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批倒“王長江”（二）

　　《一定要批倒“王長江”(一)》(簡稱“批一”，以后相繼稱“批二”、“批三”……)提到的徐孟獻評論發表在錢昌明《王長江究竟“反黨”了沒有?——對照<黨章>看黨校教授的“7•29”講演》文評論欄里，標題是《與左派商榷》，全文是：“我看過王長江的講話，看不出有任何反黨的跡像。恰恰相反，他的講話是實事求是地。然而卻遭到左派網站一邊倒的圍攻，被扣上反黨反馬克思主義的大帽子。其實，別的不講，反黨反馬克思主義，這一提法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它首先有一個前提，這就是黨、馬克思主義是判別正確與錯誤的標準，既然這樣，那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又該怎么說呢?請問，到底哪個標準對呢?這個提法有一個危害，就是脫離實際發生的客觀情況，只談理論不顧實際。任何一個理論都有它無法解釋的現象和無法解決的問題。因此，當你面對新問題新現象，你觀察它研究它，最終得出結論是與已有的結論不同的。正因為此，才有了不同于馬克思主義的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現在的情況也是這樣，方方面面的問題扭結在一起，這是一種新現象新問題，是已理論沒有觀察過或觀察不到位總之是沒有解決的問題。因此，我們現在的第一要務，最為關鍵是要客觀地觀察這一新現象，實事求是地去研究這一新現象，而不是用黨的文件馬克思主義去拒絕這一現象。依據這一點，我認為王長江的分析是實事求是的，其結論是研究新現象后得出的必然性結論。市場經濟民主政治，人心所向世界潮流大勢所趨，秦朝的體制發展到了今天，已經到達了峰頂。物極必反，共產黨只有帶領人民向民主政治邁進，才有希望。”

　　還有魯賓的評論：“王長江是否反黨，關鍵是看他是否堅決擁護以習大大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其他，你說的不算。”

　　jlslkj 的評論說：“對王長江的觀點不贊成。但直接說王長江如何反黨似乎帽子大了些。一次會議上和王長江交談過，感到這個人還是很謙遜的，也很有學問……”

　　這些評論表明，王長江頗能迷惑人，不揭露它的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實質，并批倒批臭，會流毒全黨，禍害社會。

　　徐孟獻提出了兩個論點：一、衡量王長江是否反黨，不能用黨和馬克思主義做標準，要以實際為標準;二、王長江的分析是實事求是的，其結論是研究“新現象”后得出的必然性。總的說來，王長江是否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毛澤東在評蘇修公開信中提出的。三十多年前“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后，有人用毛澤東的這句話來否定毛澤東，而一些左翼中人又為毛澤東辯護而否定毛澤東的這句話。他們都混淆了概念，不懂得，實踐是認識的源泉，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不是真理本身。如果實際就是真理，那就不需要理論研究，不用實事求是了。

　　“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另一個說法是“認識要符合實際”，“實踐”和“實際”，毛澤東是通用的。事實上，我們講“實踐”，是指社會活動實際結果，無論活動和活動結果，都包含在“實際”中。社會現象千姿百態，列寧說，你可以舉出需要多的事實來證明任何一個觀點。你把資本主義的好處集中起來，那資本主義可以說成是天堂，你把社會主義出現的問題集中起來，那社會主義可以說成是地獄。實踐不是某種行為，實際也不是偶然的現象。各行其是，一時的現象，都不能做檢驗真理的客觀標準，還必須要經過分析。在具體應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時，要堅持實事求是，反對實用主義，經驗主義。

　　實事求是有很強的黨性。關于這點現在許多人不知道，而一些人又忘記了，不再講，好象已經進了“大同世界”，真是“真理目前人人平等”，但客觀世界并非如此 ，它充滿著矛盾。《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寫了對湖南農民運動的對立的兩種看法：一種說：“好得很”，一種說“糟得很”立場觀點不同，認識自然不同。實際上，湖南農民運動對貧下中農和革命黨來說，確是好得很，而對地主劣紳和國民黨右派來說，確是糟得很。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事情比比皆是。有些事情，對一類人有利，對另一類人不利。有些事情，從一段時間的實踐看，是有利的，可行的，但長遠后果不好，不可行。有些事情，從局部的實踐看，是有利的 ，可行的，但對整體卻是有害的 ，不可行。可見，不從一定階級的，不從這個階級的根本的、長遠的利益來講實事求是，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會產生悖論 ，會公說公理，婆說婆有理。

　　以上是一般地講真理標準，具體到王長江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實踐、或客觀的實際標準是什么呢?魯賓說“王長江是否反黨，關鍵是看他是否堅決擁護以習大大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現在，黨中央和習近平沒有表態，你怎么看呢?如果一直不表態，是不是就沒有標準衡量呢?這個問題是不是就不了了之呢?可能有人在這樣想。

　　徐孟獻認為應當以“新現象”做標準，他說：“反黨反馬克思主義，這一提法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它首先有一個前提，這就是黨、馬克思主義是判別正確與錯誤的標準，既然這樣，那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又該怎么說呢?”把黨、馬克思主義與“實際”對立起來。但是，他忘記了我們這里談的實際問題是“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而不是共產黨、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符不符合實際的問題。

　　比如我們判斷一個人是否犯法，只能“以法律為準繩”一樣，判斷一個人是否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只能以共產黨、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做標準，這個標準集中在《中國共產黨章程》。王長江作為共產黨人，檢驗他的言行是否“三反”的實際標準，只能是黨章。不符合黨章標準的人不能入黨;違反黨章規定的黨員要受到批評或處分;反對黨章就是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而不論是什么人。所以，jlslkj說王長江“這個人還是很謙遜的，也很有學問”，魯賓說“王長江是否反黨，關鍵是看他是否堅決擁護以習大大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都不能做標準，我們不能以人劃線。對于黨中央的政策，總書記的指示，同樣也必須以黨章做標準。不要認為謙遜的人、有學問的人就不會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不要認為領導人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就一定走社會主義道路。不少領導干部講“我就是黨”，是把個人凌駕于共產黨之上，是錯誤的，不能承認，而且必須反對。

　　至于黨章是否符合實際發展，符不符合“新現象”，這是另一個問題，確實應當以實踐檢驗為標準，所以黨章有修改，也需要修改。而修改黨章后的黨還是不是共產黨?這又是另一個問題。因為共產黨這個稱號只能確定地屬于一定的組織，只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歷史使命和行動綱領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先鋒隊，才是共產黨。共產黨的黨性，核心的就是黨綱里的這三條，其他的，如“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等，是黨在一定時期中提出的發展經濟的手段，是會隨著客觀實際的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的。而上述根本的三條，是不可改變的，改變了，就不再是共產黨。講“不忘初心”，根本的，就是不忘記這三條，忘記了，就是忘記建黨的宗旨，就是背叛共產黨。

　　盡管馬克思說“一步實際運動比一打綱領更重要。”“但是”，仍指出“制定一個原則性綱領，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樹立起一些可供人們用以判定黨的運動水平的界碑。”恩格斯也指出“一個新的綱領畢竟總是一面公開樹立起來的旗幟，而外界就根據它來判斷這個黨。”(《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4頁、第31頁)毋庸諱言，黨中央出了修正主義、貪污變節分子和階級異己分子，中國共產黨的綱領也有重大修改，但是，中國共產黨的黨綱還是堅持“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確定“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明確“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行動指南”。這畢竟是一面公開樹立起來的旗幟，我們還是應當根據它來判斷中國共產黨黨，判斷每一個黨員的言行是否符合黨性。否則，就無以判斷誰反中國共產黨。

　　我之所以提出一定要批倒“王長江”，不在于王長江個人，而在于不忘初心，防止把《中國共產黨章程》的這三條改掉了，徹底把中國共產黨“改革”成資產階級政黨，讓走資本主義道路名正言順!

　　我與徐孟獻是“君子之辯，沒必要上綱上線。”通過“君子之辯”，希望大家，不僅徐孟獻，更主要的是希望中共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能夠理解為什么我一再問王長江授課的來龍去脈，提出一定要批倒批臭“王長江”。

　　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至今沒有表態，是事情復雜起來。盡管從字面上看，總書記講話與王長江授課內容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很明顯的相對立，但是。會不會也被王長江的“轉變”轉變了?我真擔心黨的高中級領導干部，也像徐孟獻一樣認為“王長江的分析是實事求是的，其結論是研究新現象后得出的必然性結論。市場經濟民主政治，人心所向世界潮流大勢所趨”，會不會認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資源”，也包括中國共產黨?要用市場關系來改革、轉變中國共產黨!?

　　“王長江的分析是實事求是的，其結論是研究新現象得出的必然性結論”嗎?請看我后面的分析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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