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世界人口最多、幅員遼闊的國家。在這樣一個國家，其內政與外交，亦即國家發展方向、道路選擇最終由誰來決定，才是關乎于國家存亡、社會發展、人民幸福與否的最為關鍵問題。無論是過去中共奪取政權、進行武裝斗爭時期還是建國后的某些極端錯誤思想占主導時期，中國在此一問題上都有過錯誤的選擇，而所致后果也是非常嚴重的。甚至于是災難性的結局。

　　對于中共來說，在其發展、成長道路上，遵義會議在我黨歷史上有著決定轉變意義的作用。說它是非常關鍵、影響深遠確不為過。

　　張聞天曾經這樣評價遵義會議：“遵義會議在我黨歷史上有決定轉變的意義。沒有遵義會議，紅軍在李德、博古領導下會被打散，黨中央的領導及大批干部會遭受嚴重損失。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一。第二，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義會議克服了‘左’傾機會主義，首先在革命戰爭的領導上。第四，教條宗派主義開始了政治上組織上的分裂。這個會議的功績，當然屬于毛澤東同志……”

　　美國人索爾茲伯里在其《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對于遵義會議，他寫了一段很生動、很讓人回味的話：

　　“遵義會議以后，一切都變了。這是分水嶺——毛澤東牢牢掌握了領導權，而且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宣布獨立于莫斯科的指揮棒。……”

　　確實，遵義會議是中國革命歷史上的一次重大轉折。

　　遵義會議之前，中國革命道路遭遇嚴重挫折，紅軍接連的失敗，由此而導致的中國革命火種幾遭毀滅，應為一個不爭的事實。但追根朔源，卻是黨內教條主義的錯誤路線所致使。當時中共最高權力機構“三人團”先是推行極左冒險主義，排斥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一旦迭遭挫折失敗，又轉而發展為右傾逃跑主義。那些自以為吃過幾天洋面包、會背誦一些馬列詞條就能指導革命實踐的“左”傾冒險主義者，還推行宗派主義干部政策，凡對他們的主張表示懷疑、不同意、不滿意、不積極擁護、不堅決執行的同志，就一律扣上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富農路線”、“調和路線”的大帽子，進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甚至以對罪犯和對敵人作斗爭的方式來進行這種黨內斗爭，嚴重破壞了黨的政策和原則，造成黨內恐慌、動搖和社會不安定的嚴重后果，也從而為黨的事業造成極大危害。

　　當時他們的排斥、打擊與斗爭對象首先是毛澤東。因為毛澤東同志堅持是以馬列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正確路線，此與他們不動腦子，不從實際作考慮，不進行周密調查研究而只會照搬國外經驗指導中國革命的錯誤行為截然相反，完全不能作調和。毛澤東同志是最先發現和意識到這種錯誤做法對革命的危害性，但處于當時的實際，處于更多同志還不覺悟的時候，雖是毛澤東同志一直與這樣的教條主義錯誤作斗爭，但直到遵義會議才取得了勝利結果。

　　一度，毛澤東曾陷入完全被孤立的地步。許多人因為有顧忌，不敢接近毛澤東;為了不牽連或是少牽連別人，毛澤東也很少同別人接觸、談話。后來(1965年8月5日，毛澤東接見一個外國共產黨代表團的談話記錄)，毛澤東談起他這段異常艱難的處境時說：“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

　　有人也許會說，以毛澤東那樣的偉大與遠見卓識，為什么還要到遵義時才解決教條主義與黨內宗派主義問題?才解決黨的正確領導問題?如果提前解決，為此付出的損失豈不是要減輕許多?

　　吳黎平在一篇《永遠銘記毛主席關于戰斗的唯物主義的教導》文章中說得十分深刻，文中這樣談及：

　　在延安時，我問毛主席：反對“左”傾機會主義的斗爭能否早些進行呢？毛主席說：“怕不能。因為事物有一個發展的過程，錯誤有一個暴露的過程。如果早一二年，譬如說，五次反‘圍剿’初期，雖然我已經看出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的錯誤，但是他們還能迷惑不少干部和部分群眾。如果那時進行反對‘左’傾機會主義的斗爭，那么黨內會發生分裂。首先必須照顧革命大局。只有經過五次反‘圍剿’戰爭和長征第一階段的嚴重損失的反面教育，絕大多數干部的認識提高了，認識一致了，在這樣的條件下，遵義會議就能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所以說，各種客觀因素都實際具備的情況下，毛主席重新領導紅軍就為遵義會議的巨大成果作出完美的詮釋。

　　從遵義會議之前黨的實際領導以及教條主義、宗派主義與“左”傾機會主義盛行的具體情況看，就是中國的事情卻要依靠外人的指手劃腳指導，因為不了解中國革命實際情況，生搬硬套教條，才使得中國革命幾乎遭遇覆滅危機。長征之始有湘江血戰，這一仗對中央紅軍來說幾乎是全軍覆滅的危機，幾萬忠勇紅軍將士的鮮血染紅了一江流水。但卻不能忽視的是，正是由于湘江之戰，導致此前紅軍作戰繳獲的一臺大功率收發報機的丟失。使得蘇聯依靠空中信號遙控指揮中國境內作戰的情況發生了根本性改變。而中共也才能真正獨立自主決定自己的戰略步驟以及正確選擇最適合發展壯大自身力量的領導問題。對此，美國人索爾茲伯里評價這是分水嶺。如果不是因為這個，中共依然不能自主決定戰略發展與領導問題，那么，此后的革命道路會作怎樣的發展?真的還是一個未知數。

　　從遵義會議之后中國革命步步走向勝利可以得出結論，中國的事情，必須依靠中國人自己來解決。

　　但毛澤東之后，中國社會被接軌以來，這種情況又發生了改變。

　　以所謂“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為名的“特別是”之路，其實又是完全移植與照搬了國外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我們說，處于武裝奪取政權時期，中共最大的任務是作戰問題;而處于建立政權以后，就無疑轉變為國內建設方面了。但同樣，無論處理怎樣的問題，都要以自己國家與民族利益為重，都要由中國人自己處理。而不是受境外陰謀勢力指使、由國內普世接鬼精蠅實際操作。我們說，若以中華民族利益為重，以中國國家利益為重，以中國十幾億人民利益為重，都決不能重犯此前的錯誤。

　　但我們不幸而看到，由資改當權派主使的對外接鬼，普世發展，又是完全演繹了洋奴哲學橫行、爬行主義肆虐的現實一幕。“特別是”以來，由于國內漢奸大量滋生，賣國主義成風，中國重新淪為政治附庸化、經濟殖民化、文化自矮化，外交、軍事領域的投降化與屈辱化的嚴峻事實。當初清算黨內教條主義、宗派主義錯誤的遵義會議有毛澤東同志不負眾望的站了出來。但今日再要清算洋奴主義與綏靖主義錯誤，清算國內客觀存在的漢奸、第五縱隊勢力賣國罪行，又該依靠誰的力量?

　　隨著“特別是”社會不斷凸顯的各種大量社會矛盾，隨著處理對外爭議問題的韜晦、綏靖政策而導致國家利益逐漸喪失，更多人們正在逐漸認識所謂普世精蠅的虛偽與無恥嘴臉。他們幾十年一直蠱惑的那一套“普世、接鬼”也早已不得人心，也早已為更多人們所逐漸識破。在這樣時候，是否又為新的“遵義會議”的再次召開又創造了客觀條件?

　　但是，區別于以前的是，因為一己私欲作祟，認定一條道走到黑的“資改”“普世”“接鬼”精蠅，他們外有洋主子的支持，內有巨大行政、軍事權力掌控，他們與中共奪取政權時期的“左”傾機會主義者不同在于，那時的犯錯誤者只不過是認識論與方法論的錯誤，但其內心初衷還是想把事情辦好的，還是要促使革命早日成功的。但今天，我們以上所講的“特別是”以后重新照搬資本主義發展路線的精蠅，他們的所作所為準確來講已不是什么錯誤那樣的輕描淡寫，而是明知是錯依然還要堅持的這樣一種悖行。他們中有人非但早已不信了社會主義，不信了馬列主義，更幾十年來一直不遺余力地妖魔化毛澤東、陰謀化非毛、反毛，他們的目的就是最大化個人以及家族勢力的一己私欲，而為達到此一目的，非但信仰早已拋棄，更危險還在于蓄意配合國外陰謀勢力對中國的解體、對中共的顛覆、對中國人民的滅絕陰謀。

　　此前許多人預料，如果中國真的不該被滅，如果中共還有再次鳳凰盤涅、浴火重生的希望，如果中國人民還不想聽任任人宰割的悲慘命運，無論普世精蠅怎樣的瘋狂壓制，怎樣的倒行逆施，新時期的遵義會議就一定還將召開。只是，其形式會有別于1935年的那一次。

　　當人民實在感覺無法再寄托于誰的力量，不想聽任任人宰割的悲慘命運又不忍再等待的時候，人民就要自我選擇站出來!

　　這雖是許多人實在不愿意看到的，但卻是不以任何人為意志而發生轉移的客觀社會規律。

　　無論是此前中共武裝力量建設時期還是后來普世接鬼論調猖行時期，1935年紅軍遭遇的慘重失敗和“特別是”以后普世精蠅所謂“發展、強大、崛起”以及對外“負責任”對內行侵剝，都無可置否的證明了：中國的道路還是要靠自己選擇來走!而此時，迫切到了改變發展路徑的時候了。

　　無可否認，此次會議為人們帶來新的憧憬與期望。而今天，歷經“特別是”幾十年的所謂發展，促使社會發生變革的各種條件也已趨向成熟，當年遵義會議召開的各種客觀條件也均已符合。如何確定發展路線，既是對新一代領導人的嚴峻考驗，更是中國人民的政治訴求、利益訴求能否被重視采納的現實檢驗。

　　但還必須指出，人民的等待與忍耐也是有限度的。當中國人民的命運被別人所決定、所設計的道路所致而無法再走下去的時候，就必然要由人民自己來重新作出選擇。

　　所以，人民將會對于2012之后的中國分外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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