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就指出：天下大亂以達到天下大治。歷史就是一部辯證法的杰作。天下有亂有治，亂與治是一個相對的過程，既沒有絕對的亂，也沒有絕對的治。對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雖然被冰凍起來。但是，弄清真實的歷史，有真正禁得住歷史叩問的論調，還是非常重要的。毛主席自認為一生只是做了兩件事：一個事是將那些人趕到臺灣去了;另一件事就是文化大革命。第一件事是為了后一件，后一件很多人還在反對。共產黨究竟比蔣介石那幫人怎么樣?中國共產黨進行的文化革命意義在哪里?

　　作為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了多年的陳惠敏是一位普通女性，她說自己既不為錢，也不想當官。由于陳惠敏對毛澤東的政治見解有相當的了解和認識，因此，她談論毛澤東，確實同時下一般人的看法不一樣。她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說：“毛澤東看問題十分深刻，他非常尖銳的看到執政黨存在的問題，看到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思想的根深蒂固，擔心共產黨繼續受到腐蝕，因此發動文革。所以，看毛澤東搞文革應從本質上看他是干什么的。”

　　真理有時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了解歷史，分清是非的人可能也是少數。這就是進行共產主義事業比較困難的原因之一。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作為歷史事件，特指中國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這個歷史，就是毛澤東感到國際國內政治壓力，需要防范蘇聯那樣對斯大林清算的赫魯曉夫集團，防范資本主義復辟，防范官僚資產階級將中國變為資產階級專制的危險。今日歡呼孫大圣，只緣妖霧又重來。

　　毛澤東思想就是從秋收起義就開始的共產主義運動，就是不斷進行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建立黨組織基層，發揮先進作用，建立先鋒模范作用的黨小組、黨支部，就是不斷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與工農大眾相結合，就是全面進行文化教育活動，改善人的思想文化狀態，建立新組織、新社會、新文明。毛澤東一生最喜愛的職業是記者、教員，宣傳先進的革命思想，建立全新的社會形態，建設共產主義就是他的一生鐘愛。正是這樣的一生藝術性地建立了不斷革命的社會生態，學習一生，奮斗一生，創造一生。這就是毛澤東的一生：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壯大人民自己的隊伍，組織人民進行反壓迫、反剝削、反愚昧的斗爭。

　　知道這些，對于我們理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歷史具有本質價值。正是毛澤東對人民事業的熱愛，對共產主義的不懈追求，才形成了他那不斷進取的性格和革命的精神，寫出許許多多的詩詞和人生絕響的樂章。毛澤東敢于斗爭，與中國的舊統治階級決裂，與美帝國決裂，與蘇修社會帝國決裂，與舊的傳統意識形態決裂，不斷進行探索，武裝人民群眾進行思想斗爭、經濟斗爭、武裝斗爭、文化革命。

　　文化大革命伊始，官僚集團壓制群眾反對“管卡壓”的斗爭，毛澤東回到北京就號召解放小鬼，那些高干子弟釋放教條、行而上學的言論，組織極左，沖擊公安部。文革小組，不得不出面解決。學校紅衛兵，受到各種壓力不得控訴官僚資產階級的惡行，毛澤東于是十次接見紅衛兵。紅衛兵串聯，發動全國人民進行文斗。組織不協調時，要求人民解放軍“支左”。反對革命的官僚感到危險，就組織保皇派的所謂“群眾組織”進行抵抗，出現典型的武斗事件。毛澤東組織，由周恩來具體負責，對武斗事件進行滅火。“7·20”武漢事件，造成了軍隊內部分裂和斗爭。毛澤東立即對王力等人進行批評。毛澤東既做好引領工作，又不斷扭轉極左、行左實右的歪風。由于紅衛兵的薄弱和人們對共產主義運動缺乏穩健的步調，一陣風式的革命運動不可避免地存在忽左忽右的情況。但是，文化大革命使得人民看清了赫魯曉夫的真面目，人民群眾高昂的革命熱情創出新文化新精神新風貌，同時將世界推向“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高潮，盡管西方的文化革命有表現主義性質，是迷茫、沖動的表現。但是，當人民進行思考的時候，總會發現更為正確的道路。這就是辯證法的力量。

　　亂是因為幾億人思想不同一的表象，治是人民群眾政治思想極大提升的沉淀。文化大革命的亂是官僚集團抵制革命制造的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治是革命低潮時進行思考的珍貴政治遺產、經驗。文化大革命時期，亂就是人民群眾可以自由說話了;治就是人民群眾充分尊重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實踐。毛澤東的話一句頂一萬句，就在于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中建立起了真正人民敬仰的政治權威，毛澤東在世解決了當時的武斗、官僚資產階級的抵抗，瓦解了傳統專制統治的基礎。毛澤東留下的是共產主義運動的政治文化遺產，必將為人民所認識，正如毛澤東給江青的信指出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即使資產階級復辟資本主義，他們也必將被日益覺醒的人民再次推翻。這是早晚的事，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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