，而“這就是他被很多流派奉為創始人的根本原因”，而盧卡奇奉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很大程度上是由蘇聯理論界造成的”，這主要是由于“蘇聯模式下的蘇聯理論界講究的是嚴格統一的思想意識形態和嚴密的社會輿論控制，采取的是過度集中的思想文化管理體系，思想上進行壟斷，學術上的是非標準，由領袖言論來決定，理論主張和學術觀點的取舍，均受官方意識裁定;輿論要求高度一致;同時大搞個人崇拜，自我封閉。”[26]成都體育學院李蓉也認為“盧卡奇通過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方法論來恢復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本質”是“當時的一種最新嘗試”，這種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它引導人們不要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然而，這種“把馬克思主義理解為一種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學說毫不相干的方法，實際上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一種片面的、簡單化的理解”，它“過分夸大了主體的作用，夸大了無產階級意識的作用，使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成為了主觀辯證法，并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本來面貌”，“這種研究一旦脫離了馬克思主義學說本身，就失去了其積極的意義。”而且“將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體系分離出來，和盧卡奇本身關于‘總體性原則’的歷史辯證法也是相互矛盾的。”“把黑格爾的主體—客體理論和馬克思的理論融合起來”建立的“主客體理論的混合體，用階級意識來代替自我意識，將辯證法局限于主客體的相互作用，認為人類歷史主要就表現為意識的主體和額課題相互作用的歷史，掩蓋了馬克思同黑格爾的本質區別。”[27]

　　5.對《歷史與階級意識》整體及意義的研究。

　　中央編譯局杜章智認為《歷史與階級意識》記載了盧卡奇在思想上向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轉變，“是一部多層次的哲學著作，或者說政治哲學著作。整部著作貫穿了必須恢復被第二國際的領袖們所遺忘和歪曲了的馬克思主義的真正哲學意義這一思想”，正如該書的副標題所示該書“充滿了辯證法的內容，從傾向上可以清楚地看出，盧卡奇已經離開了他以前的唯心主義立場，基本上完成了向馬克思主義的轉變。”“深刻地論述了他對有關馬克思主義及其辯證法本質的一系列及其重要的哲學問題的理解，提出了他對歷史及其主體的以及物化問題的解釋，揭示了無產階級及其階級意識的歷史作用。”“雖然這本書還有不少失誤和不完全成熟的地方但它確實是盧卡奇再‘走向馬克思’的思想歷程中一個極其重要的里程碑”，“在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史上也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這是“第一本從哲學上系統批判”“機械唯物論和宿命的經濟決定論”的思想著作，“按照恩格斯的思想恢復馬克思主義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繼承關系，用強調馬克思主義中源于黑格爾的辯證法方面來為馬克思主義正本清源，恢復其正統的真實面貌。”“盧卡奇在不知道馬克思早期著作的情況下，從馬克思的‘成熟’著作中推導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與馬克思的早期思想是如此接近，不但令人信服地證明了盧卡奇本人的非凡天才，而且也從反面確鑿地證明了馬克思思想發展的完整性、不容分割性，非常有助于加深對馬克思哲學思想的理解”，“這本書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不僅有意義，而且也有深切的現實意義。”雖然“這本書還不是一本完全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其中存在不少黑格爾主義的痕跡”，也有不少的錯誤，但是“瑕不掩瑜，這些錯誤與他在該書中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的努力捍衛和天才發展相比，根本無法遮掩其思想的馬克思主義的光輝。”[28]

　　孫伯鍨先生認為“對盧卡奇來說這是一部轉型時期的著作，是他當時獨特的知識結構餓思維方式的獨特表現。因此，我們不應該用盧卡奇的觀點去解釋馬克思，更不能用盧卡奇的思維模式去解釋馬克思。”[29] “這對于澄清盧卡奇的理論問題以及客觀地分析他的理論影響都是十分重要的”[30]。 “我們今天正在走入《歷史與階級意識》的世界，因此，我們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盧卡奇，更需要借助他的思考來實現對我們紫森狀況的正確理解。”對于今后的盧卡奇研究來說“最為迫切”的應該是“及早開展對盧卡奇前馬克思主義時期思想發展的研究”，“因為只有在這里，我們才能通過追尋他的思想足跡，進入他的心靈世界，與他一同思維，在對他的理解過程中實現我們的自我理解。”[31]

　　認為《歷史與階級意識》“是一部命運多舛的著作。因為，在它剛剛問世時就遭到了共產國際的批判，而50年代以來，這不著作又被‘重新發現’，并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圣經’。”然而，“共產國際和西方馬克思足以都片面地理解了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是一部具有二重性的著作，一方面它包含著很多錯誤，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一部記錄了一位嚴肅的馬克思主義者探索成果的書。”“雖然《歷史與階級意識》包含著走向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可能性，但盧卡奇卻并未有意識地去創建這一思潮。”“在研究盧卡奇的時候，不應首先把其歸入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類別中，然后再找證明材料。而是應當根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實踐在今天的現實去閱讀盧卡奇，這樣我們就會發現，盧卡奇的許多思考是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精神一致的。”[32]

　　陜西的高敏認為《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論范疇，其中最重要的是‘總體性’，‘物化’和‘階級意識’。”“這三個范疇密切相關。總體性體現的是全部事實的有機統一體，而物化破壞了人與物，人與社會及其自身的聯系，因而破壞了總體性。要返回總體性，必須有階級意識。”[33]

　　此外，在研究主題上，還有對“歷史”概念、歷史辯證法等的研究、盧卡奇早期和晚期思想變化、文藝理論的研究等。

　　（三）研究的主要方法

　　1.對比研究法。將盧卡奇的異化理論與馬克思、弗洛姆、等人的異化理論進行比較。也有將盧卡奇階級意識與福本和夫、后期創造社的階級意識進行對比研究。

　　在將盧卡奇物化思想與馬克思物化和異化對比過程中，認為兩者的不同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兩人出發點不同”，進而“導致兩人批判的重點不同” “馬克思從‘勞動’概念出發，通過對資本主義‘經濟事實’和人類歷史發展的歷史過程中來考察異化勞動的根源”，并且“馬克思還從私有制的角度解釋了異化勞動的根源”，“馬克思的批判重點是指向奴役、壓迫和經濟上的榨取，簡言之，集中批判資本。”然而，“盧卡奇則是從商品入手，從‘商品生產’的概念出發來闡述物化理論的。”二是“兩人在‘物化’與‘異化’概念理解上”“有一致之處又有明顯的差異”。“盧卡奇是以物化來表述異化概念的，是從主客體對立關系的角度表述物化的。盧卡奇對物化概念的論述，比較接近馬克思提出的異化勞動的基本內容”，這“抓住了資本主義異化的核心”，但“盧卡奇的物化導致異化對象化的等同，則是不正確的。”三是“兩人對消滅物化的途徑看法不同”。馬克思認為“消滅異化現象必須依靠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斗爭來實現”，而盧卡奇則認為揚棄物化“有賴于物產階級自我意識的成熟”，把重點“放在無產階級的認識問題上”，而這種“想通過無產階級意識的覺醒來喚醒人們自覺地排斥物化”“是不可取的”。[34]

　　將盧卡奇與馬克思進行對比研究中，韓立新教授認為“《青年黑格爾》在某種意義上比《歷史與階級意識》更重要，前者樹立了黑格爾在法蘭克福時期和耶拿時期即1807年以前試圖結合辯證法和經濟學研究的思想脈絡。”對于盧卡奇在《青年黑格爾》中指出的“黑格爾認為異化等同于對象化，而馬克思區別了二者，因此馬克思高于黑格爾”的觀點提出了反駁，他認為“盧卡奇的這一判斷只適用于《巴黎手稿》‘第一手稿’中的‘異化勞動論’，并不適用于‘第三手稿’中的‘對黑格爾辯證法及整個哲學的批判’，如果用盧卡奇的觀點來看待馬克思，不利于理解馬克思對于黑格爾辯證法的繼承。”[35]

　　階級意識對比。“從盧卡奇到福本和夫再到后期創造社，三者一脈相承，都將階級意識看作影響革命進程的直觀重要一環。”“但由于三者處于完全不同的社會歷史環境”和“階級意識理論傳播過程中的流變因素”，三者“對階級意識的認識”“具體含義的理解上并不一致”，“對于與階級意識緊密相連的‘物化’概念理解不同”，同時“在對無產階級認識特性的理解上，后期創造社與盧卡奇和福本和夫有原則性的差異。”[36]

　　2.文獻綜述法。2003年，南京大學的張亮發表《國內盧卡奇研究七十年：一個批判的回顧》，認為這70年的研究“從單篇論文的零星譯介到代表性著作的規模引進，從黨同伐異的政治批判到實事求是的學理求解”，取得了“巨大的進展。”然而既有研究也“存在一些根本性的缺陷，致使我們很難突破歷史的羈絆”，而這些“在歷史形成的問題終究應當到歷史中去尋求解答之道。”即“對七十年來的研究歷程進行一次批判的考察” “成了新世紀國內盧卡奇研究能夠深入發展下去的理論前提”。 [37]

　　2011年，鄭能發表《深化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紀念盧卡奇誕辰126周年學術研討會綜述》，文中談到研討會主要圍繞“反思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現狀”、“以盧卡奇為主要開創者的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的發生與發展”、“盧卡奇思想研究以及盧卡奇再評價”“三個議題”開展了討論。其中涉及《歷史與階級意識》相關內容的主要是梁樹發教授的發言，他指出“盧卡奇留下的最重要精神遺產 ‘馬克思主義革新’即我們今天所談的‘馬克思主義創新’是以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對抗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基礎是訴諸總體性和主體性的辯證法，在這方面的理論關注是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思主義研究發展和進步的體現。”同時，安啟念教授認為“‘中國目前遇到的問題正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在當時遇到的問題’所有研究他們的著作對認識和解決當前的中國問題很有意義‘因為中國和西方社會一樣經歷了盧卡奇所說的“物化”過程。’”[38]

　　3.系統說明法。古亦思在《讀<盧卡奇與馬克思>》中談到，孫伯鍨先生的這種系統說明的方法“完整解釋了物化和異化理論在馬克思理論中的地位，厘清了一般研究在這個問題上的含糊，從而根本上杜絕了以馬克思簡單的結論作為尺度進行教條式研究評價的做法。”這種研究方法幫助作者“從根本上保證在闡明盧卡奇與馬克思的理論時的準確性，為進一步揭示他們之間方法的同一和差別從而為總體判斷盧卡奇與馬克思的關系提供有說服力的證據。”而且“正是基于這種艱辛的研究，孫伯鍨教授沒有簡單地將盧卡奇視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以其《歷史與階級意識》來否定盧卡奇的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建設上的成就，而是將他視為‘當代西方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39]南京大學的張量也對孫伯鍨“首先在方法論上突破了兩個盧卡奇的簡單對立”[40]這一點予以了充分的肯定。

　　三、理論界存在的幾個爭議問題

　　（一）盧卡奇早期以《歷史與階級意識》為代表的基本思想與晚期以《社會存在本體論》為代表的思想差異及研究重點之爭

　　魏小萍認為在對待盧卡奇前后期思想變化的問題上，“國內學者重視體現他前期思想的《歷史與階級意識》，但對他后期著作《社會存在本體論》中的思想并沒有充分關注。”“從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來看，他后期對主客體關系的探討更有價值。”[41]然而，張亮認為當前及今后的研究重點應該放在“前馬克思主義思想發展階段”，因為“迄今為止所有中文文獻(包括譯著)都沒有很好地解決以下兩個問題：第一，《歷史與階級意識》中那中具有高度原創性的哲學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它何以能夠引導同時代一大批蔑視、敵視第二國際教條主義傳統的西方左派知識分子走向馬克思主義?第二，由《歷史與階級意識》所開啟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為什么會在反對《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的總體性辯證法的過程中走向邏輯終結?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只可能存在于盧卡奇前《歷史與階級意識》的思想發展歷程之中，然而，他的前馬克思主義思想發展階段卻是一個從來沒有被國內學界課題化討論過的學術控場!”[42]

　　（二）由盧卡奇為主引出的“國外新馬克思主義”的性質與歸屬之爭

　　80年代末-年代，以杜章智和徐崇溫為雙方代表的表面上“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妥當與否的爭論之下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或“國外新馬克思主義”的性質與歸屬問題之爭。雙方開展論爭的平臺主要是《人民日報》、《馬克思主義研究》和《現代哲學》等報刊。杜智章認為“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從來就沒有作為一種統一的、有確定涵義的思潮存在過，對目前被報刊在這一所謂‘思潮’中的眾多流派和思想家要做具體分析。就盧卡奇本人來講，其理論不是什么‘黑格爾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而是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唯物主義。‘多講幾句黑格爾，不等于“以黑格爾主義改造馬克思主義”’。所以，‘《歷史和階級意識》所強調的恰恰是黑格爾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相聯系的那部分精華，即辯證法的生動的歷史實踐本質。”“‘盧卡奇的階級意識概念，也并不是淺薄地強調意識、主觀因素的重要性，而是側重對庸俗經濟決定論的哲學基礎——自然本體論的批判。’”[43]

　　（三）統攝《歷史與階級意識》全書的核心范疇之爭

　　有人認為《歷史與階級意識》的核心范疇是“異化”，也有人認為是“階級意識”、“歷史”等等。蔣斌認為造成這種分歧的原因在于“人們進行評價的視角即側重點不同所致”，“如果是從盧卡奇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的理解和界定來看，如果從他建構自己的哲學思想、乃至重新建構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理論起點和方法論原則來看，其核心應該是‘總體性’概念”。同時，“‘總體性’范疇不僅是盧卡奇全部哲學思想的基礎和核心，而且也是他重新認識和建構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法)體系的理論出發點。”因為“只有首先抓住‘總體性’范疇，才有可能從整體上把握盧卡奇思想及其各個范疇的內在邏輯聯系，以及它們在這種聯系中的真實含義。”這種建構“突出強調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法)的主體性、歷史性和實踐性的原則，力圖從‘能動的方面’發展哲學的唯物主義，克服第二國際的機械決定論和宿命論的傾向，這同馬克思關于‘實踐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其二“重新明確了歷史辯證法(即唯物史觀)在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中的基礎地位，恢復了它的本體論意義。”其三它“以歷史辯證法為核心和紐帶，把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各個方面、部分榮威一個統一的整體。歷史辯證法既是一種社會歷史發展觀，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體論和方法論，而且還是一種認識論，一種邏輯學。”所有這些“對于我們克服現有哲學體系中各部分板塊分割、缺乏內在聯系的缺陷”具有重要啟發意義。[44]

　　四、研究的幾點個人認識

　　(一)對包括《歷史與階級意識》在內的盧卡奇思想理論的研究，應該采用歷史的方法來進行，弄清其思想觀點背后的深層原因，以便發現有益價值，而不是以成見來對其盲目批判，這對于研究是無益的。

　　(二)研究的方法對《歷史與階級意識》乃至對盧卡奇所有思想理論研究都有重要影響。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有什么樣的方法，就可能有什么樣的結論，當然還必須是一個開放的環境才可以。正如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所談到“方法”，當然我們不能夠從字面意思來理解盧卡奇，而更多的是說明盧卡奇也認識到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對方法的重要性。古亦思教授也在《讀<歷史與階級意識>》中談到“不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方法，我們就不能正確地面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更不能發展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45]掌握科學的研究方法，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大眾化、時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前提基礎。

　　(三)研究思路上要走西方研究與中國研究相結合的“綜合化”道路。現在中國的研究對西方研究的再研究不夠，甚至滯后。很多研究一方面是在做重復工作，另一方面是思考落后。從目前中外研究成果的對比來看，西方研究有其獨特之處，值得借鑒的幾方面是：。

　　(四)研究工作一定要善于透過現象抓住本質，不為現象所左右誤導判斷。如對盧卡奇本人就《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所做的多次的自我批評。究竟是在什么環境之下他做出的自我批評，究竟哪些由于自我認識的改變而做的真誠的發自內心的批評，究竟哪些是迫于當時的國際環境的尖銳批評所作的“違心之言”[46]等等都需要我們深入探究，不能把沒有經過科學分析的不分具體情況的盧卡奇的“自我批評”材料作為證明盧卡奇對其自身思想的修正證據，這是不科學的，更是不負責的，也是危害巨大的。

　　注釋：

　　[1] 鄭能：《深化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紀念盧卡奇誕辰126周年學術研討會綜述》，《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1年第3期，第204頁。

　　[2] 在中國知網中，起至時間為1911年-2012年3月，以“盧卡奇”為篇名進行查詢，共搜索到581篇論文，其中核心期刊169篇，SCI來源期刊0篇。

　　[3] 主要代表性成果有：Andrew Arato and Paul Breines, The Young Kukacs and the Origins of Western Marxism, The Seabury Press,1979; Michael Lowy, Georg Lukacs-From Romanticism to Bolshevism, trans, Patrick Cmiler, NLB, 1979; Congdon Lee, The Young Lukacs,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3; J.M. Bernste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Novel: Lukacs, Marxism and the Kialectics of Form, The Harvester Press, 1984; Michael Holzman, Luckacs Road to God: The Early Criticism Against It’s Pre-Marxist Backgrou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5; Mary Gluck, Georg Kukacs and His Generation, 1900-191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

　　[4] 《G·盧卡奇研究》，《哲學動態》，1987年第4期，第26-29頁。

　　[5] 張亮：《國內盧卡奇研究七十年：一個批判的回顧》，《現代哲學》2003年第4期，第39-45頁。

　　[6] 徐崇溫：《西方馬克思主義》，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頁。

　　[7] 梁濤：《盧卡奇物化思想的人道主義解釋》，《重慶科技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

　　[8] 孫全勝：《淺談盧卡奇的物化理論與馬克思異化思想的“同質性”》，《佳木斯教育學院學報》，2011年第2期，第12頁。

　　[9] 牛紅梅：《重讀<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中盧卡奇的物化異化觀》，《前沿》，2005年第11期，第201頁。

　　[10] 葉艷君、梁慧：《盧卡奇“物化理論”對現實生活的指認》，《湖北成人教育學院學報》，2011年第2期，第56頁。

　　[11] 李慶鈞、程自功：《盧卡奇前后異化思想轉變原因之探究》，《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卷第3期，第64-68頁。

　　[12] 牛紅梅：《重讀<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中盧卡奇的物化異化觀》，《前沿》，2005年第11期，第201頁。

　　[13] 高茹：《盧卡奇的物化理論——讀<歷史與階級意識>有感》，《理論月刊》，2010年第3期，第47-48頁。

　　[14] 胡緒明：《<歷史與階級意識>與現代性批判——基于盧卡奇物化理論的現代性考察》，《長白學刊》，2006年第6期。

　　[15] 杜章智：《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中州學刊》，1990年第5期。

　　[16] 梁濤：《盧卡奇物化思想的人道主義解釋》，《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

　　[17] 秦澤：《盧卡奇及其<歷史與階級意識>》，《紅旗》，1984年第18期。

　　[18] 楊伍栓：《對盧卡奇總體性理論的再認識》，《高校理論戰線》，2003年第9期。

　　[19] 張康之：《總體范疇在歷史解釋中的作用——盧卡奇的歷史觀述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7年第1期。

　　[20] 杜章智：《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中州學刊》，1990年第5期。

　　[21] 蔣斌：《總體性·辯證法·歷史觀——評盧卡奇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重建》，《廣東社會科學》，1989年第3期。

　　[22] 吳靜：《<辯證理性批判>中的“總體性”與“總體化”辨析》，《湖南社會科學》，2004年第6期。

　　[23] 張一兵：《階級意識：客觀可能性與辯證的中介性——讀青年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山東社會科學》，2000年第2期。

　　[24] 羅嗣亮：《階級意識的流變：從盧卡奇到后期創造社》，《學術論壇》，2006年第5期。

　　[25] 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

　　[26] 尤昊：《論盧卡奇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關系》，《現代商貿工業》，2011年第10期，第56-57頁。

　　[27] 李蓉：《盧卡奇主客體的歷史辯證法思想》，《毛澤東思想研究》，1998年增刊，第132-135頁。

　　[28] 杜章智：《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中州學刊》，1990年第5期。

　　[29] 孫伯鍨：《盧卡奇與馬克思》，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頁。

　　[30] 古亦思：《讀<盧卡奇與馬克思>》，《馬克思主義研究》2000年第4期。

　　[31] 張亮：《國內盧卡奇研究七十年：一個批判的回顧》，《現代哲學》2003年第4期，第46頁。

　　[32] 張康之：《總體范疇在歷史解釋中的作用——盧卡奇的歷史觀述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7年第1期。

　　[33] 高敏：《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中若干范疇略論》，《寶雞文理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1期。

　　[34] 龐翼平：《<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盧卡奇的物化理論》，《學理論》2011年第14期，第46頁。

　　[35] 鄭能：《深化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紀念盧卡奇誕辰126周年學術研討會綜述》，《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1年第3期，第204頁。

　　[36] 羅嗣亮：《階級意識的流變：從盧卡奇到后期創造社》，《學術論壇》，2006年第5期。

　　[37] 張亮：《國內盧卡奇研究七十年：一個批判的回顧》，《現代哲學》2003年第4期，第39-45頁。

　　[38] 鄭能：《深化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紀念盧卡奇誕辰126周年學術研討會綜述》，《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1年第3期，第201頁。

　　[39] 古亦思：《讀<盧卡奇與馬克思>》，《馬克思主義研究》2000年第4期。

　　[40] 張量：《回到作為馬克思主義的盧卡奇——讀孫伯鍨教授的<盧卡奇與馬克思>》，《江蘇社會科學》，2001年第1期。

　　[41] 鄭能：《深化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紀念盧卡奇誕辰126周年學術研討會綜述》，《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1年第3期，第204頁。

　　[42] 張亮：《國內盧卡奇研究七十年：一個批判的回顧》，《現代哲學》2003年第4期，第39-45頁。

　　[43] 宮敬才：《近年來我國的盧卡奇研究》，《哲學動態》，1989年第9期。

　　[44] 蔣斌：《總體性·辯證法·歷史觀——評盧卡奇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重建》，《廣東社會科學》，1989年第3期。

　　[45] 古亦思：《讀<盧卡奇與馬克思>》，《馬克思主義研究》2000年第4期。

　　[46] 蔣斌：《總體性·辯證法·歷史觀——評盧卡奇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重建》，《廣東社會科學》，1989年第3期，其中談到“盧卡奇本人也為此作了多次的自我批評，其中大多數是迫于壓力的違心之言，有的卻也是出自誠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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