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不是“養蜂場”

　　戴天理

　　首先聲明，此“蜂”非彼蜂，如果是農業大學、林業大學或者其他大學里面的相關專業，是可以有養蜂場的，而本文中的“蜂”特指前不久的“占街”鬧劇中那個賊眉鼠眼尖嘴猴腮的小頭目黃蜂那類的人物。

　　大學不是“養蜂場”，即大學不應該也不能夠成為培養黃蜂之流人物的場所。就本人理解，這應該是前幾天中國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在1月29日出席教育部學習貫徹《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意見》精神座談會上的講話向全社會明確傳遞的信息。

　　參考消息網1月30日報道外媒稱，中國教育部部長袁貴仁表示，絕不能讓傳播西方價值觀念的教材進入大學課堂，也決不允許教師在課堂上發牢騷、泄怨氣，把各種不良情緒傳導給學生。

　　報道說，袁貴仁在會上還強調，高校教師必須守好政治底線、法律底線、道德底線。

　　他還指出，要加強高校意識形態陣地管理，特別是加強教材建設和課堂講壇管理。加強對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絕不能讓傳播西方價值觀念的教材進入中國高校的課堂。

　　袁貴仁還提出了了三個“決不允許”，包括“決不允許各種攻擊誹謗黨的領導、抹黑社會主義的言論在大學課堂出現;決不允許各種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言論在大學課堂蔓延;決不允許教師在課堂上發牢騷、泄怨氣，把各種不良情緒傳導給學生。”

　　這實際上是針對前些日子發生的關于徐嵐文章引起的網絡爭論的官方正式表態。

　　與前面針對徐嵐文章的圍攻基本上是謾罵、誣陷有所不同的是，在轉向袁貴仁的圍攻中，出現了一些好像是“講道理”的聲音：

　　下面分別對這些“道理”進行評析：

　　一種說法認為教育部是在改變鄧小平提出的“三個面向”。

　　這種說法是典型的拉大旗作為虎皮。“三個面向”是鄧小平在80年代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 ”的簡稱。 立足傳統，面向現代化; 立足中國，面向世界; 立足當今，面向未來。 是國民道德建設必須堅持的原則。

　　面向世界并不是邯鄲學步，并不是全盤照搬，并不是移植西方社會制度，而是“拿來”，是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吸收那些屬于全人類文化精華的東西，而拒絕把西方的東西當成洋教條條，只是把那些有用的東西和我們國家的實際情況相結合進行有選擇的吸收，從來完全照搬別人的模式是沒有成功，小國家尚且如此，何況中國這樣的大國。

　　一種說法認為教育部拒絕接受西方的先進技術

　　對此，環球時報以《說的是西方政治價值觀，別扯偏了》發表社評認為：

　　教育部部長袁貴仁29日的一席講話又捅了互聯網輿論場的“馬蜂窩”。他在教育部學習貫徹《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意見》精神座談會上談到“三個決不”：決不允許各種攻擊誹謗黨的領導、抹黑社會主義的言論在大學課堂出現;決不允許各種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言論在大學課堂蔓延;決不允許教師在課堂上發牢騷、泄怨氣，把各種不良情緒傳導給學生。

　　袁貴仁的講話“果然”遭到一些人曲解和攻擊。這位教育部長批評了西方價值觀在高校的傳播，而對這個話題做尖銳爭議，輿論場上像是有使不完的勁。

　　需要指出，官方反對宣揚西方價值觀，這里指的主要是西方政治價值觀，不是西方社會的日常哲學。西方的這一價值觀無法對應中國政治現實，它如果大規模滲透進中國社會，必將對中國的政治根基造成侵蝕，最終導致中國政治穩定方面的嚴重不確定性。

　　西方政治價值觀對中國互聯網的影響可謂一目了然，中國大學講壇顯然也非未受其任何影響的凈土。圍繞這個問題強調大學宣傳思想工作的紀律，探索更契合這個時代的工作方法，的確很有必要。

　　一種認為馬克思主義也是西方政治觀念。

　　這種偷換概念的手法非常可笑。首先，袁部長所說的西方政治價值觀是特指的，是那種“如果大規模滲透進中國社會，必將對中國的政治根基造成侵蝕，最終導致中國政治穩定方面的嚴重不確定性。”的東西，別說那種境外勢力在我們國內的某些人的里應外合配合下有意用這種觀念對中國社會進行滲透，即使是作為共產黨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有個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問題，何況是西方對我們發起的意識形態進攻戰使用的武器?

　　一種說法認為大學就是要培養學生“獨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

　　這是對“獨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歪曲。

　　所謂 “獨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是清華院陳寅恪先生在王國維(觀堂)先生的墓碑上寫的，是他心目中的大學精神。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自由之精神，獨立之人格”精神自由使我們可以自由思考我們不用去依附權威，讓我們有批判一切的勇氣。人格之獨立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脫離獨立的人格那么人和動物和工具沒有卻別，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就是獨立人格的體現!作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最基本的組成單位，人的獨立代表著民族的獨立國家的獨立。

　　但是不去依附權威并不等于所有挑戰權威的做法都必然正確。而且這是一種自我修養的行為，你可以與同你觀點一致的學生私下交流，唯獨不能夠違反法律法規在課堂上販賣，尤其是你這種“自由”和“獨立”的正確性受到質疑的情況下，你不能向學生灌輸，不能進行這種打著“反洗腦”旗號的“洗腦”。比如，邪教對于正常的社會是一種“獨立”，犯罪行為對于法律是一種“獨立”，在起碼某些人的觀念的正確性受到很大質疑的情況下違背行業規范在課堂上宣揚，屬于一種思想販毒。

　　在據說言論自由的西方中，允許在大學進行反對西方體制或者贊揚中國社會主義的宣傳嗎?對此環球時報分析說：

　　一些人至今強調大學講壇的絕對“言論自由”，與這種論調既要堅決斗爭，又要努力化解。不僅要讓高校教師理解，也要讓全國輿論看清一個事實，那就是全世界的學校里可以把不同價值觀作為知識來講授，但都只會忠于自己社會的主流價值觀。西方決不會允許它們的大學講壇服務于中國的復興，成為宣揚西方制度正走向沒落、西方應接受世界性權力轉移的思想堡壘。

　　另外，教師講課是一種職業行為，受法律、職業道德和行業規范約束

　　就好像從個人的角度說，范跑跑逃生是一個人的本能，但是作為教師，教師的職責要求他有組織疏散學生的義務，教師的職業道德更不容許他丟下學生自己走了以后還當成一件很光榮的事到處宣揚。

　　同樣，如果作為個人行為，大學教師在其他非公眾場合說什么是他的自由，如果他在公眾場合說，就要考慮由此產生的消極影響，如果在課堂上說那些違法和違背行業規章的話就應該承擔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這就跟在西方的老板跟員工之間的關系是一樣的。合作是在一種契約關系基礎上的互利關系，從老板的角度說，員工違反了契約，老板就可以讓他去另謀高就，何況某些人的言行還違反法律?

　　在課堂上向學生宣揚錯誤的觀點，對于涉世未深，判斷能力不強的一些大學生就是一種誤導。

　　其實，無論是圍繞徐嵐文章引起的爭論，還是圍繞袁貴仁講話引起的爭論，矛盾的焦點都是大學應該不應該，能夠不能夠成為培養黃蜂之流人物的場所。

　　某些公知不喜歡文革，不喜歡紅衛兵，但是他們需要文革中那種年輕人帶頭造反的局面，他們也從世界上一些國家的顏革中看到了青年人的作用，他們需要“黃蜂”這種“白衛兵”為他們打頭陣，所以，培養白衛兵是他們的政治任務。他們同時認為大學應該屬于他們的針插不入，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和據點，所以前些時間徐嵐發表的文章和后來袁貴仁的講話都是向這個獨立王國“插針”、“潑水”的行動，引起某些人如此強烈甚至是激烈的反應是意料中事，而且他們是對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意見》不滿，只不過他們策略性地把氣發泄到徐嵐和袁貴仁兩個具體的人身上而已，這就是問題的實質。

　　這場較量的結果如何，人們拭目以待。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們的大學不應該也不會按照某些人的如意算盤成為“養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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