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長江授課的來龍去脈分析二

　　劉金華

　　此文沿襲上文標題，曰“王長江授課的來龍去脈分析二”，其實無需分析，王長江本人已經確鑿地自證了，他講的就是西方資產階級政黨那一套。這里，我要再一次感謝封閉我的紅歌會網文章的人和百度搜索，因為我鍵入《再問王長江授課的來龍去脈》，百度搜索唯一提供給我的，是一篇王長江的《執政黨自身改革的“鑰匙”》。

　　王長江的證詞，或者說是自白，寫在他2013年3月4日發表在《中國青年報》上的《執政黨自身改革的“鑰匙”》這篇文章中。他在文章的“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的這一節，一開始就坦白地承認：

　　“說到這里，有人自然會問，怎么覺得你講的是西方政黨?沒錯，我講的就是西方政黨，因為現代意義的政黨是西方的產物，對中國人來說政黨是舶來品。但是，只有搞清楚它的來龍去脈，才能看清我們的特殊性質所在”。

　　所以，用不著我們勞神費力地去分析證明，王長江已經講的如此清楚，他講的“政黨”理論，是出自西方的“舶來”貨。王長江不僅講清楚了他授課內容的“來龍”，“去脈”也說的很明白：就是用西方政黨的“科學”模式這把“鑰匙”，開放中國共產黨自行改革的大門。

　　王長江自己講的這個事實，也就反證了我對于王長江授課的來龍去脈的分析一，王長江是一只美國鸚鵡。他這么多年來“教育黨的高中級領導干部”，和這次“培訓”全國黨校教授(“教育黨的高級干部”和“培訓”，都來自官方資料)，講的都是西方政黨的那一套。

　　請大家直接看一看王長江的《執政黨自身改革的“鑰匙”》這篇文章。一看就會發覺，三年前的這篇文章和這次在黨校的授課內容，完全一樣，只是由頭變了。那篇文章的由頭是“黨的建設科學化”，這次授課的由頭是“全面深化改革”。不論中共中央提什么，他都是一樣講：“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向領導市場經濟的黨轉變”。這是鸚鵡學話的特色。

　　這從一個方面說明王長江這個人和他授課這件事。

　　這次王長江很難自辯了。當然，即使有白紙黑字的自白書，王長江也可以翻供，但是一翻供，王長江還可信嗎?

　　附文：

　　王長江：執政黨自身改革的“鑰匙”

　　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教授 王長江

　　2013年03月04日09:38   來源：中國青年報

　　■改革進入了深水區，深層次問題開始浮出水面，盤根錯節連接在一起，都連在一個點上，那就是黨的問題。

　　■這兩個轉變是理解中國共產黨現在所處的位置以及將來改革方向的“鑰匙”。

　　“黨的建設科學化”抓住了根本

　　黨的建設是一個很專門的概念，20年前，學者中沒什么人理會，即使是搞政治學的，對黨建也沒太大興趣，相反是避之唯恐不及。作為學者，我也經歷過這樣一個過程。如果跟別人說我研究黨建，人家那眼神就怪怪的，不說話了。不說話我也猜得出來：黨建有什么好研究，不就是些“要求、必須、一定、堅持、絕不”之類的東西嗎?

　　現在不一樣，很多人都開始關注黨建。什么道理?道理簡單，就是因為改革進入了深水區，深層次問題開始浮出水面，盤根錯節連接在一起，都連在一個點上，那就是黨的問題。

　　黨的問題解決得好，中國以后的發展就順利，就可持續;黨的問題解決不好，中國發展就可能遇到大麻煩。干部中有這樣一種想法，認為只要把經濟問題搞上去，一切問題就都能解決，實際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一個政黨，特別是長期執政黨，必須把經濟搞上去;但經濟搞上去之后就確保無虞、地位鞏固了?沒那事。因為黨的問題成了一個單獨的問題。從這一角度講，對政黨如何進行研究，顯得格外重要。

　　我認為這些年來提出的最有價值的一個理念就是“黨的建設科學化”。黨的十八大報告用“全面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統領整個黨的建設部分，很有深意，抓住了最根本的東西。報告的黨建部分概括起來就是黨的目標、總要求，包括“一個主線”，“兩個堅持”，“五個建設”，“四個自我”，“還有三個型”(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個人認為這些都固然重要，但最關鍵的是，所有這些都必須放到“黨的建設科學化”這個概念當中去思考。既然說“科學”，就要用科學的標準去要求，科學化就是要提升到政黨活動規律的層面來認識。

　　政黨是干什么的？

　　黨的建設從建黨開始就有研究，但往往不被當作一種科學，是因為往往當成一項工作來研究，因此，往往停留在經驗范疇，是操作層面的東西。但這并非黨的建設研究的全部。一門學問總是分兩大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是事務性、工作性研究，另一方面還有規律性研究，即基本理論的研究。遺憾的是，我們長期關注第一種研究，忽略了第二種研究，還以為第一種研究就等于黨的建設研究的全部內容，造成的客觀結果就是黨的建設不能提升到規律的高度。

　　經驗在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有用，但如果時代變化了就有局限性。今天我們研究黨的建設，就應該從一種研究規律的角度去思考。

　　一個學科回到它的本源，往往就是常識。政黨是干什么的?政黨就是搞政治的黨，是民主政治的產物。人要組成社會，社會需要管理，管理需要權力，于是就形成一個公共權力，政治就是社會中的個人和公共權力的關系。

　　為什么民主政治產生政黨?因為民主政治對公權和人之間的關系解釋，與別的不一樣。民主政治的前提是主權在民，天賦人權，生而不可剝奪。因為人要在一起生活，組成社會需要管理，于是人們就讓渡一部分自己的權利給公共機關，于是形成了公權力。一方面，公共權力來自于民;一方面，公共權力又施之于民，兩者就互動起來。從本質上說，民主政治就是民眾和公共權力之間產生互動。而神權政治、君權政治就沒有這種互動。

　　民眾與公權力之間的互動需要連接，直接民主很難操作。亞里士多德時代、伯里克利時代的民主怎么沒了?因為社會發展了以后沒法操作。于是人們繼續探索，在歷史長河中，終于發現一種可操作的民主，就是間接民主。代議制民主是人類政治文明史上的偉大發明。間接民主使民主變得可操作，當然也使民主變得復雜。公共權力倒是可以操作，因為可以強制，但如果權力都放在個人手里，也就麻煩了，公權私用，以權謀私，這樣人類就掉到了一種困境中。

　　人類也正是在擺脫困境的過程中才有所發明、創造、前進。政黨應運而生，剛好填補這個空白。一方面，政黨就是民眾自愿組成的政治組織，但它克服了民眾的分散的基本缺點，使得民眾組織化;另一方面，政黨不是公共權力，但政黨的目標就是為了控制公共權力。政黨“左牽右掛”，把民眾和公共權力連接起來。民主政治是民眾和公共權力之間的互動，而事實上這種互動是由政黨來實現的。

　　可見，政黨有兩個基本前提：第一，從神權政治發展到民主政治;第二，從直接民主發展到間接民主，直接民主不需要政黨。有了這兩個前提，就可以給政黨下一個比較明確的定義。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政黨的歷史作用：第一，政黨是溝通民眾與公共權力聯系的橋梁;第二，政黨是民眾控制公共權力之手的延伸。

　　我們應該確立一個現代政治理念，政黨活動是有邊界的。很多領域政黨不應該介入，但當你要和公共權力接觸時，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就非通過政黨不可。

　　從政黨發生發展的歷程中可以提煉出許多純粹從工作性黨建研究提煉不出的東西。

　　比如政黨到底怎么定位?我們經常說“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領導核心”，其實，“領導核心”本身不是一個科學概念，而是一個生動的比喻。前面說的政黨的作用，實際上也可以看做政黨在政治體制中的定位。遺憾的是，過去只有一種定位，強調“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領導核心”，沒有將政黨進行規律性研究的第二種定位，并且以為有了第一種定位就能解決第二種定位。到現在為止，這個問題沒有完全解決。鄧小平說黨政分開是政治體制核心，如果這方面沒處理好，其他也都處理不好。

　　又如，既然政黨在民眾和公共權力之間起一種連接作用，那粘力到底有多大，這就是政黨的功能要研究的范疇。

　　政黨的功能非常多，我通常概括為四大功能。第一，利益表達功能。既然公權力是民眾的，那政黨要掌握公權力就必須得到民眾的認同，必須準確表達他們的利益、愿望、訴求。

　　第二，利益綜合功能。把民眾的利益訴求，經概括、提煉變成黨的綱領政策主張。執政時，努力實現這些主張，不執政時，用這套主張對執政黨施加影響。

　　第三，政治錄用功能。一個政黨通常要把社會中比較有能力的人，千方百計吸納到黨的周圍。

　　第四，政治社會化功能。政黨的理論不單自己知道就行，還得告訴民眾。民眾對這些道理由不懂到懂，就是政治社會化。

　　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

　　說到這里，有人自然會問，怎么覺得你講的是西方政黨?沒錯，我講的就是西方政黨，因為現代意義的政黨是西方的產物，對中國人來說政黨是舶來品。但是，只有搞清楚它的來龍去脈，才能看清我們的特殊性質所在，一般性都沒搞清楚，何來對特殊性的認識?

　　正如上文所說，政黨產生于間接選舉的民主政治，但中國共產黨不是，其產生的環境是封建專制制度。

　　馬克思主義者有創造性，他們看到政黨這樣一種組織，就產生了聯想：政黨可以用來組織民眾，那為何不先建立政黨，把民眾組織起來，推翻專制制度，回過頭再建設民主政治?經過在實踐中檢驗，蘇聯成功了，我們也成功了。

　　但是，邏輯顛倒了，不是先有民主政治而后有政黨，而是先有政黨。政黨也不是把民眾連接到公共權力，而是要和當時的所謂公共權力也就是統治階級進行斗爭，要推翻它。因此，這種政黨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政黨，而是領導人民暴力奪取政權的革命黨。但是，一旦取得政權，權力回到人民手中，人民成為政權的主人，政黨就又要回到怎么讓人民當家做主的位置上。

　　因此，中國共產黨的特點就在于它有一個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所有的優點和缺陷都由此而產生。把握住這一點，就把握了中國共產黨的特殊性之所在。

　　革命自有一套理念，還由此建立一套機制，存在特殊的運作方法。1949年執政后不僅不可能將一整套搞革命的東西扔掉重新來，而且往往產生一種慣性。我們直到2002年才對這一問題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中講到，黨的歷史定位發生深刻變化。概括起來有兩大轉變：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與此相應，從領導計劃經濟的黨向領導市場經濟的黨轉變。這兩個轉變是把握中國共產黨基本特點的“鑰匙”。

　　雖說黨的十六大認識到了這一問題，但要實現從理念到理論、從體制到方法的全方位轉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毫不夸張地說，我們現在正處于轉變過程中，所有主要問題都是轉型帶來的。

　　向領導市場經濟的黨轉變

　　從領導計劃經濟的黨向領導市場經濟的黨轉變，同樣重要，某種意義上絕不亞于前一種轉變。

　　政黨是連接民眾和公共權力的橋梁，居于中間，不是說一建立就自然居于中間，在實踐中是一種力的平衡。一方面，公共權力對政黨有強大的吸引力，這是由公共權力自身的特性決定的。作為集合的權力，任何組織、個人都想獲得，從而放大自己的能量。但是，公共權力的所有者是民眾，要掌握公共權力，必須獲得民眾的足夠支持，必須體現民眾的愿望和訴求，民眾的利益進而構成對政黨的強大約束。一邊是約束力，一邊是吸引力，當兩種力大體均衡時，政黨才居于中間。

　　計劃經濟的特性恰恰是它事實上否認人們對利益的追求，由國家來把民眾吃喝拉撒睡的需求統起來。沒有民眾訴求，自然沒有對政黨的約束力，而公權力對政黨的吸引力依然如故。在這種情況下，政黨就會被公共權力“吞噬”，變成公共權力的一部分，就會變得國家化、行政化、官僚化。

　　只要把滿足人們的正當利益追求作為前提，就必然走向市場經濟，因為利益通過交換來實現。人們有了利益訴求，不單是推動了經濟的發展，而且培養了一個越來越強大的公民社會。有了公民社會就有了民眾訴求，民眾訴求越來越大，對政黨產生強大約束力，政黨開始從公共權力的一部分回歸到民眾和公共權力聯系的橋梁，這一過程就叫做從領導計劃經濟的黨向領導市場經濟的黨的轉變。

　　如果看到這種趨勢，主動適應，回到民眾與公共權力之間，政黨就可以在變化之中依然控制著大局。反過來，如果看不到趨勢，不愿順應潮流，甚至干脆阻礙整個過程，那么，當公民社會力量逐漸增強時，政黨很可能會被拋棄。

　　這兩個轉變是理解中國共產黨現在所處的位置以及將來改革方向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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