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歷史進程的事與理——駁歷史虛無主義

楊俊 　

內容提要：20世紀中國歷史進程及其內在的規律性，深刻揭示了歷史和人民選擇馬克思主義、選擇中國共產黨、選擇社會主義、選擇改革開放的必然性、正義性和進步性。歷史虛無主義者對這段歷史的真相和本質進行全方位歪曲和徹底否定，是為了從歷史根據和邏輯前提上否定當代中國的指導思想、根本制度和前進道路，給他們的“另覓自由主義出路”制造依據。

以1840年鴉片戰爭為開端，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腐朽的國內封建統治相結合，中國一步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到了20世紀初，八國聯軍占領北京，清政府完全成為“洋人的朝廷”，國勢凌夷、風雨如晦，民不聊生。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繼而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就成為20世紀中國基本的歷史要求。走一條什么樣的道路才能真正實現這一歷史要求，也就成為20世紀中國社會思潮的主題之一。

一、歷史虛無主義思潮

在20世紀100年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先后經歷了舊民主主義性質的辛亥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以及改革開放這場新的偉大革命。到20世紀結束時，中國已成為一個民族獨立、人民當家作主，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大踏步邁向繁榮富強的國家。中華民族得以實現翻天覆地的變化，創造人類歷史上的奇跡，正是由于在這個世紀里，歷史和人民選擇馬克思主義、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選擇了社會主義、選擇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欣欣向榮。但與此同時，隨著國際風云變幻、國內經濟社會和利益關系格局的變化，加之大量涌入的西方意識形態和經濟全球化的影響，歷史虛無主義者紛紛打起“解放思想”、“全新的視角”、“重新評價”、“還原歷史”等旗號，不斷地在20世紀歷史問題上大做文章，歪曲、顛倒、篡改、捏造歷史事實，進行全方位攻擊和徹底性否定。毫無疑問，當前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核心價值觀是絕大多數人民群眾認同的，黨和政府也高度重視充分發揮20世紀中國歷史的“以史鑒今、資政育人”重要作用。但由于20世紀歷史決定了當代中國的領導核心、指導思想、根本制度和基本道路的選擇，歷史虛無主義對這段歷史的歪曲和攻擊，所反映的更根本的是政治問題、是對待黨和國家現實的態度問題，不能不給予嚴重關注。同時，也應該看到，歷史虛無主義這些充斥著“替天行道”式的矯情，標新立異的“大膽思想”和“另類話語”，具有很大的欺騙性和煽動性，加之各種資本控制的種種媒體特別是互聯網的廣泛擴散，對社會輿論、群眾心理，特別是廣大青年大眾的政治認識，產生著和擴散著極其錯誤的導向和極為惡劣的影響。
近日頻繁看到被某些人推崇為“經濟學界的魯迅”、“最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的茅于軾先生發表的歪曲和否定20世紀中國歷史的文章，讀后感覺無論是在主要觀點、基本結論，還是在研究的方法與處理手法上，均可謂是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典型代表。與所有歷史虛無主義者一樣，茅先生的主要議題都是經過精心選擇的，是對20世紀中國歷史基本階段和根本問題進行集中歪曲和詆毀的。具體地說，就是詆毀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進行的反帝反封建斗爭，否定我國社會發展的社會主義取向及其偉大成就，歪曲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屬性，丑化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革命領袖，特別是把攻擊的矛頭集中指向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上。對這些重大事件和問題看法反映出對20世紀中國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的認識，具有根本的意義。自然，相對于那些在學術研究的幌子下，設置“理論陷阱”，販賣他們私貨的歷史虛無主義，茅于軾這些言論則是更為“心之所發，意之所在”的情緒化宣泄，但這些肆無忌憚的言論，更具有挑釁性和煽動性，必須據理爭辯。
人們對歷史的認識，總是包括“事”與“理”兩個有機部分。“事”主要是指歷史上實際已經發生了的事變、過程、思想和制度等。“理”則是指歷史現象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當然，“事”與“理”是統一體，事總是有理的。歷史的“事”與“理”，就其內容來說是現實的和客觀的，但作為對歷史的闡發和反映的思維形式和表達形式則是主觀的，不同立場的人對此有不同的解釋。歷史虛無主義者所論述的20世紀中國歷史，既包括他們所“發現”的“歷史事件的真相”，更是充斥著他們從自己的立場出發，對這些歷史內在根據的理解。而我們也有自己對歷史事實和客觀規律的認識。因此，我們也需要從“事”與“理”兩個角度，實事求是地講出歷史的本然和歷史的所以然，批駁歷史虛無主義對歷史事實及其歷史根據的歪曲。

二、舊民主主義革命讓位于新民主主義革命問題

在近代中國，挽救民族于危亡，拯救人民于水火，必須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因為帝國主義以及依附于帝國主義的中國封建勢力才是中華民族處于亡國滅種的總體性民族危機和中國人民處于苦難悲慘命運的總根子。壓迫和阻止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主要的東西，不是別的，正是它們二者。近代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說起來，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的。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打開了中國社會進步潮流的閘門，帶來了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但也未能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辛亥革命悲劇性失敗后表明，舊民主主義革命已經無可挽回地要退出歷史舞臺，要解決中國發展進步問題，必須找到能夠指導中國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進理論，必須找到能夠領導中國社會變革的先進社會力量。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與辛亥革命一樣，五四運動“不過是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種表現形式。”但由于五四運動是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發生的群眾性反帝愛國運動，已經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五四運動標志著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臺；五四運動“在思想上和干部上準備了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這樣，五四運動表現出比較辛亥革命進了一步的地方。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中國的一批先進分子經過自己的深思熟慮和反復比較，接受了俄國十月革命送來馬克思列寧主義，拋棄資本主義的建國方案，走上科學社會主義指引的道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賦予五四運動的愛國、民主和科學精神新的、更加深刻的內容。愛國首先是救亡，但救亡的內容是推翻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腐朽的封建主義在中國的反動統治。民主也不再是指狹隘的資產階級民主，而是要實現勞動階級為主體的絕大多數人民的當家作主。科學當然包括自然科學，但對社會的研究，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才能真正成為科學。為此，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這個科學來指導，進行徹底的社會政治革命，鏟除帝國主義、本國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解放中國的生產力，解放中國人民。經過28年的浴血奮戰，終于建立了新中國，結束了帝國主義及其支持下的反動剝削階級的統治，結束了廣大人民連最起碼的生存權利都受到侵害的狀況，人民翻身做了自己國家和社會的主人，人民的自由權利得到真正的實現。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確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了中國人民爭得的民族獨立和自身解放的成果，為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人民的民主、自由和共同富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開辟了寬廣的道路。
歷史虛無主義者竭力否定近代中國特別是五四以來的愛國的、革命的傳統，而是把“自由主義”說成是當今中國應當繼承發揚的五四傳統，把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方向視為“走入迷津”－－脫離了“以英美為師”的近代文明主流。“告別革命”論者主要論點也就是五四運動以后，“救亡壓倒了啟蒙”。在《沒有人權民主和科學只能是空想》一文中，茅于軾先生也是指責五四運動追求民主的結果就是“人民民主專政（或獨裁一毛澤東語）”；“講科學的結果是反智主義，關掉全部文科大學”。“現在是不是有更合適的口號”“我認為是有的。這個口號就是人權。”
辛亥革命失敗后，“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起破了產。”20世紀歷史實踐已經雄辯地證明了，五四運動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徹底的不妥協地反對封建主義的運動，五四運動為先進分子選擇馬克思主義，選擇中國共產黨，選擇社會主義創造了前提。今天中國的繁榮昌盛，中華民族的民族復興偉業，以及中國的國際地位，都是這一選擇的必然結果！但歷史虛無主義者卻無視這一明顯的事實，拋出五四運動“失敗論”、“偏向論”等，這倒也是他們的真情表白！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他們的思想觀點仍然頑固地停留在那些在五四運動前盛行，而在五四運動后，已經在事實上“破了產”的政治主張上，即通過各種改良主義方法，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和人權”的政治主張。所以，他們否認和反對五四運動后，中國先進分子對五四運動“愛國”、“民主”和“科學”內涵的實質性發展；否定和反對五四運動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經過民主革命和階級斗爭，建立的人民民主的革命道路！

三、如何認識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了，中國人民的奮斗有了主心骨，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才能取得反帝反封建任務的徹底勝利。正如毛澤東指出的：“為什么要有革命黨？因為世界上有壓迫人民的敵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敵人的壓迫，所以要有革命黨。就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時代說來，就需要一個如共產黨這樣的革命黨。如果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革命黨，人民要想推翻敵人的壓迫，簡直是不可能的。”
關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虛無主義者極盡詆毀之能事。茅于軾就說：“共產黨以打抱不平起家，為窮人說話，分富人的財產，鼓勵窮人反對富人。”“不管是有錢，有學問，美貌，都是嫉妒的對象。”至于中國共產黨力量的壯大和取得政權的原因，茅于軾說是中共利用抗戰時機的間隙，消極抗戰、發展實力。茅于軾認為抗戰結束后中國人民就“已經站起來了”，“更重要的是中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由此，茅于軾不滿意于中國共產黨此時仍然要繼續革命，“三年內戰，死傷幾百萬”。至于“國民黨這樣一片大好形勢怎么會急轉直下，把大局輸給了共產黨？”茅于軾說：“原因是勝利后國民黨迅速腐敗，以至于不可收拾。”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性質是什么呢？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中國共產黨是以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終結剝削階級和剝削社會，實現人的徹底解放的共產主義為歷史使命的。當然，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革命是分階段進行的。首先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是因為對于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還處于主體地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來說，首先成熟起來的還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而是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但新民主主義革命只能和必須由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充當領導者，必須追求一個“非資本主義的發展前途”。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徹底勝利后，再進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消滅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和改造小生產的私有制，變無產階級領導的各革命階級的聯合執政為無產階級專政，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最終實現一切共產主義者革命的根本目的。這是兩個性質不同的革命過程，既相互聯系又“不可移易”。
事實很清楚，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共產黨是要消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剝削和壓迫的，但不是什么出于“嫉妒心理”，去反對“富人”，反而是在政治上爭取和聯合民族資產階級去反對和消滅共同的敵人，在經濟上保護民族工商業，容許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發展。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為了實現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共同富裕的基本歷史任務，中國共產黨領導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階級社會產生窮富分化現象的所有制根源。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中國成功實踐了馬克思、列寧曾經設想的對資產階級和平贖買。由于采取了正確的政策，并且資本家和富農也逐漸認識到，走社會主義道路是大勢所趨，是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正確選擇，私有制改造進行得很順利。伴隨著社會經濟制度和社會經濟結構的根本變化，官僚資產階級被消滅；原來的地主和富農被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新人；民族資產階級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社會主義勞動者；廣大勞動群眾成為掌握生產資料的國家主人和集體勞動者。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共產黨更是把實現人民富裕和國家富強作為自己的歷史使命和基本綱領，寫在自己的旗幟上！這一切難道不是明顯的事實嗎？
新民主主義革命對象的集中表現，就是蔣介石國民黨反動統治。國民黨政權對外屈服和依靠帝國主義，對內依靠地主階級，維護封建土地所有制。因此在國民黨政權領導下，只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貧弱的中國。而中國共產黨則高舉爭取民族獨立、人民民主的旗幟，為中國人民爭取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這種關系到中國光明與黑暗兩種前途的斗爭，貫穿于國共兩黨斗爭的全過程。抗戰爆發后，日本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超越中國社會內部的階級矛盾，國民黨與共產黨實現了互相合作、共赴國難，為抗戰偉業做出了各自的貢獻。抗戰勝利以后，在蔣介石悍然杜絕了政治協商、和平建國的出路以后，國共兩黨的進行了大決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取得了徹底勝利，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終于被人民推翻，近代以來無數仁人志士為之奮斗的國家統一、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基本歷史任務的勝利完成。
“取天下以人心為本”！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力量迅速壯大，不是歷史虛無主義所攻擊的靠“耍陰謀”、“靠消極抗戰，發展實力”等因素所致，而是認清了國家和人民受苦受難的階級根源，忠實地代表廣大受剝削和壓迫人民的根本利益，領導人民為砸碎套在自己身上的枷鎖、取得徹底解放而斗爭。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中國共產黨已經深深地扎根在中國人民之中，同中國人民同甘苦共命運，建立了不可分離的血肉聯系，獲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愛戴和支持。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夠從只有幾十個人的小政黨經過短短28年的奮斗，憑著小米加步槍打敗由美國武裝起來的800萬國民黨軍隊，靠的就是人民支持！
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抗戰勝利后國民黨迅速失去大陸政權的根本原因，也不是什么“抗戰勝利后，國民黨迅速腐敗”的原因，關鍵在于人心喪盡，這是它反人民的階級本性所決定的。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作為一個由代表地主階級、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的反動集團所控制的政黨，國民黨政權的專制、獨裁和腐敗已經鑄就。其實，早在抗戰勝利前的大后方，國民黨政府官吏的貪污腐敗，官僚資本巧取豪奪、統治集團大發國難財的現象就很普遍了，加之以消極抗戰、拒絕民主改革，已經越來越失去人心。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府各級軍政官員在收復區內進行掠奪性的接收，葬送了人們對它的最后希望。而它違背全國人民迫切要求休養生息、和平建國的意愿，執行了反人民的內戰政策，更是將全國各階層人民置于饑餓和死亡的界限上，這就迫使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同國民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爭。抗戰勝利后國民黨迅速潰敗，是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徹底破產、自取敗亡的必然結果。
需要補充的是，辛亥革命之后，一直還有某些中小資產階級勢力試圖在國共兩黨道路之外，走“第三條道路”，企圖建立一個“名副其實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但這一方案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已經沒有實現的基礎和條件，也沒有得到中國人民的贊同。隨著中國革命的不斷勝利，原本持有這種主張的人們，逐漸深刻地認識到，中國要擺脫最悲慘的命運，向著光明的前途并實現偉大的歷史轉變，必須由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樣，除極少數走向反動外，多數在實際斗爭中同共產黨站在了一條戰線，并且最終鄭重地選擇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至于茅于軾認為抗戰結束后中國人民就“已經站起來了”，“更重要的是中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這并不是什么新鮮言論。1943年，以蔣介石名義發表的《中國之命運》，就把中國革命主要任務單獨說成是“廢除不平等條約”，借以反對人民革命。其實，文字上的廢除不平等條約，并沒有改變國統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茅于軾這一荒謬說法的根源，還是在于念念不忘那個建立一個完全依附美國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舊夢，實質上是完全否認了中國革命反帝反封建的目標，完全否定人民群眾在抗戰勝利后“將革命進行到底”的訴求，完全抹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偉大意義。

四、如何看待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的建立，為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創造了前提。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是中國革命發展的應有之義和邏輯必然，是歷史和現實賦予共產黨人莊嚴使命。新中國成立后的最初三年，在著重進行完成民主革命遺留任務的同時，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實際上也開始進行了。到了1952年新中國國慶前后，新的社會經濟現象的統計數據傳來：一是1952年工農業主要產品的產量超過建國前最高水平。二是中國的公營、私營經濟比例發生了倒置性的變化，公營經濟的比例已經取得壓倒優勢了。此時，已經完全具備采取“實際的社會主義步驟”的基礎了，中共中央遂正式提出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到1956年，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國國家和社會的主要的經濟基礎，我國正式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偉大任務，全面轉入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
在歷史虛無主義者的眼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都具有“原罪”。他們攻擊毛澤東是“民粹主義”，情緒性地搞起“社會主義革命”。他們痛惜于“自由主義”在建國后，被“持續地、徹底地、大規模‘肅清’”，大罵新中國建國后“前30年是一步步倒退，幾乎走向毀滅的過程”。他們把中國共產黨執政歷史描述成為一部中共黨內斗爭史、領袖罪惡史和人民苦難史，而這一切“錯誤”，甚至“罪行”，他們一股腦兒潑向毛澤東個人，他們攻擊毛澤東的謬論之多、之烈、之刻薄，“嘆為觀止”！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變成社會主義新中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1956年到1978年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為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共同富裕創造了一系列根本性條件：進一步鞏固了國家的獨立和統一、民族的團結、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政權；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相當規模的和有一定技術水平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各項事業都有飛躍性的發展；為進行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培養了經濟文化建設的骨干力量；在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取得了重要的理論成果，積累了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制定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建設，以及黨的自身建設等方面的許多重要指導方針；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逐漸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科學進步的世界觀、歷史觀、人生觀在廣大人民中間逐漸被接受。
我們用不著諱言，我們黨在新中國的前30年的工作中也有不少錯誤認識和失誤，在社會主義建設速度規模問題上存在著不顧客觀條件急躁冒進、急于求成的問題，對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階級斗爭表現出片面強調和任意擴大化的錯誤，國家的發展因此遭受過嚴重挫折。對此，應該看到：首先，對歷史評價，要在把握歷史活動的總和和全貌中來確定它的主要方面。綜觀新中國成立后前30年的共和國歷史，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其次，一切具體的事物和現象都是有條件的。新中國前30年的工作中發生錯誤和曲折與當代社會主義產生、存在和發展的客觀歷史條件，以及人們對這些條件及其歷史要求的認識需要一個過程等主客觀因素有關。在探索過程中出現的歧途和曲折，從某種程度上說是不可避免的，主要是汲取經驗教訓問題。對這些由于歷史的原因而遺留下的具體問題，在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是可以得到不斷地克服和完善的。最后，即使是在犯全局性錯誤的時候，“也并非只是漆黑一團”，探索中正確和比較正確的發展趨向也在積累，廣大干部和群眾仍然在實際工作取得了許多工作成績。譬如“文革”十年是悲慘的十年，但是，在這十年里，我國在經濟上也取得一定進展，在國防科技和外交工作方面更是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此外，必須認識到，新中國“前30年”的某些工作失誤和挫折，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中國共產黨生命力是頑強的，她不但總是能在失敗和挫折中挺過來，而且能夠用自己的力量來糾正錯誤，從實踐中逐步摸索出一條正確的路子來。1978年改革開放路線，正是在總結“前30年”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不斷開創的。
近代以來，中國面臨著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繁榮富強的歷史任務。誰能夠領導人民，將祖國從危難中拯救出來，結束黑暗的舊的社會制度，使中國走上現代化的道路，誰就能夠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擁戴。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毛澤東思想是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指導思想。在領導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且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過程中，毛澤東獲得全民族的衷心愛戴。對毛澤東的信賴和對毛澤東思想的信仰，成了一個時代流行的政治態度、信仰和情感。自1840年以來，長期民族屈辱和壓抑所積淀下的激憤，已內化為中華民族現代精神中的潛在氣質。就是這樣一個飽嘗屈辱的民族，當領導人豪邁地說：“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他的確抓住了他的那個時代痛苦的，無法平息的那種精神。”
對于人民領袖的個人失誤，要進行實事求是、恰如其分地分析。第一，應該從整個歷史進程中全面地衡量歷史人物的功過。在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中，“毛主席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如果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就毛澤東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于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第二，應該具體分析失誤產生的復雜社會歷史背景，不能抽象地、以當代人的認識去苛求歷史人物。第三，世上沒有不犯錯誤一次完成真理的圣人。錯誤也不能說就是毛澤東一個人所造就的，道理很簡單，整個決策機構和執行機構不只是毛澤東一個人。第四，在“大躍進”時期，毛澤東強烈地感受到中國經濟的落后造成的壓力和束縛，他迫切地希望中國很快地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但由于體制、年齡和其他客觀條件的限制，他已經很難得到真實的基層情況。毛澤東反對作假，但他仍然被某些假象所蒙蔽，使他產生了一些令人痛惜的判斷失誤，他的一些脫離實際的思想主張的實踐結果也沒有能夠得到及時地反饋和糾正。直至于到了1960年12月26日，在自己67歲生日那天，他要求身邊的工作人員下去幫他調查基層的實情。正是因為痛感得不到真實、及時、充分的信息，毛澤東在1961年大力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第五，正如《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對于‘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必須看到，當時“黨和國家肌體中也確實存在某些陰暗面”，即腐敗現象和脫離群眾現象。就毛澤東“本身的愿望來說，是出于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認為“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應該說，他的動機是為了人民的利益，眼光是敏銳和深邃的，但是由于他對形勢的估計和他運用的政策、方法都是錯誤的，結果只能事與愿違。“這是他的悲劇所在”。作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核心，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正因為長期以來，舉世公認毛澤東是我們黨和國家的領袖，是中國革命的象征。所以，鄧小平深刻地指出的：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

五、關于改革開放性質問題

在中國這樣的東方大國建設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新課題，需要長期實踐，不斷總結經驗，才有可能正確或較為正確的認識和解決。1956年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但剛剛建立的社會主義物質基礎還很不充分，國家在發展生產力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新的生產關系還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不斷進行調整，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經濟基礎的部分，也需要進行調整和改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進行的改革，就是在時代主題轉換的背景下，通過總結中國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對原有體制的大規模改革與完善。正如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所反復強調的：“我們的改革”，“總的目的是要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有利于鞏固黨的領導，有利于在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生產力”。改革開放時期，我們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大幅度提高了我國的綜合國力、人民生活水平和國際地位，迎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歷史虛無主義則是把改革開放說成是中共領導人“幡然改悔”后，“搞資本主義”。在《平反之年－1978》－文中，茅于軾就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資本主義畫上了等號：“我確實想走資本主義道路，也可以說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道路。”與極力丑化毛澤東的手法不同的是，歷史虛無主者總是肆意把鄧小平歪曲為“搞資本主義”的領導人。茅于軾就說：“就是鄧小平訪問美國之后，他把問題看清楚了。鄧小平是非常務實的，眼見為實，他認為就是市場制度起基礎作用”，“就是一個在西方發達國家普遍采用的、以私人資本為主體的自由交換的制度”。
區別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關鍵是看生產資料是公有制為主體，還是私有制為主體；是由工人階級及其政黨領導國家政權，還是由資產階級及其政黨掌握國家政權；是以馬克思主義與本國實際相結合的革命理論作為指導思想，還是以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作為指導思想。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毫不動搖地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的原則要求，保證了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堅持了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和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從國家政權方面看，包括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中國共產黨在國家、軍隊和各個領域的核心領導地位、黨管干部的組織原則、民主集中制的領導方式、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政治協商制度、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等，這些保障著工人階級及其政黨掌握國家政權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原則，在新中國的60多年歷史中，固然有重大發展，但基本方面實質上是一致的。在意識形態領域，我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立黨之本、立國之本，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一再強調“我們決不改旗易幟”。凡此種種，都說明我們的改革開放，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進行的，是為了使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充滿生機和活力。
眾所周知，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鄧小平都是一貫堅決批判和反對那些崇拜資本主義、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一再強調在改革中必須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在《鄧小平文選》第二、三卷中，可以看到他同種種懷疑和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思潮進行的不懈斗爭。他總是反復強調：“四個堅持本身沒有錯，如果說有錯誤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就是思想政治工作太差”。在領導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中，鄧小平堅持抵制全盤否定毛澤東的錯誤思潮，領導了一系列“反精神污染”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歷史虛無主義者當然不會不知道上述種種事實，事實上，鄧小平這些思想和決策，正是他們推行資產階級自由化主張的最大障礙和“心腹之痛”，但為了給自己的主張張目，他們就駭人聽聞地歪曲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思想。
1992年初的南巡講話中，鄧小平又一次語重心長地強調他一貫堅持的原則：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預防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堅持“兩手抓”、堅持以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和共同富裕這兩個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等等。就是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告誡我們說：“只要我們頭腦清醒，就不怕。我們有優勢，有國營大中型企業，有鄉鎮企業，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里。”鄧小平在這里強調的就是要堅持住公有制主體地位，把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控制在黨的手里。鄧小平這段話提出的要“頭腦清醒“，更發人深思！整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究竟要遵循一條什么樣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方向，是關系到這一偉業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歷史虛無主義者對改革開放性質和道路的肆意歪曲也提醒我們，不可忽視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問題。如果不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改革就會有可能滑向不適合中國國情的資本主義歧途，就會重蹈蘇聯解體和東歐變色的覆轍。為此，在整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我們都要扎扎實實地貫徹執行黨中央所要求的：“自覺地劃清馬克思主義同反馬克思主義的界限，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同私有化和單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同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的界限，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同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堅決抵制各種錯誤思想影響，始終保持立場堅定、頭腦清醒。”

六、20世紀中國歷史的本質和主流究竟是什么？

20世紀中國歷史的主題是救亡圖存、人民解放、國家富強和實現民族偉大復興。就其主流和本質來說，是全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偉大的艱苦的斗爭，把一個極度貧弱的舊中國逐步變成一個初步繁榮昌盛、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歷史。20世紀中國的歷史有力地證明，走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共產黨領導、搞社會主義、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必然。這是中國人民從整個20世紀革命奮斗中得出的最重要最基本的結論，也是歷史和人民做出的鄭重的正確的選擇。
對于20世紀的中國歷史，站在不同的立場上，結論必然是相反的。通過前面的介紹，我們可以弄清楚歷史虛無主義對這段歷史是按照這一思路展開的：自五四運動開始，民族救亡壓倒了思想啟蒙，中國的歷史就脫離了“以英美文明為師”的世界潮流主線，步入歧途。抗戰時期，只知道“帶窮人反對富人”的中國共產黨利用戰爭間隙發展實力。抗戰結束后，中共放著美國援助所致的抗戰勝利后“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的成果不要，而是進行了“死傷幾百萬人的戰爭”。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后，中國人民就步步陷入專制和苦難。1978年鄧小平受到美國的啟發，開始“搞資本主義”，中國才恢復一點生機。現在如果還不徹底地、全方位地“學習西方”，終將萬劫不復。質言之，20世紀中國的歷史是一個漆黑一團，步步走向深淵的歷史。
歷史虛無主義者肆意歪曲和詆毀近現代中國歷史、丑化和抹黑中國幾代領導人，從根本上說，是因為中國革命道路和結果不符合他們所一往情深的改良主義道路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目標。他們現在在歷史問題上大做文章，進行徹底否定和全盤攻擊，決不是什么“發思古之幽情”，而是有很強的現實目的性和明確的政治訴求的，其要害和實質在于企圖用“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的主張去根本改變當代中國的根本制度和基本道路，即鄧小平所說的：“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方向上去。”為此，他們企圖在歷史問題上打開缺口，企圖從歷史前提和邏輯前提上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社會主義的制度選擇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性和正當性，為他們的“另覓自由主義出路”制造理由和依據。而“他們西化、分化我們最有效、最便捷的手段”，就是要“丑化這個執政黨的主要領袖”，即把主要矛頭集中放在攻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上。
七、歷史虛無主義錯誤的認識論根源
通讀茅于軾等歷史虛無主義者的論述，可以總結出其歷史論文的基本“范式”－－“三段式”的敘事模式：首先是進行簡單化、絕對化、以“普世價值”為藍本的價值預設。其次在這種先入為主的有色眼鏡下，進行主觀臆想和推斷，按圖索驥地挑選符合自己論點的史料。最后是用概括性語言，對客觀歷史的本質和真相肆意否定和消解，以印證自己的理論預設，并開出“普適價值”的藥方。從學術觀點看，這些對20世紀中國歷史的述評，與其說是歷史，倒不如說是一種“神話”（mythology）－－一種他們自己想象和編撰出來的神話。
歷史虛無主義問題的實質，集中到一點就是：急不可耐地要改換門庭走早已經被歷史和人民拋棄了的、不適合中國國情的西方資本主義歧途。在這一強烈的目標導向下，歷史虛無主義者的言論中，都包含了一種假定為不言自明的價值判斷，即西方的模式和價值首先被認定為是普世的、先驗的正確，中國必須以同樣的方式和朝著同一的方向實現西方式的現代化。由于這一思維模式事先把西方資本主義肯定為是規范和標準，然后以此尺度來衡量中國革命，導致那些符合西方模式和價值觀的歷史被贊揚，而一些不符合西方模式和價值觀的歷史則被否定。而無論是贊揚還是被否定，都統統被加以孤立地、片面地放大、渲染。這一“認知失衡”導向下的結果，就是對歷史的有所“虛無”，有所不“虛無”。他們“虛無”的是中國人民的革命運動、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馬克思主義的指導、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民主專政；不“虛無”則是早已被歷史和人民所拋棄的西方資產階級文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和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及其代表勢力、人物。
唯心史觀弄不懂歷史發展的內在根據和客觀規律，無視階級社會里階級和階級斗爭客觀存在及其重要作用，不懂得政治思想背后最終起決定作用的是階級的物質利益，總是把歷史發展原因歸結于某個偶然因素或某個大人物。前文所列舉的歷史虛無主義者硬是把革命說成是某種勢力“制造”和“強加”的，把中國所有問題歸咎于五四運動沒有提出“人權”的口號，把中共勝利歸因于抗日戰爭中共的“消極抗戰”，把國民黨失敗歸因于“腐敗”，把歷史的責任一股腦兒歸于毛澤東，把中國的改革開放歸因于鄧小平到了一趟美國，等等，都是典型的唯意志論和宿命論。唯心史觀的偏見使歷史虛無主義者至今不懂得中國的歷史為什么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及其更深層的歷史原因和中國歷史發展的客觀環境。
形而上學者不懂得必須把歷史事件、人物、制度、思想置于特定歷史條件下，作為運動的歷史發展過程，作為統一的、有聯系的、有機的整體來進行分析。上文提及的歷史虛無主義所認為的五四運動沒有實現“民主和科學”，抗戰勝利后國民黨似乎才“突然的”“腐敗”，新中國前30年是“一團漆黑”，新中國其后30的“截然對立”，以及充斥在其中的非此即彼、二元對立、迷信西方、割斷歷史的情感傾向和思維方式，其實都是形而上學的“非歷史的觀點”的表現。正是這種“非歷史的觀點”的阻礙，在歷史虛無主義者那里，“對偉大歷史聯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產生，而歷史至多不過是一部供哲學家使用的例證和插圖的匯集罷了。”列寧說得好：“在社會現象方面，沒有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方法了。……如果不是從全部總和、不是從聯系中去掌握事實，而是片斷的和隨便挑出來的，那么事實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甚至連兒戲都不如。”
“已經客觀存在著的歷史，除了不斷地加深對于它的認識、理解之外，是誰也改變不了的。”歷史虛無主義者懷揣對西方模式的向往，就以西方的“普世價值”來否定中國歷史的主流和本質，企圖通過擾亂我國的意識形態，改變我國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這是徒勞的。因為這一套理論和主張違反了歷史真理，違背了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國發展和進步的需要，人民是不會答應的！事實上，歷史虛無主義者常常因為無法撼動中國的發展方向，“輒痛苦非常”，只要我們認識到歷史虛無主義的理論錯誤及其嚴重危害，有了與之斗爭的決心和準備，那么，歷史虛無主義者們就將永懷失望的痛苦了！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06期，摘自2012年第1期《政治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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