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忽悠”當年參加高考是沖“科舉”去的嗎?

　　人大的“張大忽悠”是個不甘寂寞的“搞笑大師”，最近又以《科舉一直都陰魂不散》為題炮制了一篇奇文。

　　這篇文章洋洋數千言，大談所謂科舉，掉了半天書袋，說了一大堆廢話，還讓人們摸不著頭腦，最后才在文章結尾處才爆出自己的真正觀點：

　　“所以，取代科舉的學堂制度，實際上是將大學畢業生視為進士，中學畢業生視為舉人，而小學畢業生看成秀才的。大批的士子，涌入新學堂，實際上是在追求新形式的功名。

　　西式的新教育，實際上是為了社會的，它的出口，是整個社會，而不是像中國那樣，學校的出口僅僅對著官場。社會需要的各種人才，必須通過學校才能培養出來。

　　事實上，現代社會的所有專門人才，無論經濟、工程、法律、醫學等等，都得經過專門的學校培養。而普通教育，就是為了人們接受專門教育做準備的。歷史的經驗告訴人們，如果一個社會已經設置了新式學校，由于科舉的存在，新學校肯定是辦不好的

　　中國的現代改革，教育改革是基礎。無論在政治上，中國是走向德日的二元君主制，還是英國的君主立憲制，西式的教育體系，必須確立，西方的學科體系，也必須引進。否則，所有的現代化人才，都得從外面雇，不僅成本受不了，而且現代化也無從談起。

　　實際上，清廷的覆滅，跟廢科舉關系不大，主要是朝廷在操作中出了問題。滿人最高統治集團出于防范在改革中大權旁落，大動作地收權。不僅趕跑了袁世凱，將全國的兵權，都是收回到攝政王載灃小哥兒仨手里，而且通過所謂的鐵路國有政策，收回地方和民營資本的路礦權。更過分地是，以成立責任內閣為名，搞皇族內閣，把行政權牢牢抓在皇族手里。這樣的收權集權操作，跟清末自太平天國叛亂以來，地方分權的大趨勢，迎頭相撞。在滿人整體能力急速下降的背景下，這樣的收權，就顯得更不得人心。清末新政改革以來，通過地方自治、興辦企業、大辦社團進而預備立憲選舉而壯大起來的地方士紳和紳商，當然難以容忍這樣的收權和集權。

　　科舉廢除之后，1952年的教育改革，又將之請了回來，全國統一的高考和畢業生分配制度，等于把高考變成了科舉。不僅文科，連理工科的畢業生，也都變成了“國家干部”。這一改動，使得中國廢除官本位的任務，又拖長很多年，直到今天，依舊沒有完成。科舉的陰魂，不僅在高考上空徘徊，而且盤踞在公務員考試中。當然，這已經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下面具體進行評析：

　　平心而論，如果純粹作為一篇文史資料文章，此文還算有點學術味的，但是作為一篇借古諷今或者說干脆是表面上批評今天的高考制度的文章，就有點那個了。

　　下面，咱們對其全文和一些主要段落進行梳理。

　　他的文章牽涉到五個概念并且提出三個觀點：

　　五個概念一是科舉，二是學堂，三是西式新教育，四是“國家干部”。五是“1952年的教育改革”。

　　三個觀點分別是：

　　第一個觀點是：“無論在政治上，中國是走向德日的二元君主制，還是英國的君主立憲制，西式的教育體系，必須確立，西方的學科體系，也必須引進。”

　　第二個觀點是：“滿人最高統治集團出于防范在改革中大權旁落，大動作地收權。不僅趕跑了袁世凱，將全國的兵權，都是收回到攝政王載灃小哥兒仨手里，而且通過所謂的鐵路國有政策，收回地方和民營資本的路礦權。更過分地是，以成立責任內閣為名，搞皇族內閣，把行政權牢牢抓在皇族手里。這樣的收權集權操作，跟清末自太平天國叛亂以來，地方分權的大趨勢，迎頭相撞。在滿人整體能力急速下降的背景下，這樣的收權，就顯得更不得人心。

　　第三個觀點是：“1952年的教育改革”，又將之請了回來，全國統一的高考和畢業生分配制度，等于把高考變成了科舉。不僅文科，連理工科的畢業生，也都變成了“國家干部”。這一改動，使得中國廢除官本位的任務，又拖長很多年，直到今天，依舊沒有完成。”

　　科舉是一種通過考試來選拔官吏的制度。它是古代中國的一項重要政治制度，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直接催生了不論門第、以考試產生的“士大夫”階層。科舉始于605年時的隋朝，發展并成型于唐朝，一直延續到清朝末年，在1905年被廢除。

　　學堂是舊時對學校的稱呼。

　　對西式新教育，有人是這樣解釋的，中國傳統教育的方法以死記硬背為主;西式教育則相反，記憶性的學習要以懂和理解為基礎。二，西式新教育是在民主思維和社會背景下的產物，而中國傳統教育是跟專制體制下的家長制緊密結合在一起而為這個制度服務的。

　　所謂“國家干部”是過去的稱呼，即使在“張大忽悠”所說的“把高考變成了科舉”的歷史階段，即使在沿行“畢業生分配制度”時期，“國家干部”都包括下面幾種人員：

　　1、公務員編制人員，即國家各級機關工作人員，也就是張所說的“官”。

　　2、參照公務員管理編制人員，其級別等同公務員編制，一般是某機關部門下屬單位，但是具有一定的行政職能。

　　3、事業編制，分財政全額撥款事業單位、差額撥款事業單位、自收自支事業單位若干，事業單位原則上不具備行政職能，為公眾、機構提供某一方面的服務。事業編制采取職稱管理辦法，分為助級-中級-副高級-高級。目前我國政府事業單位占到70-80%左右，是政府的中堅力量，而工作上基本上是機關部門指令，事業單位干活的模式。

　　4、工勤編制，附屬于機關、事業單位之中，可以說是國家干部編制中的末尾。一般屬于機關、事業單位中的司機、維修、清掃、后勤人員。

　　按照現在的說法，只有第一、第二類人員才需要通過公務員考試選拔，而占所謂“國家干部編制”70—80%的科教文衛新聞等等事業單位人員以及眾多大學畢業以后成為廠礦企業的科技骨干的人員，不管是在過去還是現在，都不是“官”。也就是說，不管過去還是現在，“國家干部”都不能與“官”畫等號

　　“1952年的教育改革”是指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建立并實行了國家集中計劃、中央部門和地方政府分別投資辦學和管理、統一考試招收學生、國家包上學包分配工作這樣一種體制。

　　根據史料記載，在中國最早的大學中，無論是長期以來一直眾說紛蕓的前身是岳麓書院、有千年歷史的湖南大學，還是清朝盛宣懷最早創辦于1895年的北洋大學堂和1896年的南洋公學，還是前身是京師大學堂的北京大學。還是被認為是真正的第一所大學的誕生于19世紀六十年代的外國教會大學---上海圣約瀚大學(圣約瀚大學是完全按照西方大學模式設立的大學)。或者是中國官辦最早辦的大學北洋大學堂(1895年)及其之后的南洋公學(1896年)和京師大學堂(1898年)。到19世紀前后，北洋、南洋大學是“黑暗中國的科學和進步的啟明燈”。南洋大學則由于“地處文人薈萃的上海租界，一直致力工業救國的，發展更好一些”，京師大學堂是光緒帝變法設立的清朝最高學府，但由于受封建主義影響，入學的大多的是紈绔子弟，直到蔡元培主校時校風才為之一振，四海人才會聚，五四運動更使之成聞名中外、留名青史。五四運動使北京大學成中國當時最有名的大學，特別是人文方面更是無人能望其項背，但當時的北大理工科還很差。理工科還是南洋、北洋強。南洋大學于1921年并入唐山、北京兩校后，改稱交通大學，是當時最好的理工學府。北洋大學即后來的天津大學，理工科也十分強勁。但南洋北洋雖有理、工、管，但缺乏文科，還不是綜合大學。

　　從上述史料可以看出，在新中國成立以前將近100年的大學中，就不完全是培養文科學生。同時，新中國成立以后，即使是在“張大忽悠”批評的“1952年的教育改革”以后到文革之前，都招有理工科學生，而且畢業生都不完全是當官。即使在文革期間，毛還作出一個“7.21指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里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作為“當官階梯”的文科停止招生，面向社會各方面人才的培養沒有停止。至于到了現在的大學，人才的培養更加是全方位，多層次的。而且大學畢業并不能直接當官，如果想當官，還得另外參加全國統一的公務員錄用考試。

　　但是在張的文章中，不知道是無知還是故意混淆了幾個概念：

　　第一是把“國家干部”等同于“官”。

　　第二是無視早在200多年以前的中國大學就已經開始培養文科以外的面向社會的人才的事實，硬給統統扣上“科舉”的帽子，以襯托“西式的新教育”的先進。

　　第三是一段時間內的大學畢業生包分配并且成為包括幾種人員在內的“國家干部”等同于只是選拔官員的“科舉”。

　　第四是把已經經過改革的不再包分配，而且是培養社會各方面人才，想當官要另外參加考試的大學高考招生分配制度等同于“科舉”。

　　既然這些都是“科舉陰魂不散”的特征，那么怎么樣才能讓“科舉陰魂”“散”呢?

　　張大忽悠給開出了“藥方”——中國的現代改革，教育改革是基礎。無論在政治上，中國是走向德日的二元君主制，還是英國的君主立憲制，西式的教育體系，必須確立，西方的學科體系，也必須引進。

　　這才是問題的實質與根本，雖然他的“藥方”表面上是針對清朝時期而言，但是他玩弄了那么多偷換概念的忽悠術，否定了那么多不是科舉的“科舉”，要的就是“無論在政治上，中國是走向德日的二元君主制，還是英國的君主立憲制，西式的教育體系，必須確立，西方的學科體系，也必須引進。”這句話。

　　由于他是屁股決定腦袋，咱們就不跟“張大忽悠”討論他的幾個觀點的對錯問題了，只是從邏輯思維的角度，揭露其或者偷換概念，或者論據虛假，或者論證缺乏邏輯性，即“推不出”，讓讀者直接去判斷他的觀點的對錯。

　　在他文章牽涉到的五個概念中，他對“國家干部”進行了偷換概念，即縮小這個概念的外延，把所謂的“國家干部”等同于“官”，并且在此基礎上把早已培養各種面向社會需要的人才的高考體制等同于“科舉”。

　　在這里就牽涉到一句題外話。過去一段時間內，由工農干部領導知識分子，領導干部不經過大學培養，就被稱之為“外行領導內行”;后來在“知識化、專業化”的統一要求下，領導干部從大學的文科和理科畢業生中選拔，又變成了“張大忽悠”心目中的“科舉”，在此請問“張大忽悠”，領導干部應該不應該經過大學教育?

　　另外，我們知道，在現在的西方國家，官員基本上也是具有大學以上學歷的，領導人也從大學畢業生中產生。現代西方國家的教育具有的“西式的新教育”的特點現在中國的大學也具有;中國的領導人從大學畢業生中選拔的特點在現在的西方國家中也具有，請問“張大忽悠”，是否可以據此認為西方國家不但也有“科舉”并且“科舉一直都陰魂不散”?

　　既然中國的教育到現在仍然是“科舉一直都陰魂不散”，如果要讓“科舉”的“陰魂”散去，唯一的辦法就是按照“張大忽悠”的指示：“西式的教育體系，必須確立，西方的學科體系，也必須引進。”

　　為了這句話，轉了那么大一個彎子，這不是典型的脫褲子放屁嗎?何況他的論證根本“推不出”這個結論。

　　為了兜售自己的政治觀點，“張大忽悠”打著解釋清廷的覆滅跟廢科舉之間的關系幌子，借古諷今說出了他非常想說的話，那就是，把執政黨比喻為“滿人最高統治集團”，把不按照他們的所謂“憲政”主張去做稱為“出于防范在改革中大權旁落，大動作地收權”。把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稱為“將全國的兵權，都是收回到攝政王載灃小哥兒仨手里”，把堅守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比喻為“而且通過所謂的鐵路國有政策，收回地方和民營資本的路礦權”。把新一代領導人直接把握改革和國家安全大局比喻為“以成立責任內閣為名，搞皇族內閣，把行政權牢牢抓在皇族手里”。把對改革開放中出現的一些問題的有步驟的糾正或者解決比喻為“這樣的收權集權操作，跟清末自太平天國叛亂以來，地方分權的大趨勢，迎頭相撞”。最后說出了他以及他們那一小撮人的心聲：“在滿人整體能力急速下降的背景下，這樣的收權，就顯得更不得人心。”

　　最后還是回歸科舉話題請問“張大忽悠”一句話，你老人家當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的時候，是沖當官去的嗎?如果你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你憑什么斷定其他人都是沖當官去的?聯系到本人上面的分析，請問你的中國的大學就是培養官員的的說法又將如何自圓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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