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毛澤東的執政憂患意識

    
    摘 要：毛澤東的執政憂患意識突出地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憂官僚主義泛濫；二憂教條主義盛行；三憂修正主義上臺。盡管不同時期毛澤東有不同的關注重點，但他始終對這三大禍患抓住不放，并進行了堅持不懈的斗爭，為確保黨的執政地位不動搖、為人民服務的執政宗旨不改變，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由于歷史條件的變化，他的某些具體論斷可能過時了，但從總體上講，毛澤東反對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依然有很多合理的元素，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毛澤東是一個具有遠見卓識的偉大的政治家。他不僅領導黨和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政權，而且在黨成為執政黨之后，具有強烈的執政憂患意識，時刻警惕來自各個方面的對政權的威脅。迄今為止，學界對毛澤東執政憂患意識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只有少數幾篇論文對此進行了專題論述，如安建設的《毛澤東的未了“情結”－－兼論毛澤東的執政憂患意識》（《新中國60年研究文集》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王青山的《毛澤東晚年憂患意識的演進分析》（《中共桂林市委黨校學報》，2002年第2期）、鄭以靈的《毛澤東憂患意識探析》（《黨史研究與教學》，1991年第6期）、徐鋒的《論建國初期毛澤東的執政憂患意識》（《中共云南省委黨校學報》，2007年第6期）、劉德軍的《毛澤東執政黨思想作風憂患意識》（《理論學刊》，2005年第2期）等。其中安建設的論文最有分量，該文依次敘述了毛澤東的“李自成情結”、“海軍情結”、“工業化情結”、“百姓情結”和“文革情結”，充分反映了毛澤東作為新中國締造者所始終具有的執政憂患意識及其豐富內涵。當然這只能說是一家之言。對于毛澤東執政憂患意識的研究應當繼續拓展和深化，研究視角完全可以多元化。筆者在認真研究毛澤東晚年的大量文獻后發現，毛澤東的執政憂患意識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憂官僚主義泛濫；二憂教條主義盛行；三憂修正主義上臺。本文即從這三個方面展開論述。

                              一憂官僚主義泛濫

    毛澤東是官僚主義的堅定反對者。在當代社會主義各國的領導人中，恐怕沒有誰曾像毛澤東那樣，對官僚主義進行了那樣尖銳、徹底和不妥協的斗爭，沒有誰像他那樣發動了那樣頻繁、激烈和規模巨大的反對官僚主義的運動。
    早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多次提出過要在黨內、根據地政府內反對官僚主義的問題，稱官僚主義為“極壞的家伙”。他也早已考慮過無產階級政黨成為執政黨后，是否會重蹈舊政權覆轍，因新一輪的官僚化而變質的問題。在延安時期他就將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列為整風文件，要求全黨干部深刻汲取李自成政權敗亡的教訓。
    新中國成立后，中共成為執政黨，在全國范圍內執掌政權，地位和環境的變化使黨面臨著嚴峻考驗，能不能正確對待和使用手中的權力，經受住權力地位的腐蝕，抵御腐朽思想的侵蝕，將直接決定著中共能否擔當起執政的重任，在“進京趕考”中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為了考個好成績，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對克服和清除黨內、政府內的官僚主義傾注了大量的心血，頒布和發出過大量的指示和號召，發動了一次又一次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1951年12月，黨中央作出決定，要求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作為貫徹精兵簡政、增產節約這一中心任務的重大措施，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大規模的“三反”運動。1951年12月8日，毛澤東指示：對于反對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問題，“必須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斗爭一樣的重要”；“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撤職，懲辦，判處徒刑（勞動改造），直至槍斃一大批最嚴重的貪污犯，全國可能須要槍斃一萬至幾萬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1952年1月1日，毛澤東在元旦團拜會上號召全國“大張旗鼓地，雷厲風行地，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將這些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毒洗干凈！”1953年1月，毛澤東在《關于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指示》中指出：“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在我們的黨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還將是一個大問題。就其社會根源來說，這是反動統治階級對待人民的反動作風（反人民的作風，國民黨的作風）的殘余在我們黨和政府內的反映的問題。”并且嚴令：“凡典型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事例，應在報紙上廣為揭發。”從此，全國很快又展開了“新三反”運動。
    1956年11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嚴厲批評了黨內的官僚主義特權思想作風。他的尖銳言辭讓老百姓聽了特別解氣：“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而且有些時候，只有打才能解決問題。”他語重心長地告誡各級領導干部：“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1957年春季，毛澤東在全國各地一些重要講話中，反復強調要發揚革命傳統，保持革命精神，反對官僚主義，密切聯系群眾，而不要靠職位、靠老資格吃飯。同年4月，黨中央發動了旨在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雖然整風運動后來發生了逆轉，但我們不能因此懷疑毛澤東反對官僚主義的真誠愿望。
    進入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對于執政條件下官僚主義存在的長期性有了更加充分的認識。他深刻地指出：“官僚主義這種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壞作風，一年不用掃帚掃一次，就會春風吹又生了。”面對官僚主義日益泛濫的趨勢，毛澤東表示了深深的擔憂。1965年1月1 5日，毛澤東做出了這樣的批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于尖銳的階級斗爭狀態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
    毛澤東對于官僚主義的深切憂慮是他發動“文革”的重要原因。他曾經明確地說過：“我的目的是想燒一燒官僚主義”。然而，盡管在“文革”中黨政機關被沖得七零八落，老干部幾乎普遍挨整，毛澤東對于官僚主義的擔憂并未消除，反而與日俱增。1976年3月，在中共中央下發的《毛主席重要指示》中，毛澤東甚至認為黨內的官僚特權階層已經蛻變為黨內資產階級，說他們“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
    考察建國后毛澤東反對官僚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筆者認為其中有三個鮮明的特色值得關注：
    1．對于基層實踐經驗的極力強調。毛澤東始終認為，真正出知識的地方是基層，越到上層越沒有東西。他多次指出，不論什么人，不管官多大，地位多高，怎樣有名氣，只要半年時間不向人民學習，不去接觸人民，不去同與人民有聯系的干部接觸，就不知道什么事了，就貧乏了。正因為如此，他嚴令各級領導干部精簡會議、文件和報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要求他們一年一定要有四個月的時間輪流離開辦公室，深入基層，親自蹲點，實行“三同”，即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
    2．對于群眾路線的反復重申。毛澤東尊重人民，熱愛人民，堅信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他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卻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級水平高于上級，群眾高于領導，領導不及普通勞動者，因為他們脫離群眾，沒有實踐經驗。”因此，毛澤東反復強調領導干部要虛心拜人民群眾為師，向人民群眾求取真理。“作為人民革命的領袖，毛澤東與群眾有著他人無法企及的特殊聯系。”這種特殊聯系使他對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官僚主義者極為反感和痛恨，甚至直斥他們為“國民黨”、“小蔣介石”。毛澤東認為，要有效地克服官僚主義，就必須緊緊依靠人民群眾，給他們以參與管理的機會。他提出的諸如“兩參一改三結合”一類的重要方針，就是這種思路的具體體現。
    3．對于官民政治平等的執著追求。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后，毛澤東多次要求各級干部打掉官氣，真正以平等的態度對待群眾。他指出：“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不論你官多大，無非是當主席，當總理，當部長，當省長，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個勞動者的姿態出現。這樣，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得到人民擁護。”“官氣是一種低級趣味，擺架子、擺資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這是最低級的趣味，這不是高尚的共產主義精神。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則是一種高級趣味，是高尚的共產主義精神。”他倡議干部下放當社員，軍官下連隊當兵，也曾提出過取消軍銜、廢除級別，以及部分實行供給制，其意均在于實現平等，反對官僚主義。“文化大革命”中，他在解釋一些干部受沖擊的原因時，曾多次提到，一些人官大了，薪水多了，自以為了不起，就擺架子，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歡訓人，群眾有意見，平時沒有機會講，在運動中爆發了，所以要吸取教訓，很好地解決上下級關系，搞好干群關系。
    必須承認，毛澤東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效。傳統集權體制下的中國，之所以能夠比較有效地遏制官僚主義的滋長，保持比較平等、密切的干群關系，與毛澤東反對官僚主義的不懈斗爭是分不開的。正如一位外國學者所指出的那樣：中國的官僚權力和官僚特權之所以沒有發展到蘇聯那種極端的程度，是因為“這里存在著兩個限制因素。第一個因素是，毛澤東個人的巨大權威和聲望。毛澤東對官僚主義和官僚深惡痛絕，再加上他與他所信任的人民群眾之間的特殊關系，遏制了官僚權力的常規化和制度化。另一個更普遍的因素是中國革命的傳統。”
    毋庸諱言，毛澤東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也有局限性。毛澤東沒有意識到官僚主義本質上是一個體制問題。他雖然也發現了體制中的一些問題，多次提出要精簡機構、裁汰冗員、下放權力、發揮地方積極性等，但是，這樣的認識并未觸及體制問題的深層結構。他將官僚主義視為資產階級和封建主義的遺毒，認為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從實質上講就是階級斗爭。最初，他將這種斗爭局限在思想作風領域，試圖通過整風運動解決官僚主義的問題。自20世紀60年代初起，他對干部隊伍中的消極面做出了比較嚴重的估計，甚至提出了“官僚主義者階級”一類的概念。由此他認為應該在政治、經濟和思想各個領域開展全面徹底的階級斗爭來解決官僚主義的問題。這種思路使他最終走上了階級斗爭擴大化的歧路，先是搞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而后又搞了“文化大革命”，致使中國為反對官僚主義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二憂教條主義盛行

    毛澤東是教條主義的死敵。誠如有的研究者所言：“毛澤東本人思想發展過程中最富有生氣和活力、最具光彩之處，正是他對教條主義的斗爭和對這一斗爭所作的理論總結。毛澤東事業成功的秘訣就在于此。”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同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革命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進行了堅持不懈的斗爭，明確提出要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并最終形成了毛澤東思想這一極其寶貴的理論成果。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黨領導人民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后，面臨著新的形勢與任務，毛澤東從實踐中認識到，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任務并沒有一勞永逸地終結，仍然需要警惕將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錯誤傾向，因此應當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
    毛澤東在執政以后提出“第二次結合”，實際上就是提出了黨在執政以后反對教條主義的任務。執政頭七年，黨在建設社會主義方面缺乏實踐經驗，不得不“以俄為師”，在很大程度上照搬了蘇聯模式。這樣，在實際工作中出現了不少教條主義的情況。對于這種情況，毛澤東很不滿意，感到心情不舒暢，早在1955年底他就提出了“以蘇為鑒”的問題。在蘇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嚴重后果和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許多錯誤以后，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進一步破除對蘇聯、蘇共和斯大林個人的迷信，開始思考中國在建設社會主義方面如何超越蘇聯模式，獨立自主地走自己的道路的問題。在中共八大一次會議前后，為反對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蘇聯建設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為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毛澤東帶領全黨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
    在發展道路方面，毛澤東強調以蘇為鑒，走自己的路，不把書本當教條，不照搬外國模式，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本國實際相結合。在《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強調：對于馬列主義理論，“我們要學的是屬于普遍真理的東西，并且學習一定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如果每句話，包括馬克思的話，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他明確提出不能全盤照搬蘇聯經驗。“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匈牙利事件發生后，毛澤東更進一步堅定了從本國國情出發建設社會主義的信念。他說：“匈牙利事件主要是因為本國的工作沒有做好，一概硬套蘇聯的辦法，沒有照顧到本國的具體情況。因此得出一條教訓，我們要根據馬列主義普遍真理，結合本國的具體情況來辦事。”
    在政治建設方面，毛澤東對蘇聯存在的專制主義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毛澤東認為，蘇聯犯的重大錯誤之一就是實行“對人民的專制主義”。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在這方面比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做得好。他在八大期間會見南斯拉夫代表團時說，斯大林“那時的思想控制很嚴，勝過封建統治。一句批評的話都不能聽，而過去有些開明君主是能聽批評的。”“資本主義社會就比封建時代進了一步，美國兩黨－－共和黨和民主黨可以相互罵架。”以蘇為鑒，毛澤東充分認識到加強人民民主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他告訴來訪的外國朋友：“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想些辦法”，“要使人有講話的機會”。他深刻地指出，過去在革命的時候，我們和人民一起，向封建勢力要民主。現在我們勝利了，自己掌握政權，很容易強調專政，忽略民主的一面。既然忽視民主是執政后最容易犯的錯誤，所以毛澤東提出，領導我們的國家應該采取“放”的方針，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于講話，敢于批評，敢于爭論。“我們希望造成這樣一個中國，希望把我們國家變成這樣一個活潑的國家，使人們敢于批評、敢于說話，有意見敢于說，不要使人不敢說。”毛澤東把擴大民主當做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建設中的關鍵問題，并且坦言“現在有點反封建主義的味道”。此種膽識，就是在50年后的今天來看，也依然值得稱頌。
    在經濟建設方面，毛澤東同樣對蘇聯模式提出了諸多批評。以蘇為鑒，毛澤東對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提出了一系列開創性的設想。關于工業化道路問題，他提出要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前提下實現工業和農業、重工業和輕工業同時并舉，“又要重工業，又要人民”。在利益分配問題上，他提出兼顧國家、生產單位和個人三者的利益，做到“統籌兼顧、適當安排”。毛澤東特別提出，不能把農民挖得太苦，不能做要母雞多生蛋，又不給米吃；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的事情。在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上，毛澤東提出要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毛澤東還提出要擴大企業自主權，認為企業要有一定的獨立性，要有點“獨立王國”，公開的、合法的“半獨立王國”。在所有制方面，毛澤東提出“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的“新經濟政策”。
    在思想文化建設方面，毛澤東提出了著名的雙百方針。蘇聯曾發生過利用行政手段干涉學術爭論從而嚴重阻礙科學發展的事，其中最典型的是李森科利用行政手段壓制遺傳學中的摩爾根學派。1948年，當時的蘇聯農業科學院院長李森科把遺傳學中的摩爾根學派當做“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的”、“反動的偽科學”加以粗暴批判。在大學中，只準講米丘林學派，不準講摩爾根學派。斯大林逝世后，蘇聯報刊揭露和批評了李森科壓制學術爭論的學閥作風。毛澤東注意到蘇聯的這一教訓，果斷調整了黨的方針政策，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即在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在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反對用行政的方法對學術和藝術問題實行強制和專斷。毛澤東對于思想文化領域存在的教條主義傾向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他明確指出：“教條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認為，教條主義對老祖宗說過的話采取一概肯定的辦法，是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的表現，它非但不會促進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反而會阻礙馬克思主義的發展。
    在八大一次會議前后反對教條主義的斗爭中，毛澤東破除了對蘇聯模式的依賴和迷信，真正從本國實際出發，獨立思考問題，以開拓創新的非凡勇氣，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八大二次會議前后，是毛澤東號召反對教條主義的又一個高峰期。這一時期毛澤東對反對教條主義也有很多精彩的論述。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指出：學習應和獨創相結合。硬搬蘇聯的規章制度，就是缺乏獨創精神，忘記了歷史上教條主義的教訓。針對執政初期照搬蘇聯的教條主義傾向，毛澤東批評說：“中國人當奴隸當慣了，似乎還要繼續當下去。中國藝術家畫我和斯大林在一起的像，我總比斯大林矮一些，這就是盲目屈服于蘇聯的壓力。”“不管人家的文章正確不正確，中國人都聽，都奉行，總是蘇聯第一。”毛澤東舉例說，因為蘇聯有一篇文章說不能吃雞蛋和喝雞湯，害得他三年不能吃雞蛋，不能喝雞湯。他由此得出結論：蘇聯的經驗只能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不從之。
    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進一步提出：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看不起自己。不要被大學問家、名人、權威所嚇倒。年輕人打倒老年人，學問少的人打倒學問多的人，這種例子多得很。要敢想、敢說、敢做，不要被某些東西所束縛；要從這種束手束腳的狀態中解放出來，要發揮人的創造性。要割掉奴隸尾巴，反掉賈桂作風。要敢于標新立異。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馬克思，不要迷信科學家。
    在1958年5月18日和6月17日，毛澤東還先后寫了“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和“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等批語。
    毛澤東的這些講話和批語，當時曾在廣大干部和群眾中產生過廣泛的影響。應當說，毛澤東的這些話基本上是正確甚至是很精彩的，充分展現了他作為執政黨領袖的宏大氣魄。雖然在某些問題上他為了強調而極而言之，把話講得有點過頭，但其主導思想在于反對教條主義，激發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奮發圖強的熱情和勇于創新的精神，這應當是沒有問題的。遺憾的是，這一時期反對教條主義的斗爭與批判反冒進、發動大躍進結合在一起，離開了實事求是的軌道，在實踐中走偏了方向。
    重溫毛澤東關于反對教條主義的理論，對于今天我們搞好執政黨建設依然具有重要意義。對于一個無產階級執政黨來說，教條主義是最難醫治的痼疾。縱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教訓，教條主義幾乎是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的通病。教條主義盛行，最終斷送了許多國家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鄧小平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沉痛指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只有不斷克服教條主義，我們黨才能不斷鞏固執政地位，社會主義事業才會永葆生機與活力。從這個角度看，毛澤東高度重視反對教條主義的問題，顯然是抓到了要害。

                                三憂修正主義上臺

    毛澤東是反對修正主義的堅強斗士。20世紀60年代，隨著中蘇兩黨分歧的加劇，毛澤東發現，修正主義對共產黨政權的威脅日益逼近，由此他的注意力逐漸從反對教條主義轉向反對修正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成為他思考的中心問題。他在一系列會議上一再提醒全黨，并逐步展開了反對國內外修正主義的斗爭。
    1960年4月22日，中共中央以《紅旗》雜志編輯部名義發表《列寧主義萬歲》－文，點名批判南斯拉夫的鐵托，實際上是不點名地批判蘇聯的赫魯曉夫。在內部，則明確指出蘇聯已經變修，要吸取他們的教訓，并認為國內也已經有了“修正主義者”，就是彭德懷等人，要警惕出修正主義，防止“和平演變”。同年八九月間，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重新強調階級斗爭，向全黨提出了反修防變的重大課題。8月9日，他明確提出：要花幾年工夫，對干部進行教育，把干部輪訓搞好，不然，搞一輩子革命，卻搞了資本主義，搞了修正主義。9月24日，他又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國家“走向反面”。9月27日發表的八屆十中全會公報，重申了毛澤東講話的精神，強調“無論在現在和在將來，我們黨都必須提高警惕，正確地進行在兩條戰線上的斗爭，既要反對修正主義，也要反對教條主義”。
    從1962年底到1963年春，中共中央連續發表七篇文章，批判意大利的陶里亞蒂、法國的多列士和美國共產黨等所謂“現代修正主義”。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發表《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同年7月14日，蘇共中央發表《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中蘇論戰進一步公開化。從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志編輯部的名義，相繼發表了九篇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點名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中蘇大論戰進入高潮。
    與此同時，國內也在加緊進行反對“修正主義”，防止“和平演變”的斗爭。1963年2月，毛澤東提出“階級斗爭，一抓就靈”，督促各地注意抓階級斗爭和社會主義教育問題。同年5月9日，他在對一份材料的批注中，為人們描繪了一幅驚心動魄的“黨變修”“國變色”的情景：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不然的話，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干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也被敵人軟硬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么危險的情景啊！
    為了防止“黨變修”“國變色”，從1 963年到196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了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城市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五反”（即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為主要內容。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則以“四清”（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清理工分，即所謂小四清）為主要內容。后來一律稱為“四清”（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即所謂大四清）運動。
    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被視為反修防變，挖修正主義根子的一個重大戰略措施。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期間，1964年1月25日，中共中央下發了《關于向基層干部、黨員和人民群眾進行反對現代修正主義教育的通知》（附《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宣傳提綱》），決定對全黨全民進行一次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教育運動。從此，全黨全民的反修教育迅速展開。
    在開展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同時，毛澤東越來越把意識形態領域看做資產階級思想泛濫的場所。他的關于文藝工作的兩個批示和他對文化工作的嚴厲指責，直接在意識形態領域引發了一場空前規模的大批判運動。
    但是，所有這些措施并不能讓毛澤東滿意。從1964年下半年起，毛澤東越來越感到，黨中央內部存在著根深蒂固、盤根錯節的修正主義勢力。顯然，要想清除這些頑固的修正主義勢力，僅靠自上而下地開展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大批判，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怎么辦呢？毛澤東認為，只有找到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才能徹底揭發黨和國家生活中的陰暗面，“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被修正主義勢力篡奪了的權力奪回來。于是他在做了一系列準備之后，發動了震驚世界的“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將“文化大革命”看作“反修防修”的一次大演習。在他看來，“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為了防止中國也走上修正主義道路，無論付出多大代價也要開展這場演習。只有通過這樣的大演習才能教會人民識別和抵制修正主義，防止修正主義勢力上臺。毛澤東認為，類似“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演習以后還要進行多次，最好每隔七八年來一次。
    回顧毛澤東反對修正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我們能夠強烈地感受到他對于修正主義上臺的警惕和防范意識。這種警惕和防范意識充分體現了毛澤東作為無產階級執政黨領袖的高度政治敏銳性。對于一個執政黨來說，這種政治敏銳性是極其重要的。問題在于，對什么是修正主義，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毛澤東和黨中央認識并不明確，甚至把很多本來是正確的東西也當作修正主義來加以反對。譬如，對外國許多黨及其領導人，中共曾進行連續幾年的大論戰、大批判，后來的事實證明，這些論戰和批判有許多并不是正確的。對國內，毛澤東曾幾次指出：修正主義就是對外搞“三和一少”，對內搞“三自一包”。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則是“向資產階級投降”。事實上，凡是不符合“以階級斗爭為綱”觀點的，不積極進行所謂“階級斗爭”的，都被批判為“修正主義”，這當然是錯誤的。
    由于歷史和認識的局限，毛澤東對于修正主義是怎樣產生的，哪些人容易產生修正主義，也有很多不正確的看法。例如，他多次講過：書越讀越蠢，知識分子其實最無知識，越是知識分子越容易產生修正主義。在毛澤東看來，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是不堪大任的，因為他們沒有經歷過復雜的斗爭，具有軟弱性和妥協性，而且容易受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這種看法顯然有失偏頗，是不能充分理解和信任知識分子的表現，在實踐中造成了嚴重惡果，打擊了廣大知識分子的政治熱情和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毛澤東還多次講過：窮則變，富則修。說窮則思變是對的，但不能說富裕了就要變修，這中間并沒有必然的邏輯聯系。如果把這變成一個公式，似乎成了帶規律性的社會現象，這在理論上是站不住腳的，在實踐上則是有害的，這樣就很容易走到把貧窮和社會主義連在一起的錯誤道路上去。
    在反對修正主義的思路上，毛澤東也有明顯的失誤，那就是忽視經濟建設。鄧小平曾經尖銳地指出：“社會主義如果老是窮的，它就站不住。”“講社會主義，首先就要使生產力發展，這是主要的……空講社會主義不行，人民不相信。”“最終說服不相信社會主義的人要靠我們的發展”。這些話都是至理名言。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說明，社會主義能不能站得住，共產黨會不會垮臺，關鍵在于經濟建設搞得好不好，綜合國力是不是強大，人民生活是不是不斷得到改善。如果這方面工作搞得好，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誰也無法顛覆社會主義制度，誰也無法推翻共產黨的執政地位。20世紀60年代本來是中國發展經濟的大好時機，毛澤東卻將階級斗爭、反修防變問題看得高于一切，沒有能夠集中力量進行經濟建設，甚至有“窮則革命富則修”的思想，因而帶來了一系列不利的影響。實踐已經證明，反對修正主義的正確途徑和根本措施是把經濟建設搞上去，大大提高國家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并在此基礎上促進社會的全面進步。改革開放以來，不管國際風云如何變幻，黨始終堅持把注意力集中在辦好我們自己的事情上，牢牢堅持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動搖。歷史已經證明了這樣做的正確性。
    綜上所述，在毛澤東看來，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是執政黨必須時刻警惕的三大禍患。盡管在不同時期毛澤東有不同的關注重點，但他始終對這三大禍患抓住不放，并進行了堅持不懈的斗爭，為確保黨的執政地位不動搖，為人民服務的執政宗旨不改變，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由于歷史條件的變化，他的某些具體論斷可能過時了，但從總體上講，毛澤東反對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依然有很多合理的元素，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如果我們能夠認真借鑒其中的合理內核，一定會對當下的執政黨建設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69期，摘自2011年第1期《河南大學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